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对“藏金于民”的遏制
郑润祥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根据古文献和古文物的考证,中国的货币产生于夏商时期,已有4000多年历史。在中国漫长的古代货币史上,举凡金银铜铁以至龟贝帛谷等等,都分别充当过货币。但是,从整个货币史发展的总趋势看,铜钱是中国流通时间最长,对古代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一种货币。 它从秦统一到清 朝末年,大约流通了2100多年,这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仅有的。而西方的基本货币则是金银等贵金属货币。
相较贵金属货币,以铜铁等为币材的贱金属货币因其“钱重难行”的特性,既不利于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社会分工体系由农业化的小生产方式向工业化的大生产方式转变。更为显而易见的是,由于黄金的主要货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被扶正,黄金千百年来始终被雪藏于宫廷、殿堂和豪门,致使黄金无法星散和流布于民间。
中国古代黄金如此高密度集中的储备方式,使其安全性受到极大威胁。缘此,就不难理解为何最终导致自鸦片战争到抗战结束这百年里,我国的黄金储备被列强轻易地大量掠夺的结局。据可信统计,损失以万吨计。
从公元前6世纪末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废轻钱的言论算起，直至近代始,中国传统货币思想源远流长,贯穿始终。在这2000多年里,内生的货币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直到明中叶以前,其中的许多认识和见解均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如先秦《管子》的货币数量论、西汉贾谊的“法钱”概念、东晋鲁褒的货币拜物主义、北宋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元代叶李的不兑换纸币条例等。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古代士大夫官僚阶层，故其视野比较浅窄,对货币本质的把握仍有较大的局限性,同时其思想又圈于很强的封建地主阶级观念,所以此间的货币思想中消极、落后、保守、甚至逆时代潮流的成分常常跃然纸上。
下面,我们就从中国古代的货币思想切入,对其中遏制“藏金于民”的思想,做一番探究。
一、货币起源思想中的“先王铸钱立币”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人类 自货币产生以来就一直在探索货币产生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出正确的答案。中国古人也不例外,当然，我们不应苛求古人。
中国最早的货币理论相传由春秋末年的单旗所提出。单旗即单穆公，是周景王和敬王的卿士。据《国语》记载,周景王21年(公元前524年)欲废小钱铸大钱，单穆公劝谏景王说:“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赈)救民。”意思是说古时候天灾降临,先王为赈救百姓,便造出货币以解决百姓交换中的困难。
管子进一步发展了此学说。正如他在《管子.山权数篇》中所说:“汤七年早,萬五年水,民之无檀有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檀卖子者。”即禹汤之时,适逢水旱灾荒,无粮充饥,卖儿鬻女,禹汤为拯救百姓,便创造了货币。
先王制币说在先秦时代兴起,为以后的众多思想家所继承和光大,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中国古代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这种货币起源理论仅从“先王铸钱”的表面现象,论述货币从何而来这样一个形似简单、实则深邃的理论问题,它把货币起源归结为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这在哲学上是唯意志论,在货币学上是货币国定论。
“先王”观念是中国自先秦起就比较盛行,并在整个封建时期始终被统治集团加以利用的一种王权统治思想。 这种思想往往把政治、经济制度的一切兴作,都托于圣王的英明之举。由于此说与封建社会“博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权思想- -拍即 合,故能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得到统治阶层的追捧,成为古代货币起源思想的核心部分。
这个观点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它把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般 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遮掩,从而阻止了人们对货币本质的正确认识。最终变成愚弄百姓的工具。
实际，上,古人并没有在“赈灾救民造币说”上止步,因为货币的科学定义决定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 马克思语)。单旗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这两个职能。“量资币”是说量度物资和货币,“权轻重”是说用货币来权衡商品的价格高低。景王欲废小钱铸大钱的用意是,低价收购民间的藏铜(废轻币之后的铜币也可视为铜材),再铸成大钱投入流通,这其实就是赤裸裸的不等价交换,是通过皇权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由分说地用货币手段对人民的财富进行掠夺。从这里，我们看出,“先王造币论”背后的险恶企图,昭然若揭。
同样，在管子之说中,货币也是因“赎”和“卖子”等这类信用活动而铸发产生,货币在此过程中执行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等基本职能，自然是文中应有之义。
