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货币化是什么意思?

第25章  货币化是什么意思?


非货币化的社会到底会如何?

如今,人们吃饭、穿衣、住房、交通儿平没有一样是可以自给自足的,部要用钱交换而得,即使在士作、个人成就、社会关系中,也跑来越多地以钱衡址,基于义气、友情的交换越来越少,人人都在追求最大化的货币财富。1978 年时,中国广义货币总量是GDP 的38%,1 元钱的产值只需要0.38 元货币支持; 但到2017 年,广义货币量超过167 万亿元,几乎为GDP 的2 倍,跟1元钱产值相对应的是2 元的流通货币。相对货币化水平在40 年里翻了5 倍多。货币化的社会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这对首届人而言是喜还是忧, 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能调和吗?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互换、杜会资源的配置不是基于货币,会怎么样呢? 从道理上讲,如果不是基于货币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互通有无和实现资源配置,社会就必然要依赖、其他指标或价值体系,再则社会就无法有序运转。那么,剧范杜会关系、维系资调配置秩序的其他指标是再就比货币更好呢?

非货币化的社会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享受、权力地位、杜会地位、精神感悟、各类机会等,但问题是资源是有限的。这就出现了矛盾,不可能每个人的需求都被满足,不可能谁都做一把手,不可能每个人的杜会地位都最高,不可能每个人都坐头等舱,升职、加薪、升学、就医等机会也不可能绝对均等。这些有限资源必须靠某种指标和某种机制来配置,决定谁多得谁少得。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资源配置格局部代表一种秩序,只是在不同杜会里决定这种秩序的标准不同。

规范资源配置最原始也最简单的标准是暴力。在原始社会,暴力最强同时也最敢于用暴力的人地位最高,享受方方面面的资源也最多,并被授予"酋长"这类称号;暴力次之、使用暴力意愿次之的人在地位与资源享受方面也次之; 依次类推。整个社会就根据这些头衔、称号来组织,就这样形成基于暴力的秩序,暴力不仅决定社会结构、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且决定有限资源在不同人之间的配置结构。这种社会虽然野蛮,但也是一种资源分配秩序,那时没有货币,大家只认暴力关系.暴力的溢价最高,所以,那种社会死于暴力的人占比很高。

建立资源配置秩序的第二种方式是一切基于行政权力。比如,火车与飞机的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按行政级别决定谁能坐、谁不能坐、而不是根据谁出的货币价格高来决定,也不是基于谁最暴力,于是,部级坐头等舱,司局级坐二等舱,等等。医院也按行政级别设立不同部门,提供相应级别的医疗服务。住房也按部长大院、局长大院、处长大院等提供,而不是根据货币价格决定。行政级别代替了货币,社会地位也跟行政级别捆绑在一起。除了按级别决定资源配置之外,其他没有"以级别定价"的东西都由掌权者裁量决定,也就是"归领导决定",普通人的住房和就业要由领导定,连结婚也要领导批准。在这样的体系里,没有"货币价格"和"自由选择"这类术语。基于行政权力的杜会结构和资源配青的秩序是以合法暴力为后盾。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实际上也是基于暴力,只是其背后是政府独有的合法暴力,而不是非法野蛮暴力。因此,靠行政权力建立并维系的资源配置秩序是一种强制关系,而不是基于自愿或自由选择

第三种方式是基于儒家的"名分等级制度"决定资源配置,即根据,辈分、性别、年龄、亲情关系远近决定谁多得、谁少得。比如,我家族拥有的土地和财产、生产的粮食、圈养的家禽,遵照"三纲五常"原则,首先供祖父、父亲、兄长等使用,然后根据"五服"远近分配,最后才供自己用,也不是根据谁出价最高来定。这也是一种非货币非暴力的资源配置秩序。

看到这些,你可能要说, 既然这些非货币的资源配置秩序是人类社会过去的常态,为什么不能再继续呢? 这对普通百姓有什么不好呢?

基于野蛮暴力的配置方式扭然不可取, 也对弱者不公平,是文明杜会不会战受的。而基于行政级别和名分等级制度的资摞配置方式,则把每个人进行分类并规定他相应的地位和身份, 前提就是假定每个人的权利与机会不能平等

非货币化的代价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高潮的20 世纪60 年代末到70 年代初期,正是我上小学和初巾的阶段. 当时整个经济与制度部反货币化,行政权力全面取代市场,使货币的通货性达到历史新低那时候我在湖南乡下,父亲作为生产大队干部, 经常出差,每次出差,他不是带钱,而是带上大米、蔬菜、被子、席子等。

可以想象,主与外出时必须向带粮菜、被子, 而不是具有通货性质的货币,还要带上介绍信、证明信, 一个人怎么能旅行太久、太远呢? 由此看到,在一个不允许把物品与服务货币化的杜会,人的生存就跟具体的生活物质捆绑在一起,而食物的重毡及易损的特性使其流动性远低于货币, 其实质效果是限制了人的自由,约束了每个人的活动空间。

郎时候, 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间, 还要凭粮票、油票、肥皂票、火柴票、糖票等; 住酒店有钱还不够,述要有介绍信。所以,那时候连"钱"都不是通货,粮票、油票等各种由行政权力发放的票和证是将钱"非通货化"的具体手段。

