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市场"的创始者：吴敬琏
吴敬道， 1930 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1948 年考取金陵大学文学院，因病于1950 年正式入学，入学后转入经济系学习。1952 年高等院校调整，金陵大学经济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1953年大学毕业， 1954 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5~1956 年跟后来在柯西金时期成为著名改革派经济学家的前苏联专家阿·毕尔曼学习，研究企业财务和国家财政问题。1956~1957 年参加全国范围的体制调查和体制改革研究。他参加了孙冶方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和于光远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写作。在这一期间，他的理论文章，如与林子力合写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学》等，特别是为于光远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写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表 )》，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1960 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社会主义的过渡性》一文，被国外某些学者认为是一篇某种原则上区别于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的代表作。
1976 年以后，他进入了工作最紧张、成果最丰富的时期。1977 年他较早对大寨"左"的口号和做法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他还参加了"按劳分配讨论"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在经济理论方面对极"左"思想发起了系统批判。从1979 年开始，他把研究的重点逐步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来。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想法。他和其他经济学家一起，为在中国开辟比较经济体制研究这个新的学术领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2 年和别人合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和《试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调节方式》等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
1983 年赴美国耶鲁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4 年7 月访美归来。他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某些简政放权的措施，使得地方封锁割据现象加重，而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于是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指出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1985 年2 月发表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指出，为了保证经济改革能够平稳进行，首先需要创造一个宏观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市场不太紧张，国家财政、物资后备比较宽裕的良好经济环境。此后，他针对现实经济中的问题，进一步论述了以上观点，并提出对改革目标和实施步骤作出总体规划的时机已经成熟。1985 年11 月，他领导一个课题组对"六五"时期的经济发展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以《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体制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三者的关系》为题的报告中提出，中国正处在二元经济迅速向现代经济转化的阶段。在这个经济发展阶段，必须始终十分注意经济效益的持续提高，十分注意社会资金的积累，恰当地把握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的速度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1986 年初，他参加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小组的工作，有机会将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整理。这一时期，他写的《关于改革战略选择的若干思考》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总结》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关注和高度评价。
"市场理论"先锋
吴敬琏怀着对一系列元法回避的经济问题的疑问，以及对东欧经济学家的失哩，于1983 年1 月到1984 年7 月，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ISPS) 从事客座研究。其主要研究方向，仍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异同比较、以及对改革历史、现状的回顾和总结。
在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和比较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问题，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一阶段，真正对吴敬琏有所帮助的却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因为在去美国以前，吴敬琏已经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理论有所了解和不满。在改革开放之始， 东欧经济学家、即领导过经济改革的改革派经济学家，或接受邀请，或以其他方式到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如同20 世纪50 年代一样，这些国家的专家，试图通过自己的先行经验，为同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提供一一条改革捷径。1980 年至1981 年间，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W. 布鲁斯和领导过前捷克斯洛伐克1968 年经济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曾先后到中国访问讲学。那时的吴敬琏及中国经济学家、包括政府，也希望通过努力学习这些经济学家的学术著作，借鉴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以期望迎头赶上走在中国前面的其他改革的国家，就像当年把苏联当成自己建立新国家的样板一样。这时的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仍然还没摆脱意识形态深度影响，即计划经济模式，或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经济体制模式。这一模式则为改革初期的经济理论主旋律。这时的中国改革，基本是重复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老路。
事实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思路及其理论，并没有超越、甚至没有达到中国20 世纪50 年代经济学家孙冶方等人的水平。中国之所以没有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并不是其经济理论的局限，而是政治灾难窒息和过早结束了这些经济学家们的实践机会。所谓宏观决策由国家计划做出、微观决策由市场机制调节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体制，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所决定的体制之限。计划与市场的搏弈，最后通过折衷而形成的理论，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计划是强有力的，即使其干预领域再小，也能决定市场的作用，无论市场内容多么充足。
