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提"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王亚南
王亚南(1900 - 1969) ，湖北黄岗县人，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王亚南十岁丧父，靠亲戚的资助在武昌第一中学读完中学， 1923 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教育系，辅修中文和英语。1929 年大学毕业后奔赴长沙参加了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东渡日本，在东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事写作并翻译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古典，经济学名著。"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文化运动，并兼任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1933 年应福建人民政府的邀请，前往福建出任人民政府的文教委员和《人民日报》社社长。不久，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于是，被迫转移到了欧洲，在英、德等国住了一年多才回国。1937 年在上海与郭大力重新会合，全力投入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1940 年9 月，王亚南到广东坪石任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创办了《经济科学》杂志，并任主编。1944 年离开中山大学到福建永安任福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创办了《社会科学》杂志，在这期间组织研究人员去闽西进行农村经济调查。1945 年5 月在清华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1950 年被国务院任命为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成立时，他又被当选为学部委员、常委。1954 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 年率我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印度。1957 - 1958 年率我国教育专家团赴缅甸工作三个月。1957 年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 年去世。
王亚南学识渊博，一生著、译作品达41部，论文300 篇。解放前其代表作有《中国经济原论》 (解放后增订重版，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 ;其他主要著作有《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上《经济科学论丛》、《中国经济论丛》。解放后，王亚南代表作有《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其他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论当前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两种不同经济现象和市场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等。
关于《资本论》及其方法论
王亚南和郭大力用十年心血首次诠译了《资本论》三大卷，这是解放前乃至解放后在中央编译局的译本问世之前惟一的一部《资本论》全译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系统传播的里程碑c
王亚南曾一再强调："学问，方法论很要紧。"这充分体现了王亚南对方法问题的重视和深刻认识，他认为"体现在《资本论》中的观点方法反其应用，更是为我们进行那些研究批判工作提供了极生动和极有启示指导性的典范。"
"马克思是没有留下辩证法的专门论著的，但他的《资本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辩证法、"王亚南有既反对否认《资本论》体系和方法论的普遍指导意义的看法，也不同意生搬硬套《资本论》逻辑结构的做法: 《中国经济原论》就是他对《资本论》活学活用的典范。
关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理论研究
对中国半封建半殖地经济形态的研究是王亚南一生中最杰出的贡献。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就中国社会的商品类型问题，王亚南否定了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中国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说法。他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品生产中，小商品生产的前资本成分占有绝对多的比重，在大工业已经占着支配地位的社会，工场手工业是可能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在经济落后，大工业不发达的社会，工场手工业却是更可能具有非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农村雇佣劳动存在的事实……元疑会把中国农村社会向着资本主义‘高扬'起来。但其间有一个美中不足之点，即表示一个社会性质的生产，并不仅要问谁生产出来，还要问谁用什么东西生产出来。旧式的雇佣条件，旧式的生产工具，理应只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据已存在的根基，而由那种生产方式所产出的农产物，就似乎难以附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可能。
关于中国社会商品价值的分割问题，王亚南认为，中国的农民乃至工场手工业者不仅要受地主、商人、买办官僚以及高利贷业者的层层盘剥，而且要受国际资本家的压榨。他分析道"照应着我们这种落后的商品价值关系，在国际资本作用下，一定会依着通常殖民地对原主国经济交往或商品劳动转移过程，而使我们上述的商业、高利贷业、地权以及其他外榨取所得，都直接的、迂回的通过不平等的对外贸易，对外债务，对外存款等等方式，变成了国外资本的特殊利益。
就中国社会的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问题，王亚南认为，中国同时存在三个利息基准，第-是外国人在华银行的利息基准。第二是中国新式银行与旧式钱庄的利息基准。第二是中国一般旧式高利贷业的利息基准。由于外国银行的低利息率，外国人在特权庇荫下的在华产业就能获得超额利润。而我们的产业利润却受到代表极落后生产关系的高利贷业高利息率和外国银行低利息率的双重打击，这也是中国产业经济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的地租形态问题，王亚南认为"地租的收得者主要是私人地主，租佣手续一般己采取了契约形式，实物地租占着支配地位，而地租率则高到无可比拟。"他强调，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变态地表现着过渡阶段的特点，大土地所有制是其主要形态，但因这种大土地所有制并不曾伴以大农场经营，于是就在大土地所有制的同时，还并存着一种小土地所有制。这种小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阻碍了现代地租的产生。
王亚南还认为，中国土地问题不能单从土地分配不均和税率太高两件事来说明，而要从→系列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说明。第一，地权本身是→种经济榨取手段，同时还是经济外的社会政治压迫手段。第二，落后的政治、社会、文化关系使人权无保障，动乱无止境，产业难发展。第三，土地问题仅是关系地主和徊农的利益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大小势力者，包括地主、高利贷者、官僚与那些为他们所宰割的"小民"之间的社会经济问题。第四，在买办官僚政权乃至帝国主义侵入而形成的半封建社会，同时必然是半殖民地的。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研究
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史学界首次完整而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王亚南认为，我国的封建制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显著的是领主经济阶段和地主经济阶段，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其他国家的封建制滞留在领主经济阶段的时间比较长，而我国的封建制则是留在地主经济阶段的时间特别长。"
王亚南认为，儒家学说的"天道观念"、"大一统主义"、"纲常之教"对中国地主经济及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官僚政治起了不小的促使其巩固和延续的作用。
关于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的原因，王亚南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长期停滞在地主经济的封建阶段，就因为在这种经济形态本身，还存在着一些使它不易在胎内好好孕育出新生产方式的限制，而以这种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官僚政治和儒家学说，更从中作了许多缓和矛盾对立的措施。"
地主经济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王亚南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在地主经济体制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手段，是财富的象征; 二是专制君主集大地主与商工业垄断者的身份为一体;三是中国的地权与商业资本纠结在一起，形不成尖锐的阶级对立;四是中国几千年来虽数次改易王朝却不曾出现新生产方式。
王亚南在研究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原因时指出，"两税法"和"封建科举制"是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支柱。唐代施行杨炎两税法，即"夏输元过六月，秋输元过十一月"，"户元主客，以居者为薄，不问丁中，以贫富为重。"两税法的施行，一方面增加了中央专制政府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使土地集中日趋激烈。唐代以后明朝施行的"一条鞭法"等都是在两税法化的原理下的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始于隋，至唐始大臻完备。王亚南认为"做官第一主义，本来由儒家的政治哲学立下了坚实基础，但其充分发挥，却是由于科举制。"
从1941 年，王亚南先后在《经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等7 篇文章，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王亚南指出"中国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环境。"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目前在中国流行的经济学者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舶来品，所以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真正的中国民族的东西。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还要靠中国自己创造。他肯定地说，资本主义发展并不是中国的前途，资产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的福音书。他反复强调"我们应该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
王亚南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为主张近代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正确观点，作出了科学的系统的理论阐述，这对于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和革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一个卓越贡献。另外，王亚南对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一些结论对当代中国亦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然，由于时代和环境的限制，王亚南对经济学的研究难免会带上一些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