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不同的经济学专家：汪丁丁

汪丁丁， 1953 年5 月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祖籍浙江淳安，后随父母定居北京。

1969 年中学毕业后，年仅16 岁的汪丁丁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持边疆建设。那时正是三江平原大战，瘦弱的汪丁丁在生产建设兵团里先做农民，后做机械修理、炼钢浇铸等工作。

1974 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团锻炼了五年的汪丁丁终于调回到北京，在一家电子研究所当工人。

1978 年，全国恢复了高等招生考试，汪丁丁进了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 1981 年获数学系理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汪丁丁考取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生， 1984 年获"数学与系统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1985 年，汪丁丁先赴美国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第二年转入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班。此问他结识了全美最好的导师，由于他是全A 生，无须按部就班地挂到毕业，于是，他屡屡环球出差，做的是为中外文化交流穿针引线的事。

1990 年汪丁丁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担任(1990~1993 年度)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东西亚经济发展、文化制度变迁"项目的研究员。

1991 年，汪丁丁应邀来到香港大学经济系，在名重一时的张五常摩下任教。这段时期，他把在美国所学到的知识充分消化和实践，边教学边研究，研究领域越来越广，包括制度经济学、博弈基础、微观经济理论、资本理论、资源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道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他与张五常等就"市场经济的道法基础"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学讨论，在香港名声大振，难怪有人称他为博学的"文化经济学专家"。

汪丁丁在香港大学教学和研究的五年时间，一有空余笔耕不断，很多立意新颖的专论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他的专论如炮弹一般给国内的经济理论界不少震惊。如在《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产权博弈》中，他指出"交易费用理论不大适合分析中国目前大范围的全面转型的制度变迁"。在他的博弈论观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时，他又借《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等专论指出了"博弈论基础已发生问题"，喊出了"经济学理性正走向终结"的警告。

汪丁丁离开香港后，内地机关争相聘请，有的以年薪20 万元请他俯就。有人这样说: 我们把汪丁丁请来了，谁还敢跟我们叫板学问。

1996 年，汪丁丁赴法国杜依斯堡大学任客座研究员。1997 年3 月，他终于结束了在海外高等学府12 年的漂游生涯，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现任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经》杂志学术顾问，《IT经理人》杂志资深专栏作家。

人类最后的家一一新经济

在中国经济学界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奉行和信仰"一本书主义"的专家，他们的一生集中精力构建一部专著，为学术大厦立下苦功，另一一种则是在学术边缘植跃的中青年学者。汪丁丁就属于后者已

曾有人撰文认为: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盲目乐观，其原因有四个。第一，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喜欢"喜鹊文化" 。第二，缺乏自由讨论的氛围， 宣传上报喜不报忧。第三，学术界脱离实践标准检验，忽视与中国实际接轨，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第四， 20 年经济增长造就的迅速但却是难以持续的繁荣给人们幻觉和假像等等。所以，中国经济学界中有这样一幅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 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 中国的高速增长是持续的而不可能中断的等等。对于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体化，许多人归结为简单的西方式道路己

面对这一切， 汪了丁认为、单一的西方文明必将意味着全球文明的衰败和权力的滥用，也将意味着这最后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不过是在重复以往若干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命运一一世界将重新归于分裂与孤立。

汪丁丁说: 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的命运不外有三种: 一是融入西方社会，放弃本土传统，所谓"同化"。这一现象既然以前发生过多次，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以后不会发生;二是自居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外并承受相应的后果，这也是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现象，事实上，人类几十万年的社会生活只是偶然地在几百年里被商业民族的活动连接为一体; 三是以精神力量修正西方制度，形成普遍主义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从未来的设想看，中国的道路以进入第三种为最佳选择。

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就要遵循市场化的全部运作。成熟市场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进入文明化的社会，就要在短期内解决如下的问题:以公众舆论监督权力;以新闻自由医治腐败;以法治精神维护公共领域与权力之间的平衡;以道德共识基础上的宪法精神指导政府日常职能的运作。

汪丁丁曾经饱含诗意说过"经济学是尴尬的学科，尴尬在它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成果，尴尬在它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规范和架构，尴尬在它直接的社会影响使它失去了‘学术'的宁静和乐趣。如果不是喜欢思辩的人，对经济学通常会有鄙视的感觉一一什么话都说了，什么都没有用，这就是混于知识分子圈中的被称为Economist 的一些人。不过，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魅力，它天生就是交叉科学，天生就在矛盾中给所有思考者放任白流的权力，你可以设计自己的模型，可以玄而又玄地说‘看不见的子'，可以为了人性向恶前大加鞭挝，更可以引以道德、法律、历史、人类学创建自己的体系，整体来讲，它接近社会的本质。"而在这种交叉科学中倘祥得如鱼得水的，便是如汪丁丁这样的‘思想者'。

而汪丁丁所理解的新经济，用他的话说: 就是扩展速度大大超过长期正常速度的经济。不论它是目前的"网络经济"还是工业革命时代的"蒸汽机经济"，尽管在这一简单的"超常速度"后面总有许多新的原理性的解释。

新经济的制度学特征，是知识群体成为产权的主体;而新经济的现象学特征，则是企业在"横向革命"中的命运前所未有地依赖于每一个员工的主动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新经济必须要按照"个人主义"来塑造企业文化的原因。

那么作为经济的企业文化，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呢?