管子又进一步提出了货币起源于方便交换说,进而在先王铸币的基础上又加上了立币之说。在《管子.国蓄篇》中说“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度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如果说赈灾救民造币说还没有价值观念的话,那么方便交易立币说则开始有价值观念。“ 先王度用于”珠玉、黄金和青铜之轻“重”而“为”上、中、下“三币”,生动鲜明地描绘出货币制度中的币材也是由先王创立的，更为以铜铸币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观点来看,珠玉.黄金为币之所以比铜材为币的价值更高,是因为寻找、生产珠玉黄金所耗费的人类一般劳动 ,要比铜材更多。而管子则是用“先王”立三币之说掩盖了货币产生过程中的内在价值根源。尽管他假托“先王”规定了“黄金为中币"之形制,但由于黄金当时主要是作为一种(诸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大额支付手段、一种贮藏手段、或者充当诸侯、贵族等上层人士间互相馈赠贿赂、争夺财富的对象和祭祀的供物,而成为社会顶层的专利,即“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管子语)。从此作为中币的黄金和作为下币的铜币之间，被人为地划开了一条永远无法逾越的的高墙。直至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货币改革令,“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在全国实行统-的币制。 当时规定黄金为上币,用于大额支付和赏赐,半两铜钱为下币,供日常市场买卖流通。对于以前六国的杂乱货币，一律禁用。对原来可作为货币的珠、玉、龟、贝、银器饰，不能作货币再用。由于黄金使用的范围狭窄，半两钱使用广泛,实际上半两钱在流通中起主要作用。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马克思的理论告诉我们，私有经济发展到- -定阶段 ,在各个社会形态出现分工的情况下,产品通过物物交换摇身变成商品,人们进而在商品世界中遴选出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当某种商品长期、稳定地垄断一般等价物的位置时,它就自然发展成为货币。当黄金被统治阶级高高钉在上币的位置铜币依靠先王主观意志,依赖国家行政权力被赋予最广泛的流通行使力后,黄金就再也没有机会挑战铜币的显赫货币地位。人为设定的货币制度为统治阶级使用铜.铁等贱金属作为价值符号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货币思想中的“贱金玉论”思想
中国自古就是世界农业大国,“农本商末”的观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调,由此而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政治方针一贯是古代统治者奉行的基本治国国策。
“重农抑商”政策主张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所谓“重农"，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自古以来历代君主都是重视的,这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代中国是必然的。商鞅最早提出把农业定为“本业”,其他行业都称做“末业”,宣扬“事本”而“禁末”。战国末年的韩非子进一步把“ 末”扩大到整个工商业。
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了度量衡 、货币和文字,建立寬达25丈的驰道和直道,修建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此间,秦始皇奉行“尚农除末”,商业不发达。但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奠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有效利用，市场迅速发展起来。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敛薄賦,只收6. 67%的农业税。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汉初崇尚黄老哲学,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相当于现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结果,市场活动剧烈，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大地主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锐减,迫使晁错提出“纳粟拜爵”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大地主们都有了爵位,但国家粮库又空了,边境又告急,不得已，只好征收69%的财产税。依当时法律规定,如果富人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以致天下太平。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重农抑商的国策必定要反映到货币思想上。
晁错(前200 ~前154年)是历史上重农抑商的代表人物。他在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写的《论贵粟疏》中指出了商人兼并农民,造成农民流亡的社会现象，主张“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这里的珠玉金银虽然不一定是货币,但”可以包括货币在内。“贵五谷而贱金玉”也就是贵五谷而贱货币。晁错所说的“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即不能用作生活必需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珠玉金银为什么有较高的价值，为众人所珍贵呢?晁错认为只是由于“上用之”,也就是说是由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
对于重珠玉金银的害处,晁错分析说:“其为物轻微易臧(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珠玉金银体积小，价值大,容易保存携带,是浓缩的财富。有了它们,不管到哪里都不愁吃穿。臣子有了它们,会轻易背叛君主。人民有了它们,会轻易离开家乡。盗贼为了得到它们，不怕犯罪。逃亡的人可以用它们作为轻便的财产。这些情况不利于封建制度的巩固,因此晁错主张“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认为这样才能使人民安心务农,维持社会的安定。
秦国的商鞅在《去强》篇中论述了金、粟的矛盾运动,他说:“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货币和粮食是对立的。黃金和粮食的关系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农产品价格便宜，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很多而农产品卖不出去,就会使农民陷于困境,使有碍于农战的奸民得到鼓励,使国家衰弱以至败亡。
