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股票崩溃的内因

 就像发现新大陆和法国大革命一样，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同样彻底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和它的社会结构。直到今天，它仍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对于整整一代人说，1929年就像一个转折点。几十年来，人们在谈话中听到的尽是这样的话：“那是在1929年以前”或是“1929年以后”。

然而在10月的那个黑色星期四到来之前，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星期和年代，那时人们都生活得很美满。“上帝的国度”，美国，像繁荣的天堂一样充满着力量。它从一战前的一个债务国跃成为全世界的偶像。工业生产不断增长，当然浪费也在增加，两者都是被一剂药刺激产生的：贷款。所有的正农业原料的价格，所有的有价证券都不断上涨，驻华尔街远程报道记者每天都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节奏从几千公里之外发回大量报道。

所有的美国人，中产阶级，平民百姓，甚至那些连爱丽岛都没去过的流浪汉们都在模仿贵族阶层进行投机。市场此时早已处于上升期的第三阶段，可是投机的支架却落在一位跛脚巨人的肩上。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亨利·福特正在试验他的新款车型。晚上观众们正在齐格夫里特剧场为“多丽妹妹”演唱组的表演欢呼喝彩。人们跟随着保罗·怀特曼正在随着乔治·格什温的节奏起舞，他后来因为一曲《蓝色狂想曲》成为当时最杰出的作曲家。这个贫穷的犹太移民的儿子成了第五大街上贵族们聚会中的宠儿。琼·哈罗控制了华纳兄弟影业公司。凭借她那亮蓝色的眼睛、白金色的头发以及柔软的姿态，她成为好莱坞的“靓妹一号”。这时是英雄时代，也是“施普基阿西”(一个酒馆)的时代,在著名的《二十一号》(第五十二西大街二十一号)一片中，人们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痴迷地倾听着阿尔·约翰逊和埃迪·卡特的唱片。约翰·巴里莫尔的狂放和占有欲为人们提供了无尽的话题。这些纸醉金迷的演出，其看不见的幕后操纵者正是华尔街上那些职业投机者们(在今天则是基金管理者和投资银行家)，他们生怕别人发觉有危险，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以及他的继任者赫伯特·胡佛和财政部长门罗凭借美国政府的独一无二的强权公开宣布，所有这一切繁荣没有理由会停止。

继许多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之后，我没有必要再强调指出，1929年发生了世界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灾难。它在一片经济大好的形势之下突然爆发，尽管这种好形势是美国胡佛政府故意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许多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都努力地为1929年的危机需求解释，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一些人认为，美国银行提高了现金贴现率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索。其他人则强调，美联储银行在此之前已多次提高了利率，而华尔街却仍然继续繁荣。有些人认为，这场广泛的信用危机是由于弗图马顿股票的垮台而引发的。那不仅是一场金融破产，而是一个丑闻，是1914年至1918年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人们称弗图马顿公司的老板克莱伦斯·汉特里是一个“大骗子。这个词在以后还将更频繁地用在其他股市大亨身上。

汉特里丑闻的精神冲击在1929年9月变得危险了。公众的信心被一下子击垮了。人们问：那些新建的工业是否也是个骗局？录音机、人工丝绸、汽车，所以这一切发展得极其迅速的工业，难道它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吗？(人们也许可以随时向互联网提出这个问题)人们开始怀疑巨额资本聚集在一起的赢利能力，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怀疑托拉斯和控股公司的诚实性。在那时，这种康采恩联合和投资基金组合的情况就已经如火如荼了。(大部分控股公司将在许多年之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命令下必须分解。)母公司分出了子公司，子公司又购买母公司的股票。人们也弄不清谁是母公司谁是子公司了。只有点是肯定的；股价在上涨，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赚钱或是不赚钱的。因为像今天一样，人们可以向公众允诺所有的愿望。没有什么比把正在升值的股票卖给别人更容易的事了，而没有什么比让人们对正在下跌的股票以及已跌入谷底的股票产生兴趣更困难的事了，因为股价的升降就是股民情绪的晴雨表。大众只会买那些已在升值而且将会继续升值的股票。