吴敬琏回国之后，就为中国经济理论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大概这个时候也只有吴敬硅这样资历的经济学家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打一个不甚恰当的比方，这时的吴敬硅，如同20 世纪90 年代的著名青年经济学家魏杰一样，即使再有争议，也不会影响其本人的学术生命。他们要为社会主义改革寻求完善的解决方案。当时的吴敬道，针对当时中国政府关于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当成是商品经济或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只能将其作为计划经济或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
这一年，吴敬琏同几位持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赴东北三省，他在1984 年8 月22 日东北沈阳市干部会议上，和9月15 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星期讲演会上，分别作了《论城市经济改革》的报告和《城市改革的关键是增强企业的活力》的演说。在同时，他还与同仁合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的论文，阐述了当时"放权让利"、财经分灶吃饭、企业承包制、以及正在推行的计划单列、价格双轨制度等做法将要引起的危害。这时的吴敬琏，已经有了较为鲜明的市场理论观点，这不能不说是在美国进行访问研究的收获。大概也就是在此时，吴敬琏奠定了自己在经济理论界的权威地位。
吴敬琏在这一阶段，所提出的观点，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由他发起的1984 年秋经济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有商品经济属性问题的重新评价，导致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并作为进一步改革的目标模式。
为吴敬琏带来广泛声誉的是1984 年秋冬之季。这时，中国又开始了另一种经济"赶超"等冒进苗头，"提前翻番"、"能挣会花"的号召，使经济发展迅速升温，通货膨胀急剧加速。针对经济学界鼓励这一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和支持高速增长的政策指向，吴敬瑾所领导的应急研究小组却得出相反的结论。1985 年2 月，高层决定"加强宏观控制，以扼制这一危险势头。"但到1986 年第二季度开始，这一观点则被否定，当时以吴敬道为主提供的《基本思想》及一揽子改革措施的总体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高层的采纳。
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反证了吴敬琏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在这一方面，他是那种具有开放心态的纯粹的负责任的经济学家。当时他已经预见到其消极后果，即由"双轨制"诱发的权力寻租、行政腐败、权钱交易的产生，会为之后的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带来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吴敬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认识和观点，继续就这一严重后果予以谴责，并在其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上发起了关于"寻租"问题的讨论。
在这一阶段，吴敬琏与"通货膨胀无害论"及"通货膨胀有益论"等主流观点针锋相对，在各种场合、包括"著名"的1988 年5 月讨论价格"闯关"问题的高层研讨会，以吴为代表的"少数派"都对其展开猛烈抨击。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营隆太郎，也在同年的4 月每年一度的中国经济学术研讨会上，为会议提出了长达70 页的题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 1984~1987 年的"经济过热"及其改善问题》的长篇论文。中外著名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向政府高层及社会公众说明，通货膨胀政策是必须摒弃的、缺乏远虑的短视政策。但政府并没有采纳和接受这一建议，由此引发了当年秋季的物价暴涨和大抢购。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初，经济高温，开发区圈地、金融腐败才逐渐引起高层警惕，并得以迅速制止。
20 世纪80 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吴敬琏不但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敏锐和眼力，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有良知及理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胆略。因为这一阶段，中国在中央政策的带动下，经济调整发展成为主流，谁敢对这一主流提出疑义，就可能被视为阻碍改革的敌人，但吴敬琏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现点。到1990 年之后，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风波中，高层已经看到吴敬璋的杰出预见，并从中汲取了教训，这也使吴敬琏的影响力空前提高。
经济改革理论的首席功臣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经济理论界的争论非常激烈。似乎某一种经济观点占上风，就容易被政府高层所接受，而种经济政策的出台，即可为社会现实带来或正或负的影响。处于高层决策者咨询、倚重的峰顶，吴敬链能够保持一种旁观者的理智和清醒，这是他的极为可贵之处。无论是源于民主家庭的熏陶，还是从恩师顾准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吴敬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做出了同辈经济学家无可比拟的贡献。这一贡献本身，也会给社会变革带来深刻影响。
当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改革目标，以及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体制时，公众仅从媒体知道，这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英明决策。大部分人并不十分了解其背后凝聚着多少幕后英雄的心血。其中，吴敬璋的贡献尤为突出。
关于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全是十几年经济改革摸索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吴敬琏在80 年代初的有关著作中就可以发现，在党的十四、十五大确立的经济体制变革中，有很多用语，几乎是吴敬琏在1982 年前后论著中的用词翻版。如吴敬瑶在当时提到的改革设想，即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允许多种所有制存在等等，都是他十几年前就从思想上解决了的问题。他在之后十几年的时间，就是为了丰富这一思想和健全这一体系而始终如一地努力着。当吴敬硅从美国而不是从东欧实践中，接触、认识和接受了市场经济之后，等于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一个恰当的"说法"，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一"说法"，在党的十四、十五大期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并将之作为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继续改革的方向，所以说， 20 世纪80 年代，吴敬瑶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将自己所遵循的目标推广到整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他的最大成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顶峰。
至于与此相关的迷惑与误解，吴敬琏留给了下一代经济学家们去探索，以正视听。
因此，他的成果体现，更多的是20 世纪50 年代经济学家孙冶方、顾准的理论的发展和延续。作为一个继承者，吴敬琏将这一理论推向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够达到的一种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