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慈善事业——服务于我们的社区与国家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我很幸运地赚到了足够多的钱——事实上不只是足够多一一能为妻子以后的生活提供保障;能为6个孩子留下一些资源(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多到足够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还不足以让他们什么都不做了);给我12个孙儿也留下了一点财富;最后还能为多年前我所创立的、中等规模的基金会留下一大笔钱。我要把我的钱分享给那些不太幸运的人,因为我一直深信,所有在这个伟大国家里发家致富的人都应当用回馈社会的方式来分配自己的财富。
在过去30年中,尽管每年我都会把自己一半的年收入用于各种慈善事业,但我的个人财富依然在逐年累积增长c我并没把这些捐款视为“施舍”。我把它们看作自己一生都在偿还累积的巨额债务,其中包括给医院以及医学科研项目的捐款,因为我在长达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与心脏病抗争,而在此过程中,心脏病专家和白衣夭使们始终精心照顾并呵护我。我还捐款给教堂,我们家族的很多成员都是有信仰的。此外,我还通过全球联合之路(UnitedWay)给大费城社区捐款。
扶持社区
我相信,在我所付出的这么多捐款中,至少有一部分应当会被直接用于我的社区——“仁爱始于家”——而这种想法让我在1996年联合之路成立第75周年庆典上获得了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社会贡献奖。我从颁奖词里摘录了一段。
杰克•博格的杰出精神为联合之路托克维尔学会(Tocqueville)关于“美国什么东西最好”的观点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作为一名志愿者和慈善家,他让所有自己服务过的教育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都变得和他一样出色,并通过这些机构帮助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作为一位商界领袖,杰克让中等收入阶层也分享到了股票市场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成果。
杰克在先锋集团内组织了联合之路募捐活动,他个人的慷慨让先锋集团每年向费城地区医疗与公共事业机构的捐款额超过了100万美元。感谢你让费城地区变得更好,成为生活、工作以及供养家人的好地方。
还有一些重要理由支持我去服务社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位于费城独立广场的、庄严的美国国家宪法中心,它的使命是让美国的宪法精神回归到美国人的主流生活当中。我在这个中心服务了25年,其中担任中心主席一职长达近8年,而且非常有幸主持了2003年该中心盛大的揭幕仪式。
当我在主席这个位子上退休时,理事们热情地向我表示祝贺。
在担任主席期间,约翰•博格……成功地完成了国家宪法中心的设计构想,向公众开放,成功举办了很多活动,以增进民众对美国宪法的了解,而且将中心的服务范围拓展到全国……我们认为他的领导力、智慧、诚信、实践和良好的同事关系对国家宪法中心的成功至关重要。
简直是令人心醉神迷的褒奖!但是对此我只能说:“我已尽我所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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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托塞拉大使
这个世界知道你对国家宪法中心而言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和其他人早已经大声地告诉全世界:如果不是你为我们这项孤独的事业慷慨地奉献出个人名誉、智慧与诚信,那么在某些人眼中,美国宪法精神的光辉是黯淡不明的,甚至连这都不如……
我将绝对不会忘记你总是能如此迅速地用巧言妙语化解紧张局面,或是完全地信任他人……我惊讶地发现,回顾我们长达十几年的友谊与同事经历,尽管我们已经爬过那么多陡峭的山峰,但是我依然记得——这是最重要的——旅途中付出艰辛努力时的那份快乐。你教会了我这一点,杰克,我将永远感激你。
2009年4月
理查德•斯坦格尔
只有一位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有资格接替你担任国家宪法中心主席一职。我为你、同时也为国家宪法中心感到激动自豪。这真是太妙了!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人接过你手中的指挥棒。你对国家宪法中心以及整个美国的贡献是如此巨大,几乎无人能比。最重要的是,我一直非常珍视两年半的共事时光。那真是一段特殊的岁月,一种特殊的友谊。
2007年1月
支持教育
最重要的是,我也竭尽全力去支持那些在我成长道路上、职业生涯中为我铺平道路的教育机构。在我的慈善工作表上,排在首位的就是布莱尔学院(Blair Academy),它坐落在新泽西州的北部山区,它教会了我科学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我的眼界,让我对数学、历史、科学以及英语等学科有了更深的了解,为我打开了机遇之门。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我的思想与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磨炼,让我对人文科学格外地敬仰和欣赏,还启发了我对西方文明与启蒙运动的兴趣——倡导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音乐家与艺术家——更不用说我对美国的开国元勋有多么崇拜和敬重了,直到今天我依然非常赞同18世纪的价值观。