一直到了 17世纪,国内封建经济中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当时一些著名思想家 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在政治思想领域虽然都有着较进步的反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在货币思想方面,在对待与“银荒”相关联的赋税征银及白银流通问题上,仍多是持明显的否定态度。黄宗羲提出“废金银"的主张。王夫之更是过分强调重农贱商、贵粟贱金,以至主张废金银而专用铜钱。
小额铜币“钱重难行”,导致贸易的不便,增加了贸易的成本,从而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抑商”思想得以贯彻。反过来,小农经济占主体的社会,大部分产品自给自足,购买能力和流通空间都极其有限,对大额币值的货币需求受到抑制,这也就是直到宋元时期,随着民间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白银才开始自发地从民间自下向上进入流通的主要原因。
三、货币思想中的垄断铸币权论
中国古代主要币种是以贱金属为原料生产的小额铸币。而西方史上的货币基本上是由民间自由铸造的贵金属币。中国2000多年来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信用创造者的主体是国家，中国的铜币由国家铸造发行,是国家垄断铸币权,维护了铜币作为本位币地位。
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末墓非中发现的竹简,其中有《金布律》15条,应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的货 币立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货币立法。该律规定钱与布为货币，商人、官吏拒绝用钱或用布“皆有罪”。已足说明此时的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国家垄断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的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逐渐地去操纵它。
中国文献记载的铸币历史至少有2500年。《史记.书八.平准》明确记载:“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两等,黄金为溢名,为上币;铜铁识日“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而随时而轻重无常”。这说明秦朝时的铸币制度已比较成熟,而此前早已产生铸币。据现代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研究证明,春秋时代已经出现铜制铸币,战国时期出现铁制铸币。同时上述的记载也说明秦朝已基本上确立金、铜两种法币,建立了金铜复本位制。先秦时代的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意识到拥有铸币权的益处,“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并开始采取主动的姿态去控制这种权力。
秦汉以后，,多数时期的钱币铸造由国家垄断。西汉王朝刚建立时,高祖曾允许民间铸钱,结果越铸越小，有如榆树莢,号称“英钱”。后来禁止私铸,至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再次实行自由铸钱政策。这一政策有利于豪强势力的发展,吴王刘濞、大夫邓通都因铸钱而暴富,前者还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祸首。文帝自由铸造政策的失败，常敏后世统治者视为前车之鉴。
这一阶段，西汉前期的思想家们在货币思想领域方面,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地主经济制政权、为建立统一 的货币制度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他说:国家以法定形式铸造的钱叫法钱,不合平法定形式的叫奸钱，铸奸钱的人应受到法律制裁。他认为自由铸币得利甚厚,私铸者太多,则法钱就失去信用,故应当由国家垄断铜矿开采权，再垄断铸币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尤其是他的“禁铜七福”论(《汉书.食货志下》)要求由封建政府垄断币材——铜的主张,对后来封建国家的货币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贾山和晁错发展了《管子》关于货币无补于饥寒的名目论思想和国家把货币作为干预经济工具的思想，认为货币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无用之物,但封建君权则可使它成为“易富贵”、“无饥寒之患”的东西(《汉书·贾山传》、《汉书·食货志上》),明确指出了掌握货币铸造权与维护君权二者的联系。桑弘羊是汉武帝实现垄断货币铸造权、建立统一五铢钱制度的主要执行人,他在盐铁会议上极力维护中央垄断货币铸造权的政策。他说:“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盐铁论. 错币》),第一次提出了“统一”的概念,为统-的封建帝国树立健全的货币制度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
但当时文帝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局面更加混乱。特别是,诸侯王用铸币权大发横财，以致同中央王朝分庭抗礼。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吴王刘濞“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大夫邓通,也是一个“ 以铸钱财过王者”。汉初这种货币混乱的局面,到汉武帝时才得以解决。
时至汉武帝,他果断地把铸币权收归中央政府,被史书称之为“盐铁税"之争,据钱穆先生考证,这笔铸币税收入曾被汉武帝挪用于弥补打击匈奴的军饷。铸币税存在的史实,足以证明古代的金属货币并非是足值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用创造者所创造的信用。中央政府成为信用货币的创造者在中国比欧洲要早2000余年,这完全缘于政治上的早熟与文化上的智慧,过早地建立起比较稳定、成熟的货币体系,足以说明中国人与生俱来具有更强的王权思想。与此同时,金玉、帛、珠等贵重物品也能在市场上广为流通,但是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是铜铸币。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铸币权成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为历代的王朝政府所垄断。
