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石油:美元霸权的根蒂
与黄金脱钩后的美元要保证自己的地位稳如磐石,最优策略就是与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挂钩。国际石油贸易是世界上最大宗的商品交易,石油便是最好的选择。石油与煤炭是现代文明得以存在的基础。尤其在军事上,石油是军队维持作战能力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构筑石油美元体制,对确保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稳定美元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和形象,以及维持美国的全球货币霸权,至关重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和苏联是当时石油生产的两大国,一直由英国控制的中东的石油生产量较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驱逐了英国势力,逐渐控制了中东地区。其中,最为巧妙的策略就是扶植犹太人在伊斯兰文化地区建立以色列这样的附庸国。早期中东各国均拒绝美国建立军事基地,以色列建立之后,中东的门户便被美国打开了。美国将以色列当成自己在中东的经济与军事基地,可以威慑、离间、控制中东各国,最终达到支配中东石油的目的。同时,还能让以色列为美国的霸道背黑锅,而美国自己却充当起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调解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随着美国对全球石油资源控制的加强,美国石油公司主导了战后市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标准石油解散后形成的公司中最大的三家石油公司,即新泽西州埃克森、纽约美孚和加利福尼亚州雪佛龙,与美国海湾、美国德士古、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石油组成了石油垄断同盟,人称“七姐妹”。这7家公司占有全球石油储量的大部分,控制着各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必然成为世界石油贸易尤其是中东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当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时,美元信用也就牢牢地与全球能源需求挂钩起来。这种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贸易计价和结算的货币体制,称之为“石油美元机制”。

对于美国来说,中东作为世界上石油储量和产量最大的地区,其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为流通货币,以确保美元体制带来的巨大利益,这是美国追逐中东石油霸权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其全球霸权的基础。因此,美国政府中东政策的重点便是保证美元石油体制的稳定。为了维护和巩固中东石油霸权,美国政府往往通过经济、政治、外交甚至军事等多种手段交替或联合使用,以确保美国霸权意义上的石油安全。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欧洲与日本都力图挣脱美元的枷锁,获得经济独立的地位,甚至有很多国家开始将手中的外汇储备从美元换成德国马克。美国精英开始采用一些巧妙的策略,来保持美元独霸天下地位。美国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挡案记载,1973年5月,几十名世界顶级金融和政治人物在瑞典瓦伦堡金融家族的海岛度假胜地萨尔茨约巴登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戴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盟友一一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的罗伯特·安德森,英国石油公司董事辰格林希尔勋爵,华宝银行的埃里克·罗尔爵士,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乔治·波尔,洛克菲勒财团代理人、后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大名鼎鼎的布热津斯基,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乔万尼·阿涅利,基辛格和德国的奥托·阿梅龙根。
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可能产生的石油价格波动,而是如何管理将要被创造出来的大量石油美元。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顾问沃尔特·利维预计欧佩克组织的中东石油收入的上升将会超过400%。他预言:“石油进口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石油消费国的贸易平衡将遭遇巨大困境。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家空前的外汇盈余积累将导致严重后果……在石油出口国、石油进口国、石油生产国、国际石油公司的所在国以及石油生产和进口国的国家石油公司之间,政治、战略和权力关系的全面调整刚刚开始。”美国金融与石油寡头的目的无非是利用石油美元的结算优势,引发石油危机,大幅提高石油价格,以此让其他国家永久性地依赖美元。

1973年10月6日,在美国的策划下,埃及和叙利亚入侵以色列,发动“赎罪日战争”。1973年10月16日,欧佩克组织宣布石油提价70%,即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1美元。除了伊朗表示反对涨价外,其他国家都表示支持这个决定。同一天,欧佩克的阿拉伯成员国指出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事实, 宣布对美国和荷兰实行石油禁运。次日,沙特阿拉伯(以下简称“沙特”)、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布扎比、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削减石油产量。在基辛格的操作下,伊朗国王巴列维改变口气,再次提出涨价要求。1974年1月1日,油价再度上涨,幅度超过100%,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石油价格上涨了4倍。
当时美国进口的大部分石油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加勒比地区和委内瑞拉,1973年仅有22%的石油来自于中东。而欧洲与日本进口的石油有80%来自于中东地区,油价上涨对除英国外的欧洲与日本打击甚大。欧洲国家要想脱离美国的控制,只有与中东联手。1974年,法国政府表示,愿意为科威特提供石化与炼油技术来换取石油。同年,法国与沙特政府达成协议,沙特在未来20年供应法国64亿桶石油(1吨石油为7.33桶),而法国则提供沙特在石化工业、基础设施和军火上的援助。法国和伊拉克也达成了50亿桶石油的易货贸易协定。德国和日本也希望与中东达成双边协议,但却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地位,无法像法国那样自由行事。欧洲和日本都希望用本国货币来购买石油,而不需要储备美元来购买石油。这意味着美元将丧失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换而言之,美元将丧失霸权地位。
石油输出国中最有发言权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的石油生产主要是由投资建立阿美石油公司的美国石油财团所控制。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极为特殊。1974年6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创立了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强令欧佩克组织成员国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在美国的操纵下,1975年,欧佩克国家的部长们一致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一概不行。从此,美国政府将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极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体系。而欧洲与日本不得不储备大量美元用来购买石油,它们陷入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相同的命运,只能任由美国对他们进行肆意的压榨与掠夺。
