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国家计委的要员：杨启先

杨启先， 1927 年出生于重庆，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教授。

自1946 年起，即开始从事经济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至今已有50 多年。

1946 年秋，在重庆敬业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后，进入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

1947 年秋，考入川北大学(解放后改为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半工半读，到1951 年毕业。

1951 年秋，在四川师范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工业部人事处工作。

1952 年11 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被首批调入国家计委，先后在综合计划局和长期计划局工作，一直到1973 年2 月。在此期间，除1970 年至1972 年在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外，曾参加过历次全国国民经济长期规划、五年计划与年度计划的编制和综合平衡工作，参与过多次全国计划文件和报告的起草。通过20 年计划工作的实践，对全国宏观经济情况比较熟悉;对建国以后20 年来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历史与曲折过程，有较多较深的体会。

1973 年3 月，到河北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和计划统计教研室主任，负责讲授"国民经济计划"和"宏观经济管理"等课程，并着手研究如何搞好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等课题，一直到1981 年上半年。

1981 年7 月，国务院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被首批调入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1982 年体制改革办公室改为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 ，转入国家体改委工作，先后担任总体规划组组长(局长)和负责总体规划的专职委员(其中1986 年春到1988 年春，曾兼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讨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一直到1991年4 月。在此期间，曾组织和参加了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方案的制定，负责过体改委不少重要文件的起草; 并且参加过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报告》的起草工作。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成就、经验、教训，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点与难点等问题，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

1991 年5 月到现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先后担任该研究会常务干事、副会长和副会长兼秘书长。1992 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经济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 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曾参加过党的十四大文件和1993 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并先后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北京经济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国家行政学院、铁道干部管理学院、中国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的兼职教授。

在过去50 多年工作中，杨启先在多数时间不是搞专业的经济研究，而是从事实际经济工作。但由于主要是在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从事综合经济规划和综合改革规划方面的工作，政策性和理论性很强，随时都会面临各种重要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必须通过认真的调查、分析与研究，以探索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加上这两个机构都是国家最高和最权威的综合经济管理机构，所接触拥有的经济资料和信息很丰富，也非常有利于经济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使他逐渐养成了一种结合实际不断思考，既遵循基本理论原理，又重视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习惯和工作作风，提出过不少有一定个人特点和社会价值的观点。

在有关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表述方面

关于现阶段我国经济形态的定位早在1980 年和1981年上半年，杨启光先在河北大学任教期间所著的《国民经济计划概论》一书中，就明确提出: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同时也存在者并必须大力发展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存在着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实行货币工资制。因此，只有采取商品经济形式，才能实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等价实换，才能使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通过交换得到价值补偿，才能保证劳动者按劳动获得应有的物质利益。也只有利用商品经济的形式，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茜才能顺利地获得他们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社会仁义生产才能得以正常进行。

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在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我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由于人们对这句话的重点理解不一样，强调前半句，就安有计划; 强调后半句，就离不开市场。因此，他结合国内外近二三十年的改革实践，将多种多样的意见，概括为可供我国改革选择的四种目标模式。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同。杨启先在1992 年曾经提出: 二者既存在着很大的共性，也有一定的特性。关于二者的共性主要是:都必须坚持市场的基础性、竞争性、开放性和政府调控的间接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是: 从领导力量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 从所有制结构看，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从分配制度看，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 从经济运行过程看，是有一定计划指导的。但在有关社会生产组织的下述三个阶段: 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财富分配中，运用计划手段进行指导，主要只能针对前后两个阶段;对中间一个阶段，即企业的生产经营，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积极按照市场原则办事。并且特别强调，要真正实行并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是必须弄清和遵守市场经济的上述共性，决不能首先强调社会主义的特性。因为，离开了上述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

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1992 年以后，他曾经将此问题概括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二是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在有关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方面