汉武帝以后,“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仅汉一朝，改币制达6次之多。此后直至清末,朝廷进行了数十次币制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改变铸币的金属成分、重量、发行量来使货币贬值,国家以垄断铸币权之名,行搜刮民财之实。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使货币的作用大为降低,金银等高能货币成为帝王将相等地主阶层独享的财富。
四、货币思想中的名目主义(通宝币制)思想
货币名目主义否定货币的商品属性及货币的实质价值,认为货币价值不在于它有材料价值的存在,而是由国家所规定,为一国法律所赋予的。货币之所以能成为一切商品交易的媒介，是由于国家的权威。至于货币的材料,或金或银,甚至其他金属皆无不可,只要其用途相同,就具有相同的价值。
杨冠卿的“币无轻重,轻重在我”的议论是南宋较有代表性的看法。他说:“物无轻重,物物者,能为轻重。物物者,执物之权者也。故轻重不随乎物,而物之轻重不得不随乎我。”这里所谓物无轻重的“物"即指钱币,而所谓“执物之权者”就是君王,他认为商品与货币皆无价值,它的价值是君王赋予的，君王有任意使钱币或重或轻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彻底的名目主义的货币国定说。辛弃疾则借用汉代晁错的观点,把货币看作“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从而把币材问题完全视为无关轻重的事。元代的马亨则更直接地表达为:“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令天下?”与此观点类似的还有元末的刘基。他在《郁离子·行币有道》中也认为:“币非有用之物,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并且在《郁离子·重禁》中又说:“铸钱造币……必惜主权以行世。”这里包含了无论钱与楮币,都要靠政权的力量来使之流通的意思。
中国古代货币虽然可以追溯到先秦乃至三代，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成熟完备内涵的货币制度,则是从半两币制开始的。半两币制的上限,约为秦国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年),秦王朝实现大一统后 即成为一种全国性的货币制度,人汉后又行用至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前后跨度为240年。汉武帝中期实行货币改革,于元狩五年推出五铢币制,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代，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止,前后跨度为738年。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 -铸造“ 开元通宝”钱。
从此通宝币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它将中国古代名目主义思想发挥到登峰造极。
开元通宝在整个唐代通行不衰。两宋自太祖铸宋元通宝始,历朝君主皆铸行通宝钱。元代一度禁钱行钞,但大部分时间仍然铸行通宝。明代钱银并行,自明太祖铸行大中通宝始,除个别年代外,皆行通宝制钱。清代通宝自开国迄于宣统,铸行与清王朝相始终。直至民国时代,云南等省还曾铸造过民国通宝,成为通宝币制的余响。综上所述,通宝币制创始于公元621年,迄于1911年,运行达1300年,这是中外货币史上通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铜铸币制度。
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实行铜币本位,通宝货币在封建社会中后明即充当了这种本位制度,从而成为中古货币结构中的主体制度。在唐代，一般认为实行所谓“铜帛平行本位”,实际上唐后期绢帛地位在货币体系中日趋式微，平行本位维系时间不过在唐前中期而已。宋代至元明前期实行钱钞流通制度,纸币作为对铜本位的补充。元和明代前期曾一度禁钱行钞,以钞代铜银,但为时有限，并未真正动摇通宝货币的铜本位地位。明代中后期货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白银货币地位增强,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铜币的银铜平行本位。清代以后,银铜本位格局受到西方银本位币的冲击,银铜比价跌涨无常;通宝币制代表的铜本位面临本位转换的空前挑战,在衰微困境中通宝币制借助传统的力量并未迅即退出历史舞台。清末从法律上废止通宝币制后,-些农村地区通宝制钱仍旧沿用至北伐战争期间。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加强对社会财富的攫取,应付王朝内外社会和军事压力,通宝史上又多次出台通货贬值性质的铸行虚价大钱政策。在唐代，高宗铸乾封大钱,肃宗铸乾元当十钱，皆坐收十倍之利,其后肃宗又铸一当五十的重轮大钱，与开元通宝并行流通。至北宋神宗时蔡京主政,一度专铸当十铜钱和当十夹锡钱。清代咸丰年间，又曾铸行当十、当五十、当百、当千等虚价大钱。由于大钱面值与真实币值严重背离,完全依恃当局强权发行,所以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无一例外地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钱的市价也迅速跌落,均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统治集团私利使然。
自通宝币制问世以来,以评说通宝货币及其政策为中心.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留下了林林总总的宏论卓识，形成与通宝币制密切互动的货币思想流程。在唐代,围绕铸币权收放的政策抉择,刘秩祖述《管子》和贾谊学说,对国家垄断铸币权原则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对钱荒的剖析和对策论议中,陆贽依托传统轻重论,更清晰地表述了铜铸币条件下的货币数量论。至宋代，沈括格外留意通宝流通速度与数量间关系,最早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的理论概念。宋人周行已则阐发了“钱与物本无重轻”,“而相形乃为轻重"的思想,使传统轻重论空前地過近了科学价值论学理。这些认识成就,是唐宋通宝币制盛极时期深入发展的货币经济现象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也指导了朝廷有关货币决策,为改善货币现实发挥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后,在银、铜、钞多元货币体制的背景下,持续出现了“废银行铜"的货币思潮,许多启蒙思想家如王夫之，黄宗羲至近世的冯桂芬等均未能免俗。这种货币思想发展迟滞现象和“恋铜情结" ,既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效应的体现，也是封建帝国在牟利动机下对通宝币制的维护与推重。
