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要投资中国，一定要先了解中国人

既然已经决定了将蓝橡的业务重心转向亚洲和中国，我就必须寻找懂得当地业务的人才。要知道，最后是这些本地化的人才而不是我去运营这家公司。我首先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安东尼。他是一位有着丰富的金融和法律经验的资深入士，从1975年开始一直服务于全球最大的离岸律师事务所Maples and Calder，先后担任过合伙人、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欧洲区执行合伙人等职务。安东尼曾经在亚洲工作过多年，对这个市场有着很深的认识。与此同时，他还参与创建了开曼群岛的法律体系，现在仍然担任开虽群岛金融服务监管局主席、开虽群岛证券交易所主席。众所周知，很多中国公司例如阿里巴巴、百度、金山软件、蒙牛等也都在开曼群岛注册。安东尼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丰富的客户资源，帮助我们打通很多陆律上的环节。

想到这里，我马上操起电话打给了安东尼：“亲爱的安东尼，我的好朋友，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投资于全球最具活力和最有希望的中国市场。如果中国成功了，我们也就成功了。”

凑巧的是，当时安东尼刚刚从工作了30多年的Maples and Calder律师事务所退休，正准备享受悠闲惬意的个人生活。听了我的一席之言，老人久违的热情又高涨了起来。我们抽了一个双方都有空的时间，在香港见了一面。

那一天，我们来到了太平山顶，看着维多利亚港璀碟的灯火，心中不禁涌起了创业的豪情。我指着山下繁华的港口，激动地对安东尼说：“你看，世界的未来就在东方，就在这里!”安东尼会心地点点头：“这些年我一直来往于亚洲和欧洲之间，深刻地感受到了两个地方不同的心跳脉搏。亚洲就像是刚刚成年的雄狮，正在迎着太阳飞奔g 而欧洲则好像是已经衰老的大象，已经准备为自己挖掘最后的墓场了。”

他紧握了一下拳头：“虽然我是欧洲人，我可不想像那些典型的欧洲人一样，还沉溺于高工资高福利的幻觉之中，沉溺于每年长达两个月的悠闲假期当中。从我个人的思维方式上来看，我其实是个努力工作的亚洲人。”

“那太好了，虽然我是一个美国人，可是我一直习惯于用中国人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和你一样，我也是个努力工作的亚洲人。”没等我把话说完，我们两人就都哈哈大笑起来。

此后我和安东尼又见了几次面，确定了蓝橡在亚洲拓展的商业模式，而安东尼最终也放弃了退休生活，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蓝橡集团。

当然，要进入中国市场，我还必须找到对中国国情非常了解的人。这里不得不提到蓝橡资本的合伙人邓珩。

邓珩曾经在中国政府部门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后来他弃官从商，加盟了央企中粮集团，担任实业投资部的负责人，将中粮的实业投资傲得有声有色。邓珩不仅参与了鹏利（香港）及中粮国际在香港的上市工作，负责过中粮旗下的直接投资和并购业务，还曾经参与多家中外合资企业的组建工作，其中就包括中粮集团与大名鼎鼎的可口可乐组建合资的可乐罐装厂，与英国的英杰华保险公司成立合资保险公司的工作。

2001年，邓珩从北京搬到伦敦。作为中粮（伦敦）的总经理，负责打理中粮在英国的所有业务。邓珩在伦敦的金融城小有名气，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业务专家。不少英国的金融机构在开展中国业务之前，都会向他咨询。在伦敦金融城近10年横跨中英两国的业务往来经历，使他成为一名专业的腾国金融人士。

由于经常在伦敦的音乐会上见面，我和邓珩逐渐熟悉了起来。我发现，邓珩非常幽默和乐观，也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在金融危机开始之初，他一再指出和30年前的改革开放一样，历史又给中国一次升级发展的机遇；对于外资金融机构而言，也是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又一次良机。当然，我们两人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我们都希望能够为自己的祖国——中国做点什么。在聊天的时候，邓珩不断地向我灌输：一定要重视中国市场。“德里克，你在意大利住过多年，知道意大利的经济是怎么起来的。我坦白地告诉你，如今的中国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意大利非常相似，也正在迅速腾飞。”他比划了一个飞机起飞的动作。