10月22日出现了大暴跌。昨天晴雨表还指向“晴”，今天天空就电闪雷鸣：对一些有经验的股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就好像在金融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不断涌入的资金和贷款让股市膨胀得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气球，只要扎一下，这个气球就会炸裂开来而这一扎是不可避免的。我重申：从没有一次股市崩盘之前不是繁荣，也没有一次繁荣不以崩溃画上句号。

10月22日：出现剧烈的抛售浪潮，华尔街上弥漫着紧张气氛。

10月23日：股市持续低沉，只有少数机会主义者想从下跌的股市中获利。

10月24日：暴风雨前的宁静，然后世界末日爆发了，找不到买者的卖出者像雪崩一样淹没了整个华尔街。

偶然间，一位著名的造访者—温斯顿·丘吉尔从一家展览会上看出，恐慌是如何攫住了每一个人。大街上的喊声此起彼伏，激动的人群聚集在一起，即使是警察也无法将他们驱散。

国家城市银行行长、华尔街最重要的幕后操纵者查尔斯·米歇尔光着头，没打雨伞，一路小跑冲进了华尔街23号J.P.摩根的消音办公室里面。这是位于世界上最昂贵的地面上高楼大厦之间的一座二层的宫殿。在这位土气不接下气的访客面前，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一世保持了镇静，他在1907年就曾经把华尔街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现在,22年后，人们又一次把求助的目
光投向摩根家族。

“必须要做些什么，否则一切都完了。”米歇尔，这位华尔街的预言家，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我们现在必须召开一次所有银行家的会议。”J.P.摩根答道。

人们还没有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悲剧的规模。第二天清晨的《华尔街日报》还在粉饰太平，它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充满信心：“这只不过是股票市场的一种健康的、自然的反应。某些股票达到了超常的高价，所以一种调整是必然的。”这一切都让人产生了一种不理智的天真，我敢这样说。就像以往一样，调整是开始了，但正像我所描述的那样，这之后又会有第二、第三阶段。

纽约最大的五位银行家自发地在JP.摩根的办公室聚会。这说明，人们的时间已所剩无几了。恐慌心理因素必须被制止。人们必须尽快地找到良药、货金。战略计划在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草拟出来。银行家们许诺，拿出在那个时代已算是巨款的2.4亿美元帮助华尔街，希望通过大量买入使股市重视生机。纽约股票交易所副主席理查·威特尼被授权领导这次“营救行动”。他亲自到交易大厅里用全大厅都能听到的声音报上了人们一整天都没有听过的价格：以205买入“钢铁”1000股，这时实际上这只股票在190的价位上也没有找到任何买家。

可是这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这种“输血”根本不够用。人们从无边的乐观情绪中一下子跌入了无边的悲观之中。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股票由于抛售而暴跌，而这种不断下跌的价格又使可能的买家望而却步，就像前一年不断上升的价格使新交易不断涌现的道理一样。

华尔街上的建筑物在夜晚依然亮如白昼，充满活力，因为雇员们必须不断核对，检查客户们的抵押物的实际价值。经纪人忙着印刷各种材料，以催促新的抵押金早日交送。电报也是仓促草拟的：“速汇保证金”，可是在寄回来的信封里并没有支票，只有这样的回信：“全卖光了！”流动资金全都消失了。

1929年10月29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不过这次是秘密进行的，就在地下室里举行。要关闭股市吗？即使这样也毫无作用，“时间太迟了”，银行家们下了结论，损失大得惊人，股票市场遭受了连锁打击，整个经济生活从根本上被击垮了。为了能多少救出些什么，人们努力地想用言语来重建信心，找回那美妙的“繁荣”的字眼。这是一场“媒体大战”用充满希望的基调发表空的声明，呼吁大家保持冷静——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投机商和公众都已丧失了冷静，无法克服精神上的打击。现在，只是说好话为时已晚：官方的意见已经被推翻，广泛的失望就像过去完全的迷醉一样普遍。这不仅仅是一场精神危机，而是一种迅速蔓延的细菌繁殖。