在这两所学校,我都拿到了奖学金,因此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回报,给其他的年轻学子——他们就像当年的我和我哥哥一样急需奖学金的支持一一提供奖学金。因此,让我感到最高兴的慈善之举是在布莱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设立博格兄弟奖学金,为这两所学校表现杰出的学生颁发奖学金。
这件事我已经做了很久,自从多年之前我的收入开始远远大于家庭的支出开始,我就在这样做了。到目前为止,布莱尔学院大约有150名学生、普林斯顿大学大约有130名学生拿到了博格兄弟奖学金。我希望这个数字能永远增长下去。
能与这么多青年才俊见面,真是我人生当中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我也间接地为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骄傲。他们已经开始或者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的潜能不仅仅可以服务于我们国家,而且还可以服务于全世界。每当我在一旁观察年轻一代的举止行为时,我对我们国家就会充满信心,对未来满怀憧憬。
说实话,布莱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对我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它们在我的人生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回顾往事,进入布莱尔学院学习是对我的职业、甚至我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在布莱尔学院,我受到了一流的教育。我的写作与沟通才能、数学能力以及某种意义上的领导力都是在布莱尔学院得到启蒙的。先来说一说写作与沟通。非常感谢我的英文老师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和马尔文•加菲尔德(Marvin Garfield),他们教会了我(过程很艰难)如何巧妙选择一些词语和用严谨的语法来写作或沟通,让我明白了积累足够多的词汇有多么重要。我开始爱上英语,后来我勇敢地走出去,开始使用英语(也许我的10本书和575篇演讲能够证明这并非虚言)。
其次是数学。在我做交易时,人们总称我为“数字男”。这个名号主要源于我喜欢使用严谨的数学工具,这源于1945年我在布莱尔学院第一次学习代数。非常严格的杰西•威瑟斯庞•盖奇(Jesse Witherspoon Gage)老师在第一次考试时只给了我40分(满分100分)。他对我提出了很多要求,我也竭尽所能地去做。在期末考试时,盖奇先生给了我罕见的100分。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以数字为基础的——金融市场的数学。“简单算术的残酷规则”,这是布兰代斯法官认同的说法。所以,我经常被同事称为“beta博格,数据恶魔”,这并不令人惊讶。这一切都开始于布莱尔学院。
第三,我年轻时,多亏了足球教练史蒂夫•库克(Steve Kuk),我才开始对领导力有所了解。不,我并不是伟大的运动员。当我快毕业时,史蒂夫还掌管着餐厅,他任命我为餐厅的侍者领班。我从史蒂夫身上学到了一些门道,明白了不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负责为其他人的行为设定较高的标准。我学会了如何把事情做好,如何信任他人以及被信任。我还学到了领导者应当也是仆人。当每个星期日我排在那些肌肉发达的餐厅员工后面,一起为几百名学生搬运冰淇淋的时候,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仆人-领导力”这很明显。
鉴于布莱尔学院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我必须回馈这所学校。自从1947年我从该校毕业以后,这所学校就像很多同行一样陷入了困境。到了1971年,由于我非常想提供帮助,故而接受了学校理事的请求,加入了该校的董事会。于是布莱尔学院才开始慢慢恢复昔日的地位,重新成为一所顶级学院。我知道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于是在1986年,我很荣幸地接受了理事们的邀请,成了学校董事会主席。职业生涯让我明白了领导力有多么重要,因此,当1989年有机会聘请一位新校长时,我做好了准备,决心要抓住这个一生之中难得的机遇,帮助布莱尔学院继续前进。
当我们四处寻找合适的人选时,一位杰出的人才从候选人名单中脱颖而出。他就是钱德勒•哈德威克(Chandler Hardwick)康涅狄格州塔夫特中学35岁的教员。他是一位很棒的教师和沟通者,有着非凡的领导力和个人魅力,而且精力充沛。我们的委员会对我的强烈推荐表示赞同,于是钱德勒与他可爱的妻子莫尼于1989年6月来到布莱尔学院任教。在他们的带领与推动下,再加上他们永不枯竭的精力、热情以及对学校的热爱,布莱尔学院终于实现了伟大的复兴,这体现在师资力量、学生质量、新的教学大楼、完美的运动场馆、人们的精气神和学院的社会名望等方方面面。当哈德维克夫妇于2013年卸任时,他们在布莱尔学院整整工作了24年,是该校165年历史上服务时间第二长的人。当然,我感到深深的悲伤,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安慰,因为我知道我们不能再向这对伟大的夫妇索取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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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德勒•哈德威克
