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女间隙

斯宾塞和戴安娜不顾父亲要求他们推迟结婚的想法，宣布了正式订婚的消息。他们的反抗激怒了戴维斯，但凯瑟琳站在女儿这一边。母女俩一致认为，是戴维斯一手策划了普林斯顿大学捐款一事，以达到不让戴安娜的钱落入斯宾塞口袋里的目的。谢尔比也在幕后支持妹妹。他也拥有自己的信托财产，于是兄妹俩聘请了一位律师以保护他们共同的财产。戴维斯没有动谢尔比信托里的数百万美元的财产，这更使人相信他对戴安娜信托采取的手段是为了对付她的未婚夫斯宾塞。

在戴安娜没有出现在下午茶的晚上，她给家里打了电话，想和父亲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她告诉戴维斯，自己希望将信托捐赠一事推迟到即将到来的婚礼之后再做决定。戴维斯生气地挂了她的电话，并聘请一家公关公司，该公司随即发表了-份5页纸的声明。1961年6月2日，当《纽约时报》的读者们打开报纸后，发现百万富翁和他叛逆的女儿的照片出现在头版，新闻很醒目：

这个女孩拒绝父亲的安排，不愿将380万美元捐给普林斯顿大学。

戴维斯飞去苏格兰出差，于是一场远距离的骂战开始了。他指责女儿是"不可理喻的自私鬼"。他痛心戴安娜身上吸收了"当今在美国年轻人中间流行的不切实际的功利主义"。他说，戴安娜的这种自私心态应该受到更多的谴责。他还说，他已经"保证"每年给女儿3万美元的生活费，并承诺给10万美元现金作为新婚礼物。"戴安娜一直都是一个好姑娘，但是看来金钱助长了她的贪婪。"戴维斯向全世界肯定地说，"如果钱少一些，我们会更快乐。"

对此，戴安娜在曼哈顿斯宾塞一个亲戚家的公寓里举行了一场公开反击会。由于她未婚夫的兄弟刚刚因癌症过世，她告诉记者，她倾向于将信托财产捐给癌症研究，而不是捐给普林斯顿大学。她在一次电话采访中倾诉道"父亲用金钱威胁我，我怀疑自从我们订婚以来，他就一直以此为武器。我们结婚后，只打算过普通人的日子。请理解我们，金钱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重要。我们不会自命不凡，但是我们希望自己做决定，而不是由父亲替我们做决定。"

戴安娜坚持说，她从未听过父亲每年计划给自己3万美元生活费，以及10万美元结婚礼物的话。对于父亲的挖苦和公开攻击，她感到痛苦和尴尬"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无论如何，他这么做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对此，戴维斯通过越过大西洋发来的电报进行回击，他忠实的发言人对媒体表达了他最近的嘲讽态度。戴维斯说"她就是固执，完完全全的固执。"戴维斯的主要发言人也插上两句"你们或许感到这有些不可思议，但是，戴维斯先生强烈地相信，年轻人拥有太多财富不是什么好事，他认为这对他们不利。"

"过去一周发生的可悲事情更加确凿地向我证明了，太多的金钱会让年轻人头脑发热。"戴维斯强调，"由于戴安娜没有费丝毫力气便获得了这笔380万美元的巨额财产，所以，对于如何处置这笔财产，她没有丝毫道德上的权力。恐怕她需要的是被好好打一顿屁股。"

《纽约时报》随即刊登出醒目头条新闻：《父亲说女儿为了380万美元应该打屁股!》。对此，戴安娜回击道"我不愿意这么说我自己的父亲，但他越来越像一个专制主义者。"

