愚蠢的故事

70年代，我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抗争，以对抗IOS诈骗集团，这个集团以一年15%的获利保证来迷惑大众，但我感受到各方的强烈阻力，当然也有来自资本杂志编辑部主管的压力。许多人告诉我，我当时针对基金狂热者所提出的警告，德国读者一定不想看人们想看的是能够致富的诀窍，而不是阴暗、负面的预言，预告人们可能损失所有的钱。

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的想法便得到证实。IOS这个骗子是如何结束的，今天这已经是财经史上的一段著名历史。当时和我对抗的IOS代表甚至寄恐吓信给我，说我败坏了他们的企业形象，今天他却告诉我:“科斯托拉尼先生，您的画像还一直放在我的书桌旁边。”

当时我差点被邀请成为IOS的一员。亨利·布尔三世(HenryBuhl)身居投资组合管理的领导地位，他四处打听、找寻股票经理人。我的朋友加斯顿·科布伦茨(Gaston  Coblenz)，《纽约前锋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在欧洲的特派员，告诉亨利他认识一个非常老练的股市专家，于是亨利·布尔便想尽办法，非要认识我不可。一开始我故作谦虚地客套了一番， 因为我知道这一套对IOS来说是很重要的。基于好奇，我接受了他的邀请，约定在餐厅见面。

见面后尽管我对他的做法提出批评，但亨利·布尔还是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出请求要我加入IOS，并以1 000万元作为待遇。但我对谈话内容感到厌烦，所以并没有到IOS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写文章来对抗这个骗人的企业。

可惜我揭穿他们的举动开始得太晚，好几年来，各新闻媒体把投资基金描写得多姿多彩。我深信，把基金成立人伯纳德·科恩费尔(Bernard Cornfeld) 跟经纪人五光十色的生活巨细无遗并添油加醋地大肆报道，这有助于宣传。每日新闻对海外基金产业都做了详细且中立的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掌握到基金的根本。当我们回想起那些基金贩卖者小贩似的叫卖承诺，并且把它跟“成果”比较一下时，便不难产生疑问：德国当局怎么会对这种欺骗行为袖手旁观那么久?为什么海外基金可以在德国得到如此惊人的成功，而且他们的广告还是免费的。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诡计，因为海外基金属于投资基金，是在别的国家登记注册的，所以完全没办法通过立法或其他监督机构来约束管理，也就是说他们的头头几乎是不用负法律责仟的。

难道这个基金机构是神灯精灵吗?当然不是，整个基金魔术是在一个幸运的情况下不费力气地得来的。我相信，科恩费尔德本人并不是个骗子，他只不过是没有经验，没受过教育，识字不多，也根本不晓得股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股市的历史一点概念也没有，但是他相信火药是自己发明的。他亦不知道，在17世纪的时候，股市投机在阿姆斯特丹已经蔚然成风，就跟今天的华尔街样。因为行情指数有几年不断地上涨，于是科恩费尔德提出一个论点，股票每年都能获利15%，而大家也都相信他这个可怕的谬论。

跟他一起共事的人都把他当成天使看待，而他奢华的私生活又为他增添了几分光彩，每个人都想成为第二个科恩费尔德。有人想，既然科恩费尔德先生可以利用他的基金得到财富，那么他们也可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科恩费尔德能过上这样豪华的生活都是他们出的钱。

我承认，我曾经对“伟大的”科恩费尔德有过些妒嫉，那时在巴黎一个古董展览会上，我沉迷在那些美丽的作品中时，突然闪出一个念头：科恩费尔德可以把展示的东西全部买下来，就算他一件也不认识，再高的价钱对他也是不痛不痒的事。于是这个嫉妒的念头便开始啃噬我。这时突然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我很喜欢的布拉姆斯交响曲，我这才稍稍得到安慰。我有这个，我对自己说，这个他一定没有。

科恩费尔德那出乎意料的成功是由一笔储蓄资本突然暴增的差额得来的，这笔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德国民众自1930年以后就被排除在国际资本潮流之外，所以民众的投资管道有限。难怪当“投资顾问”来敲门时，他们会喜不自胜地受到欢迎。除了德国，其他文明国家都不会让这种胡作非为的行径如此嚣张。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海外投资跟不动产基金才有办法把德国人抢个一干二净。他们身上都带着这个牌子——“Made forGerm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