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怎么办

为了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参与国维持新建立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很多国家联合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崩愤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美元变成了一种浮动货币。按理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该被废除。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许多国家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崩渍的稳定器，成功地逃过此劫。它拥有一个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和众多的工作人员(在2000年的工资名单上，有大约1000名经济学家)。在它的新角色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自己处于从1994~1995 墨西哥危机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的每一场危机的核心。

一个参与到这些实践中来的国际组织，仅它的存在就会增加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写道的那样，"在东亚，同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这么说不仅是因为它向各国施加的那些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条件，更多地则是因为它为私人金融机构提供了逃避各种不良投资后果的港湾。可以说，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亚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尽管许多国家也许存在各种内部危机像日本，它的经济困境不能归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两种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突然发现自己陷入金融危机的许多国家而言就是一个乐善好施者。仅此原因只能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计划中有一些成功了，有一些并不成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择面对的是非常困难的形势。处理金融危机就像试图眼一个迅速传播的自然灾难战斗一样。那些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犯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此外，用当时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话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代价很小。美国每放一美元进去，能引来世界其他地方4/5美元。然而，它并不花费美国纳税人一分钱。并且，它并不增加联邦赤字。"

在20世纪90年代的整个危机期间，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官员们都公开地表示，完全信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支持(如果不是指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巴西和俄罗斯的各种努力。然而，因为被认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非正式的伙伴关系，政府经常遭到国会的责难。为此，鲁宾和萨默斯提出了上面引用的荒谬理由，以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花过美国纳税人"一分钱"。

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另一种观点同样武断。实际上，上文引用的萨默斯的话是对前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前一天国会证词的反驳。在国会证词中，舒尔茨主张废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舒尔茨和其他两位具有同样想法的社会人士，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郑重断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无效、多余和过时的。像索罗斯建议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另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旦亚洲危机结束，我们应当废除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明确这些讲话的重要影响，我们看看这些作者都是什么人物。乔治·舒尔茨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国务卿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的财政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E. Simon)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的财政部长;沃尔特·瑞斯顿(Walter B. Wriston) 是花旗集团/花旗银行退休的主席和CEO 。文中提到的索罗斯的建议出现在下面的引文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质变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当时新上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项对1995年墨西哥的175亿美元援助计划中。对于像舒尔茨这样的保守主义者来说，墨西哥一揽子援助就是政府失控的一个例子：

我用最近的墨西哥危机作为例子。请回想，政府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援助计划，并提交给了国会。围绕那个提案争论了大约几周，很明显国会不准备通过提案。它并不支持这项计划。因此，政府当时把那个提案私下处理，并且前所未有地(让我强调"前所未有地")动用了由财政部长支配的外汇稳定基金。此前，这个基金从来没有像这样被用过。此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诺的175亿美元一一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没动用过如此，大规模的资金一一一将这笔钱用于援助墨西哥。现在，除了对是否实施了援助司法讨论外，在我看来，这里存在一个管理的问题：国会决定不要为一个特定的目的而投权和占用的钱，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掉了。而我总是被教导说宪法规定不能使用未经授权的资金。因此，这里有一些管理漏洞。

在国会面前，十分沮丧的乔治·舒尔茨婉转地问道："我自己很纳闷要去哪，康德苏先生要带我们去哪儿?"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已经被深深卷入东南亚危机之后，又开始向俄罗斯提供几乎无穷的美元时候，保守主义者们的愤怒达到了极点。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给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几十亿美元在1998年不翼而飞时，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不是失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看起来漫不经心。

也许更麻烦的是像安娜·施瓦兹疑惑的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底在援助谁:

墨西哥援救究竟符合谁的利益呢？这笔贷款是否是把美元送给了那些投资于Tesobonos和Cetes以及向墨西哥的非金融机构发放了美元贷款的美国人和其他人？这就是紧急贷款的目的吗？它是否消除各种高收益外国资产投资中的风险?

令其贷款国大为痛苦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应付20世纪90年代各种危机提供的特别资金援助，需要受援国实行各种改革，而这些改革不是会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就是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人们开始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需要援救的国家究竟做了什么有价值的工作？批评者之一是日本的梆原英资，在1999年他断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东南亚提倡的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主张，仅致力于解决即期收支平衡，没有考虑其对各国国内经济的影响。而且，榊原英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要求当地改革的野心勃勃的要求也感到不满。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位可敬的经济学教授，在1997~2000年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管理政策提出了最尖锐的评价:"每一次衰退最终都会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的所有事情都使得东亚国家的衰退更深、更长和更剧烈。"

斯蒂格利茨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的主要失败就是，它认为当"高涨的公共赤字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失控时，用处理20世纪80 年代拉丁美洲的金融恐慌的方式去处理东南亚危机会有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拉丁美洲作为援助的先决条件是，要求各国政府实施的财政紧缩(平衡预算)和紧缩货币政策在当时是正确的。因此，在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施加同样的要求。"