记者们蜂拥而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追踪报道。在克莱斯勒大厦，他们采访了戴安娜的律师朱利安·布什，她没有发现任何关于戴维斯一年给3万美元的文件证明。他们还采访了戴安娜的母亲，凯瑟琳说"对于这件家事被搞得沸沸扬扬，我感到非常不高兴。这真是荒唐可笑的事情，我女儿是一个慷慨大方、热心的女孩，根本没有占有这笔钱的心思。"他们还采访了戴安娜的未婚夫，他说自己在这场金钱风波中，遭到了朋友们的"可怕的冷嘲热讽"。记者们还走访了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的发言人否认戴维斯曾经有过这样的提议，尽管各方都承认事实的存在。发言人立刻改口说"这是家庭内务，我们大学不希望被卷入。"记者们就3万美元一事对戴维斯穷追不舍，最终，戴维斯承认这项费用并不是由他支付，或许数十年内不会成为现实，是从戴安娜母亲凯瑟琳的遗产中支付，但是在母亲离世之后才能得到。很显然，是戴维斯重新编造了故事，以凸显戴安娜的贪婪和自私。

记者们试图采访戴安娜的哥哥谢尔比，但他出海去了科德角。当记者终于联系上他时，谢尔比不想做任何评论，但随后他还是说了一下。戴维斯宣称，谢尔比将会放弃信托财产，将其技人父亲打算成立的一个慈善基金中，对此，记者们希望得到谢尔比的回应。"我不知道我父亲在说什么。"谢尔比说。

各种新闻媒体对此事的报道持续超过了一周，《纽约时报》《每日新闻》《世界电讯报》以及其他纽约的媒体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戴维斯家族的新闻。头条的作者以娱乐的心情写道，"女继承人何以回报父亲""女继承人拒绝捐赠的立场坚定""父亲为捐赠将女儿剔除继承人名单气这暗指打屁股的威胁。记者们将"任性"的女儿戴安娜（"113磅体重、身材匀称、勇气可嘉"）和"维多利亚式思维、情绪波动的五月花号后代"的父亲戴维斯比较着看热闹。有时候，他们会站在戴维斯的立场上（乐善好施的父亲对应自私的女儿），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站在戴安娜的一边（年轻爱侣遭遇老古董的阻挠，孝顺的女儿对抗专制的吝啬鬼），其间，偶尔他们也会批评一下双方，以显得客观公正（印第安式的慷慨富人被涉世不深的女儿搞得很尴尬）。

从《纽约时报》到各类小报，记者们都是从金钱角度和社会角度对此进行大肆渲染：戴安娜的两次初涉社会；戴维斯的殖民地先祖；戴安娜未婚夫斯宾塞与丘吉尔的关系。《纽约时报》的西德尼·克莱恩借题发挥地写道"在社交圈中有一种猜想，如果戴维斯的祖先们知道这种情况会怎么样。这些人包括约翰·阿尔登和弗兰西斯·库克（来自五月花号船），以及托马斯·沃伦）——1607年最早在詹姆斯敦建立殖民地的成员之一。"

在这些报道中，很少有记者提到戴维斯巨额财富是源自美国股市的牛市。1961年，股市依然蓬勃向上。戴维斯财富的绝大部分是自己创造的，他仅仅是一个通过聪明选股而致富的前政府官员而已。所有的报道中都忽略了，任何一个聪明的投资者都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将4000美元变为380万美元。纽约的媒体本应该将戴维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精英案例报道，然而，他们的报道仅限于戴安娜的初入社会和戴维斯家族的血统问题。这更加强化了美国是欧洲排外的翻版这一概念，在这里，富人更富，势利眼则更加势利。

此时仍在苏格兰的戴维斯非常生气，他继续在媒体的头版上表示恼怒不已，这既对他的生意不利，也对女儿有损害。凯瑟琳作为母亲希望家庭团结，她和戴安娜在韦斯特切斯特的一家汽车旅馆订了一个房间。看到妻子与孩子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戴维斯更加生气。他回到美国后，全家在缅因州的度假屋相聚。他们的方式具有典型的戴维斯风格，早上起来一同洗冷水浴，表面上和和气气，但他们的律师却在纽约争执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