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一堂价值3100亿里拉的商业启蒙课

3 一堂价值3100亿里拉的商业启蒙课

听完妻子回家后的一番描述,我毫不犹豫地说:“亲爱的,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就交给我吧!”

“你......你是钢琴家,又不是企业家,而且你又是华人,怎么能够处理得了我们意大利人的事情?”妻子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不行,这件事情你肯定做不了……嗯,这样吧,我看还是交给律师来处理吧!”

“律师你们当然要找,但是你们当事人也需要有代表呀!”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笑着说道“说到底,钢琴是要用头脑来演奏的,只要我会用头脑,根据常识来考虑问题,又有什么难的呢?”最后,经不起我的反复劝说,妻子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由我代表她全权处理她名下的那部分股份。

拿到妻子的授权书之后,我在第一时间去找了妻子的堂叔、诺迫卡公司的董事长弗兰科·瓦卡里。当找到诺迪卡公司的办公室的时候,那位漂亮的女秘书告诉我董事长昨天就去滑雪了。等我赶到雪山下,找管理员打听弗兰科的下落时,管理员兴奋地说道:“你说的是诺迪卡公司的那位董事长吧?他已经滑了一整天的雪了,现在正在山顶上晒太阳呢!他可是个好人,经常到我们这里来……”

我坐着缆车,晃晃悠悠地上了山,太阳快要落山了,那一缕金色的光芒正洒在银色的雪地上,景色美极了。此时的我却无心欣赏美丽的山色,而是盼望着缆车能够快点,再快点。

来到了山顶上,一眼就看到了一座全木制的小房子,墙壁上能够看到木头清晰的年轮,好像童话中七个小矮人的住所。小房子旁边的空地上零零散散地放着几张桌子,一位戴着拿破仑式帽子的侍者正用盘子端着一杯咖啡,从小房子里走出来。房子外面只坐着一位顾客,他闭着眼睛,陶醉在落日余晖之中,仿佛已经神游天外。从他那灰褐色的头发,还有微秃的脑门,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正是我要找的弗兰科。

“嗨,弗兰科,我在到处找你呢!”隔着老远的距离,我边跑边喊。由于山上的风实在太大,我不得不把两手做成喇叭状。

弗兰科慢吞吞地睁开了眼睛,然后又慢慢地把眼睛眯了起来,虽然太阳即将下山,可是山上的日光仍然很强烈。他发现了我,笑得脸上开了花:“哦,看看谁来了!来,德里克,坐下喝杯咖啡吧!”他打了个响指给侍者。

我跑到了他的身边,气喘吁吁地喊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优哉游哉,赶紧跟我下山去!”

弗兰科仍然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什么事情,难道它比在山顶上看日落更重要吗?”

“当然有啦!”我气极了,于是凑到他的耳边,大声地说道。

他用手揉了揉自己的耳朵,颇为不悦:“年轻人,不要什么事情都一惊一乍的,再着急的事情也要坐下来说吧!”

可是,在听我说话的过程中,他的神情逐渐地严肃起来,从起初的不以为然,到后来的震惊,继而转为震怒,最后又变成无奈和沮丧。

“你让我能怎么办?”他闭着眼睛,皱着眉头,两只手交握在一起,喃喃自语,“他可是我的亲弟弟,亲弟弟呀......他怎么能这么干呢?”

忽然他睁大了眼睛,直视着我:“德里克,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哦,算了,你只是个局外人,还是个中国人......”他缓缓地摇了摇头。

“办法并不难,很简单,我们四个联手,把乔瓦尼的CEO职位撤掉!”我双手握紧了拳头,语气坚定地说道。

听了我说的话,弗兰科不禁一震,他低头想了想,又摇了摇头:“不行,不行,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弟弟,我可不想让天堂中的爸爸妈妈难受。”

说完他划了个十字:“再说,我们如果把他撒了,谁来当这个CEO呢?难道是你吗,中国人?我可不想再去管那么多的事情了。”

在那座雪山上,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地劝他,他却总是不肯松口,最后实在被我逼急了,就只是喃喃地重复着:“他可是我弟弟,他可是我弟弟呀······”