布莱尔学院的所有人都认为您在这里的影响力——不仅是非常重要的有形载体,还包括难以测量的无形力量——是您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所有愿景中最纯粹、最出色的。您的领导才能和伟大设想塑造了布莱尔学院,让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而且我们都知道,布莱尔学院让一代又一代的男孩、女孩有机会进入本校,在这里学习,并了解您对这所学校最重要的影响力到底体现在哪里。学校的变化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
谢谢您勇敢地做自己,您原本也可以像其他人那样随波逐流。
谢谢您让莫尼和我有机会在布莱尔学院抒写传奇。我们很欣赏您的价值观、您对学校工作的设想,以及在校务与基金会工作中与我们分享并确认的共同价值观。我们不仅仅将您看作抽象的企业领导者,而且是活生生的、完整的人,杰克。
2009年5月
是的,自从幼年在布莱尔学院形成了个人品格之日起,我就一直坚持在写作、计算方面竭尽所能地成为最出色的领导者(唉,我并不是那种“天生的领导者”)。当然,普林斯顿大学也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如果这样说合适的话),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不是布莱尔学院,我根本不会被允许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书。
在普林斯顿大学期间,我的职业生涯这部传奇故事的序幕(确实是传奇)徐徐拉开了。我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但是鉴于当时我对诺贝尔经济学获奖人保罗•萨缪尔森的经典教材第一版中的很多观点难以理解,1948年,我在普林斯顿的第一个学期只拿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D。如果我不提高成绩,就将失去奖学金,最后的结果将是不得不离开普林斯顿大学(有点荒谬的是,1993年,萨缪尔森博士为我的第一本书撰写了前言)。后来,我非常努力,下一个学期拿到了C,危机终于解除了。尽管我的大学生活过得不那么平稳——我当时先是打工做侍者,后来成为体育协会售票处的经理,同时还要应对繁重的学业——但是我的成绩却变得越来越好。
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刚刚诞生的共同基金行业,这个偶然的选择让我直接进入了这个行业,而且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我以很好的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篇论文。我在这篇毕业论文中对基金行业所作的理想化设计一一这篇论文于2001年正式发表(居然在完成后过了50年才发表)——日后被普遍认为是先锋集团的模板,而我在1974年创立的先锋集团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旗下受托管理的客户资产高达2万亿美元。也许真是这样,也许不是。
无论如何,我在经济学专业的学习让我接触到了亚当•斯密与约翰•凯恩斯的著作,直到今天,他们的话语和理念还在指引着我学习、写作。在亚当•斯密、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陪伴下一一当然,他们都是经济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我也有了自己的想法,而且我还将这些想法付诸行动。
尽管我做了很多,想报答普林斯顿大学对我的恩情,但是母校似乎总是比我做得更多,总是让我的人生和工作越来越好。1999年,我被母校授予伍罗德•威尔逊奖,这个奖项通常是颁发给能代表“在国家服务机构工作的普林斯顿人”的男性校友。2005年,学校的理事授予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称我为“经济学专业的理想主义者……不屈不挠的改革者……号召明智投资、直言不讳的倡导者”。2008年,我入选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25位最具影响力的普林斯顿人(能与詹姆斯•麦迪逊、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做伴,感觉实在太好了)。
在博格纪念堂的牌匾上——这原本是一个坐落在巴特勒学院内的小宿舍区,2010年被单划出来用于设立纪念堂——普林斯顿大学用下面这段话来形容我,我想这应当是母校能够给予我的最后一项殊荣了。
先锋集团富有远见的领导人
作家与慈善家
大公无私、令人愉悦的朋友与顾问
普林斯顿的捐助者、忠诚的普林斯顿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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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莉•蒂尔曼
我想说您的母校对您自1951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以后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欣慰。这与成功本身无关,而是您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让您成为我们大家骄傲和引以为荣的人。
曾几何时,盲目地追求利润让整个金融行业变得乌烟瘴气,而您在领导先锋集团的过程中所倡导的个人廉洁正直、负责任的管理和最根本的公平绝对是令人振奋的一股清流,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也是更好的一种投资方式。正如我来到拿骚大厅之前,您向年轻校友们所说的那样:“进步的理想主义正是高明的经济学。”而服务他人也应当是高等教育的必要条件。服务他人,尤其是个人投资者,是您“为资本主义的灵魂而战/'所特有的标志,您这本书的出版简直是大及时了!只要一想到是这篇大学毕业论文指引着您走上了职业生涯,我们就感到十分高兴!
