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多还是做空,并非原则性问题
至今为止我只是作为一个看涨投机者来观察“科斯托拉尼的鸡蛋”。不过你当然也可以进行看跌投机从而赚取利润。它的作用过程是这样的:看跌投机者或像人们对他们的称呼“卖空投机者”,在今天以一定的价格卖出一种有价债券,但实际上这种债券他目前还没有拥有而是想在以后买入。他把自己的买入时间向后推迟,因为他认为明天买入所支付的价格会比今天买入所支付的价格低。看跌投机者就像一个猎手,在还未猎到熊之前就已经开始出售熊的皮毛。但是他也可能会射偏,这样的话他就不得不花高价从另一个猎手那里买来皮毛,以此履行他的责任。这就是看跌投机的风险所在。
举一个例子,投机者迈尔认为,想象力有限公司和大西洋有限公司的股价会下跌。让我们假设,两种股票都代表100的价值。他认为牌价太高,期望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股票的价格会下跌。他从另外一个投资者手中借来了两家公司的股票。现在他把借来的两种股票分别以100的价格卖出,虽然他还没有真正拥有这两种股票。几天以后想象力有限公司的股价从100下跌到了80。迈尔认为这种股票的下跌幅度已经够大了,所以他以80的价格重新买回这种股票,再把它还给借给他股票的人,这样他就获得了20%的利润。
与此相反的是,大西洋有限公司的股价丝毫没有下跌的迹象。它从100上升到了140,迈尔陷入了极端的困境中。大西洋的股价还可能继续上涨,于是他以140的价格重新将股票买入,结果损失了40%。如果这笔交易就这样完结了,他要把买回的股票还给借给他股票的股票所有者。看跌投机在各个期货交易所和某些证券交易所都可以进行。
理论上来说,如果投机者相信股票的价格会上升,那他就可以进行看涨投机,如果他认为股票的价格会下跌,他就可以进行看跌投机,然而只有少数人才能准确把握两个方向之间的变化。比如我在开始投机者生涯时是一个固执的看跌投机者:我已经提到过,我的父亲1924年从他的朋友亚历山大(巴黎商品交易所的经纪人)那儿得到了一个建议,把我送到他朋友那里进行培训,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时布达佩斯前景暗淡,战争的失败所造成的创伤还没有治愈,不幸的法郎投机又给予了经济致命的一击,就像奥地利一样。一种令人沮丧的气氛——贫困和失业笼罩着匈牙利。
意大利和墨索里尼一起度过了蜜月。虽然为此失去了一部分自由,但是却为其现代的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础。
一个有魔力的、安慰人心的词点亮了未来:“和平。”由拉卡诺和古斯塔伍·施特莱斯曼所签署的协议,以及此后的布莱恩特一凯洛格条约宣布了战争的非法性。阿里斯泰得·布赖恩特用美妙的男中音雄辩且富有活力地宣布了这一理想的政策。在1927年的日内瓦会议上甚至谈到了降低关税的问题。这是欧洲梦想的最初前兆,30年后这个梦想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而成为现实。
在法国,庞加莱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稳定了汇率。当法郎的汇率上下浮动了三年之久后,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实价格。1929年法郎的价格通过法律的形式稳定了下来,在这种情形下迎来了法国复兴的高潮。浮动汇率的尝试性做法在法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富有的人们在离开交易所时都搓着手,面带喜色,股票和债券的价格一直向上攀升。汇率的稳定和良好的金融状况把世界各地的资本都吸引到了巴黎,这里是一个奢华、欢愉和喜庆的世界。我希望认识这样的一个世界,于是我在一个美好的夜晚登上了东方特快列车,就像巴尔扎克笔下驾着邮递马车的主人公一样。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充满着禁欲和天堂般快乐的世界虽然近在咫尺,但如果你没有得到进入其中的钥匙,这个世界就是永远无法触摸到的,这把钥匙就是金钱。我的口袋里所剩无几,远远不够。表演是精彩的,但只从外面观赏是绝对不能让人满足的。
带着玳瑁眼镜,披着黑色的流苏头发,富吉塔出现了,后面跟着他心爱的模特,来和他的朋友凯塞林和维特勒以及桌旁的其他人讨论教堂的外部装饰和圆顶问题。