看到实在是无法说服他,我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好吧,作为公司股东的代表,我想看看诺迪卡的公司章程,还有相关的文件……”此后几天,我来到诺迪卡公司的档案室里,钻进了故纸堆里,日以继夜地翻看着公司的各种文件。终于,我发现了公司章程中有这么一条:董事会由4名成员组成,其中股权相对多数的股东有权提名其中的3名董事,少数股东有权提名1名董事。公司的任何重大决定都需要经过董事会半数以上的董事同意。

情况对我们很不利:如果还是目前这样的股份情况的话,我妻子他们兄妹三人只能永远处于少数股东的位置,他们只能选出1名董事,而弗兰科和乔瓦尼兄弟则能够选出3名董事,我们永远都没有胜算。但是,如果我能够把我妻子、她的姐姐、她的弟弟三人的股份合并在一起,成为一致行动人,就能够决定董事会的多数席位,从而占据主动。而两个叔叔在当时尽管每个人都有26%的股份,但彼此间存在矛盾,两人能够采取一致行动的几率几乎为零,这样来讲,用我妻子一个人仅有的16%的股份,联合上她的姐姐和弟弟各自的16%的股份,就可以以48%的大股份占据主动权。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马上冲出办公室,先去找了律师,开始律师认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律师在仔细看过当时的公司章程后,确认了我的判断正确。随后我去找妻子、姐组和弟弟商量。刚开始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也还不相信,当我把复印的资料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才信服了。“德里克,想不到你做这些事情也和弹钢琴一样仔细!”姐姐不禁夸起我来。

“那倒不是,我只不过是按照常识来做事情罢了。既然要争夺公司的控制权,我们首先要了解公司当初是怎么约定的吧?要知道是怎么约定的,当然只能去查公司过去的法律文件了。”我笑着回答。

在得知姐弟三人已经统一了立场之后,乔瓦尼非常生气,他提出撂挑子不干了。经过这场动荡,我们三人对诺迪卡公司也是意兴阑珊,于是我提议把公司卖掉。我找到了诺迪卡公司的董事长弗兰科伯伯,说服他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四个人,一共持有诺迫卡公司74%股份的股东,一致决定卖掉公司。

剩下的事情就是找到一个肯出高价的买家了。我仔细地想了想,觉得最愿意出大价钱的当然是我们行业的竞争对手了,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够拿到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产品的议价能力。按照这种思路,我选择了法国的所罗门公司,因为在滑雪靴这个市场上,诺迪卡公司占据了38%的市场,而所罗门则拥有26%的市场份额。如果所罗门把诺迪卡收购了,它将能够拿到64%的市场份额,将会实力大增。当然,那个时候欧洲的反垄断法也还没有今天这么严格,即使收购成功之后所罗门也不会遭到欧盟反垄断的诉讼。

对于送上门来的生意,所罗门公司当然是喜出望外,开出了不菲的价钱。当我把这个价格报给妻子的姐弟和诺迪卡董事长弗兰科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满意。当时,我一边等着所罗门公司的最后决定,一边照常忙着张罗自己的巡回演出。

不凑巧的是,在股权转让的最为重要的当口,我需要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节,不得不飞到美国,还要在那里待上两周半的时间。那段时间内,我一直忙着排练、演出、参加活动,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没有时间再去顾及家里这边商业世界的动静。

等到我再回到意大利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是风向大变。

一天,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找到了我家里,他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妻子:“我是您姐姐的律师,这是一份股权转让的授权文件,您姐姐和弟弟都在上面签了字了,麻烦您也签个字吧。”

我连忙拦住了妻子,迷惑地问道:“请你先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好吗?”律师笑了笑说道:“哦,是这样的,您的姐姐和弟弟已经一致同意,要把他们的股份卖给贝纳通公司。”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仅仅过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姐弟两人竟然完全改变了主意。我怒气冲冲地赶到姐姐的家里,直截了当地质问她为什么要变卦。吞吞吐吐了半天,最后她才告诉我原委:原来是在我去美国后没几天,乔瓦尼就带着这位律师来到了她的家里。