邓珩的激情感染了我，我们开始讨论进入中国的细节。到了2008年1月，我正式接管了蓝橡，开始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将蓝橡的业务逐渐转向亚洲，转向中国。我也开始劝说邓珩加入蓝橡资本负责亚洲业务发展。

2008年1月的一天，我在伦敦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钢琴。音乐会结束之后，当我走出贵宾通道的时候，发现邓珩坐在通道旁的椅子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看到我之后，他站起身迎了上来：“德里克，祝贺你演出成功!愚然知道你横出很辛苦，不过我还是有些事情要找你聊聊。你先不要回酒店，去我家里坐坐如何?”

我点了点头，上了邓珩的车，我们两人聊了一路。到了他的家，他先将我让进书房，然后端来了刚煮好的咖啡。到英国后的这些年，他的生活方式已逐渐西化了。

“我已经向中粮的宁高宁董事长表明我准备加入蓝橡集团，拓展其中国业务的想法。”邓珩一边品着苦咖啡，一边平静地说，“我希望能够尽快返回中国，迎接挑战。”

“太好了!”我忍不住喊了起来。我们两人约定，邓珩先回去打头阵，我很快也将前往中国考察。那天晚上，我们两人兴致勃勃地一直聊着，聊对中国的憧憬，聊我们对未来的向往，不知不觉天已破晓。

直到这个时候，邓珩才发现我们两人已经聊了这么久，他的脸上满是歉意：“德里克，真是太不好意思了，你弹钢琴已经很累了，我又把你抓过来，也没让你休息”

“没关系。”其实我的心绪还沉浸在与邓珩彻夜的长谈中，为我们今后的合作，为蓝橡在中国的灿烂未来激动不己，以至于我根本都没觉察到累。此后不久，邓珩就先回到了中国，作为蓝橡中国的合伙人，他负责蓝橡在亚洲市场的业务拓展，当然也包括中国。

在成立蓝橡中国的过程中，他经常会拿给我一些中文文件，告诉我这个是办什么手续的，那个是办什么手续的，说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才让我签字。经过多年在英国的生活，邓珩做事情的方式已经很西方化了，就是什么事情都会把丑话放在前头，丁是丁卵是卵的，非常精确，也非常讲原则。

我看不懂中文，但我非常信任邓珩。每当他把文件拿给我的时候，我只会问他一句：“这个文件你看过了没有?”只要邓珩点了头，我往往连看都不看就直接签字。害得邓珩有时候向我“抱怨”：“你怎么也不拿回去找人仔细看看，如果签的有误，不成了我害你了！”我一笑，因为我知道信任是合作的基础，而没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的合作、我们共同的事业不可能成功，其实在2008年之前，我仅去过两次中国。第一次是1979年，我刚刚才2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回到了祖国，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城市走了一趟。2007年年初的时候，我又一次回到北京，与柏林爱乐乐团一起，在太庙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协奏曲》。

2007年12月，在严寒的中国北方，蓝橡联合大庆市商业银行举办了“大庆市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论坛”，通过我的穿针引线，很多海外投资者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他们和大庆的当地企业结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蓝橡为什么要选择东北的大庆做第一场论坛，是因为我觉得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有了非常顺畅的资本通道，而东北地区还相对落后，对资本的吸引力也不如沿海地区，我希望通过我在海外的资源，为中国这些亟待发展的地区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2008年2月，已经担任蓝橡董事会主席的我又一次回到了祖国，随行的还有合伙人安东尼。这一次，我不再是行程匆匆的游客，也不再是满世界游历的钢琴家，而是准备扎根中国的投资家。祖国，我回来了!

