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

一贯自以为是的美国，每当国内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转嫁危机，利用汇率权仗迫使别国就范。“广场协议”的签订就是一例。

面对来自美国赤裸裸的威胁，日本虽不情愿、但也不能用强硬的态度来拒绝，只能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体面地化解这一危机。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日本认为合理的理由是：日元贬值、美元升值问题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日本对日元的“人为操作”，而是美国的高利率政策造成了全球对美元的追捧，从而造成美元升值的问题。然而，美国急需解决的经济衰退、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并不是日本一个口头解释就能烟消云散的。因此，一场胁迫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鸿门宴还是拉开了帷幕。

1985年9月，应美国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邀请，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的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会议达成了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决议，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和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

协议签订后，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据说在广场会议上，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人市干预的手段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贬值20%都没问题”，这种行为后来被日本人斥为“卖国贼行径”。

这场逼迫日元升值的协议，签订的顺利程度让美国人都想不到。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回忆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日本的大藏省大臣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以上，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日本做出如此大的让步呢？前日本银行行长行天丰雄后来解释说：“日本政府对当时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感到惊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以缓解对美贸易关系。”

日元升值的背后，一方面是美欧施压，转嫁国内经济矛盾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日本人有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即隐藏着日元国际化的图谋。

因为作为国际货币会占据相当的优势，可以对他国经济进行盘剥，曾经是受害者的日本太清楚不过了。日本知渲，作为国际货币，最大的好处就是把风险转给别人，安全留给自己，因为企业交易使用自己的货币，就不存在汇兑风险了，兑换风险都给人家；兑换多，风险就多。当时，同样是出口大国的联邦德国已经开始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西德马克最高时占国际总储备货币18%的比例，成为继美元之外的另一种主要货币。

1978年12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1985年，日本贸易总额高达3052亿美元，日元不断升值，各国外汇储备总额中日元所占比重也达到8%。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日本外汇审议局于1985年发表了《关于日元的国际化》等一系列官方文件或协议，正式推进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挑战美元的霸权。

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虽然削弱了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力，但日元能够兑换更多的美元，也让日本的财富大幅增长。于是，日本拉开了对美国资产的收购潮，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一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三菱公司以14亿美元购买了更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一一洛克菲勒中心。到20世纪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日本人的囊中之物。美国人惊呼：“狼来了”！

但是，日元国际化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是当时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每天大把收进美元，把日元花出去的机会并不多。还有，如果持续保持日元顺差，日本发行的日元就都转回来了，就会造成市场上日元的匮乏一一这就是作为国际货币的“特里芬之谜”，也是美元流动性泛滥的理论基础。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日本首先瞄准了东亚。日本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开始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大量发放日元贷款。1972-1982年，日本对东盟五国的直接投资总计为101.66亿美元；1960-1978年，日本向东南亚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35亿美元，中国，北京地铁一号线、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武汉长江二桥等项目建设中都使用了日元贷款，靠着这些贷款和援助，日元在亚洲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化。

若干年后，日本人才彻底感到了这一让步所带来的巨大创伤和惨痛代价，这一让步导致了日本20年的经济衰退！

专栏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顾名思义，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其具体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或金融机构濒临倒闭，或某个金融市场如股市或债市暴跌等。

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非常强，因此，金融的国际性非常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可以是任何国家的金融产品、市场和机构等。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等类型。

金融危机也直接冲击个人的生活。通货膨胀、企业倒闭、经济困境降低了人们的支付能力，这不仅使得还不起房贷的人增多，也大大降低了许多人的生活质量。美国次贷危机后就不断有普通美国人抱怨，连日常开支都要一再思量、一再缩减。

专栏

索罗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西方发达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奇迹般的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经济前景一片灿烂，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危机爆发前曾一度是各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的样板。东南亚国家对各自的国家经济非常乐观，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纷纷放宽金融管制，推行金融自由化，以求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但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繁荣的光环闪烁中却忽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基于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而主要依赖于外延投入的增加。在此基础上放宽金融管制，无异于沙滩上起高楼，将各自的货币无任何保护地暴露在国际游资面前，极易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际游资的冲击。加上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各国普遍出现了过度投机房地产、高估企业规模以及市场需求等问题，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逐渐增加。

