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者：谷书堂

谷书堂， 1925 年10 月17 日出生于山东威海。1946 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1950 年毕业，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其间1951 年到1952 年在高教部举办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习。1979 年被任命为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开始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83 年，谷书堂出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后的第一任院长， 1994 卸任，十年来主要做了扩充、发展和调整系及学科的工作，经济学院已由原来的一个系发展成为六个系，由一个研究所发展成为六个研究所。在开放的形势下，系及学科专业的发展都很快，提供了对外扩大的交流条件。南开大学的经济学院不仅在规模和实力上都大大超过了过去，而且在同类院校中也处于前列。1994 年在建院十周年之后，谷书堂先后辞去院长和所长职务。但他在社会中身兼数职，如1987 年以来曾任全国经团联执行主席、天津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以及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从1996 年起他还兼任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此外，他还被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河北大学、兰州大学、长春地质学院、山西财经学院、河南财经学院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实现形式》 (与人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1 版， 1961 年第2 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与人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社会主义价格形成问题研究》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探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经济和谐论》(与人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年)、《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与体制转换》 (与人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 (与人合著，人民出版社1995 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1版， 1982 年第2 版， 1985 年第3 版，1988 年第4 版， 1992 年第5 版， 1995 年第6 版)等等。

研究所工作期间所做的三件事

1979 年开学时，谷书堂由经济系调到经济研究所，担任第一副所长兼党总支书记、主持工作。在研究所工作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配合并实际支持学校对经济学科的调整和发展，在改革汗放以后的形势下，社会向学校提出了培养各类经济专业人才的要求，如社会上急需金融、审计和会计、旅游和饭店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为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系科专业的调整发展势在必行。第二，调整了经济研究所内的研究方向，改变过去研究工作单纯跟着政治形势跑的偏向，在研究主向上保留了在国内学术界已有一定影响的两个老的专题研究项目，即经济史和经济地理， 同时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和适应改革开放需要的国际经济研究，并开辟了数量经济研究方向。事实证明，这一调整是非常必要的‘今天回头看，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培养出一批人才，扩充壮大了研究所的理论队伍，并向社会输送了一批较高层次的人才，而对国际经济研究的加强，使之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所。数量经济虽然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如当初预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但它仍是一个新的应当重视的生长点二第三件事就是培养研究生。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历史上就注重培养研究生，像长期旅居美国的经济学家杨叔进、桑恒康教授等，都是20 世纪40 年代初期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腾维藻、钱荣坤教授等也都是这个时期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但是这一传统的培养人才的工作，在1952 年最后一届研究生毕业后就中止了。其后在1965 年经济系曾招收过副博士研究生，但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工作再度中断。直到1979 年，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系的教师才一起合作招收硕士生， 1984 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谷书堂是从1986 年开始招收博士生的，迄今他在校内已招收博士生33 人，此外还指导过校外在职的硕士和博士30 多人，现在校内已有23 人获得博士学位。1993 年经济学院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在他名下至今已有四名博士先后进站，其中两名期满出站。

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

谷书堂在亲身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认为，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不能脱离实际经济情况，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恰恰可以引导人们对它进行理论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研究正是在上述社会调查中加深了认识，逐步形成和提出看法的。该书是由他与杨玉川、常修泽合作，前后历时三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于1985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尽管在有些提法上显露出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书中进一步论证了价值规律的涵义及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的转化形态，提出"不完全的生产价格'的观点。按照谷书堂的思路，把商品经济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便能为改革开放理论找到依据和在理论的导向上做些工作。对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理论探讨，过去他己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多年，这时他的着眼点则已转移到如何把这个理论用于社会改革实践中。

对学术研究方法的探索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中期，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西方经济学被大量介绍进来，他意识到，如果固守原来引经据典地教条式的研究方法是很难解决现实问题的，于是他又开始作一些新的尝试。这种尝试首先需要他自己努力转变观念，于是他在1982 年《经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再认识》一文之后，他就没有再写这类文章，而是潜心于经济学中某些观点和方法的引进，用来分析和丰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自1985 年至1995 年期间，先后有三本基本理论性的著作出版，即198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的规律》， 1989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 1995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新论》，这些著作的出版，虽然都是合作的，但都渗入了他上述的设想，既把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当然在这三本书中他的思路既是一贯的又有所发展。与这些著作同时期出版的其他一些对现实问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都说明他这一时期研究思路和方法的一些转变。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最先还是限于谷书堂和他的助于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这一理论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但在1985 年前后，社会改革实践中提出了大量现实问题需要研究，而且当时经济研究所已有一些青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留在所里工作，在他们身上蕴含着活力和潜力，他们有研究问题的热情，并且个个都跃跃欲试，想踏上博士研究生这一学术的台阶。这个新的形势在谷书堂身边悄然出现，使他意识到，如果仍然按照过去的那种传统的"手工业"组织方式的办法，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一方面是1984 年中央已正式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而此时经济体制改革毕竟还缺乏理论准备，如何打开这个局面，使城市改革出现新面貌，他认为只能求助于基础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指导，而建立一门适合中国实际要求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的实际要求、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急迫需要，这种紧迫的客观要求，引发出他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的想法，当然这是一项大工程，光靠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的。另一方面，一批青年经济学者的出现，又使他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于是，他开始构思《通论》，也称"大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和框架体系，并初步确定主要内容应包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共四大块。在大家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他把这时期培养的新生力量配置到四个方面去，分头负责，进行研究，并在研究的基础上着手写作。在这过程中曾先后两次召开写作组成员全体会议，对全书的基调和重要理论观点与方法进行了深入认真的探讨。到1988 年，这部四篇三十→章组成的65 万字的理论著作终于完成，并于1989 年4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外，谷书堂与宋则行教授共同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正准备对1985 年第三版进行修订并出版第四版，将"大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和理论进展，他有选择地渗透到"北方本"的修订与再版中，这就使"北方本"的思路既超前又不脱离现实而保持可以被大家接受的程度，"大经济学"与"北方本"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反响。尽管这样，谷书堂仍考虑，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应当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具体道路，诸如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和对象、范围、体系、结构、方法等，都应当重新审视。在这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显然这也绝不是少数人在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还需要在社会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经过学术界同仁共同的努力，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