举止优雅的贵妇人展示她们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由普瓦雷为她们设计的。在波伦亚,这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在他的小游艇上派头十足地接待了他来自上层社会的朋友们。当天色刚蒙蒙亮时,他为他们演奏了来自新奥尔良的最新音乐。当时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还没有电影院,但是人们可以排着长龙站在林荫道上,通过观看查理·卓别林的《黄金时代》来认识美国或是通过《巴格达窃贼》来感受东方。读当时小说的人们可以熟悉当时百姓的语言,人们这样武装自己就可以混入酒吧的普通人中间,因为这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另外一些夜晚,人们在同世界最著名的巨星、令人难忘的莫里斯·肖夫兰共同歌唱了一曲最新的歌《瓦伦丁》后,会到马克希姆去参加晚宴。或者这些先生们会一同坐在韦伯咖啡馆里,讨论最新的汽车模特,或肖夫兰最新发掘的明星和最爱。第二天的报纸在每日新闻下登出了安德烈·西特鲁在杜维拉玩巴卡拉纸牌赌时赢得了庄家的全部赌本的消息(后来他也是在巴卡拉纸牌的赌桌上输掉了他的工厂)。
就像一个趴在糖果店的玻璃窗上,鼻子被压得扁扁的孩子一样,我也羡慕地看着这种令人惊讶的生活和忙碌的活动。我必须要找到进入这种游戏的途径和道路,并从中获利。我十分清楚,这在我心中成了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它需要的东西只有一个——金钱。
我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心理危机。现在回头来看我才发现,这个转折点在我的人生中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把金钱放到了最基础的位置上,并且时时刻刻不间断地想着它。开始钱只是达到目标的一个手段,但后来钱本身却成了目标,它让我轻视其他一切东西。我的伦理观、我的价值体系已经完全转变了,除了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引起我的兴趣。那时我甚至没有能力来享受一种非金钱化的快乐,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梦想着拥有一个装满了钞票的保险柜,还有钱袋,可以让我时刻看着,触摸着,不时可以像富尔伯纳创造他的财富一样创造我的钱袋。
对待金钱的态度把我引向了某种惰性的歧途。购买一辆豪华轿车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认为只要钱袋里有了足够的钱,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随心所欲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某人有了支票,那他就会觉得他已经拥有了所有其他的生活享受品。一方面金钱的价值上升了,但同时其他东西却贬值了,特别是所有可以用金钱买到的东西的真实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了。这种观点导致了一个典型的通货紧缩的经济理论。我把这种极端违反常情的观点上升到荒唐的高度,并且达到了全面蔑视所有不能通过现金来表现的价值的程度。这就是成为“看跌投机者”的一个相同的基本点。
用现金来表达价值意味着把所有的事物都标上价格。因为在我的心里,对金钱的价值看得过高,所以我认为所有商品的价格(包括股票在内)都被过高估计了。我等待着它们的价格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下跌,就像德国人长年偏爱他们神圣的马克一样。
我只能做看跌投机,而且似乎看到了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洛克菲勒的价值下跌而我正好在同一个看跌投机时获利,那么洛克菲勒就失败了,而我和他之间的差距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这就是我每天单纯的想法。我只有一个愿望:投身到投机中去,因为这是快速敛财,甚至成为百万富翁的唯一捷径。
伟大的一天很快到来了。我第一天“拜访交易所”的记忆永远也不会褪色。就像在一个巨大的赌场里一样,金钱的气味飘荡在空气中,弥漫到每一个角落。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无线天线,以接收意外的收获。如果我愿意听交易所的第一个朋友的话,那么成功并不困难。他说,你得在行情上涨的河流中同游,心中充满自信,这就足够了。“到月底你就可以去收账了”,他咧着大嘴笑着,一边拍着我的肩膀(在巴黎一直都有期货交易,也就是说,损失和收益的差异总是在月底结算)。
老实承认,我对于这个有几百人活动的混乱场所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各种陌生股票的名字涌入了我半聋的耳朵。年轻的小伙子急急忙忙地从一个队伍奔向另一个队伍,他们手里紧攥着他们顾客希望的订货条在整幢大楼里跑来跑去,彼此挤来撞去,一会儿又向相反的方向四散而去。
