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比与林奇双星闪耀

遇见市场反弹的时候，谢尔比是一个"顺势反击"型选手。当一家具有吸引力的公司由于暂时的坏消息而出现股价低迷时，他会出手。他会寻找那些以折扣价获得可预测收益的机会，而与此相反的策略曾使他陷入麻烦。另外，在熊市H之后，谢尔比看到仅仅因为便宜而买入股票是危险的，他意识到很多便宜的股票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背后所代表的公司本身就是平庸的公司。他强迫自己不应为廉价而心动，应该进行全部的调查研究。

像他的父亲一样，谢尔比对于投资组合中持有的每一只股票都想象着自己拥有该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他既拒绝投资"衰退"的公司，也不会加入对流行的拥挤追逐。他掌管的纽约风险投资基金不会投资咖啡吧、折扣零售商，或仅仅依赖于一两件小发明、小创造的高科技公司。他对于管理层的研究如同研究数字一样，他说"如果有些情况糟糕了，你想知道有谁了解情况。"强劲的资产负债表和强有力的领导层可以令他夜夜安眠。

"金钱永不过时"成为谢尔比的座右铭之一。银行、证券以及所有与金钱打交道的企业，这类公司不会一朝醒来发现金钱已经过时了。而那些高科技公司却有可能一朝醒来，发现原来利润丰厚的发明被他人的新发明所替代。于是，他增加了银行和保险类股票的仓位，减少了零售和电子类股票的仓位。他的逻辑是，一个管理优良的零售企业即便在一代人手中可以茁壮成长，但之后却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但是，毁灭一家管理优秀的银行却没那么容易。

他也投资于天然资源类的公司，在这方面，他采用了主题投资方式，当初在纽约银行实习时进行行业分析学到的东西，在这里派上了用场。70年代中期，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是明显的主题，这有利于原油、矿产、林业产品以及其他硬资产。通过专注于资源类的主题，以及寻求那些不那么热门、偶尔会提供"戴维斯双击"效果的适度成长股，谢尔比领导的纽约风险基金的表现始终名列前茅。他将不利因素控制在最低限度，例如将技资组合的换手率保持在每年15%，几乎处于"懒得动"的状态，而同行的基金一般的换手率为每年90%。较少的换手，意味着较少的税务负担和交易成本。很多公司，甚至美国政府本身，都深陷债务的泥潭，上升的利率更是令债务元法偿清。谢尔比注意到，上升的利率会令债务人破产，所以，他郑重宣布他的基金绝不会投资有债务问题的公司。

在纽约风险基金转型的过程中，谢尔比得到很多经验教训。在从1974年的底部反弹之中，很多小型公司股票的表现超过了那些耳熟能详的大公司。正是在这一波行情中，谢尔比和另一位年轻的基金经理一一彼得·林奇一一脱颖而出。他们两个都避开了所谓的"漂亮五十"，因为熊市之后，那些下跌最多的股票往往回升缓慢。他们为自己的技资组合挑选了一些不太知名但前景良好的公司。在接下来的9年里，小型公司股票的表现持续优于其他类型股票。1975-1980年，这段时期并非牛市（股市平均几乎没涨没跌），但一个机智灵活的投资家却依然能够取得胜利，这一点，谢尔比做到了。

接近1976年年底的时候，已经遭受重击的"漂亮五十"股票再次道到打击。迪士尼的股价从5.50美元跌到1974年的1美元，认为便宜机会来临的买家纷纷出手，将其推高至3美元。随后的两年，买家变现获利，股价被打压至2美元，下跌33%。这是一个伟大的机会，这个娱乐业的巨人继续在成长，而其股价仅有10倍市盈率。

廉价的进口钢铁、飘升的利率以及疲软的美元（甚至连墨西哥比索都比美元强势!）继续困扰着市场，令道琼斯指数以及其他蓝筹股一筹莫展。但这没有吓到小型公司股票，到1977年小型公司股票创出历史新高。在这段时期，如果你想赚钱的话，必须考虑小型公司股票。

华尔街本身也存在着内在问题。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取消了股票交易方面的固定佣金制度，银行和券商进入了自由竞争时期，在此之前，它们长期免于自由市场竞争，丰厚的佣金使得它们可以获得持续丰厚的利润。现在，这块肥肉没有了，收入急速下降，券商和投资公司丧失了可靠的获利来源。

戴维斯的经纪公司处于收支勉强平衡的边缘，作为对于新政策的应对之法，戴维斯关闭6个在世界各地的一人办公室，例如克利夫兰、伦敦和旧金山。这些办公室的人员并不曾花费他一分钱，他们自己负担行政费用，并通过说服客户从戴维斯经纪公司下单交易保险股票来养活自己。现在，降低后的佣金已经元法令他们感兴趣。整个华尔街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萎靡不振气氛.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标价3.5万美元，仅仅比戴维斯30年前购买时高出200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