汪丁丁说，严格说来，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一种可以叫做"集体主义"的企业文化，因为"主义"的意思是将某种特殊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例如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假如企业真的把某个人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化"为企业全体员工的价值观念，这个企业必定已经丧失了创造力，从而必定是要消亡的。这样看来，"团队精神"是较"集体主义"更为恰当的一个语词。当然，前者不同于后者，因为它并不把任何个人的价值强加给整个团队，它充其量是一种"分享着的精神"，而不是"主义"。任何"集体"都是从"个人"集结而来的，虽然任何"个人"都无法独立于社会而生成自己的"个性"。前人早就证明了"不可能性"定理:集体选择，在相当普遍和现实的假设下，是无法一致的。换句话说，任何集体行动都只能是政治行动，只能是群体内部利益冲突着的个人达成政治妥协的结果，只能是我反复论述过的"社会博弈"。因此，当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谈到"理性选择"时，他们总是指称"个体理性"的选择。

在说过了这些左的、右的和新左的看法之后，汪丁丁的结论其实很明白了: 但凡有些思考能力的人，不论来自左的还是右的方面，都承认，没有一个可以叫做"集体主义"的文化。任何被冠以"集体主义文化"的东西必定在骨子里是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殊价值观念，被权势者强加给了整个"集体"。

他指出: 与所谓"集体主义企业文化"不同，日本人把他们企业的"团队精神"概括为: 在充分尊重每个员工的意志的基础上达成的默契。当然，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企业因此在决策时表现出过分的谨慎、缓慢、前后矛盾，因为他们要反复"磨合"整个团队来自方方面面的个体的意志。

一般说来，新经济的企业文化越是"个人主义"的，企业作为整体就越涌流出创造精神。这个整体的创造精神的关键，在于领导这个整体的企业家是否有能力把这些富于创造性的个人主义者恰当地一一以收入分配、产权结构、长远利益、个人感召等手段一-组织为"企业"。企业家的职能是组织和扩展"人类合作的秩序"，他必须把各种可利用的组织手段协调为一个一致的"组织"，他可以做到这点，因为他本人是"个体性"的，具有个体意志所具备的"个体理性"，也正因此，企业往往显现出企业家本人的"个性"。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如果你信仰自由主义，你塑造的企业文化必定是个人主义的。如果你崇拜权力，你塑造的企业文化必定包含了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

汪丁丁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谁是真正伟大的企业家? 让他所塑的企业文化来评判吧!

人们一直在寻问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新经济的风险大不大? 到底有多大呢?

汪丁丁对网络经济充满了乐观。他说: 新时代的曙光降临了，比尔·盖茨最近的著作《以网络速度思考》恰恰可以作为这一时代的新思维方式的宣言。网络经济所导致的人类交往成本的迅速降低，迟早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大脑内部的思维网络并入那个无比扩展了的外部信息网络，从而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主体-客体"认知模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将被改写为"我们思故我们在";而"我们的"，经过海德格尔深思熟虑的"在世界的存在"将具体地显现为"我们在网络世界的存在";最后，赫拉克立特阐释的"对话的逻各斯"以及列维那斯的"为他人的语言"将在网络世界里找到。这也许是我们人类的最后的"家"。

中国容易滑向"不彻底的市场经济"

曾有人问汪丁丁:中国改革开放中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汪丁丁说："中国人的明智态度与历史叙事方式很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这是最堪担忧的。

他说: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说:历史上靠非经济力量建立起来的大帝国，其崩溃的直接原因几乎无例外地是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究其机理，不外是"官僚机器"内在的不断强化的统治权的努力与由于官僚化而逐渐窒息的经济活力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想象，在任一特定文化心理的人群里，"官僚化"达到某一特定程度时，经济活力的进一步下降所引起的财政收入下降将迫使官僚机制进-步强化对经济的控制，从而导致进一步的生产力衰竭。这一恶性循环如果不被中断，最终会导致中央政府的瓦解，表现为内战或外敌侵入，但不会表现为渐进的改革。

那么中国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呢?

