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的发言人：易纲

易纲， 1958 年出生于北京，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获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

两重性格、三段人生

他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 1977 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 年，易纲大学未毕业就被北大公派到美国哈姆林大学留学主1982 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获得伊利诺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86 年获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1992 年，他获得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终身教授职位。在美发表了十几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2 英文著作《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号1994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在教学和学术上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尤其对货币的研究更为突出。1997 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并仍然在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教授，带研究生。

易纲说: 他最熟悉中国的"两头"一个是农民，他们是金字塔的底座，是社会的基础和绝大多数，这可能源于他的成长历程，他插队在农村待了很长时间，所以他最了解中国农民，他们朴素、善良。在北大上学时，他就曾经深入农村，调研当时还不那么出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是他的专业，在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而货币与银行，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看都是金融业的源头和基础。这是他"从政"的初衷，希望在现在的位子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指出金融体制的漏洞

大家知道，改革前，银行体制是以建立20 世纪50 年代的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体制为特征的，在这种体制下，人民银行既作为中央银行又作为商品银行，掌握了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大约93% 。

1978 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脱离财政部，并升格为部级单位。1984 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其商业银行业务由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和其他专业银行接管。

易纲认为: 中国的金融部门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市场型体系，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银行体系还远不是真正的市场体制。比如说中央银行不像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一般而言，中央银行的基本目标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和维持价格稳定，为达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应当相对独立于政府，有权制定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的组织结构恰恰在每一层次上都与各级政府相对应。中央政府控制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其第一级分行受总行和相应的省级政府的双重领导，依次向下直至县一级都是如此。在这种安排下，中国人民银行很难独立行动。

至于四大专业银行都是国家所有，其分支机构受其总行及所在地方的政府领导。易纲认为:专业银行必须承担由政府交给的许多任务，使得专业银行拥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货款方面的双重职能，从而产生了极为有害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专业银行可以经常用政策性贷款作为其低效率和商业贷款决策失误的借口，它们还经常把政策性贷款资金投入到更有利可图的商业经营业务中，用其政策性贷款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与此同时，所有专业银行都深受政府干预之苦，它们必须经常借款给政府以弥补各种各样赤字。这种政府干预必然对专业银行的效益产生不利影响。

早在1991 年，易纲就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1992 年他又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他认为:货币政策的发展前景与金融体制改革的前景息息相关。根据目前的观察，金融体制改革将在三个方面得到深化:一是中央银行体制的完善，其目标在于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功能，确保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二是专业银行职能的重新定位，主要是使专业银行总行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三是金融微观基础的再构造，实现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和银行的企业化。与金融体制改革相协调，货币政策也将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易纲指出: 建立一个竞争有效的银行体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与此有关的问题也不少。

比如: 第一，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建立了分支机构或代表处，但是它们尚未进入国内货币银行业务领域。金融自由化以及逐渐放松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是大势所趋。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进行适度竞争将给国内银行带来压力，这对加快金融部门改革是有好处的。

第二，银行部门的问题是与国有企业相联系的，许多问题只有在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界定清楚以后才可解决，而后者又依赖于一种适当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

第三，金融部门改革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建立一种法律环境。《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相继通过并已开始实施。从以往经验看，通过这样一部法律并不难，真正的问题是法律的实施以及实施的交易成本。

面对这些问题， 1994 年调研了人民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1995 年他又提出现有的条件下搞国营企业的债务重组，很难将债务重组做成"最后的晚餐"。1996 年易纲论述了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同年，他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等，对金融体系改革、稳定货币、繁荣市场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