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学大师：宋则行

宋则行， 1917 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县，又名宋侠，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宋家祖上还算颇富足，到宋则行记事的时候，家道已经衰落。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商科，在银行做职员，经常失业。宋则行1935 年中学毕业以后，家里无力供他上大学，宋则行便考入了全部是官费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经济系。在大学求学期间，他一方面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另一方面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使他初步形成了中国应该走计划与自由相结合发展经济的道路的思想。1939年大学毕业后，宋则行被分配到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做出口贸易的管理工作。在这里，他目睹了官僚资本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搜刮中国人民血汗的事实，他决心放弃财政部的工作，继续探索发展中国经济之道。1941 年，宋则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迁到重庆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跟从李卓敏、吴大业、陈振汉、崔书香等专攻西方经济学。在此期间，深入研究西方经济理论和马克思经济理论，使他在大学毕业初步形成的计划与自由相结合的经济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了。1943 年宋则行获硕士学位后，留所任助理研究员，并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设计局从事经济计划研究工作。1944 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中国招收留学生，宋则行报名参加留英考试，在八个社会科学名额中，他赢得了唯一的一个经济学名额。1945~1948 年，宋则行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包括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货币银行理论等在内的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此外，他还研究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著作，阅读了英国工党理论家们的一些著作，并且考察了英国经济的历史和现状，1948 年完成论文写作，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48 年4 月回国以后，宋则行在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主编《经济评论》，并在《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理论观点，强调搞经济建设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必须同经济自由结合起来。

1949 年初，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停办，《经济评论》也被迫停刊，他到上海暨南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1949 年5 月，上海解放，宋则行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历史转折。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1949 年9 月，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到上海招聘专业人员，宋则行欣然应聘，他不顾当时东北的艰苦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毅然决定奔赴东北。到东北以后，宋则行立即着手实际经济的研究，从1949 年9 月到1952年在东北统计局工作期间，他主持了东北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的普查工作，并参与了新中国的统计制度创建工作。从1952 年起，宋则行经组织安排转入高等学校从事经济理论教育工作。先后在东北计划统计学院、东北财经学院、辽宁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并先后兼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经济系副主任、主任，辽宁大学副校长、校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等职。从1978 年起，他先后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重点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在几十年的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中，一方面宋则行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经济理论人才;另一方面，他又把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世界经济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写出了大量的富有见地的论著。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则行以火一样的热情积极投入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探讨，特别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所提出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和建设性的建议，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宋则行在经济学领域的辛勤耕耘中，处处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不断进取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他不懈的理论追求、严谨的治学态度、富于创造性的理论研究为经济学界的同行所钦佩。

宋则行不但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而且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是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同时，他又曾是九三学社的中央常委、九三学社辽宁省主任委员。宋则行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高度的热情，并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1979 年4 月，宋则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总需求与总生产(总供给)相平衡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分析

在我国经济学界，宋则行最早提出用总需求与总生产(总供给) 相平衡的分析方法分析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口1981 年3 月2 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宋则行的一篇题为《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宋则行酋次提出了总需求与总生产相平衡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该文指出，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全局性的宏观平衡，是相对于单项或局部(部门、地区) 的微观平衡来说的。它要求社会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如投资和消费)和社会总生产中相应的各个重要构成部分(如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 相平衡= 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生产的平衡主要是价值上的平衡，而社会总需求各个构成部分和社会总生产中与之相适应的各构成部分的平衡，又必须在实物上取得平衡；因此，综合平衡要求价值平衡与实物平衡互相衔接， 要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资源的供应可能相适应。

根据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生产相平衡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宋则行提出，要搞好综合平衡，首先要从分析过去一个时期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生产的规模、结构着手，从中揭示国民经济中的不平衡因素，生产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可能挖掘的生产力，急需满足的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进行必要的扩大再生产所需的技资规模，以及为满足这些方面的需求所需的生产资源供应可能，等等。进行综合平衡就是要在分析过去、摸清现状的基础上，按照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估算计划期内可以达到的国民收入水平和资源供应规模。由此出发，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比例以及两者的规模和结构，使之既能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又能逐步增强扩大再生产能力，取得最优的宏观经济效果。结合现实的经济问题，宋则行提出，搞好综合平衡的关键是控制社会总需求，如果超过了资源供应的可能，特别是不自量力地安排了过多的建设投资，反而会引起相反的结果。因此，他认为，在控制总需求中最重要的是控制建设投资的规模。因为建设技资的规模愈大，占用生产资源愈多，达到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挤掉简单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源; 同时，如果占用的大都是与消费品生产所共同需要的资源，势必会挤掉消费品生产的资源。不仅如此，建设投资规模愈大，占用劳动力愈多，就业面相应扩大，职工工资开支增加，社会购买力膨胀，对消费的需求也随之增大。因此，投资的扩大会引起-系列的连锁反应，引起几倍于投资增长额本身所包含的职工收入的增长。这种情况，不仅造成生产资料供求关系的紧张，而且会引起消费品供求关系的紧张。当然，建设投资，除了有扩大社会总需求的作用外，还可以或迟或早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对各方面紧张的供求关系可以起缓解的作用。但是，就投资效果看，一般来说，建设工程项目愈大，工程完成周期愈小，建设未完成工程的价值所占比例愈大，投资的近期效果也就愈小。

