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美汇率之争也是金融话语权的博弈

在国际金融市场当惯了霸主的美国，从来就在汇率问题上唯我独尊，又岂能容忍日渐强大的人民币用实力发表反对意见。因此，汇率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争夺金融话语权之战。

早在2006年下半年，国际金融界就开始了与中国的金融话语权的博弈。当年9月19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在新加坡召开，为配合这两大年度全球金融界盛事，G7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也在新加坡举行。

当时的各项会议和研讨会、所有堪称全球金融界重量级会议的议题都离不开两个字一一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将迎来成立60年来最重大的改革之一——给予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更多投票权重或配额，G7会议的一半议程涉及与中国财政部部长及央行官员的对话。在会前，有人更明确地指出其关注的焦点即是中国。这一切都表明，在全球金融舞台上，中国的地位正与日俱增。时任中国财政部部长的金人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也双双莅临了狮城。2006年9月16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世界银行联合年会论坛上，周小川阐述了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走向和政策考虑。

面对来自各方对中国汇改的“轻重不一”的建议与压力，周小川表示，中国汇改决不走回头路，强调说：“中国目前的汇改推进已取得不小进展，我确信汇改的效应很快就将为全世界所感受到，这还需要时间。在人民币汇改问题上，中国将倾听所有人的意见，充分考虑所有人的立场。”他透露，中国正处于汇改的第一阶段，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只是时间问题，浮动区间必然要扩大。中国的汇改政策十分清楚，将逐渐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

在G7首脑会上，并没有针对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一事进行辩论。会后，G7发布了联合公报，照例点名指出，汇率应该反映经济基本面，也不适于有过度的波动率及凌乱的走势，那些有着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应当给予汇率更大的弹性，特别是中国，很有进一步调整汇率体制的必要。对此，美国新任财长鲍尔森表态说，G7在公开场合不会对中国提出任何具体要求，并且还特地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会显得过于自大。最好的方式是关起门来低调达成协议。”

他的“关起门来低调达成协议”，颇有中国一贯所倡导的以沟通解决争执的协商方式的影子。

第二天，国际货币组织在推动投票权配额及管理的改革上已达成广泛共识，同意让快速发展的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拥有更大的投票权，增加其影响力。拉托表示，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国家GDP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经高于这些国家在国际货币组织的投票权比例，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全球经济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进行调整是顺理成章的事。按照提案的建议，中国在国际货币组织占的投票权从2.94% 提升至3.65%。国际货币组织过去60年主要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主导，亚洲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曾多次争取在其中有更大的权利，但鲜有成效。这一次国际货币组织终于同意进行改革。这是该组织全面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它成立6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革。中国投票权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发展壮大的体现，是用实力争取来的话语权。

在狮城，中国不仅避免了人民币汇率的“围剿”，还在国际货币组织里增加了自己的投票权，有人称：中国在国际金融中的话语权得到了一次大提升。

耐人寻味的是，对人民币汇率的声讨之声充斥着美国国会和美国媒体，但不久后随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临近，人民币汇率问题却出现了淡出的迹象。直到对话结束后，美国媒体才报道说，美国政府其实是想在别的问题上取得突破。美国国会和媒体合演的这曲双簧揭示出一个真相：汇率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话语权之战。在这种间歇性的汇率问题炒作的背后，是来自美国国会、白宫、利益集团和媒体的统一战线。国会山在汇率上大打话语权之战并不是头一遭。他们与当时全球GDP排名第二的日本也曾有过一战。巧合的是，中国在迎来汇率之战时，正好成为GDP第二大国。实际上，国会山的人民币汇率炒作由来已久，只是这一次因为美国中期选举显得空前热闹。

对于美国国会的政客来说，拿人民币汇率说事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让一些选民满意，让选民知道自己在为他们奔走相告；二是让一些企业和利益集团满意；更为微妙的是，国会这样折腾也是为了让白宫满意。许多时候，碍于和中国转好的双边关系，白宫无法在汇率等一些敏感问题上提出过多要求。让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多些话语权，其实是为了白宫在其他问题上能掌握更多话语权。仅在2010年，美国财政部就两度推迟发布汇率报告，既为中美汇率之争降温，也给自己有更多与中国博弈的话语权争取回旋余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放缓人民币升值压力之际，美国对华贸易方面的要求却多了起来。仅2010年10月1日至15日，美国商务部接到的对华贸易纠纷和相关案件就多达24起。由于媒体将注意力聚焦在汇率问题上，反而放松了对这些案件的关注，客观上削弱了相关受损行业和企业的话语权。

事实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汇率问题，美国政府高调施压提出要求的背后，是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并保持美方对中国其他利益诉求的话语权。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在汇率问题上展开艰苦而长期的话语权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