1975年,美国财政部在沙特首都利雅德和沙特政府签订秘密协议,规定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这样沙特由于石油涨价而获得的大量美元储备将被用来弥补美国政府的赤字。在美国政府的安排下,来自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戴维·马尔福德担任沙特货币局首席投资顾问,他负责将沙特的石油美元投入到美国的银行。相应地,美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大量吸纳石油美元存入美国银行、购置美国不动产、购买产权和投资于证券市场,以及大量购进美国财政部债券等。通过这种由美元金融垄断地位形成的机制化霸权体系,构建美国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需求与石油供给、石油支出与石油收入、石油美元与石油物资、美元回流与美元流出的相互依赖,将美国经济的石油能源和石油资本需求与欧佩克国家石油资源供给和石油盈余资本在美国的投资回报率捆绑在一起,构成利益依赖关系。
为了强化中东石油输出国对美国的依赖性,美国不择手段地采取了种种措施。20世纪80年代,美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推广节能降耗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世界市场上的石油价格随之低迷不振。很多中东产油国不得不在石油经济之外,准备发展多元化的产业经济。这些国家利用石油美元资本发展本国石油勘探开采,同时向国内外的石油化工产业和石油销售网点等中下游产业链渗透和扩张。此外,还加强钢铁、建筑等基础工业建设,积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中东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多元化政策,必然要进口工业化国家的机器设备、技术和生活必需品。美国抓住时机,积极支持本国公司大举投资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多元化经济建设,来加深中东产油国对美国公司和投资者的技术和市场依赖程度,实现对中东产油国从原油勘探开发、生产炼化到成品油销售和市场终端维护的全方位操纵和控制。
由于特殊的宗教原因,中东地区的政治局势一向不太平。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和输出国,为了保护国内军火商集团的利益,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中东地区的社会动荡,让中东产油国政府对自身政权的稳定性产生恐慌心理。美国趁机煽风点火,让这些国家的政府大量采购美国生产的军事装备,使这些国家在军火贸易上加大对自己的安全依赖。例如,沙特与美国的特殊双边关系即为典型例子。沙特用石油美元向美国购买军火,让美国驻军保证其安全, 美国则以军火和驻军来换取沙特石油的控制权。
有些时候,美国还向中东地区相互对立的政治力量提供武器,激化双方的军备竞赛。军备竞赛常常加剧地区内部资源争夺和领土纠纷等冲突,而内部因石油储藏引起的边界等纠纷又进一步剌激了各国的扩军备战,从而导致恶性循环。其结果,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连绵不绝,各国都沦为美国新式武器的试验场,而美国则在其中渔翁得利,加强了石油美元体制的稳定性。
专栏
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从发达国家国际债权人手中借入了大量的外债,并将其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规模也从由1975年的750亿美元枫升至1983年的3150亿美元,增长了3.2倍。1983年,拉丁美洲国家的外债规模达到GDP的50%,接近60%的国际警戒线。每年本息偿付的规模也由1975年的120亿美元上升至1982年的660亿美元。
为什么拉丁美洲国家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借入大量外国贷款呢?由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全球油价一路飙升。石油输出国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而这些石油美元中的很大一部分通过国际商业银行贷给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取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际债权人也愿意给它们持续提供大规模的贷款。
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随着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在1979年加息以应对通货膨胀,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利息支出显著上升,要按时还本付息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对拉丁美洲国家货币走强,这意味着以本币计算的拉美国家美元外债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再次,1981年全球贸易规模的下降导致资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由于资源与大宗商品是拉美国家主要的出口产品与创汇手段,进一步恶化了拉美国家对外债的偿付能力。
随着拉美国家外债规模逐渐放大,以及拉美国家还本付息能力的显著下降,国际金融市场一旦怀疑拉美国家不能按期偿还本息,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1982年8月20日,墨西哥财政部长席尔瓦一赫尔佐格宣布墨西哥政府不能继续按期还本付息,单方面要求国际债权人给予90天的宽限期,并要求与国际债权人协商进行债务展期或者提供新的贷款,以帮助墨西哥政府履行之前的债务协议。墨西哥政府的违约加剧了国际债权人的恐慌,绝大多数国际商业银行削减甚至停止对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新的贷款。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借入的大多为短期贷款,新增贷款的萎缩意味着拉美国家不能为贷款展期,从而不得不效仿墨西哥政府宣布违约,拉美债务危机就此爆发。
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给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第一,危机导致拉美国家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加剧了本币贬值压力。本币贬值一方面导致外币债务负担加剧,进一步导致了债务违约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导致进口价格上升,加剧了拉美国家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第二,外部融资渠道的枯竭以及本国的资本外逃,导致拉美国家国内实际利率水平上升,进而损害了经济增长的动力。1980-1985年拉美国家实际GDP增长仅为2.3%,而人均GDP下降了9%。20世纪80年代也因此被称为拉丁美洲国家失落的10年。第三,外部融资渠道的枯竭迫使绝大多数拉美国家放弃了之前长期采纳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转而采取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第四,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间接导致了区域内部分威权独裁政策的崩溃,如巴西军政府统治与阿根廷的官僚独裁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