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力压人民币升值有着明显的政治背景

中美汇率之争，并不只是人民币升值那样简单。一贯霸道的美国，其中还隐藏着更大的政治图谋，认识其社会背景和政治目的，才能真正认清中美汇率之争的实质。

2008年发生的次贷危机，使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发生微妙变化。信贷恶化令美国制造业萎缩，经济基础削弱，美国提出出口5年翻番战略，希望向实体经济回归，重塑竞争优势；近期则着重解决就业，以振兴经济。虽然美国经济可能已经摆脱最严重的衰退，但连续16个月保持在9%以上的失业率却令奥巴马政府甚为头痛，在提出税制改革和剌激经济的组合拳之后，为其中期选举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施压中国、逼人民币升值正是一张政治上的好牌。

无可置疑，人民币适度升值或中长期处于升值趋势已是社会共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增长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需要有相对强势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趋势也支持其适度升值和长期看涨。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所积累的巨额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也推动人民币与之匹配，并倒逼内部结构性调整，以促进产业升级与提高民生。从短期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看，通胀预期令加息承压，适度升值将缓和利率政策选择，避免经济复苏反复，亦避免与美元利差过大。但升值进程则应根据中国自身发展逻辑和内在需要而定，一定要防范加速大幅失控上涨。日元在20世纪90年代不当升值教训犹在，中国无论从货币主权自主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均不应因外部压力而放任人民币快速升值，也不能错失以此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从全球格局来看，当前中美汇率问题的博弈，与其说是两国经济关系的调整，不如说是两国政治关系的调整。

新一轮汇率之争，是美国对华政策出现调整的一个征兆，也是对奥巴马2009年间对华政策“过热”的回调，从中折射出美国重视中国崛起，担心中国快速做大，试图在接触中部署防范。从对台军售，到会见达赖喇嘛；从国务卿高调出访东南亚，到美国提出军事重返亚洲；从加强美印军事合作，到美国考虑与东盟就南海问题共同发表声明，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与安全动作频频，汇率之争只是这一系列动作的延续。

21世纪的中国，国力的大幅上升使美国人产生一种强大的压力，并认为已形成了对自己全球霸主地位的一种挑战甚至威胁。曾几何时，由于中美之间实力差距巨大，美国人并未将中国放在眼里。现在的中国，不仅持续对美贸易顺差，还坐拥美国第一债权大国地位，至2013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达3.4万亿美元，这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对美国的挑战相比更大，而日本与美国尚属同一阵营。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如此依赖另一个竞争的超级大国。由于美国赤字融资，中国已获得部分全球性金融影响力，这些都让美国担忧。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希望本国债务减轻，使中国在海外的美元金融资产缩水。

由此可见，汇率问题只是中美两国多年博弈的延续。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应放在中美关系大框架下，避免将其政治化。中国既要考虑当前政治外交博弈与关系的平衡，更要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利益最大化，从而使美国人的政治图谋不能得逞。

从实质上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热议折射出美国经济的虚弱。仅仅2010年，同样是中期选举，同样是两党混战，但人民币汇率乃至中美关系却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由于感受不到来自民众和利益集团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压力，政客们也懒得在人民币汇率这样与美国经济有着莫须有关系的问题上与中国周旋，因为不吸引眼球， 也比较费力不讨好。

然而，时过境迁。就像美国经济学家所坦言的那样，过去十几个月中，美国经济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千千万万的普通大众对经济的最直接感受是来自就业情况，他们的所见所闻都让他们倍感沮丧：不仅失业率到达高点，而且持续失业时间现在已经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上的新高。

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心怀巨测的美国政客们，以民生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将人民币汇率这只摆弄了多次的“替罪羊”再次拎了出来，以期掩饰他们“拯救美国经济”的乏力和无能。

虽然中国对美国有着巨大的贸易盈余，但多数美国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会帮助美国解决出口和失业问题。中美贸易确有失衡，但解决之道在于敦促美国实质性放松出口管制，不能一边抱怨人民币汇率太低，一边又拒绝向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

对中国来说，过度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就像美国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所警告的那样，调整人民币汇率会造成疯狂的投机行为，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毁灭性影响”。这与中国领导人对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的担心不谋而合。

