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旅

此时的日本，正在为美国的消费者供应着金属制造的迷你版自由女神像以及其他廉价俗气的旅游纪念品。"日本制造"意味着"这就是垃圾"。在很多美国人心中，一个搞砸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睡在地板上、用米纸做门、一辈子都点头哈腰的国家，根本无法与技术领先的西方和无所不能的美国相提并论。谁知道日本竟然有股市？

此次旅行可以带家属，于是戴维斯和凯瑟琳一同在长岛的艾德怀尔德机场（也就是现在的肯尼迪国际机场）登机。凯瑟琳的妹妹从费城开车到机场，送他们启程。飞机中途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加油。透过客机的舷窗，乘客们看到一个加油工人爬上高高的梯子登上机翼，将数桶看似机油的东西注入一个孔中。人们好奇地想：难道我们坐的飞机有一个漏油的衬垫？

日本之行的团队在东京住在帝国酒店，是由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四周都是日式庭院的风格。建筑本身已经有些老旧过时，"好在没有老鼠。"凯瑟琳回忆说。她听说日本人已经拆除了城市里大量有鼠患的建筑。东京当时正在筹建1964年夏季奥运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残垣断壁依旧随处可见。戴维斯夫妇参观了神殿，看人们如何采珍珠，在富士山下散步。穿着日本和服的服务生用可口可乐招待他们。男人们品尝寿司，会晤企业高层，与艺伎们开玩笑。（此次分析师之行的队伍共有50人，其中46个男性。）在夜总会，每位分析师都有一位艺伎陪同，点雪茄、斟酒、整领带。"戴维斯喜欢艺伎，"此次行程的组织者弗兰西斯·海特说，"他对我说他们如何玩一种日式游戏。我问他是否玩了什么更刺激的游戏，他说：‘艺伎可不是用来玩的。'我听了大笑。"

整个团队受到了热情招待，他们发现日本人对扔下了两颗原子弹的美国人出人意料的礼貌有加。戴维斯对这群具有"东方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特点的人存有亲切感，他们工作勤奋，为未来储蓄，尽可能勤俭节约，按照《穷理查年鉴》中的箴言生活。他的那些分析师同行对参观的工厂印象深刻。在一个古怪的、名叫索尼的公司中，一个铜管乐队演奏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流行歌曲一一《扬基歌》，主持人用手持摄像机将其录制下来，他安排美国人坐在显示器前，以便给他们及时的惊喜反馈。

在丰田汽车的装配车间，分析师们惊讶于其领先的汽车自动化生产线。但是，他们的热情被日本的会计方法打击了一下，它们甚至比欧洲的会计方法更加扑朔迷离。"日本人包裹得很严实，支支吾吾的，在数字前面放了很多烟幕弹。于是，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海特回忆说，"在旅程结束之时，几乎没有谁有投资日本的打算。"但除了戴维斯和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基金经理詹姆斯·罗森沃尔德，他是个日本方面的数据专家。在旅行团到各处访问的路上，他们两人挤在大巴车的后面，研究探讨罗森沃尔德手中掌握的数据。

这两个旅行团中的少数派很快单独分离出来，自行约见当地的保险公司。两人谁都不会日语，但戴维斯一位经常到东京旅行的朋友理查德·默里认为，不会日语反而是一件好事。"日本人不喜欢日语说得差的外国人，"他说，"反过来，如果一个外国人日语说得好，又可能让日本人感到紧张。所以，一句日语都不说最好。"在所有场合，他们都有翻译。随着了解的越多，戴维斯和罗森沃尔德越是觉得他们步入了一生中罕见的财富矿区。总体而言，日本的公司受到国家和文化的保护，使得它们免受自由竞争的侵袭。保险公司获得了额外的优势，因为日本政府希望这些保险公司总是具备足够的资金，以赔偿下一次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地震，一直是日本的国家隐患。