此外，宋则行提出，为了控制社会总需求，还应该通过控制农产品价格、平均工资和奖金增长的幅度，把人民的消费需求控制在消费品生产供应可能的增长范围内。继提出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生产相平衡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之后，宋则行又先后发表了《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技资规模问题》、《关于宏观经济的计划管理问题上《关于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平衡问题》等重要论文。贯穿这些论文的一条主线就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生产相适应的原理。

宋则行提出的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生产相平衡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对于指导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并且在实际经济工作中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的分析

宋则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于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的分析。

在1982 年发表的《提高经济效益的宏观决策》一文中，宋则行遵循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强调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出发点。

宋则行之所以强调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他对长期存在于经济建设中的"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沉痛教训有着深切的体会有关系。他认为，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严重地妨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无论是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有下降的趋势。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也是惊人的，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很不相称。他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着重指出: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通过经济建设，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并在生产、流通等各个领域中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为了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宋则行指出: 首先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一个能充分调动各方面讲求经济效益的积极性的经济体制，同时还要合理调整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合理调整投资规模，合理使用和节约资响金，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疏通产品的流通渠道，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以及重视教育与科学的发展，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等。在《实现两个倍增与提高经济效益》一文中，宋则行强调提高经济效益是实现两个倍增的前提。他认为，只有建立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才是实在的，没有水分的，才能使人们得到更多的实惠。

由此，宋则行进一步论证了提高经济效益与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增长速度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必然体现为一定的增长速度，因为经济效益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人力、物力消耗和资金占用，比过去生产出更好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反过来，如果一定速度的增长是指符合社会需要的低耗高质的产品比过去增加了，这个增长速度，当然也包含着经济效益的提高。

宋则行的这种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速度相统一的思想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这也正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要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子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1984 年，在这些论点的基础上，他和其他人合写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概论》一书全面地分析了提高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益的途径。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率的分析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率的分析是宋则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他在1981 年发袤的《关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问题》的论文中，把他的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观点作了如下概述:按照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式，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取决于积累率和积累效率，积累效率已定，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将随着积累率的提高而提高。但是积累率不是凭主观愿望可以任意规定的，在生产资源供应有限，又不能对投资需求作出迅速反应的情况下，高积累、高技资，必然要挤掉原有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维修、更新、改造原有设备能力所需的生产资源以及消费品生产所需的资源。这样，不仅造成生产资料供求关系的紧张，也造成消费品供求关系的紧张。同时，在国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人均国民收入很低的条件下，以较高的份额用于积累，必然会压低消费，使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挫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此外，高积累也会使有限的资源分散使用在过多的建设项目上，拖长建设周期，长期形不成新的生产能力，带来投资效果的下降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所有这些，最后迫使经济增长的速度急剧地降下来。所以，必须根据生产资源供应的可能和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实际，以及国民经济内部各种比例必须保持均衡的要求，规定适当的积累率，以实现适度的经济增长率。

宋则行的关于社会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在国内经济学界也有独到之处，他把决定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的因素: 积累率、投资率、资金-劳力结合比率、劳动力增长率、劳动生产力及其增长率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并从国民经济各部门相互联系的整体出发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规律，其论述和分析十分透彻、精辟，为我国制订经济发展规划和确定适度的经济增长比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经济调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析

关于经济调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析，是宋则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探讨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宋则行首先提出了两种层次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理论。在此之前，理论界只是一般地谈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问题，没有具体区分两种层次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不能说清楚两者的具体内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确定两者的调节范围和深度，并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1980 年发表的《论两种层次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论文中，宋则行强调，要区别两种层次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一种是对国民经济总体来说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另一种是对各个企业或各种产品来说的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第二层次的两种调节要受第一层次的两种调节制约，而第一层次的两种调节要依靠第二层次的两种调节来实现。

通过对两个层次的计划调节所涉及问题的分析(调节的内容、范围、深度等) ，宋则行认为，要搞好两者的结合，必与须有步骤地对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如计划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信贷管理体制、价格管理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直到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他强调，如果不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同时，相应地改革各方面的体制，尽量发挥各种经济杠杆和经济手段的作用，辅以相应的经济立法，就很难做好两种调节的结合，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求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效率的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该文中宋则行较早地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提法)。由此，他探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宋则行还特别强调有步骤地进行各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发挥市场机制在实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和实现经济发展速度、比例、效益的统一以及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中的应有作用。

此外，宋则行曾在20 世纪80 年代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委托，与该所研究员攀亢一起主持了一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世界经济史》 (共四卷) ，组织全国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参加协作编写，历经近十年，终于在1994 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它的历史，在我国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获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