杰克,谢谢您把普林斯顿不拘礼节的座右铭牢记在心,让母校帮助您形成的价值观贯穿于您工作的每一天。
2009年3月
附:荣誉博士嘉奖,2005年5月31日
1951年,作为一名有理想的经济学专业学生,他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革命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要建立一个主要服务于投资者利益和高效经济的共同基金行业。作为世人皆知的指数基金先锋,他一直不屈不挠地反对高收费和隐性成本,而且还大声疾呼倡导理智投资。诚实是他的管理策略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说明他相信个人的品德很重要,无论是投资还是生活的其他方面。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他在先锋集团内部始终把投资者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所以今天我们在此为他授予荣誉。
一个受托人的适度报酬
尽管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捐款很多次,而且这样的捐赠行为还将继续,但是我唯一的愿望是希望能给予我们周围运气不佳的人更多的帮助。他们的需求是无限的,而我能提供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尽管我已经算是金融行业的成功人士,但是我的报酬相对而言只能算还可以。其他很多金融机构的领导者,他们的报酬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令人惊叹了2012年,福布斯排名前400名的美国最富有的人中,大约有20%的富豪是在金融领域攫取的财富,他们赚钱的方式大多数是办企业、投机、努力工作以及单纯的好运气,或者是上述几项结合起来。大型投资管理公司的大多数创始人(和继任者)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在福布斯的富人榜上,排名最低的金融界人士的个人财富也有约13亿美元,而排名最高的(富达集团的约翰逊家族)则达到了250亿美元。
我从未进入过10亿美元的富人群体,而且说得实在一点,我甚至连1亿美元的富人俱乐部都挤不进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当我在1974年创建先锋集团时,就决定要将大部分利润回馈给愿意把资产托付给我们管理的基金股东,因为这样做才是真正的“互助式”共同基金。事实上,与同行的股东相对比,我们的股东累计节省的费用已经超过了1500亿美元,仅2012年就节省了160亿美元。所以说,先锋集团依然是整个基金行业内为客户提供最大价值的企业(先锋集团的成本由我们旗下的基金分摊)。
事实上,与几乎所有的同行相比,可以说我在个人的财富积累方面非常失败(也许他们要比我有钱的多这个事实会让他们感到好笑)。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样的失败是有意为之的——并非我事先没想到有朝一日公司会发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也不是不清楚将先锋集团设计成“互助式”的组织结构会让我失去多少财富。当初我创办先锋集团时,我坚信一一现在我依然坚信——将委托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受托人的责任,因为委托人将他们辛苦赚到的钱托付给了我们。于是,我们决定:先锋集团不应当为我所有,而应当被基金股东所有,这些股东才是先锋集团获得成功以及丰厚物质回报后最重要的受益人。
不过,我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错,有三个原因。第一,从小到大,我已经养成了节俭、不乱花钱的习惯。我从不奢侈浪费,在非必需品上花钱总是让我有些心痛。我工作以后的这么多年中,从来没有哪一年是入不敷出的。我无法想象自己拥有一艘游艇、喷气式飞机或者大豪宅的样子。这到底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节俭,我乐于给予。
第二,我自1951年开始工作以来,非常有幸地参加了一个极好的固定缴款型养老金计划。起初这个计划由威灵顿基金管理公司提供,后来又转给先锋集团,我一直坚持投资这个养老金计划直至今日。1951年7月,威灵顿公司向该计划账户缴纳了第一笔款项,相当于我第一个月薪(250美元)的15%,即只有37.5美元(是的,那个时候,市面上就已经有了固定缴款型的养老金产品)。我坚持向这个退休账户以及储蓄计划账户缴款,额度相当于每月工资的15%。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随着我的工资迅速上涨,自然缴款金额也水涨船高。
我就是一个能够证明税收递延型的退休计划若能在长期内坚持稳健投资的话,多年以后也能积累起可观财富的例子。到目前为止,我个人的退休计划账户是我们家庭资产负债表上金额最高的单项资产(我不想把具体的金额告诉全世界)。
第三,个人退休账户也好,个人持有的投资资产也好,我都打理得很不错。我从来不投机,只投资于相对保守、低成本的共同基金(你早就猜到了吧)。起初,我投资的是威灵顿公司的基金,随后主要投资于先锋集团的指数基金。1999年下半年,我注意到当时债券的收益率很高,担心股票价格会受到投机势力的较大干扰(这是很明显的),于是我降低了股票的投资比例,至个人投资组合的35%,余下的65%则全部用来投资债券。虽然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的波动使这两类投资所占的比重总是围绕着这个比例上下小幅变化(主要更偏向债券投资),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再也没有对自己的投资组合进行重大调整。即使面对现在剧烈波动的市场,我依然在竭尽所能地抑制自己想偷看所持有基金份额的市场价值的冲动(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条好规则)。
所以,下列这些因素的奇妙组合让我积累了很多财富:我继承了苏格兰人的节俭品德;我在管理先锋集团的过程中拿到了高薪;我习惯于每年把结余存起来;我投资了退休储蓄计划;免税条件下的复利创造了数字奇迹;我知道对投资来说,成本的作用很重要;还有一个常识,就是注重平衡型的资产分配模式。这确实行得通!