在圆圈的中央站着17位先生,长年累月不分冬夏地穿着黑色衣服,他们是证券经纪人公司的17位成员(宣誓效忠的交易所经纪人)。他们的胳膊柱在一道栏杆上,栏杆将他们和公众隔离开来。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声嘶力竭地喊着:“我付出,我获得。”整个世界都好像加入了一场暴动游戏。一些人冲向电话亭为了检查第一批结果。另一些人举起手挡在嘴前小声地讨论着,各自吹着自己的重要性。还有一些人在小小的黑色纸条上飞快而缭草地记录着各种数字。那种普遍的神经紧张根本没有对我产生丝毫影响。我越接近这个崭新的世界,我就越远离那种夸张的气氛。每个人都声称,他拥有最好的信息,吹嘘他在任何交易所的突然变化中都会获利,他能永远给予他的顾客正确的建议,他了解百试不爽的诀窍等。我们本来可以相信这里确实存在天才和预言家。所有人都骄傲地报告着自己的经验或成功,每两句话就会以这样的形式开始:“这点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当一个新手刚刚来到交易所时,他会完全被这里的气氛所迷惑。这里的人不谈艺术,不谈政治或者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在朋友之间常常谈论女人。谈话只会围绕着金钱,你本来会赚到多少钱或者当你正确地买入或卖出时应该会赚到多少钱。这里衡量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即你拥有多少财产,你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交易所经纪人认定为有利可图的顾客。
幸运的是,或者不幸的是,我慢慢地习惯了这种气氛。那时我在这一领域还没有什么经验,但是简单而正常的人的理性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恫吓罢了。那些神机妙算的投机所根据的逻辑、阐释、思考和论据在我看来都只是原始、幼稚的,是完全错误的。有一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我,如果所有的人都做看涨投机的话,那么我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必须要进行看跌投机。
在我对真实价值极为藐视的同时,我对在交易所里碰到的人也产生了蔑视。当我走下这个楼梯时,我的决定已经做出了。我要在熊市中获得利润并要看到这些自吹自擂者的失败,以此作为他们对我充满恶意的赔礼。我只需要选择我的投机对象,并学会看跌投机的基本原理。在我的思想和感觉的引导下,我开始在期货市场卖空各种品种的有价证券,企图今后以更便宜的价格将它们购回。没用多久,代表幸运的字母G已经第四次写在我的功劳簿上了。
在美国投机狂潮的最后一个阶段,所有的资本都被吸引到了华尔街这个充满魔力的世界投机中心。这对欧洲的市场有着极其消极的影响。大西洋这边的投机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他们的资金以7%、8%或9%的利息(这是他们在欧洲可以获得的利息)进行投资。但他们宁愿购买股票,它们的价值有时可以在12个月之内翻三番。随着美国资金的回收和向本国的回撤,欧洲越来越敏感地感到了资金的紧张。美元首先是慢慢地流出,然后完全渗漏了出去,这首先削弱了那些抵抗力原本就很弱的国家。欧洲市场几乎失去了它所有的重要顾客,美国银行没有资金来资助欧洲,美国公众也没有资金来购买欧洲的股票。
“像英国银行一样坚挺”这样的说法在那些令人伤心的岁月里已经失去了它的本身含义。“针线街的老妇人”,英国人按照他们街道的名字充满爱意地称呼着他们的银行,还按传统习惯保存着低量的黄金储备。当资金像古代以色列人迁出埃及那样流出时,英国银行的总裁诺曼·蒙太古亲自前往法兰西银行请求支援,但是英国银行像一个漏水的桶一样可谓破绽百出。国际投机使得英镑和先令失去了往日的价值,在当时的投机者行列里甚至还包括法国的前总理皮埃尔·赖伐尔。英国政府不得不宣布禁止出售黄金,人们在英国的银行里无法用英镑兑换黄金,英镑的牌价在外国的交易所里下跌了,于是诡计得逞了。投机者可以借此捞进一笔可观的利润了。
但同时英国人也很满意。他们相信,黄金只是暂时的,而英镑才是永恒的。工党首相麦克唐纳宣布了他坚定的信念:只要一英镑等于20先令,英国的汇率体系就不会改变。《每日邮报》以醒目的大标题骄傲地强调:“一切都会好的,英镑最终会摆脱黄金的束缚。”
印度诗人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曾经诗意般地这样描述:“如果鸟儿的翅膀陷在黄金里,那它就永远不会再次展翅高飞。”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中欧的政府也同样不得不中止支付利息和偿还它们的债务,以及引入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在德国和匈牙利,银行在1931年7月14日也关闭了,混乱状态无限度地泛滥。从1928年资本向华尔街回流开始,欧洲的交易所就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当华尔街崩盘后,欧洲的交易形势也明显恶化。这种连通管效应在当时虽然不像今天的影响这样迅速,但仍然发生了作用。
