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控制和马来西亚的遗产

当一个政府施加某种形式的资本控制去限制交易和阻碍国际间自由流动的基金时，对浮动汇率制度或是固定汇率制度的事实上的背离就开始了。本书所讨论的案例中就有几个涉及强制性资本控制，包括1997年的泰国和1998年的马来西亚。但是，最声名狼藉的还是1998年的马来西亚。

在一些领域，马来西亚因通过冻结自己汇率和设置各种资本控制大胆反抗国际压力受到赞扬。然而对这一案例的进一步分析发现，马来西亚的成功和可取性都值得怀疑。

马来西亚的管制始于1998年9月1日，主要是它性情暴躁的总理马晗蒂尔·穆罕默德一时兴起的结果。正像在前面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不是马来西亚第一次施加各种控制。对于这个计划，马哈蒂尔扬扬得意并宣称"将不再出现外汇交易"。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目的是限制各种资本外流、禁止林吉特的离岸交易和将林吉特对美元汇率冻结在3.800水平。

有趣的是，当马哈蒂尔决定实行各种资本控制时，马来西亚陷入起源于泰国的这场危机已经一年零两个月了。自马来西亚的邻国泰国1997年7月2日让泰妹浮动以来，林吉特对美元已经贬值了34% 。不难理解，在施加控制之前，马来西亚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逃。

对于各种资本控制，经济学家们的态度存在很大分歧。在马来西亚实施资本管制之前以及之后，日本的梆原英资都予以支持:"在那种情况下，马来西亚实施管制是正确的选择。"

当然，资本控制并不是什么新事物。关于资本控制的争论导致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的建立。凯恩斯当时是该会议的一名代表，他公开赞扬了这一新体系的各种优点，包括它将"不只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永久性的安排，它明确赋予了每一个成员国政府控制资本流动的权力，过去常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东西现在被视为了正统"。

然而，许多保守市场经济学家却认为资本控制是不可接受和危险的。默顿·米勒就直截了当地评论马来西亚：对于马来西亚以及东亚的国家来说，实施可交换性限制措施会带来阻止各种外国投资基金流入的现实风险。那些外国流入资本补充了国内储蓄和国内资本在维持本国经济快速增长方面的不足。我问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一位杰出的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出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他希望在本书中匿名)……我在此转述他的话，马来西亚的政策使我回想起我成长的地方新英格兰的捕虾陷阱(lobster trap) 。那个陷阱诱使龙虾游进去;可是，一旦进去，它们就不能脱身。但是，我提醒我的朋友，人要比那些龙虾聪明。如果你告诉他们不能出去，那么他们就不会进来。

随着马来两亚实施各种资本控制一周年的临近，这个国家开始受到巨大关注，因为马哈蒂尔曾许诺在那天要解除限制。而日本也被说服，一旦马来西亚取消资本控制，它将进行10亿美元的掉期业务(swap facility)以弥补资本从马来西亚流出。

1999年9月1日这个重要的日子到来了，但并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经济崩溃或资本逃离现象。马来西亚声称它取得了成功，而马哈蒂尔开始吹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马来西亚的建议相比，他发现了"一条更加仁慈的、和缓的道路"。几天之后， 《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篇大标题为"马来西亚赢了经济赌博"的文章。

人们开始认可资本控制在马来西亚取得的成功，因为控制给这个受到围攻的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呼吸室"，也就是在它不得不面对国际市场正在施加的各种经济现实之前拥有了一个喘息和重组的机会。但是，马来西亚的资本控制到底有多成功呢?马哈蒂尔所谓的有选择的资本控制是否是一个可取的政策工具呢?

《纽约时报》和很多其他杂志不能理解的是马哈蒂尔保留了固定汇率制度，而林吉特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旧的3.800的水平上。但同一时期，该地区所有与马来西亚情况类似的国家，也即都在1997年夏天崩溃的那些国家，却经历了汇率的大幅反弹(泰国泰妹上升了9% ，印度尼西亚卢比上升了45%，韩国韩元上升了14%)。最重要的是，在这期间，日元相对于美元也升值了279毛。

因此，通过实施管制，马来西亚货币实际上相对亚洲主要贸易伙伴贬值了。不奇怪，马来西亚经历了一个出口繁荣期。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控制被解除之前和之后马来西亚的情况都要比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更好的主要原因。

此外，任何想将资金从马来西亚抽离的人，都得以一种人为的低汇率去兑换林吉特;这种外汇"税"也是马来西亚从实施资本控制中得到的好处。

随着马来西亚资本控制取得明显的成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严重的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回应道：

(我们已经考察了)马来西亚的政策方法及其到目前为止的宏观经济结果。(我们)认为，除了资本控制以外，马来西亚实施的那些政策与其他危机国家非常相似。同样地，尽管在施加资本控制之前的马来西亚比韩国和泰国的利差更高，而资本流入相对缓和，但是目前，马来西亚和其他危机国家的各种宏观经济发展非常相似。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判断(至少在短期内)施加那些控制产生的任何影响。这也许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在施加资本控制时，资本流出已经显著减少了，而且只有在一个更长的时期，这种控制的各种影响才会呈现。

只要人们想到马哈蒂尔，就会想起他实施的资本控制，以及他对他的假想敌一一他所谓的将马来西亚击垮的货币投机者的激烈谴责。

但是，无论有没有马哈蒂尔，关于资本控制的争论在将来也一定会继续盛行。

马哈蒂尔实验的危险部分就是，有朝一日其他国家也许会仿效马哈蒂尔的这一行为。像米勒写道的那样，如果投资者可能陷进一个没有出口的困境中，投资者将不会使资本流入。对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一点值得深思。如果投资者开始预期东道国会施加资本控制，这些国家为了吸引发展资本将因此支付一种风险溢价。

在1999年9月马来西亚资本控制被解除的前几天，保罗·克鲁格曼对当时的亚洲l形势给予了客观的描述：

对于亚洲正在复苏这一事实，没有人能够独自邀功。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一一如果不考虑印度尼西亚一一尽管各国政策各异，但其表现却如此相似。 韩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其经济正在反弹；泰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也开始恢复；马来西亚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并且做了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让它傲的事情一一它也正在快速地复苏。每一个人都在为它们的政策引以为豪：马哈蒂尔说是他带来了成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是它的功劳。事实是，这些经济体只不过是自然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