最了解博格的人对他的评价
弗兰克•马丁
如果用一个词语来解释杰克•博格的书会如此畅销以及他在全球投资者之间——其中包括投资行业内的咨询顾问,他们总是公开地对杰克表示轻蔑,但私下里却很崇敬他——享有偶像般的地位的原因,那么这个词就是“正直”。作为他的私人朋友,我亲眼目睹了博格的一言一行确实具有这样的美德°“正直”这个词经常被用在不合适或不值得的地方,而用在博格身上,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正直”是如何成为杰克•博格个人的鲜明标志的呢?另一位杰出且勇敢的人、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邦赫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曾经说过“以小见大”,的确如此。
1974年,博格作出了一个当时看起来有些不合逻辑的决定。作为先锋集团的创始人,他决定公司的所有制结构应当采用“互助式”,即公司由投资者所有,而且基金创造的利润要以低成本的方式分配给投资者。尽管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决定的机会成本到底有多大,但他十分清楚代价肯定是巨大的。
在这个喜欢用金钱来衡量成功与否的世界中,杰克•博格甚至都不一定会被人们提起。然而,他却在几千万投资者中赢得了偶像般的地位,而金融领域的其他大富豪,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比如博格的朋友巴菲特,其余大多数人都发现有些东西是钱也买不到的。因为多年前的这个重要决定,如今,杰克•博格没有从镀了金的笼子里给他的追随者写信,而是像普通人一样写信,没有任何区别。博格对他们将心比心,他们的恐惧就是他的恐惧,他们的现实就是他的现实。
长久以来,他宝贵的正直品格与毫不自私的动机一直激励着我。正如查理•芒格喜欢说的那句话,我解释为“告诉我一个人的动机,我就能告诉你结果”。杰克•博格的动机彻彻底底地透明,这会使他的诚实和坦率更受追捧。他说话总是直截了当,从不拐弯抹角。他是一个总能看到整片森林的人,而大多数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杰克•博格的每一部专著中的小细节都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不知疲倦的斗士总是坚定地拥护着真理和事实,主张人们应正直坦荡地度过一生。
2012年8月
我的人生哲学
开辟了中庸之道的人既避免了陋室的贫苦,又不至于嫉妒宫殿的恢宏。
大约两千年前,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提出了中庸之道的标准这个标准时至今日依然有效,我拥有的个人资源肯定会让我走在这条中庸大道之上,不过我的收入水平当然会比普通的美国公民收入水平高一些。我们都属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描述的“投资阶层”,我们应当为自己积累的财富以及节俭的习惯感到骄傲与自豪。不过,虽然作为美国公民,虽然我们在国家所给予的诸多关怀下长大,但是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还有很多美国公民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扶持。
独立宣言让我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虽然人生来平等,但是出生的时间、家庭、财富、种族、教育甚至机遇,这些都是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是与生俱来的。
美国宪法要求得更高一一“我们的人民”被命令“建立更完善的联盟,匡扶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这些使命,尤其是建立更完善的联盟,匡扶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挑战。
在第二次就职演讲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完美地阐述了这一挑战。
我们面临的考验并不是能否给那些已经拥有很多的人锦上添花,而是能否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足够的关怀与保障。
被给予的幸福让人感觉快乐,但是给予本身不仅能带来快乐,同时也是很多人的责任一一那些生来便受到优待的人们,那些基因中有着果敢与勤奋的烙印的人们,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或单纯只是运气好的人们。这些人因为上述种种因素在金钱方面获得了成功。在这片充满了机会和自由的土地上,所有有幸成为富翁的人都有责任把手中的资源分享给其他不太走运的人,分享给塑造我们的人生并赐予我们无限幸福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