也正是基于这种国家利益上的考虑，人民币升值空间是有限的，这也意味着，美国国会山里将中国逼向墙角的想法是充满政治风险的，一些议员要求人民币升值25%～40%以促进出口的想法不仅幼稚，而且显得太过贪婪。

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2010年9月14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美国大豆协会等36家美国行业组织联名致信美国国会表示，一味纠缠人民币汇率问题，最终只会让美国损失中国这一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对于志在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奥巴马政府来说，将中国惹翻了无益于目标的实现，而中国方面显然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去成全美国政客莫须有的美好愿景一一迄今为止，没有几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能肯定地说，只要人民币升值，美国经济就能迅速复苏。

美国的共和党人对酝酿中的汇率之战多半持有警惕看法，他们不希望民主党政府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糟糕的执政转移到人民币汇率上，就像共和党女议员林恩·詹金斯所形容的那样，奥巴马上任后的政绩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一花费、征税、借贷，上万亿美元没起作用，赖不得人民币汇率不帮忙。

专栏

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该何去何从？

截至2013年3月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为3.44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已经做稳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宝座”。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正处于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之中，如何实施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是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亟须应对的头等课题。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数据库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可以发现在中国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中，美元资产约占70%，欧元资产约占25%，英镑、日元及其他币种资产约占10%。如果基于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定期公布的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证券的资料来推测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可以观察到在中国外汇储备的资产结构中，中长期国债约占50%，中长期机构债约占35%，股权、企业债与短期债券约占15%。由以上数据，我们可以推测，截至2008年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中美元国债约为6200亿美元，美国机构债约为4300亿美元，两者合计为1.05万亿美元。由于次贷危机对美国的冲击最为严重，我们假定美元资产最容易遭受次贷危机的直接冲击一一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在次贷危机上被美国所绑架的说法并不为过。事实上，不论次贷危机如何演进，也不论美国政府救市与否、如何救市，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受损都显而易见，无法挽回。例如，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无非意味着两房的信贷风险转移到美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可能被调降，市场价值缩水，从而中国外汇储备中的6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将面临亏损。次贷危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国际购买力构成了重大威胁，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所以有人可能认为，中国不应为次贷危机继续买单，因此，不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但问题在于：自从2011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总额一直呈上升趋势，每月平均以5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如果这些外汇储备不购买美国国债一一－还可以购买什么其他资产？当前欧元区金融市场不比美国更好，欧元甚至有相对于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意味着目前欧元资产太贵；而日元资产收益率大低。其他币种资产则存在或者规模大小、或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可见，如果中国不购买美国国债，我们的损失将更为严重。一种建议是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购买石油、大宗商品与黄金。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减速，石油与大宗商品价格还有大幅下滑的空间，目前可能不是最好的买入时机。再者，随着美元的贬值，其实就意味着黄金的升值，如果政府购买黄金，无异于火上浇油。

另一种说法是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来购买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股份。然而，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为实体企业，而非金融企业。在次贷危机中，目前除国际汽车行业面临困境外，其他行业的实体企业并未受到严重冲击，它们是否愿意出售在华企业的股份仍是一个问题。此外，即便对于处境日艰的美国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也可能是其全球范围内获益最大的业务类别之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未必愿意脱手。因此，用外汇储备买到的最终可能是投资收益并不理想的外资企业的股份。如果美国政府最新的救市措施能够发挥作用，则在这种情况下，适当购买美国国债或许有助于实现中国外汇储备的潜在损失最小化。但考虑到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大规模，在当前极度恶劣的国际金融环境下，中国政府很难通过多元化来降低外汇储备国际购买力贬值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致力于改变外汇储备继续增长的局面。这意味着政府应尽快地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改为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一一取消各种优惠性外资外贸政策，取消要素市场上的价格管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弹性，并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只有从源头上遏制外汇储备的增长，中国才能最终摆脱被美国反复“绑架”的命运。其最根本的途径就是积极扩大内需，尽管这不是短时期内能够实现的目标，但要把握住时机，创造机会，逐渐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变外向拉动为内需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