美联航的飞机从美国首都华盛顿起飞，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飞到了北京的上空。我打开飞机上的遮阳板，发现已经时空变换，从黑夜到白天了。透过白云之间的空隙，我看到了高楼林立的北京城。飞机开始降低高度，下面的建筑物也越来越清晰可见。突然，我发现地面上的飞机跑道旁盘踞着一栋气势恢宏的建筑，红色的屋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宛如一条即将腾空的巨龙。

落地之后，才知道这是北京刚刚投入使用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通关之后，我们很快就在指定的传送带上拿到了自己的行李。然后，无人驾驶的捷运列车把我们送到了出站口。候机大厅里，随处可见巨大的显示屏，众多的免税店、咖啡厅，还有古香古色的雕塑，所有这些都让我非常震惊。回想起出发时华盛顿的罗纳德·里根机场：灰暗的外表，脏兮兮的地毯，不停漏水的墙壁，懒洋洋的机场工作人员，所有这些都与首都机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一直觉得，机场特别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兴衰面貌。30年前，我第一次回到中国，当时的首都机场也是残破不堪，与当时的美国机场相比简直落后了一个年代。今天，虽然我去过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到过那么多的机场，可以说，T3航站楼是我见过的全世界最先进的航站楼。如今，首都机场已经将美国同行们远远抛在了身后——最新的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了6000万人次，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同年，首都机场连续荣获英国航线发展集团“航线发展杰出贡献奖”、国际机场协会“总干事杰出贡献表彰大奖”、亚太航空中心“最佳机场奖”、英国旅游杂志的“全球最佳机场”、北京“影响百姓经济生活十大企业”等一系列国际国内大奖。

我这次回到中国，主要是希望通过蓝橡这个桥梁，将更多传统保守的欧洲资本市场投资者引入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我考察的重点并没有放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是选择了经济相对不太发达的中西部的两个省会城市。邓珩建议，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大发展之后，像北京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的资金已经不那么稀缺了，而二线城市却仍然是求资若渴，而我们则可以将国外成熟的产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介绍给中国的二线城市，促进这些城市的发展和产业升级。

从北京下了飞机之后，我和安东尼就马不停蹄地转乘国内飞机前往一座位于中国中部省会的城市。到了这里，我才深刻地感觉到了中国的市场确实是层次分明的：既有上海、北京这种不亚于纽约的大都会，也有类似于美国小石城那样的中小城市。当看到这里略显破旧的城市面貌肘，我们能够直接地感觉到这个内陆城市与中国沿海城市在发展上存在的明显差距。

在当地我们受到了政府部门的盛情款待。当我们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主人为了表示高度重视，用红地毯这种高规格的接待方式来欢迎我们，然后我们被直接送到了当地最高档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住下。第二天，当地政府的高官亲自到酒店来看望我们，其间说了很多欢迎和鼓励我们来当地投资的话。

我们的行程安排得很紧。在当地国有控股的机械制造公司刘董事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来到了公司属下的一家机床厂参观。由于生产线开工不足，偌大的厂房里工人很少，显得空空荡荡的。我们仔细地查看了一下设备，发现基本上都是1980年代从德国进口的，可能是由于保养和维护不善的原因，有些设备已经不能开工运转了。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也确实让我吃惊。我信步走到一台机器的旁边，拉着一位年轻的工人，问他一个月能够挣多少钱。这位工人略微有些害羞，不过在刘董事长的动员之下，还是如实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这里实行的是计时工资，只有机器和生产线正常运转的时候，工人才能够拿到全额工资，其他时间则只能拿到部分的工资。以目前的开工情况，他一个月的薪水不到1000元人民币。也正是因为中国有如此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才使得所有的跨国公司都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成就了中国制造的神话。

如今，单纯依靠低成本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据刘董事长介绍，在1980年代，由于这个机床厂率先引进了德国的设备，一度垄断了国内这个行业4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是随着广东和江苏省更多的企业引进了更加先进的设备，加上这些地方的企业机制更加灵活，市场开拓能力更强，渐渐地，这家机床厂就在竞争中落了下风。如今，这家机床厂只能依靠给那些企业代工，以及承接一些低端的客户度日了。“我们迫切需要引进资金，购买更加先进的设备。为此，我们过去谈了不少家投资者了。”刘董事长引入外部资金的心情显然非常迫切。

