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的存在，加大了道德风险的产生

当“信息不对称”的时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这个现象被称为逆向选择。同时，当信息不对称的时候，还会产生另一个风险，那就是道德风险。当投保人买了充足的保险之后，由于保险公司无法对投保人进行有效监督，投保人可能会采取提高事故发生可能性的行为，这时，道德风险就发生了。在前面的例子里，如果船东没有保险，那么他可能会选择定期对船只进行维护，并准时收听天气预报，当天气不好的时候采取避免航行的措施。这时，出事故的风险可能是1%。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同意以1000元的保费为船东提供10万元的保险金。但是，当船东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充足的保险金时，他明白，即使船只失事，损失是由保险公司承担。于是，船东可能会选择不谨慎的行为，比如不再对船只进行维护，也不再关注天气预报。这时，船只的失事概率可能增加到2%。但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办法监督船只的运行状况，船东的行为便无法受到监督。这样，由于保险的存在反而加大了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私家车的保费为什么比出租车的低

道德风险有改变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比如在刚才的例子里，如果没有保险，一艘船每年只有2次出海的任务，其他时间可能需要维护。但是，如果有了保险，船东会降低船只的维护成本。于是，一艘船可能每年能够执行3次出海任务，这样，以前一次出海的成本费用可能为3万美元，随着出海次数的增加，成本会呈现降低的趋势，比如变成2万美元一次。这些降低的成本实际上转嫁给了保险公司。从短期来看，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办法有效地获得船只的实际状况，无法快速提高保费，而船东面临着成本下降的诱惑，便会增加船只的使用次数，船东感受到的成本与实际的成本之间发生了偏差，因此，道德风险导致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改变。

在快车业务刚刚兴起的时候，私家车车主便可能面临道德风险。本来每个私家车车主所购买的保险是用于私家车的运行，也就是私家车不可用于运营。相比之下，对于出租车等运营车辆来说，由于在路上的时间比私家车的要长，其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也就更高，因此，运营车辆的保费一直以来比私家车的高很多。私家车车主由于以较低的费用得到了相对来说较高的保险金，因此，面临将私家车用于运营的诱惑。当私家车车主通过快车业务在道路上揽客的时候，实际上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增加了。因此，私家车车主应该购买运营车辆的保险。但由于保险公司无法查知每个人的开车状况，私家车车主以私家车的保费采取了运营的行为，会导致私家车车主对于成本判断的失误，也就是私家车车主自己感受到的成本支出与社会实际承担的成本支出不同，进一步造成资源配置的失效。即在正常情况下，运营车辆的数量增多，运营价格会上涨。当私家车车主加入后，会增加运营车辆的数量，降低运营价格。这似乎惠及了每个人，但由于运营时间的增加会造成交通事故的增加，便会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当保险公司发现交通事故增加后，会提高保费，这其实是增加了所有人的保险成本。

为什么年纪越大，保费越高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有效市场信号的传递。想要明白信号传递是怎么起作用的，可以看劳务市场，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信息不对称市场的例子。当雇主想要雇用一些员工时，这些新的员工对于他们能够提供的劳动质量要比雇主知道得清楚。比如，员工知道他们会多努力工作，是否会对工作负责以及负责任的程度如何，是否具有胜任工作的能力等。对于雇主来说，只有当员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才能真正了解员工的特征。雇主决定雇用某些员工时，对他们的工作能力是不了解的。

虽然现在很多公司在签订雇用协议的时候，规定了试用期。但在短短的1个月甚至3个月的时间内，很多员工可能会选择与平时不一样的工作方式，从而努力度过试用期。同时，很多公司需要花费一段时间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培训。因此，一般情况下，公司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才能清楚了解一个员工的工作能力、态度等。而为了让新员工适应本公司的工作，雇主一般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对新员工进行在岗培训。这样，当公司真的了解一个员工的能力之后，解雇员工是一个成本巨大的选择。

为了避免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发生，雇主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识别高能力雇员所发出的有效市场信号。比如，一个信号是面试时的言语应答以及穿着打扮。高能力雇员的言语应答能力或者穿着打扮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好于低能力的雇员，但是由于面试时间较短，低能力雇员也能较好地在短时间内将自己的应答能力及穿着打扮提升。因此，言语能力和穿着打扮只能算作是一个弱信号。雇主需要一个强烈的信号来区分高能力雇员和低能力雇员，并且这个信号应该是高能力雇员非常愿意提供的。