对1988 年的高通货膨胀和全国性商品抢购成因的分析。一般都认为，主要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经济改革推进过快造成的。杨启先则始终认为，是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对1985 年和1986 年经济过热的调整， 1987年底还没有完全到位， 1988 年初又很快启动了。二是，价格攻关任务和价格改革目标(绝大多数产品完全放开由市场调节)公开宣布的时机选择不好。三是，在物价指数同银行存款利率出现了严重倒挂的情况下，因顾虑国有工商企业增加负担而迟迟没有提高利率。仅此，即直接影响6 、7 ， 8 三个月储蓄存款增加额大幅减少，甚至纷纷提款抢购商品，致使1988 年全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比原计划少增加了300 多亿元，相应的增加了货币发行300 多亿元。如果及时提高利率，增加货币回笼，就既不会出现全国的抢购现象，也不会采取急刹车的办法进行经济的治理整顿，导致经济随后差不多3 年的低速增长，经济形势比较萧条。

对1996 年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杨启先认为，影响1996 年经济健康发展主要因素，已经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需求不足。因为1995 年物价指数居高不下，主要是1994 年通胀的"翘尾巴"影响， 1996 年这个因素已不存在，通货膨胀率最终肯定可以降到计划的10% 以内。而且认为，在最终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要想用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办法来调整存量结构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国有企业不能优胜劣汰，产品有销路的增产了，没有销路的也不能停产，结果只能是大量增加库存积压，造成新的损失浪费。最好的办法是，合理调整宏观控制力度，并改变银行资金投向，适当增加投资，扩大最终需求。这样既防止经济增长速度过多下滑，又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这种看法，实践证明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我国经济改革当前面临形势的估计。他认为， 20 年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至今还任重道远，并未完成。突出的是，在我们面前还有四大难关必须越过即: (1)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的建立; (2) 国有企业改革; (3) 政府机构精简与职能转换; (4) 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而且，在这四大难关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要解决任何二个问题，都涉及其他问题的解决。如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和要素市场建立难以较快推进，主要是因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难以适应; 但国有企业改革长期到不了位，很明显主要又是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与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必须下决心尽快突破这几大难关，使主要方面的体制基本协调配套，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在有关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

关于国有企业弊病的根本成因。一般都认为: 主要是微观管理搞得不好造成的，杨启先认为根本的是在宏观管理上背离了马、恩原来的思想。马、恩之所以要在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目的是为了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两大弊病:一是人剥削人的制度，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劳动者社会地位低下，积极性很差;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导致私人资本家之间的盲目发展、盲目竞争，经济很不稳定。因此，曾经讲过可以实行的公有制形式有许多种，并没有说过主要就是搞国有制。把国有制当成公有制的主要形式甚至最高级的形式，是从苏联开始的，这本身就不完全符合马、恩的原意。特别是从苏联起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国有企业的一整套管理办法，不但达不到马、恩设想的目的，而且必然带来种种严重弊病。因此，他曾提出:我国的企业改革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传统模式。

关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具体含义。经过多次调查、分析和比较，杨启先在20 世纪90 年代初明确提出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政企、劳企、党企三大关系严重不顺。即: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始终存在着上下级的直接行政隶属关系，企业很难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企业。二是，企业中劳动者长期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难调动起来。三是，企业中的党、政关系复杂，核心、中心的矛盾很多，优秀经营者的作用很难充分发挥。并且认为，这三大关系如果理不顺，国有企业的改革就不可能到位。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要害所在。杨启先认为，最要害的还是产权制度改革严重滞后，导致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积弊，至今没有大的改革。因此，国有企业改革要真正取得突破，必须从产权制度的改革开始，下决心在产权改革上动真格的。当然，这并非要搞产权私有化，而主要是应根据不同情况对企业产权进行合理调整与重组。总之，反正是国家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根据过去经验，"养企业不如养人"的成本低，效果好。

在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方面

为什么大多数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改革成就不大，而中国的改革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长期以来国内外都有许多评论，但至今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和比较准确的说法。杨启先认为，除了有邓小平理论作指导以外，关键是较好地处理了五个方面的关系，即: (1)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2)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3) 市场发展与所有制结构调整的关系; (4) 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关系; (5)借鉴外国经验与从本国国情出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