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的公平和中国香港的效率，我们应选哪个

优秀的范本很多，瑞典和中国香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模范地区，它们的人均GDP都达到4万美元以上。两个社会体系截然不同，一个注重公平，一个注重效率，但这两个社会都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商品和服务。瑞典有宜家、沃尔沃，香港作为东亚金融中心，提供了高效的资本对接业务，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商品和服务。然而它们的分配体系是如此的迥异，以至于两个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群众心态。瑞典高税收，注重公平，贫富差距被人为调控，社群人事关系和缓；而中国香港低税收，注重效率，“旱涝保收”的岗位极少，是多劳多得的体系，社会压力巨大。二者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图景。我们很难说哪一种社会才是好的社会。其实，公平和效率只是不同的选择，没有对错。正如中国和法国都是烹饪大国，却很难说清到底是中国八大菜系好还是法国大餐好，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政党或者不同的政治观念对效率及公平有不同的追求。比如，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就对效率和公平有不同的偏好。民主党注重对公平的追求，强调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社会财富的获得权，因此当民主党上台时，政策就偏向于增加税收，加大对贫困人群的补助。共和党注重对效率的考虑，强调每个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财富，因此当共和党上台时，政策就偏向减税，因为共和党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刺激每个人的奋斗精神，让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增加。经济学产生的几百年，几乎每个国家的政策都经历了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摆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于公平和效率的取舍没有明确的答案。

理性人假设：每个人都会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在这本书里，他不止一次地说道：“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政府完全不干预市场，那么市场就能通过自身的力量达到效用的最大化。

比如，你有一个苹果，你可以选择吃掉它，也可以选择把它卖出去。如果你现在特别饿，吃掉它给你带来的效用可能是拯救你的性命，那么你会选择吃掉它；但如果你刚刚吃饱，并且除了这个苹果，你还有很多苹果，那么卖掉它会得到比吃掉它更多的效用。这就是说，你不需要政府干预便能够做出明确的选择，并且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是最好的，这便是理性人假设：每个人都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因此，如果政府不对市场进行干预，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那么每个人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选项，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同时也是最优的社会结果。在社会达到最优的同时，由于每个人的选择都是自己理性的选择，这意味着每个人也会达到最优状态。从这个逻辑出发，只要政府不干预，每个人都选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那么整个社会便会达到最优。这可以说是对效率追求的极致状态：每个人都不用管社会的公平问题，政府也尽量不去参与，通过交易的方式，在达到社会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解决公平问题。

如果上面的例子让你理解起来有些困难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还以本书前面种地的例子来说，如果那两个人每人有两块地，第一个人将一块地用来种粮食，一年能收获100元的粮食，另一块地用来种蔬菜，每年能收获80元的蔬菜；第二个人将第一块地用来种粮食，每年能收获40元的粮食，另一块地用来种蔬菜，每年能收获50元的蔬菜。假定每人每年需要消耗50元的粮食、50元的蔬菜，第一个人有50元的粮食剩余、30元的蔬菜剩余，第二个人有10元的粮食短缺，那么，政府是否应该对个人进行干预，将10元的粮食从第一个人转移到第二个人呢？从公平的角度来说，似乎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但亚达·斯密告诉了我们另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第二个人应该将全部的土地用来种蔬菜，这样，他每年能有100元的蔬菜收入，然后用50元的蔬菜去换取50元的粮食，这样，他就能维持生存。而第一个人应该选择全部种粮食，这样，他有200元的粮食收入。在这些收入中，他可以拿出50元来换取蔬菜，并结余100元，这比最初的80元结余要多。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虽然第二个人在各方面都要弱于第一个人，但他同样可以从市场中获益。在整体社会效率增加的同时，公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便是通过提高效率来解决公平问题的方法。其根本逻辑就是，效率的提升会增加整个社会的总财富，这会让每个人都比以前更加富有，从而解决公平问题。

在亚当·斯密看来，政府只需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也就是只需要提供最基本的、市场没有办法提供的服务就行，比如国防、社会安全等。把国防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来看，它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都需要国防体系，只要它被建立起来，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它带来的收益，并且没有办法将没有付国防费用的人排除出去。这样，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付国防费用，而自己不付这一费用，这就是“搭便车”问题产生的原因。如果国防也交给市场来负担，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付国防费用，国防体系会崩溃。因此，像国防这样的产品应该由政府提供，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只应该提供这样的产品，除了这类产品，政府都不应该管，而是应该交给市场来调节。

为什么会出现“经济危机”

正是在前述思想的指导下，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政府的作用不断减弱。到了20世纪最初的几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它们都开始考虑公平问题。我们再以刚才的例子来分析一下，在只有两个人的社会里，经济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如果第一个人知道第二个人每年有10元粮食的短缺，但他拒绝合作，会产生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人还是按自己的打算生产了100元的粮食、80元的蔬菜；第二个人在市场应该发生作用的条件下，生产了100元蔬菜。当第二个人将蔬菜拿到市场上时，第一个人虽然手里有50元粮食的剩余，但他拒绝以50元的粮食交换50元的蔬菜，这时，问题就产生了。第二个人为了维持生存，必须降低蔬菜的价格，比如用50元的蔬菜换取40元的粮食，这时，第二个人的短缺仍然存在，第一个人可以以借贷的形式，将10元的粮食借给第二个人。由于第一个人获得了市场的定价权，第二个人只能不断从第一个人那里借粮食，这样，时间一长，当第二个人没有办法继续承担债务的时候，只能选择将土地卖给第一个人，土地兼并便开始了。当第二个人完全没有资产时，他只能通过打工的形式为第一个人服务。而第一个人可以教给第二个人种植方法，在保证产量的情况下，将工作完全交给第二个人。同时，为了维持第二个人的生存，他每年给第二个人50元粮食、50元蔬菜。这样，借助第一个人的技术，四块土地集中在第一个人手里，第二个人付出劳动，每年可以产出200元的粮食、160元的蔬菜，扣除掉两个人每年的消耗，余下的100元粮食、60元蔬菜便成为第一个人的全部所得。

这就是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事情。在完全追求效率的市场原则主导下，资本家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收入，而工人只能通过劳动得到维持基本温饱的收入。工人的收入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购买除基本生活物品之外的其他产品，资本家生产的产品没有办法卖出去，经济危机就出现了。经济危机发生时，一方面资本家有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只能销毁；另一方面工人希望购买产品，但没有收入。

随着经济危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危害越来越大，特别是“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顺应时代潮流而兴起。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该只是作为“守夜人”出现，而是应该积极参与到市场的调节中去。在刚才的例子中，政府在其中可以阻止第一个人随意调整价格，也可以阻止土地兼并，甚至可以通过直接救济的方式，从第一个人那里收取税收，补贴给第二个人。因为第二个人在能够维持自己需求的同时，如果还有一部分收入用来消费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可以通过购买第三个人的产品来带动市场的繁荣。即便第二个人没有额外收入用于消费，他也可以在保证温饱的基础上，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钻研种植技术，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会带来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

对公平的追求还源自一个理念：每个人的先天条件不同，他可能没有办法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收入。比如例子中的第二个人，他可能身体有残疾，或者他拥有的两块土地比较贫瘠，产量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时，仅仅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调节，第二个人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生活，这时就需要国家和社会进行救济，这就是公平在社会中应该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