一个重要的强信号便是教育水平。一个人获得的教育水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衡量：获得的最终学位、受教育的年数、毕业于哪所大学、平均成绩等。当然，受教育的水平不能直接保证一个人具有较高的工作能力，但是，它仍然能够成为一个人工作能力的强信号。因为较高能力的人更容易获得高水平的教育，这样，雇主将受教育的水平作为区分雇员能力的一个重要依据便是正确的。

在保险行业，对于不同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也试图通过识别信号的方式来区分不同的人群。比如，对于医疗以及大病保险，年龄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年龄较大的投保者有较大的可能患上某些慢性病，因此，需要缴纳的保费就比年轻的投保者高。

囚徒困境与小鸡游戏

有效信号的传递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囚徒困境”的问题。囚徒困境讲的是，两个犯罪嫌疑人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两个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个人都有罪，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犯罪嫌疑人：如果两个人都抵赖，结果是各被判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那么就都被判三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会被放出去，抵赖的会被判五年。每个犯罪嫌疑人都面临两个选择：坦白或抵赖。但是不管同伙选择什么，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自己会被放出去，而抵赖，自己会被判一年，坦白比抵赖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也坦白，自己会被判三年，而抵赖，自己会被判五年，还是坦白比抵赖好。结果，两个犯罪嫌疑人都选择坦白，各被判三年。但我们将两个人作为整体看，如果两人都抵赖，各被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更好。

在探讨如何解决囚徒困境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另一个著名的案例——小鸡游戏。小鸡游戏也被称为“懦夫游戏”，它的故事是这样的：两个人各开一辆车，从相对的方向高速行驶，都面临撞车的危险。当两辆车就要相撞的一瞬间，如果有一方选择了打方向盘避让，那么避让的这一方会被认为是“小鸡”，也就是“懦夫”，另一方没有选择避让的驾驶员会获得“勇士”的称号。在小鸡游戏中，每一方都希望对方能够选择转向，而自己坚持不转向，但是如果双方都不转向，就意味着车祸的发生，损失是最惨重的。从整体来看，最好的结果应该是两人都转向，这样两人虽然都会被称为“懦夫”，但在没有“勇士”的前提下，双方都不会有巨大的心理落差。

对于小鸡游戏中的双方来说，如果想赢得这场比赛，最好的办法就是传递给对方一个有效的信号，告诉对方“我一定不会转向”。在这里，一个有效的强信号，就是放弃自己的选择权。比如在这个游戏中，你可以当着对方的面蒙住自己的眼睛，这实际上是告诉对方你放弃了“转向”的选择。对方在出车祸和被称为“懦夫”之间，出于理性的考虑会选择被称为“懦夫”，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受重伤。

小鸡游戏虽然是虚构的，但在实际中的应用却很多。比如冷战期间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和美国双方如果都采取强硬的态度，就意味着核战争的爆发，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双方中任何一方选择退缩，这一方就会被国际社会轻视，也就被称为小鸡游戏中的“懦夫”。因此，双方的态度就变成了希望对方主动退缩，而自己呈现出强硬的态度。肯尼迪（Kennedy）的做法就是向赫鲁晓夫（Khrushchev）展现自己没有选择权。肯尼迪宣布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并在美国本土集结了二战之后最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征调了足够的军事物资。他还率先发表演讲，向国际社会传递自己会采取强硬措施的信号。肯尼迪实际上是将自己逼上了绝路：放弃了谈判。这样，为了避免真的发生核战争，赫鲁晓夫只能选择将导弹从古巴运走。

再回到“囚徒困境”的故事。每个囚徒选择的是坦白，但从整体上来说，应该选择抵赖。为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有效的办法也是引入信号。这个信号要强到让囚徒相信，选择坦白会比选择抵赖付出更大的代价。犯罪集团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报复。如果一个犯罪分子选择了坦白，犯罪集团会想尽一切办法对这个犯罪分子进行报复，在这个强烈信号下，囚徒的唯一选择就是抵赖。

在市场交易中，“囚徒困境”的情况常会发生。如果交易双方都遵守合同，那么都有少量的钱赚；如果一方违背合同，另一方遵守合同，违背合同的一方会有高额利润；如果双方都违背合同，双方就会面临损失。这种商业模式，我们在讨论卡特尔组织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时曾经提到过。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国如果遵守合约，选择降低产量、提高价格的方式，所有国家都有较少的利润。如果其中一个国家违背合约，提高产量，可以得到高额利润。如果所有国家都提高产量，其实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会损失。面对“囚徒困境”的问题，一种解决办法就是，让所有国家相信，虽然违约会得到较高的利润，但其他国家一定会对它进行惩罚，而惩罚的代价会高于它获得的利润。这样，每个国家都会选择合作，而不是违约，这便是有效市场信号传递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