股市巨额损失的一个伴随现象就是日益恶化的购买力的萎缩。那些靠贷款买入的住宅、汽车、录音机和冰箱与华尔街的繁荣息息相关。甚至最底层的职员也敢于超过他的预算，因为他坚信他可以从股市赢利中补上这一亏损。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现在危机从消费转移到了生产上，轻松的生活和好心情现在一丝不剩。“我们都成了乞丐”，乐观者说道，“但我们向谁乞讨呢？悲观者这样回答。

有许多趣闻用一种黑色幽默再现了那个阴暗年代的气氛：一个投机商匆匆忙忙地跑进了华尔街上的一家餐馆，点了一份牡蛎、一道汤、一份牛排、面包和咖啡。因为他觉得等侍者把牡蛎撬开的时间太长，他就跑回股市再看一眼牌价。

“牡蛎不要了”，他回来后喊道。

他又回去看价牌——熊市又加剧了。

“汤也不要了！”

他转身又回了交易所。

“牛排也不要了！”

就这样他连咖啡也不喝了。这个变得一无所有的投机者最后不得不请求侍者给他一杯水和一片阿司匹林。

 空荡荡的摩天大厦耸立在那儿，这繁荣的象征已成了过眼烟云。自杀的情况不断发生当一位英国人为了能更好欣赏风景而要求订纽约一家饭店最顶层的房间时，人们问他:“你是想睡在那儿，还是想从那儿跳下去？”

那些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对统计数字毫无了解的美国人也学会了用数字确认这场灾难造成的损失：123884名过去富有的、开着卡迪拉克出入华尔街的投机商们现在只能步行；173397位已婚男士不得不离开他们心爱的人，因为他们如今花不起钱重新回到妻子身边；硬币发行公司印制了11835248枚五分硬币，为了让那些从前从未坐过地铁而现在必须坐的人使用。

社会的等级制度解体了。昔日的百万富翁如今开始站在街角卖苹果，移民们则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除了他们的口音。工厂一家接一家解雇员工，成千上万的失业者要求软弱无力的政府提供帮助。通货紧缩几乎让美国窒息，天边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到处都在崩溃。政客们、演员们，包括最乐观的人们都在试图预言噩梦结束的那一天。乞丐们一边乞讨一边唱着：“好日子终会来到，繁华已离这儿不远。”这个深渊的深度最好还是用数字来衡量：

 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1932年11月的大选让一位被天意选中的人入主白宫：富兰克林·迪拉诺·罗斯福。他独立承担起拯救未来，拯救一个大洲，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重任。当罗斯福接手政府的时候，恐慌已经达到了顶点。由于挤兑浪潮，密歇根国立银行成为第一家关闭的银行。47家其他的国立银行也步其后尘关门大吉。(那时的美国国旗上只有47颗星)。人们不禁问自己，华尔街将何去何从。罗斯福立即召集了一次会议。“新政”出笼，随后是难以计数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改革。为了避免将来的贷款投机活动，银行独立制度开始推行。银行既不能参与债券交易，也不能从事传统的贷款活动，这两者都是完全禁止的。近些年来，美国银行正努力谋求取消这种银行独立制度，因为这会削弱它们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对于打破这种处于通货紧缩之下的下滑有一个措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罗斯福使美元与金本位制度脱钩，就像英格兰在两年之前使英镑与金本位制度脱钩一样。美元贬值了40%，这措施重新为美国赢得了国际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曾由于英镑的剧烈贬值而大为削弱。美联储开始给银行分摊新货币，银行的窗口又重新开始工作了。人们一大清早就跑到银行去，以便把他们的钱尽快地取出来。银行门前排起了长队。但是当人们看到银行可以支付每一项提款时，人们开始平静下来，到晚上时，银行里有了比开门前更多的存款。

人们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入口。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腾飞。一个虚弱的、奄奄一息的国家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这个被华尔街危机推到前台，而辛苦当政14年的人在美国历史上赢得了一个备受尊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