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社会

戴维斯的财经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学习、赚钱、回馈社会。其中，学习阶段一直持续到他四十出头，赚钱阶段从四十岁持续到他七十多岁，接近八十岁。到这个时候，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回馈社会的阶段，考虑如何将一心一意积累的财富捐赠给那些幸运的受赠者。先前，他将戴安娜的信托财产捐给了普林斯顿大学（530万美元的捐赠设立了历史系的教席），他还在韦尔斯利学院、三一学院、塔夫茨大学的佛莱彻学院设立了教席。他为林肯中心、布拉德利大学和纽约保险学院慷慨修建了图书馆，并捐赠了大量图书。这些捐赠的资金中有一些还在他的掌控之下，这样他（以及后来他的孙子克里斯）可以继续管理这些资金的技资事宜。他并不倾向于向学术界捐赠更多的金钱，他也反对给家族成员大额的馈赠。戴维斯向孙子克里斯一再强调很多年前对儿子谢尔比和女儿戴安娜说过的话"你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金钱。这样，你就不会被剥夺自己赚钱的乐趣。"

戴维斯家族的财富完全超越了曾经庞大的沃瑟曼家族的财富，凯瑟琳的娘家沃瑟曼家族财富大部分置于信托之中，其投资表现大大落后于戴维斯的投资组合。戴维斯以及后来的谢尔比会推荐股票给沃瑟曼家族信托，尽管家族信托的投资表现远不及戴维斯，但这已经包括了来自这对父子推荐股票而获得的巨大利益。

相比于依然健在的沃瑟曼家族成员，戴维斯当然是一个更为优秀的投资者，他变得更富有，而他们却没有，这种现象的背后还另有原因。一般而言，典型的信托运作模式除了构建财富之外，还有多重目标。这多是基于信托的设立者对于后代的不信任感，他们害怕自己的子孙后代会堕落成为挥霍浪费、游手好闲的信托受益人。因此，律师会在合同中规定，子女不得动用信托本金，但信托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收益以满足他们正常的花销。出于这样的目标，家族信托通常会大量技资于债券以及派发股息的股票。进入50年代，沃瑟曼家族信托放弃了全部持有债券的投资策略，但依然以收入为目标，而不是以成长为目标。

在大部分情况下，"以收入为目标导向的投资组合"给其投资者带来的回报会低于以成长为导向的投资，尤其是当受益人将信托产生的收入用于消费支出，而不是进行再投资以取得复利增长效应。在提取消费的虹吸现象和税务征收的双重影响之下，以收入为目标导向的投资组合注定逃脱不了资产日渐萎缩的命运。

如果说勇气、幸运、天赋、才干、进取精神（以及在一些情况下的技巧）造就了一代人，那么，依赖、现金流失、山姆大叔会毁掉接下来的两代人。戴维斯并没有遭受这样的命运，但是如果他的后人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学校也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谁会有呢？

沃伦·巴菲特有意将数十亿美元转给那些人口零增长的地方，帮助这个星球免于人口过剩。即便这样做，也可能意味着更少的人口会导致他最喜爱的跨国公司的产品面临更少的消费者，这些跨国公司包括可口可乐、吉列、AIG保险。

当戴维斯74岁的时候，他开始着手退出策略，就像当初他开始进入喜欢的事业时一样，尽管人口零增长并非他的捐助目标。1983年9月，在一架从欧洲起飞的航班上，戴维斯在一个备忘录上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我在美国环球航空公司从伦敦到纽约的703航班经济舱里写下这段话。"在略做解释之后，他开始写道"我一直反对浪费、不想浪费，这次我尽己所能回答这个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谁能拿到钱？答案是：保守党。

尽管巴菲特选择大量投资于那些致力于人口更少一些的计划，但戴维斯倾向于支持那些促进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精神的计划，这可以使他聚集财富。以他的观点，集权政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不利。

"近年来，我开始质疑我们的国家是否……已经开始渐渐下滑，以至于最终会堕落到奴役状态。"戴维斯说。此时，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这更让他对联邦政策的摇摆不定以及笨拙的卡特政府令人沮丧的后遗症充满了紧迫感。尽管当时里根总统已经入主白宫，戴维斯依然深感美国是个陷入危机的国家。在大学里捐赠教席和图书馆对于社会固然有用，但是捐资帮助人们摆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更是势在必行。

出于这样的目标，他发誓要加强传统基金会（这是一个与华盛顿的左翼布鲁金斯学会相对抗的右翼团体）、全国劳动权利基金会、伦理和公共政策中心、精准媒体协会、胡佛研究所以及其他提倡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的团体。戴维斯一直是个保守派，但从瑞士回国后，他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方面，并担任传统基金会的主席。