我作为看跌投机者开始硕果累累。当我的利润一点点增长时,我得意地认定,我第一次来到巴黎交易所时所看好的投机方法是正确的。虽然我的利润在数字上看来从来不是那么可观,但对于我来说这些利润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这是我的报复,是对交易所里那些蠢货的报复,也是对我直觉的验证。我赚取了双倍的利润,因为货币的购买力上升了。在通货膨胀时期货币的价值会下降,而在经济萧条时期,如果每个人手中的货币数量都减少了的话,那么货币就升值了。
除了一般的交易所看跌投机外,法国的地方形势当然也很宠幸于我,也许还因为我有一个敏感的鼻子,因为几次导致了严重后果的金融灾难都被我事先准确无误地预见到了。欧洲交易所崩盘早就不再那么严重了,也没有伴随着巨大的恐慌。欧洲的交易所更加保守,企业完全可以将其作为坚实的依靠。最严重的一次交易所破产是发生在1930年秋天的奥斯特里克(Oustric)破产,然后紧接着是德维尔代(Devilder)的崩溃。由于这两次金融危机,巴黎所有的交易所都败落了,但整个事件的教训和结果是什么呢?
看跌投机者胜利了,其中也包括我。每天晚上我都会结算账目,算出利润。我赚了很多钱,但却是以别人的损失和痛苦为代价得到的。如果我的父亲和那位谨慎的叔叔在我身边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劝我将新获得的财产从这场赌博中抽出来进行保险、可靠的投资,但是我却远离家人。成功带给了我勇气,我没有把利润放进储蓄所里,而是将它们继续投到了看跌投机中。这种赌博刺激着我,也带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我就像是被这种成功迷醉了。不完全是陶醉于所得到的金钱,更多的是陶醉于对自己预言的确认。我的同事拜访过我,他们简直把我看成是一个预言家,可以不受一般意见的影响,准确地估计出形势的发展。“你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呢?”他们问。“交易所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甚至那些合乎逻辑的事。”这就是我的答案。因为对于我来说,像奥斯特里克公司和德维尔代公司这样的投机辛迪加的破产也是合乎逻辑,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就像40年后贝尔尼·康沃尔德的IOS基金的崩溃,也是我在投资项目中警惕到了的。
唯一让我惊讶的是其他人的惊讶。当时我还没有这么多经验,但今天按照我的经验,我认为指导我进行成功投机的不光是我对投机气氛的直觉反应,还有人的正常理性的因素。我还不能对一个人为的繁荣做出正确的诊断,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危险的存在。在某种不正常形势下,我能识别出导致失败的成熟征兆。面对着眼前这些毫无品味者的纵酒狂欢,这种识别也许只是一种好品味做出的抵抗反应,一种衡量事物的良好感觉。
因为我已经拥有了足够资金,我希望去享受舒适的生活,但同时我却有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发现。我的人生观中的理性主义和我对交易所的嗅觉敏感度使我获得了这么多的财富,而其他人却丧失了他们的财产。威廉·布什的一句诗经常出现在我的脑中:“大事不妙,觉察到花招,呵呵,却不是对我。”我的愿望得到了满足,但我眼前的表演却在我的心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我的朋友、同事和所有我喜欢的人都落魄了,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失去了钱与地位,前途未卜。相反我却可以奢侈地消费,享受我梦想拥有的一切快乐。最豪华的饭店和餐厅,配有穿着制服的司机的汽车,所有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敞开的,因为我的口袋里装得满满的,但是其他人都不在我身边。美好的氛围已经消失了,令人愉快的笑声也渐渐远去了,痛苦和忧郁走向了他们。我是孤独的,孤独的只剩下我自己。每个角落都有人在抛售,但我却没有心情买进。我明白,如果朋友们只有用一杯咖啡才能得到满足时,香槟和鱼子酱是不能带来任何快乐的。我不敢享受幸福,也不可能得到幸福,我的感觉前所未有的糟糕。