很快，戴维斯和罗森沃尔德发现，在日本，绝大多数财产保险和灾害保险由20家日本保险公司瓜分，而在美国却有10000家保险公司在做同样的生意。在这20家日本保险公司中，有5家具有垄断地位并享有被保证的市场份额，受到日本财政部门的特殊关照，被允许收取的客户保费是美国客户的2-5倍之多。遭遇车祸以及其他灾难的出险客户会受到严格盘查，并需要证明其索赔有据可依。在很多情况下，客户的索赔会被拒绝，以维持保险公司赔偿支出的最小化。日本这种奇妙的对保险公司的友好气氛，没有逃过具有好奇心的美国人的眼睛。

在罗森沃尔德的帮助下，戴维斯发现日本的数字并不难以调查，随着了解的加深，知道的越多，他就越觉得兴奋。整个保险行业"难以置信地便宜"，罗森沃尔德后来写道。这些公司的市价仅仅是它们持有的投资组合价值的一部分，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公司的市值还抵不上公司总部大楼的价值。公司投资组合带来的收益还可以在免税情况下取得复利增长，这些钱被称为"灾难储备金"，是一笔极为诱人的隐形资产。这些储备金被专门提出来，以备未来地震发生时用于赔偿，但是，其数量已经远远超出哪怕最为悲观的预测者的估算。

例如，随便看一看日产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该公司每股净资产为47日元，但该公司的灾难储备金每股折合228日元，此外其他隐形资产更是高达每股545日元。日产保险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为450日元/股，市盈率低到了仅仅2倍的水平。此时购买股票的人相当于拥有了价值800日元的日产保险公司持有的股票和债券投资组合，外加生意兴隆的保险公司本身。这些资产均以成本人账，所以，这些隐形资产实际上比第一眼看起来高出很多。

一天晚上，旅行团的其他成员外出吃晚饭，戴维斯留在酒店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与凯瑟琳分享着他的发现。他说，日本虽然没有共同基金，但是当地的保险公司却拥有庞大的投资组合，这为搭乘日本经济复苏的便车提供了机会。此次日本之行让他相信，日本这个国家能够克服战后的萎靡不振，就像美国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大萧条之后也能克服一样。"既然我相信日本人，"戴维斯问妻子，"那么，为什么不投资他们呢？"

在旅行团返程之时，分析师们利用飞机停经香港的机会外出购物，戴维斯则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他的保险公司研究之旅。他约了美国保险公司（AIU，American Insurance Underwriters）的一位高层领导共进午餐，他是在日本昕说这家公司的。这家公司三十多年前成立于上海，公司CEO科尼利厄斯·范·德·斯塔尔出生于美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销售业绩极其出色。实际上，美国保险公司是唯一一家获得日本营业许可的美国公司，无论是就保险行业而言，还是其他所有行业而言，它都是唯一一家。它于1946年同盟国占领日本期间即开始涉足日本市场，当时盟军最高指挥官是脾气不佳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日本天皇对他唯命是从。

到了1952年，美国保险公司销售的汽车保险和个人意外险比任何一家日本保险公司都多。它在该地区持续地生意兴隆引起了美国国内其他保险公司的注意，不久之后，美国保险公司被另一家缩写相似的公司收购，收购它的公司名为AIG，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国际集团。

另一家美国的保险公司-一美国家庭保险，现在名为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AFLAC），也冲破日本的重重阻力，在1974年开始营业，以销售癌症保险大获成功。日本政府允许这家公司在日本营业是因为他们无法想象，有什么人会买癌症保单。事实证明，他们错误估计了本国的消费者，人们非常渴望拥有癌症保险。这正好验证了一句话"日本人都是忧郁症患者。"

日本之行结束后，戴维斯买了AIU的股票，这样在AIG收购AIU之后，他自然就拥有了AIG的股票。在他的投资组合中持股的另外两家保险公司也相继被AIG收购，这样，他就拥有了更多这家积极进取的忙碌买家的股票。当1969年AIG公开上市时，戴维斯多年的耕耘获得了大丰收，尽管他当时全心扑在出任大使的岗位上，而不是专注于投资。

戴维斯和凯瑟琳回到了纽约，此次日本之旅事后证明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旅行。他的同行们回来之后，热情很快就消失殆尽，但是戴维斯和罗森沃尔德却成为热心的买家。他们的人手时机堪称完美。不久，日元开始走强，日本的经济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