"那么，他们乘坐的豪华轿车呢？"妻子凯瑟琳开玩笑地说。她指的是停在传统基金会办公室外面成排的奔驰轿车。凯瑟琳并不认同戴维斯对于自由主义威胁的狂热。对此，戴维斯反驳道"为了在华盛顿更有效率，他们需要这些豪华轿车。"

戴维斯指定谢尔比、凯瑟琳、戴安娜和美国信托公司为财产的执行人，并且安排，如果谢尔比愿意的话，他可以帮助美国信托相关人员处理投资事宜。

在一个长达数页的"终极备忘录"中，戴维斯问自己为什么不给"子女们城堡和牧场？不给孙子们超级喷气式飞机？"他的回答如下：

如果子孙后代在一开始就可以得到信托提供的保障，永远不用工作以及衣食无忧，那么，他们对于生活有什么激情呢？（他拒绝让自己的后人过上"安逸的生活"。）因为从我自己的经历和那些拥有信托财富朋友的经历看，我知道这些倒霉的（不幸的）信托受益者常常（如果不是总是）会成为社会的牺牲品，需要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以及其他人的照料。在留给子女遗产问题上，我认为应该给他们提供"安全网"，以防万一，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激励他们成为优秀的人……为社会的共同福祉做出贡献。

作为一份附录，戴维斯禁不住回溯他的血脉之源：有两位最初抵达北美的五月花号轮船上的乘客，属于他的母亲一系，为约翰·阿尔登和法兰西斯·库克；有与他同名同姓的前辈，他在美国国会服务了30年；在他父亲一系，有北美第一个殖民地一一詹姆斯敦的殖民者和弗吉尼亚议会的成员。最后，他赞美了自己的好运、自己的努力工作、社会福祉、国家利益、民生和为那些创造社会效率的人提供激励的社会"自由地活着比流血的死亡好！"

戴维斯将这个备忘录贴在办公室的一个抽屉上。他的家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备忘录，但是他们不会对备忘录的内容感到吃惊。戴维斯家族中的人，没有谁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财产。

自从那次普林斯顿大学的捐赠事件之后，谢尔比一直离开家独立居住和工作。父亲的投资业绩对于他而言，仅仅作为他管理的纽约风险基金表现的测量参照。此外，他继续在工作上与父亲保持距离，他的基金也没有再使用戴维斯的名号。他为丰信国际信托工作，距离他父亲的办公室也有相当远的一段车程。他的名片上只印着"顾问"两个字，没有更多的细节。他的目标是继续在华尔街做一个匿名的最佳投资基金经理。

然而，谢尔比与父亲的关系可能比他愿意承认的要好一些。谢尔比在塔克西多公园有一个居所，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度假屋。到了80年代初期，谢尔比又在他房地产的花名册上添置了第三套住房。这套房子位于缅因州东北湾区，就在他父母的房子旁边。他还记得儿时在这里曾经的快乐，在缅因州的海滩上散步、烤龙虾，在牙齿打颤的严寒中游泳。他决定给自己的子女（克里斯、安德鲁和维多利亚，加上他与第二任妻子盖尔所生的三个孩子）同样的经历。能够与父亲一起住在巨大的木质豪宅中，这是谢尔比自己成功的证明。每当父亲戴维斯从自己的院子里望过去，都会想到儿子的成功。

谢尔比买下这栋房子最初还是起源于一起邻里纠纷。之前的业主申请将自己的物业占地重新分割规划。该计划上报后，在市政听证会上，谢尔比的母亲凯瑟琳发言反对这项规划。于是，重新分割的规划被驳回，这项房地产开发业务泡了汤，受挫的前业主威胁要起诉戴维斯一家，邻里关系彻底破裂。不久之后，一块"出售"的牌子挂在了邻居房屋的院子前，一个匿名的买家出价大方。当交易达成之后，卖家发现虽然他想避开谢尔比，但结果还是卖给了谢尔比。

谢尔比的房子很豪华，但他希望能弥补一些开销，至少，他的房子升值了。除了比戴维斯拥有更多的房子（之后，他又添置了两处房屋，分别位于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和佛罗里达州的霍布桑德）之外，谢尔比还是继承了父亲戴维斯的节俭风格。他购置的房屋都是精装修的，带有家具，他也从来不雇用设计师装修房屋。放在浴室里的肥皂都是他从酒店里带回家的。

他也不买汽车，因为一旦离开经销商的手，汽车价格便进入下降通道。他想等到车出了状况再看，例如发动机坏了或车底板出现了锈斑。他会租车使用，因为定金的数额很小。他认为将大额支出省下来进行投资，赚的钱就已经足够买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