鉴于往事,以资治道。我们探究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从中寻找启示,将现代背景下的全球货币体系和我国所处的金融形势,放在广阔的大历史背景下进行对照和反观。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伴侣，它出现于人类文明史之初，可以说人类文明史有多古老,货币金融问题就有多古老。就货币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而言,在以上自然经济下的以农业和牧业为主的社会形态里,货币构不成社会经济的核心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而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 国际金融关系一体化和产业分工全球化的社会形态中,当货币供应量大大超过物质生活资料范畴的实体经济需求,货币供应量大规模分流到我们通常意义上界定的虚拟的金融资产领域时，现代货币的重要性超过了过去人类文明史上的所有时段。
自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完全信用基础的货币取代了黄金成为本位货币,货币供应量如野马般挣脱了以黄金为载体的实物供应量的制约。1970年全球储备货币约为380亿美元,当今全球储备货币超过50000亿美元,增长130多倍;全球金融信用资产总量超过400万亿美元，而全球实体经济规模(以GDP衡量)约为6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接近实体经济的7倍。巨量金融资产增长在给工业化世界的国民、社会和政府带来种种馅饼的同时,也形成了金融资产泡沫的快速膨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金融资产泡沫膨胀会带来明显的财富效应,会激发投资者的狂热。尤其是在货币供应量过剩的条件下,其财富效应非常容易引发金融资产非理性的增长,并传导到实体经济使经济结构出现一定 程度的畸形。
更加可怕的是，信用货币蕴涵的一系列机制和关系有时会被某些国家有预谋地利用,达到或实现其特定的国家战略目的。当今掌握国际霸权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如同古代掌握铸币权的封建帝国一样,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通过人为设定的制度安排,就可以有目标、有目的地攫取其他国家的劳动成果和经济资源。弱化目标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国际收支的调控能力,利用金融资产分布结构和总量的控制,实现弱化目标国家政治.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的目的。
我国启动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以来,随着某些大国民间研究机构的炒作和某些大国不断强化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境外游资(热钱)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不同的利率差异实施跨境套利。它在形成国家外汇储备急速增长的同时,也形成了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巨大压力,国家集中掌握外汇储备的制度演变为事实上的人民币的外汇本位制或主要是美元本位制。随着这些压力的逐步显现，以及相关预期形成的金融资产价格上升的财富效应影响，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量、房地产价格和股市调控的主动性逐步丧失,调控的难度逐步加大。
这种国家财富集中管理的外汇储备模式如同中国古代集中管理黄金财富一样,明确的财富堡垒更容易成为掠夺者攻击的目标，势如累卵。在美元不断贬值背景下,“藏汇于民”政策推行受阻。在货币和资本流动监管难度越来越大的国际背景下，“藏金于民”才是应对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保护全民财富、对抗金融风险的防御手段。黄金作为资本商品,其流动性远远大于一般商品.,且黄金在跨国流动的可控性高于外汇。
保持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多年来因吸引外资政策形成的资本项目,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中涌入的投资和投机资本的回流固然十分必要。但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增加国内黄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推行“藏金于民"政策是我们在美元贬值周期中应该采取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 这一政策 的实施并非简单被动地减少外汇储备总量,而是可以看做主动调整储备在国家和民间分布结构的积极举措。
[主要参考书目]
1.刘涛:(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2.周寂沫:《货币与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3.张友直:《<管子>货币思想考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叶世昌、李宝金、钟祥财:《中国货币理论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傅亚辰.杨会晏:《经典货币学说概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向松祚:《汇率危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王健:《中国通宝币制史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单位:黄金投资分析师资格评审专家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