但是，像斯蒂格利茨指出的那样，在东南亚危机发生的时候，亚洲国家并没有出现预算赤字，并且其中一些国家已经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保守主义者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危机管理者的角色正在显示出永久性的迹象。一个迹象就是鲁宾提出的建议，即提倡私有部门分担负担。结果，鲁宾一直遭到像上文引用的施瓦兹的"是华尔街而不是墨西哥的穷人或亚洲的穷人得到了援助"这类指控。鲁宾的提议要求新兴市场债券的各种信托契约，必须包含让债券持有人承诺参加债券发行国重建计划的合同条款。

鲁宾的思想获得了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支持。鲁宾就如何有效地安排未来的救助或债务重建计划提出的观点打动了外交关系委员会：

为了提高债务重建的有序性和及时性，所有国家一一包括七国集团成员国一一应当表态在它们的主权债券合同中纳入"集体行动条款"，并且要求这样的条款应该出现在它们在市场上发行和交易的所有新的主权债券中。

实际上，鲁宾和外交关系委员会为各种主权债务工具提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条款，它在并购领域被称为"毒丸"。然而，对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这一措施会阻碍多少资金流向那些国家，或这会导致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上升多少，却没有给出回答。

乔治·索罗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管理应如何扩展的思想，震惊了保守主义者：

我建议，设立一个国际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姐妹机构。这个新机构将保证提供低费用的国际贷款。借款国家有义务提供所有借款数据，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已保险的或未保险的。这将使机构能够设定一个它的最高承保额……当局的判断不仅建立未清偿的信贷数额上，而且也建立在相关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上。

至于将由谁来管理这样一个公司，索罗斯写道:

官僚们怎么可能比那些为自己账户冒险的人更了解呢？答案就是，由专家管理这个提议的国际组织，它要承担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任务，而且主管的专家们还应从盈利的角度进行管理。

这一思想很快就招致猛烈的攻击。舒尔茨、西蒙和瑞斯顿这样攻击它：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当然不应该听从乔治·索罗斯的建议，这位国际货币市场上非常知名的人物，他提倡建立一个对成员国纳税人承保的新的国际信用保险公司。这个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力管理的机构，将在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保证各种国际贷款。"私有部门不适合配直国际信用贷款，"索罗斯在《金融时报》中写道: "它提供的不是太少就是太多。它不具备进行平衡判断的信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种令人震惊的评论恰恰与事实相反。

不是开放性的市场，而是那些受到保护的市场现在处于困境之中。只有那些拥有几百万自私自利的参与者的市场才能够提供做出正确金融决策和有效并理性地分配信用贷款(或任何一种其他资源)所需的信息。

尽管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虎视眈眈，但是，低估它存在的意义也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可以依稀通过两党联合组建的、并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厉批评的卡内基一梅隆大学经济学家艾伦·梅尔策( Allan Meltzer)共同领导的国际金融机构顾问委员会得知。这个委员会的报告经过投票，尽管存在一些分歧但被大多数成员通过。这一报告中出现了这样的话：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努力已经阻止了可能阻碍增长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计划和药方，经常延误各种新问题的必要调整，从而更长期地抑制了增长。对这个体系的改革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提高，更是为了避免那些可能威胁世界金融稳定的周期性危机。在报告的其他地方，委员会似乎又缓和了：

我们也不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总是不能完成它的使命……委员会也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成功实施了大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计划。

不过，当梅尔策委员会提议大力削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的权力时，它是非常认真的。根据这个委员会所说，削减权力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拥有三种职能，第一个是"担当各种有偿付能力的新兴经济体的准最后贷款人，为需要的国家提供短期货币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将被限于对各种期限为120天且只有一次可允许展期的短期贷款。借款的国家将支付"惩罚利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他两个较少引起争议的活动，就是搜集和公布各成员国的金融数据并提供建议，但不施加各种条件。

不管梅尔策委员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多少超乎寻常的激烈批评，但它阻止废除这个机构。也许，委员会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为什么不保留缩减权力后的(如果不是步履蹒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因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完全解散了，那么在下次金融危机中肯定会出现类似的机构。

梅尔策和他的委员会立即受到了批评、抵制和嘲笑。财政部部长萨默斯含蓄且直接拒绝了委员会的建议。在2000年4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了7 个工业化国家集团( G7) 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们的信任投票:"阻止危机以及支持建立一个促进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核心。"

舒尔茨在理论上也许是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被废除；而梅尔策在实践上也许是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简减职能。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花费巨大的努力或者无论以什么代价都要说服华盛顿相信，那些危机国家应当自己照顾自己，而私有部门应该自主地同危机国家和债务国解决它们的各种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