一个想法进入了我的大脑中。如果我能和其他人一起赚钱,这样不是更好吗,当然我要比其他人赚得更多,但是要和他们在同一条河流里游泳吗?我的成功几近压迫着我。当别人都在哭泣的时候,你也无法永远地微笑。“看跌投机者是受到‘上帝’的鄙夷的,因为他极力追求他人的金钱。”交易所的小册子里写着这样的话。
我接下来的一次成功的看跌投机,是以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尔·克罗伊格的自杀而告终的。像对其他那些人一样,我把赌注压在了克罗伊格王国的破产上,并且我的赌注也押对了。然而这次成功并没有让我感到快乐,而是恰恰相反。虽然这种想法没有道理,但我总觉得克罗伊格的死是我的责任。我开始对我的看跌投机哲学产生了怀疑。我确实走对路了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交易所给我的。不光是人生哲学上的问题,还有物质上的原因,它让我厌倦了看跌投机。在接下来的经济繁荣期,股票牌价重新向上攀升,为此我再次损失了一大部分利润。但因为我已经把钱从墙角挖了出来,所以转向看涨投机并不困难,这一次我和朋友们一起赚了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偏爱于看涨投机。虽然在此期间也偶尔投机于下跌的牌价,但我再也不是刚刚开始投机生涯时的那个固执的看跌投机者了。
世界各地的交易所里,“公牛”和“熊”都是处于挑衅的对抗之中,并且用极其野蛮的方法彼此争斗。争斗让他们勇气倍增,“公牛们”企图把“熊们”斗倒在地,而“熊们”站在一边伺机等待,想要用自己强有力的熊掌将对手杀死。就像法兰克福交易所门前对峙而立的公牛和熊一样,每一方都试图取得战斗的胜利。
股票市场和期货交易市场的区别在于,期货市场的看跌投机和看涨投机总是成对存在的,而股票交易市场中,100个投机者中间只有5个是看跌投机者,其他的95个人都是看涨投机者。选择看跌投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退化,差不多是一种对痛苦的变态追求,不过是对别人痛苦的追求。
世界著名的匈牙利作家,弗兰茨·莫尔纳,对交易所一窍不通,曾经最为贴切地定义过看跌投机者:“一个为别人挖掘坟墓的人,最后却掉进了其他人的坟墓。”这句话的精髓只有纯粹的职业投机者才能够领悟。
当然“公牛”和“熊”彼此之间并不友好,它们不会在经济或政治事件上有统一的认识。这两个伙伴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只有少数人才能在两者之间进行角色变换。当我和某个同事谈话时,我只需几分钟时间就可以知道,他是个看跌投机者还是个看涨投机者,虽然我们并没有谈到交易所的话题。只有极少数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看跌投机者或看涨投机者,大部分人都是受自己心理上的基本人生观所引导。看跌投机者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而看涨投机者则是乐观主义者,前者总是看到事物的黑暗一面,而后者则只看消息中好的一面。
布达佩斯交易所一个极为固执的看跌投机者是古斯塔·霍夫曼。当股票市场全面上涨时,一个交易所同事在交易所的拐角处发现了他,这个人幸灾乐祸地问他:“您看,您估计这些年轻人会每天都靠看涨赚钱吗?”
霍夫曼只是快速地瞥了一下周围人忙碌的活动,然后就给出了答案:“这一切都不起什么作用!这些钱最终还是会回到我这里来的。只是在此期间被这些年轻人拿去享受香槟的钱,对于我来说是种损失。”
特别是最近几年里看跌投机者经受了痛苦的考验。自从道琼斯指数突破了4000点以来,他们一直在等待着股市的崩盘。华尔街的行情突然下跌是有重大影响的。当“公牛们”赚得了一笔财富时,“熊们”却破了产。在上升牌价的压力下他们必须用更高的价格把卖空的股票重新买回来,而股票的牌价仍在一路上升。他们完全低估了这一世界和平发展下重要的行情上涨时刻。如果你进行了看涨投机,只要你不是恰好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投入了一家不好的公司,那么即使是最笨的人也能够赚到钱。
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上的车,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那么每个人都会成为赢家,因为到了最后,股票的牌价总会重新达到一个新的纪录。
所以,我建议初学者,无论如何应该进行看涨投机而不要尝试进行看跌投机。虽然行情下跌有自己的优点,就是它会很快到来,而行情上涨始终沿着恐惧的高墙慢慢向上攀爬,但是只有最富经验的交易者才可能事先预感到行情下跌的前兆。不光从经验角度来看,看涨投机者拥有更多的机会。任何一种股票最终可能会上升1000点和10000点,而最大限度也只能下跌10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