参观完工厂之后，刘董事长又热情地拉着我们去附近的公园参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公园，据说将全省17个地市的著名景点都浓缩其中了。一边走，我们一边听着刘董事长滔滔不绝地跟我们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省历史上可是出了不少的名人，明朝之后，又出了许多著名的商人，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群。”

走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一栋古香古色的民居式建筑前，旁边还立着一座七层的八角形高塔。

“我知道德里克是钢琴家，不过今天我要请你听一场完全不同韵味的中国民族戏曲。”刘董事长颇有些得意地说道。我们在中式的桌子旁坐下，喝着云雾茶，一对扮相俊俏的男女演员穿着戏服，迈着碎步走上舞台，给我们表演了一出婉约的戏曲。

“德里克，你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吗?”刘董事长探身过来问我。

我点了点头回答：“知道，他们唱的是《天仙配》吧?”

“哦，你连《天仙配》都知道?”刘董事长感到有些吃惊。

“呵呵，你别忘了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我至今记得小时候他们在家里还放过这首曲子呢。”其实我是根据他们两人的扮相猜的，没想到却猜对了。

听完戏之后，我们又被主人盛情邀请来到当地一家非常有名的菜馆，品尝了很有特色的葫芦鸭子、符离集烧鸡。

大家都坐定之后，刘董事长找来服务员，给每个人的酒杯里都斟满了一杯香气扑鼻的白酒，然后站了起来说：“诸位，我手里拿的是著名的古井贡酒，过去是给皇上喝的酒，今天拿来招待从海外来的贵宾，也是我的荣幸。来，我们来干一杯吧。”随后，一道道的菜逐个端了上来，每次服务员都会详细地向我们介绍这道菜的来历，然后刘董事长就会发动大家喝新的一轮白酒。

当完成这次考察回到美国家里的时候，我8岁的小儿子好奇地问我在中国吃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要知道，他一直很爱吃我给他做的“伪中餐”，因此很想知道正宗的中餐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我告诉他葫芦鸭子是什么样的，符离集烧鸡的色香味如何如何的时候，他的口水都禁不住要流出来了。

“这么多好吃的菜，那你们为什么不把它们都吃完呢?”小孩子的问题总是比较天真，但是也直指要害。

当他得知当时其实没有多少时间去用心品尝每道菜，因为需要不断地应付主人的敬酒的时候，小儿子摇了摇头“真是太可惜了!”他遗憾地说。

原来，他们得到消息，一家老牌的德国机床企业准备出让多数股份，他们希望抓住这个机会，收购这家德国企业，从而打开国际市场的销路。根据刘董事长的预计，一旦他们能够成功收购这家德国企业，通过将其生产线迂移到中国，就能够大大地节省成本，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协同效应。“我觉得，我们在一年之内就能帮助他们扭亏为盈，两年就能占领全球市场。”

我苦笑了一声。我在欧洲待过多年，深知欧洲的员工保护制度是多么地完善，要想把制造迁移到中国，势必需要裁减几乎所有的德国员工。欧洲有着强大的工会组织、完善的福利制度，企业要裁员往往需要与工会进行艰难的谈判，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还会出面进行干预，由此造成的裁员成本有多高，这家中国企业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例如，当年TCL收购汤姆逊的电视机业务，明基收购西门子的手机业务，之所以最终都银羽而归，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欧洲的裁员成本实在是太高——一位普通的欧洲产业工人，刻呆企业要想把他裁掉的话，需要支付的费用至少需要20万欧元!欧洲的人工这么贵，又没办怯裁掉，难怪收购之后中国企业迅速地被拖入亏损的黑洞了。

“我们需要你们的资金支持，有了你们的帮助，我们就能够成功。”刘董事长豪情满怀地宣布。

“请问你们大致需要多少资金？”我试探性地问道。

“1500万美元。”

“什么时候需要？”

“当然是越快越好，最好下个星期就能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