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可保险下跌90%

如同雪片般飞来的莫名其妙的裁决，令保险公司步履蹒跚，盖可保险的CEO拉尔夫·佩克选择了公司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放松承保政策，开始向体制外人士出售保险。然而，这一新政策的实施带来的令人兴奋的新客户，却导致公司更为昂贵的损失，索赔上升，准备金减少。1974-1975年，公司一直向媒体和董事会隐瞒事实真相，包括戴维斯也被蒙在鼓里。最后，是一位董事会外聘的审计师透露了这一坏消息。索赔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公司的资产。1975年，盖可保险宣布令人难以置信的亏损，亏损额为1.26亿美元。在公司股价触及42美元的高位之后，一路跌去90%，股价降至4.80美元。

戴维斯作为盖可保险最大的股东，此刻却成为最大的输家，本杰明·格雷厄姆比他也好不了多少。格雷厄姆这个时候已经80多岁，他有时住在加利福尼亚，有时住在法国。格雷厄姆将毕生的大部分身家都投入了这家下沉中的企业。在这场危机中，戴维斯从瑞士的大使任上返回美国。1976年，400多名愤怒的股东聚集在华盛顿的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对公司高管们进行讽刺挖苦。一个月后，公司CEO佩克下台。戴维斯跻身巡视委员会寻找新CEO的人选，于是，曾受雇于旅行家集团的杰克·伯恩成为新任CEO。伯恩迅速关闭了盖可保险在各地的100家办事处，裁减了一般的雇员。尽管如此，公司依旧盘桓在破产的边缘，股价进一步跳水，跌到了每股2美元。

这时，伯恩的一个熟人一一《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她与巴菲特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并无关系）打电话给他，提出了一个神秘的建议。她说如果伯恩愿意的话，她的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可以为其出谋划策。一开始，伯恩拒绝了，但稍后有人告诉他，这个神秘人可能是凯瑟琳·格雷厄姆在报业上的商业伙伴巴菲特。于是，伯恩、给格雷厄姆回了电话，约定了在她那里会面的时间。会面当天，当伯恩走进门口，巴菲特已经在客厅里等他。这位盖可保险的前股东与现任CEO相见甚欢，一直聊到了天黑。巳菲特想知道，盖可保险是否依然是一个低成本运营的公司，伯恩肯定了这一点。伯恩坚持认为，如果公司能幸存下来，一定会重返当年传奇般的高利润时代。基于这些肯定，巴菲特以每股2.12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50万股盖可保险的股票，并承诺日后会买进更多，数量会以百万计。同时，巴菲特敦促伯恩筹措更多资金。于是，伯恩通过出售2700万新股的方式筹集了资金，发行的新股中有1800万普通股，外加派息率具有吸引力的900万优先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