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约翰•博格对公司治理的愿景

博格对共同基金股东的持续重点关注不可避免地使他一直将公司股东（主要是共同基金本身）权益以及公司治理问题放在首位。本部分一开始是公司治理专家内尔•米诺（Nell Minow）撰写的文章。他先是谈及博格对公司财务主管人员的坦率评价，随后介绍了博格对股东以及公司治理问题的四个主要观点。

米诺的文章结束后，博格分两个部分透彻地阐述了相关主题。首先，在第10章中，他讨论了共同基金公司似乎总是不愿意在代理投票时代表其股东的权益，以及这样做（指的是代表股东权益）如此重要的原因。对于第一点，他接受了一位匿名的基金经理的观点：只有两类客户我们不敢冒犯——现实中的客户与潜在的客户。至于第二点，博格重点强调了一句话，那就是公司治理领域的资深专家罗伯特•芒克斯（Robert Monks）曾说过的“没有所有者的资本主义必将失败”。或者用博格自己的话来说：“只有当企业的管理者集中精力为所有者创造长期价值的时候……美国大大小小的企业才能成为这个国家兴旺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然后，在题为《美国企业出了什么问题》（What Went Wrong in Corporate Aznerica）这篇文章中，博格通过评价资本主义制度的几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分析了美国的商界与金融行业。他指出了近年来商界或金融企业一些做法的不足之处，还分析了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多家企业破产的原因。随后，他又用一些证据证明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并且找到了针对某些弊端的解决方案。他坚信，我们能够在21世纪修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支撑他这种信念的是“资本主义的守护神”亚当•斯密以及19世纪美国的伟大观察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 cqueville）说过的话。

约翰•博格在股东以及公司治理方面的四个主要观点

内尔•米诺

约翰-博格彻底改变了金融服务行业的运营模式，很多人对他的商业远见既羡慕又嫉妒。但是，他几乎是在无意之中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因为他首先意识到的是金融服务企业理应更好地对待个人投资者。

博格是第一个意识到个人投资者应当有机会投资指数基金的人。相对于积极管理型基金，指数基金能够在长期内为投资者创造更高的价值，同时风险水平更低。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持续关注使博格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博格之前，大家都知道个人股东和机构股东都要遵守华尔街法则：如果你不喜欢某家公司的管理者，那就卖掉该公司的股票。博格发现，指数基金却没有这项特权。即使投资者对基金管理公司的业绩不满意，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基金的收益率排在指数之后，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他毫不畏惧地使用强烈的字眼来描述金融服务行业中的同行们，说他们把投资者的收益窃取为基金管理公司的收益，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背叛”。在《资本主义的灵魂之战》（The Battle for the Soul of Capitalism）一书中，博格这样写道：

过去20年中，商界领袖、投资银行家、理财经理的行为与价值观已经被严重腐蚀了……过去一个世纪，所有者至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将投资所得的大部分收益交给敢于投资、用自己的资金来冒险的投资者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最终竟然变成了截然相反的另一个版本——管理者至上的资本主义精神，高到不成比例的投资收益都进了管理者的腰包，我们原本是信任他们才把企业交给他们管理的，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利益摆在了第一位。

博格提出了四个主要观点，尤其谈到了股东的地位。这几个主要观点不仅对于了解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方法十分重要，而且还能保护资本主义体系不被某些人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故意扭曲或颠覆。

投资者拥有不可剥夺的代理参与权

现在，股东们应当站出来好好聊一聊“严重偏离公平竞争”与“以损害所有者利益为代价却为管理者带来好处的资本主义优势”了。

博格建议投资者应当履行自身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责任，深思熟虑后再投票，并经常与企业管理者以及董事有建设性地沟通各自的看法。但是他们需要做得更多。博格支持赋予投资者“代理参与权”，提名他们看中的董事会候选人，并提交关于某些事项的建议书，比如对董事薪酬的意见等。

理财经理没能按照最符合客户利益的方式行事

理财经理在代理股东行使权利时没能按照最符合客户利益的方式行事，导致了难以治理的利益冲突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商业关系中不正当的激励机制。理财经理（包括指数基金经理）不想在参与投票时冒犯到大客户——这些大客户都是资产管理公司的高管，他们能直接决定理财经理是否可以拿到401（k）计划或其他养老金投资项目。于是，正如博格常说的那样：“只有两类客户我们不敢冒犯——现实中的客户与潜在的客户。”

第二个冲突是只持有少量股份的个人股东的集体选择难题。即使是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对任意一家公司的持股比例也很少会超过1%。因此，即使投资者花费额外的资源去研究——更不用说反对了——企业的提案，或者提交他/她自己的建议，其结果也无非是自己付出了100%的成本，却只能按照持有比例拿到收益。

高管的薪酬过高

利益冲突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高管的薪酬过高。博格指出，很多高管薪酬总是与极易被“操纵”的指标挂钩，可是更重要的业绩评价指标（比如资本成本）却很少成为评价高管业绩的指标。而且，“如今很明显的情况是CEO的薪酬本应包含一些待定的项目，而且这个组成部分应当长期存在”。如果高管的行为有损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只要薪酬激励机制对这样的行为不加惩罚，反而奖励，那么高管就不会为了实现投资者的最佳利益而行事。

“联合公民案”赋予公司股东责任

“联合公民案”的判决引发了最严重的利益冲突与潜在的判例滥用，我真心希望有关部门能增强责任心并提高透明度。博格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

尽管有很多缺陷，但是“联合公民案”的判决结果支持竞选献金法案制定更为详细的信息披露规则，我原本以为充分的披露也许会制约企业的政治献金行为。不过事实上，企业可以利用非营利性组织所适用的法律条款，在不披露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大额的政治献金活动。这意味着现金流入美国的政治体系变得更加容易了。因此，在企业的层面上，我们必须尽快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政治献金行为，这个要求十分紧迫。

事实上，高等法院把限制企业政治献金行为的责任交给了股东。在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看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了股东自由言论的权利，这确保股东的言论能够反映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避免企业的资产被高管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滥用。他建议股东应当“通过企业的民主制度”来纠正类似的滥用行为。

博格再一次号召机构投资者行动起来。他说：“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必须站出来抗议高等法院这种有误导性的判决，要在公司治理框架内引入民主制度，及时分辨企业与金融体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所引发的冲突，率先采取措施来逐渐弱化金钱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占据的主导地位。”

博格之所以能在基金行业内独树一帜，是因为他的成功来源于他总是在思考什么对个人投资者最有利，而不是对整个行业或者高管人员最有利。正是由于他总是坚持不懈地以“哪种选择对普通投资者最佳”作为考量的基础，因此他成了为普通投资者大声疾呼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