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专家：从神奇的犹太法师到数学家

那些预测交易所行情并提供建议的人，往往会成为真正的交易所专家。当他们命中目标并正确预测了一次大的行情之后，他们被尊敬，被赞叹，有时甚至被崇拜。众多的股票购买者对其马首是瞻。这些专家向人们推荐买X股票或者Y股票，在电话中指挥他们，而他们自己却丝毫不愿动动脑筋。大多数的交易所预言家都利用他们的名气操纵行情，使之对自己有利，他们的分析方法从数学到占星术，无奇不有。我已经介绍过罗伯特·普雷希特，他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极大的关注。

乔·格兰威尔①（乔·格兰威尔是美国投资专家，又译为葛兰威尔，葛兰碧。他是移动平均线、格兰威尔八大法则的创立者。第一个提出量价理论的人。——译者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一次成功地预计，或者说猜出道琼斯指数下降30点之后，通过叫卖小贩似的自我宣传成了权威。对这个预言他的要价不亚于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这个预言完全不是来自什么技能，而是他自己造成了这次下降。他给2万~5万的股票持有者发了电报，在电报中他强烈推荐他们卖掉所有的股票，交易行情自然会下跌。当成千上万的天真的储户突然将股票在市场上抛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很容易被拉下了30点。一夜之间，格兰威尔成了明星和交易所专家，他的信奉者不仅仅在美国，在德国也有不少。

在这当中也有库尔特·奥利格穆勒，他在德国已经是一位交易所专家了。他住在蒙特勒，并管理证券投资。我和他甚至还有私人交往。我曾经在《资本》专栏取笑过占星者和交易所炼金士等类似的饱学之士。这之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虽然我从未提过他的名字，但他仍觉得被我的言辞侮辱了。他为他新发明的理论做了庞大的广告，即人们怎样最精确地预测一种股票的行情发展。有几个著名的记者甚至为了他的发明庆祝了一番，他将他的理论称为“黄金分割”。

他在信中以激烈的语气责骂我并声称：乔·格兰威尔的小拇指里的交易所知识比我头脑里面的还多。他要求我在专栏里不要谈论陈旧的交易所名人铁事，而要准确地预测任何一只股票在30天内的走势。他说，因为交易是一门高难度的科学，人们必须了解和研究这门科学。

很遗憾，他的理论悲剧性地结束了，因为他几个月后在枪杀了他的妻子后自杀了。在他的遗书中，这个可怜的人仍旧坚信他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但遗憾的是，他不再有勇气和健康去证明它了，他输光了他的客户托付给他的资金。这个悲剧事件是最好的证明，交易所投机分子会疯狂到什么地步。我认为，奥利格穆勒是格兰威尔预测理论的牺牲品。格兰威尔继其“30点成功”后试图再次证明他的能力，并预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750点盘整时，美国的市场晴雨表（即股市）将在很短的时间内下跌到450点。格兰威尔对公众明确地解释说：“这一预测是如此确信不疑，以至于我也让那些大妈们（他以此指代那些老年女性）等待着这次不可避免的下滑。”这之后发生的事情，今天已成为华尔街的故事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非但没有降到450点，反而在第二年持续攀升。据我所知，库尔特·奥格利穆勒在芝加哥交易市场耍了手段，他在那儿将他能支配的所有资金全部投到了格兰威尔预言的美国交易市场的骤跌上。

格兰威尔却绝不会为自杀事件困扰，他继续大吹大擂地宣扬他的预言。那时他被人以昂贵酬金请到德国一个面向新闻界的公开讨论会上，他讥讽地吹嘘道：“科斯托拉尼先生声称，他在100次事件中有51次都有理，这对他已经足够了，这完全是戏言。我在100次事件中100次都有理。我也不像科斯托拉尼先生那样说‘我认为’或‘我想’，我要说‘我知道'。"更有趣的是，当我们单独在一个小沙龙里会面时，他私下对我说：“你知道，科斯托拉尼先生，我是一个拙劣的喜剧演员！”他甚至没让我感到不愉快。第二天《法兰克福汇报》上刊登了一篇半页长的关于讨论会的文章，人们都认为我百分之百有理，甚至还嘲笑了格兰威尔。这并不奇怪，像安德烈·科斯托拉尼那样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是无法和格兰威尔这种人进行什么讨论的。

几十年前，我的一些同事看中神秘主义而不是数学。那时我正在钟爱的布达佩斯度假。一想到不必再讨论交易所的事务，我就十分高兴。因此，当我的好朋友在我到达之后，邀请我去拜访他的一个熟人时，我极为失望。那个人听说我是个“纯粹股票投机者”，所以非要结识我。我也听说过这个人，她叫芭芭拉·西尔比格尔，一个虔诚的老犹太人。在我小时候，她就是布达佩斯著名的占卜术士。奥匈帝国腐败分子阿德米拉·尼科劳斯·赫尔蒂、总理格拉夫·伯兰特和许多其他的匈牙利统治者，都是她重视的顾客。新年来临，新闻界都用整栏的篇幅报道她对未来12个月的预言，她被官方认为是匈牙利的女祭司。