“你千万不要轻信那个中国人的话。公司又不是他的,而是你们家族的,他为什么那么热心?说到底还不就是他自己想在里面捞到好处。”看到自己的游说已经动摇了组组的决心,律师接着抛出了他们早就拟好的计划:乔瓦尼、组组、弟弟三个人一共持有诺迪卡58%的股份,三个人一致行动,把公司卖给贝纳通。贝纳通公司做出承诺,为弟弟提供一个董事的席位,未来几年后姐弟俩还将能够以收购时的原价回购诺迪卡的股权。

“这种没谱的事你都相信?”我简直就要气疯了。可是姐姐却说她和弟弟已经在同意售股的协议上签了字,这件事情看来已经无可挽回了。迫于无奈,弗兰科和我妻子最终也只能同意出售自己的股份。

在卖方律师的“帮助”下,贝纳通将收购的报价压到了3000亿里拉,“这个价格都是高估的。”他们的CEO煞有介事地说道。

忍无可忍的我拍着桌子站了起来:“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得了便宜还卖乖!3100亿里拉,我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考虑,如果不答应我的报价,我就不签字,公司也不卖了,我们自己经营!”说完我一把推开椅子,离开了会议室。

还没到半个小时,那位不知道是站在哪条战线上的律师也走出了会议室,笑着拉着我的胳膊说:“他们答应你的条件了,你胜利了德里克,快回去签字吧!”

在双方签署最后协议的时候,面对着我咄咄逼人的目光,贝纳通公司的总裁甚至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同样是一家家族企业,他太知道把自己辛辛苦苦做大的家族企业卖掉时心里的那份痛楚了。

我知道,这次出售诺迫卡公司根本就不是我的胜利,而是整个瓦卡里家族的失败与耻辱。没想到,更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还在后面。刚刚完成收购之后,贝纳通立即将诺迪卡公司与他们旗下的另一家公司合并,而那家公司的亏损非常严重。合并之后,诺迪卡丰厚的盈利就被那家公司抵消了不少,最终竟然为贝纳通减少了1500亿里拉的税收!根据意大利的法律规定,只有当拥有公司100%的控制权的时候,才能够通过合并的方式来进行税收抵扣。而实际上,当时贝纳通已经和我妻子的组弟签署了回购协议,他们随后就将失去对诺迪卡100%的控制权,而他们做的就是充分利用了一个时间差。

完成税收抵扣之后,他们马上又把本来需要支付给组弟俩的收购款转了回来,逼着他们马上行使回购权,这样他们又少支付了992亿里拉的收购款。因此,屋然表面上看起来贝纳通公司好像是支付了3100亿里拉的收购款,实际上通过巧妙的财务安排,他们实际上只需要支付608亿里拉的代价,就把一家盈利状况非常好的公司收入囊中。

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一手策划了这起贪婪收购的贝纳通公司CEO后来竟然当上了意大利的财政部长。上任伊始,他就推动议会废除了“只有拥有公司100%控制权才能够通过合并的方式进行税收抵扣”的法律。这也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有着非常多的法律漏洞可以钻,官场与商场的句结仍然是那么地紧密。

参与卖出公司的各位股东也都尝到了苦果。组弟俩虽然回购了公司的股权,但是却彻底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力,最后眼睁睁地看着诺迪卡一天天地衰落下去。原来的CEO乔瓦尼以为为贝纳通立下大功之后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却不料很快就被贝纳通公司排挤出决策层,最后只能愤愤无奈地辞职而去。原来的董事长弗兰科乐天知命,他拿着得来的钱,又去收购了一家规模更小的滑雪用品公司,找了一位勤奋而且忠实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着,自己继续过着夏天打高尔夫、冬天滑雪的舒适安逸的生活。

卖掉诺迪卡以后,我和妻子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们拥有一家企业的股票,每年都能够收到稳定的分红,平常也不缺钱花。而现在,我们除了原有的存款之外,没有其他稳定的分红收入了。

而以前的我对于理财可谓一窍不通。我也不需要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在各国做钢琴巡回演出的收入不菲,我从来不需要考虑钱的问题,只需要知道这次演出我总共会有多少的收入,拿出其中的20%分给我的经纪人,其余的都存在银行里就可以了。

但是,出售诺迪卡这个活生生的例子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原来,即使你拥有一家如此成功的企业,即使你本人恪尽职守,你仍然必须面对在外面虎视眈眈的狼群,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对你发起攻击,将你积攒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财富洗劫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