汪丁丁认为: 大凡可以被叫做‘中国特色"的改革或措施，或多或少是与中国人办事情和想问题的"不彻底性"联系着，这种不求彻底的精神真可说是我们民族的"气质"，也叫做"明智"或"中庸之道"。

按照我们的精神气质和明智态度，源自西方的那些东西一一科学、民主、自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实行的时候都不会是彻底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所谓"中国奇迹"，其实应当叫做"中国民营经济的奇迹'。民营经济之所以获得了足够长时期的政治保护和发展资源，大致是与所谓"南中国模式"分不开的，即"放权让利"之后的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达成的政治经济的社会契约一一政府财政的相当大部分开始与民营经济繁荣息息相关。

目前，中国的改革进行到了它的"逻辑"的另一端: 中国人的明智态度与历史叙事方式很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

汪丁丁指的"不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指市场经济里人们权利与责任的界定的不彻底性，他认为在各种不彻底性当中，最堪担忧的是政府权利的界定与民众批评政府的权利的界定。这两种"权利界定"在我们的历史叙事里原本就很微弱，甚至不存在，要从"无"中生"有"，于是非有足够激烈的变革精神不可，否则更难免看着"奇迹"化为"泡沫"了。

未来的20 年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是现代市场规则能否在中国社会获得"本土化生存"的关键时期，也是检验中国人是否有这样的能力来突破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面临深层挑战的关键时期。

那么，在世界一体化进程的视角下，未来20 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将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呢?这是中国老百姓很关心的问题。

汪丁丁认为，所谓的"障碍"只有两个:一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知识状况"的极度落后;二是制度变迁症汪丁丁认为，"知识状况"在两个方面影响或决定人的创新能力:一是技术性知识的积累速度二一各种方式下的"人力资本"，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劳动转移培训|、知识更新等等，这也是当代经济学的所谓"新增长理论"反复论证过的事情。二是制度性知识的积累速度一一新观念的发生，比如，"市场"、"产权"、"法治"等等。三是旧观念的转变;比如"政府"、"家庭"、"个人"等等。四是新观念对传统的重新解释，比如，包括观念在人群中传播的速度。这也是制度经济学反复论证过的事情: 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速度。可是当社会普遍地发生着"权力腐败"的时候，"知识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是空想，因为知识本身就意味着权力("知识就是力量) ，腐败的知识权力也就意味着知识在社会里的道德合法性的丧失。

汪丁丁说，维护一个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开发和保持自己的创新能力:

第一，如果把制度方面的障碍放在一边，那么经济落后的地区和国家永远可以从那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知识，并且以比当初开发这些技术所用的代价小得多的成本完成本土经济的技术改造，这就是所请"后发优势"。

第二，只要人口自由流动，就会产生地区之间的制度竞争，从而人口将被吸引到那些具有"制度比较优势"的地区句去(因为制度优越性已经意味着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工资)。人口自由流动导致制度竞争，这既是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也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城乡差别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三，人口与环境的有效配置与"人口老化"时期收人水平的维持与增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而后者又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增长速度。

关于这一点，汪丁丁曾在一篇《"孩子与银行"+市场》的文章中说:

"我认为，经济发展的基础问题是:如何在两三代人的时间里把由于‘人口生育率转移'而出现的所谓‘人口爆炸'或者‘过剩劳动力'变换为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从而维持和提高未来人口的生活水平。因此对发展中经济而言，多生育一个孩子，至少在当时看来，可能减少了总的社会福利水平。根据东西方中心人口所的一项计算，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每多生一个孩子，相当于每年减少国民生产总值3000元。姑且让我们相信这类计算，那么，应当如何利用‘市场'来控制人口增长呢? 斯里兰卡的办法是举世闻名的:设立‘孩子银行'一一每一个进入生育年龄的妇女都有权利获得政府为她存放在‘孩子银行'里的一笔计划生育基金，在她退出生育年龄的时候，她可以根据少生孩子的数目领取这笔基金。当然，如果她超过了生育定额，孩子银行就会把她名下的基金转给那些少生了孩子的妇女。按照上面的计算，中国‘孩子银行'应当为每一个‘少生的孩子'存放6 万元人民币，并且这笔基金还应当随着通胀率逐年加以调整。

"社会学家很早以前就已经警告过我们了，现在，经济学家也开始注意人口老化的后果。在我看来，反对‘市场调节人口'的最主要理由是: 当收入分配高度扭曲时，尤其是当‘脑体倒挂'现象非常严重时，‘谁有钱谁多生'的市场配置方式可能导致中国人口素质的下降，因为确实存在着‘人口逆淘汰'的可能。但是当‘脑体倒挂'现象已经逐步改善并且将会更迅速改善的时候，这一理由就越来越难以成立了。或许‘市场失灵'仍然存在，因为低收入阶层很可能被锁入‘多生孩子和收入下降'的陷阱，就如贝克尔论证的那样。所以，‘孩子银行'对鼓励低收入阶层少生孩子将是最合适的办法，而对于那些已经大大超越了‘温饱阶段'的家庭来说，还是让市场去调节他们的生育行为吧。"

第四，在正常的"发展梯度"支撑下，决定整体经济能否维持长期发展的，往往是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提升自己经济结构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核心正是人的创新能力，因为发达经济已经没有多少"后发优势"可以利用。

最后，决定人的创新能力的，是人的知识状况和人所处的制度环境。

在未来20 年里，中国要排除两个障碍，那就要看汪丁丁所说的这五个方面的创新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