她的邀请却并不令我感到愉快。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丝毫关于我未来的事情，因为每个新的交易日带来的惊喜，对我来说是个甜蜜的消息。但我的朋友向我保证，此行绝不谈什么预言占卜。相反，芭芭拉想从我这儿听点儿别的东西。因此我们就踏上了通向匈牙利德尔菲之路，就是去布达佩斯后面的山里。

在一个杂物间里，这位打扮吓人的老妇人接待了我们。破旧的圈椅在她沉重的身子下呻吟，不通风的房子里乱得无法形容。但当她一开口说话，全部印象立刻改变了。她的谈吐高雅显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她还完美地掌握多种语言。

“那么，我亲爱的孩子，你就是那个从交易所投机中创造出美德的人。你看起来懂得交易所捣鬼这套把戏，如果能从你这儿听到些或学到些什么，我会感到很高兴。”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外表看来一贫如洗的老妇人是如何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行情与获利的关系和可转换债券的？尽管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但对我来说向她传授交易所的真谛也是件乐事。我在她那儿待了几乎两个小时，发现她是一个十分聪明和好奇的学生，这令我开心。告别时我向她承诺，会与她保持联系，并经常将我对世界不同交易市场的看法写信告诉她。

当我几星期后又回到西方时，我向我的熟人讲述了这次会面的经历。他们告诉我说，有四个匈牙利裔的外国人——一个在苏黎世，一个在伦敦，一个在日内瓦，另一个在纽约，个个都是诡计多端的交易所阴谋家，他们与我新认识的朋友早在几年前就有了联系。他们定期寄给她礼物和包裹，作为回报，他们从芭芭拉那儿获得关于全世界交易所的预言。有时是确定无疑的，如“秋季在华尔街把所有的股票卖掉”；有时是神秘莫测的，如“在巴黎将全部以P开头的股票买下”；有时甚至是轻描淡写的，如“在苏黎世黄颜色的股票将攀升”。

为什么不呢，我对自己说。她跟着自己的直觉走，这种直觉一定有某种原因。也许她从那些不理性的经纪人或者银行家关注的事件中找出了答案。事实上她是在那个杂物间里，对四个国际职业投机家的交易操作产生了影响。

从我拜访后，她便开始使用一套新的工作系统——直通热线。我从巴黎将我的“智慧”寄给远在布达佩斯山中的她，从那儿她立刻以她预测的名义向世界的四个角落继续传递出去。借助这条新的线路，芭芭拉的建议肯定变得更内行了，但她的预言是否得到了应验，这一点我今天不能再多说了。

大多数交易所专家都很不解的是“下跌预言家”。“上涨预言家”只占少数，因为预测世界末日的到来会引人注目。他们也有艰辛的日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今天都无人提及了。我已经提到了美国的罗伯特·普雷希特和乔·格兰威尔。在德国则有我亲爱的同事和朋友保罗C.马丁，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预测“行情下跌”，如今他给德国《图片报》写文章。还有一人是前任银行家菲利普·弗莱赫尔·冯·贝特曼。他肯定不是出自本意地耍花招影响行情，而是百分之百地被自己的预言说服的。他几年前在《法兰克福汇报》上登广告，警告世界经济滑坡即将来临。这条广告最终花了他不少银子，而他从中却没捞到一丁点儿好处，人们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罗兰德·罗伊舍尔也很活跃，他几年前转入了“下跌专家”阵营。在道琼斯指数3000点时，他预测会发生第二次1929年的市场崩溃。当股票在此期间回落，他就一再宣扬所谓的“撒拉米暴跌”，意为“暴跌以小步伐进行”，这在语义上完全是错误的。暴跌是突然的、不期而遇的，并带来严重后果。我对暴跌的定义是：女佣端着汤碗进入餐厅，汤碗掉了。第一个暴跌是指瓷碗掉到地板上，然后碎片乱飞，最后的结果是：女主人打了女佣一记耳光。这才是暴跌，甚至是个“三重暴跌”。

罗伊舍尔非但没有谨慎小心，反而像有理似地吹嘘“我告诉过你这样做”，可事实上这个德籍比利时人没有一次能说中。在美国，吉姆·罗杰斯很活跃，多年来这位乔治·索罗斯当年的伙伴还警告人们提防评价甚高的华尔街股市。

下跌专家们最终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像我哥哥曾经做过的那样：在一个大型家庭舞会上，他对女主人说：“您看见那边那个丑陋的大脑袋矮子了吗？”

那位女士回答说：“那是我的儿子。”

我哥哥脸色发白并理智地回了一句：“尊敬的夫人，这样的错误是不可弥补的，我走了。”

他离开了。

我绝不是一个预测下跌的天才。虽然我从未给过什么建议，但记者们经常称我为“交易所专家”。我不接受这个头衔，因为专家是不会出错的，而我肯定不是。完全没错的，只有菲尔特的犹太教法师。当一小群法兰克福交易所投机者问他，现在在交易所应该怎么办时，他回答道：“买不卖（kaufet nicht verkaufet)。”交易所投机者们只能自己添加标点符号了，意思就是“不买（kaufet nicht)，卖（verkaufet)”，或者是“买(kaufet)，不卖（nicht verkau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