早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尔茨坦就曾预言：在东南亚诸国，各国货币正经受着四面八方的冲击，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尤其是泰国，危险的因素更多，更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发生金融动荡。但戈尔茨坦的预言并未引起东南亚各国的重视，反而引起反感。东南亚各国仍陶醉于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中。

东南亚出现如此巨大的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索罗斯的眼睛。他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希望能够再打一场英格兰式的战役。1993年，索罗斯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被低估，决定拿林吉特作为突破口。他联合了一些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围剿林吉特，但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却决心维持低币值的林吉特，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对本国资本市场的控制，索罗斯及一些套利基金经理无机可乘，只好暂且收兵。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也因此才免遭劫难。但在马来西亚的小败并未使索罗斯退却，他只是等待下一次更好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各国经济过热的迹象更加突出。各国中央银行采取不断提高银行利率的方法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但这种方法也提供了很多投机的机会，连银行业本身也在大肆借入美元、日元、马克等外币，炒作外币，加入了投机者的行列。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各国银行的短期外债巨增，一旦外国游资迅速流出各国金融市场，将会导致令人痛苦不堪的大幅金融震荡。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虽然也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面对开放的自由化市场却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其中尤以泰国问题最为严重。因为当时泰国在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最高，泰铢紧盯美元，资本进出自由。泰国经济的“泡沫”最多，泰国银行则将外国流入的大量美元贷款移入到了房地产业，造成供求严重失衡，从而导致银行业大量的呆账、坏账，资产质量严重恶化。1997年上半年，泰国银行业的坏账据估计高达9000亿泰铢（约合310亿－350亿美元）。加之借款结构不合理，更让泰国银行业雪上加霜。泰国银行业的海外借款95%属于不到一年的短期借款。

索罗斯看准了东南亚资本市场这一最薄弱的环节，决定首先大举袭击泰铢，进而扫荡整个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市场。1997年3月，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斯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已经到来。索罗斯及其他套利基金经理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外汇市场立刻波涛汹涌、动荡不安。泰铢一路下滑，5月份最低跌至1美元兑26.70铢。泰国中央银行在紧急关头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如动用120亿美元外汇买入泰铢、提高隔夜拆借利率、限制本国银行的拆借行为等。这些强有力的措施使得索罗斯交易成本骤增，一下子损失了3亿美元。但是，只要索罗斯对他原有的理论抱有信心，坚持他的观点正确，他不仅不会平掉原来的头寸，甚至还会增加头寸。3亿美元的损失根本无法吓退索罗斯，他认为泰国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抵挡不了他的冲击。他志在必得！

1997年6月下旬，索罗斯筹集了更加庞大的资金，再次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各大交易所一片混乱，泰铢价格狂跌不止，交易商疯狂卖出泰铢。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企图力挽狂澜。但这区区450亿美元的资金相对于无量级的国际游资来说，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由于再也无力与索罗斯抗衡，不得已改变了维系13年之久的货币联系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更加狂跌不止，7月24日，泰铢已跌至1美元兑32.63铢的历史最低水平。泰国政府被国际投机家一下子卷走了40亿美元，许多泰国人的腰包也被掏个精光。

索罗斯初战告捷，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决定席卷整个东南亚，再狠捞一把。索罗斯飓风很快扫荡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甸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导致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等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这场扫荡东南亚的索罗斯飓风一举刮去了百亿美元之巨的财富，使这些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化为灰烬。

亚洲的金融危机还迅速波及到了拉丁美洲和东欧及其他亚洲的外汇和证券市场，巴西、波兰、希腊、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和证券市场也发生了动荡，货币与证券价值纷纷下跌，这些国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动用国库支持本国货币及证券市场。许多国家已到了谈“索”色变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