由于多数粮票、油票等是当地县或乡上发的,在外地无效,而住宿介绍信更是把个人的身份信息写在其中,而行政级别高的官员拿到的粮票油票则是跨区域通用的,因此,级别足够高的官员才能跨地区旅行。于是,对普通人来说,自带粮、菜、被子是对反货币化的一种本能反应,因为虽然实物不是通货,但比异化了的钱、票的流动性更好,自由度更高。

思考题

货币相当于一种投票工具,你有了货币之后,就可以用它买你想要的东西,喜欢的就出高价,不喜欢的就只给低价。而非货币化的社会则不给你这种表达偏好的工具,所以, 基于非货币的资源配置必然伴随着强制力, 违背平等原则。那么,假如一个社会不用货币而是规定每一种资源都是在所有公民之间平均分配, 从表面看这不也是一种结果平等吗?为什么会违背平等原则呢?

货币化是好东西吗?

非货币化的社会为了建立资源配置秩序, 必然把人分成各种类别或层级,树立某种等级秩序, 不允许个人有太多选择自由,再则,容易造成秩序混乱。那么,货币化的杜会就必然更加扁平、更加稳定吗? 为什么货币化更有利于解放个人呢?

货币化是怎么回事?

很多习惯非货币化杜会的人第一次去美国时, 会留下很深印象: 什么都明码标价,谁出价高谁就多得。飞机分头等舱、公务舱和l经济舱,完全以价格确定,谁愿意多付钱,谁就坐头等舱; 医院门诊和住院床位有很多选择,但都根据价位区分,而不是根据行政级别或辈分年龄分配。吃饭时,不按领导级别、官位大小或者辈分高低排位,也不根据官位或辈分决定谁先动筷子。喝酒就更是自愿,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很少有人劝酒。出门进门,谁先到就自然先过,不会按级别高低、辈分大小让来让去,搞得谁也走不了。

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扁平,等级观念不普遍呢?

答案在于货币化,在于货币取代了其他配置标准。货币化程度越高的社会, 行政级别和辈分年龄就越不值钱。以货币规范的秩序有几项基本特征。

其一,这种秩序是基于交易各方的自由选择,是基于权利平等的交换,不像基于暴力、基于行政权力或道德教条的配置关系中那样有一方或几方是被动的。自愿交易的含义是不管结果如何,双方都不会怨恨;相反,基于强制力的非自愿配置必然会斥,制一方的权利,会引发不满甚至怨恨。压制越强,怨恨越深,以暴力反抗的倾向就越强。因此,货币化的社会更加平和。一旦基于权利平等的交换成为社会的普遍现实,人们更容易平等相处,使社会变得更加扁平。

其二,货币化市场交换是等价交换,谁多得还是少得,由他付出或创造的价值而定。在儒家社会里,辈分高、年龄大的人多得,不管他的贡献大还是小,这不仅不公平、不公正,而且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不能把更多资源配置到能人的手里。但货币化的杜会是根据个人创造的价值、做出的贡献高低来分配资源,因为出高价的人一般是已经创造了高价值、做出了大贡献的人,所以,他们在资源配置中多得不仅公正,而且让更多资源掌握在有能力的人手中,提升全杜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这当然有利于社会进步。这也是为什么货币化的市场经济发展得最好,而基于暴力、行政权力、辈分、年龄或宗教道德的经济体可以数百年固化不变, 死水一潭,难以进步

其三,由于货币化的杜会里利益交换、资源、配置是基于自由选择,私有财产得到充分保护,不能被权力随意分配(否则,交易就是非自愿的了),因此,这样的社会更容易推动法治进步并催生出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也更能激励创业创新。

其四,货币是中性的.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 、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货币上不包含血统符号、年龄符号、代际符号和籍贯符号,也没有学位符号、职称符号。在全面货币化的社会里, 一个清洁工的一百元钱跟部长、亿万富翁、学者的一百元没有区别,购买力一样.因此,在真正货币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杜会结构更扁平而这些从本质上给了持有货币的人以自由: 有了这一百元钱,你去哪里都可以换取等价物。

在货币化与非货币化之间

实际上,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处处可见。

比如,之前谈到2015 年底开始的"宝万之争",在宝能大量收购万科股票后"万科高管表示"万科不欢迎宝能",并且启动了漫长的股票停牌。随即,宝能的实际控制人姚振华回应说"我们的起点确实不高,但收购合理、合法。"

"起点确实不高"是什么意思呢? 宝能出的人民币跟别人的人民币不同吗? 这里,"起点不高"主要指姚振华原本是靠卖蔬菜起家的,而且据说宝能的收购使用了高杠杆,通过举债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当然.如果宝能的钱是非法所得或者所用的杠杆违法违规,那就另当别论,但邢是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的事情。在当时没有执法部门和监管部门判定宝能违法违规的情况下,姚振华和他公司的货币跟其他投资者的货币应当是平等的。

可是,万科管理层不这样看,认为姚振华不配。如果说出身低下的老百姓即使有钱了,其钱也是低等的,那只能说明这个资本市场不是真正货币化的市场,身份和血统甚至超过货币的重要性。从这个简单例子中,我们看到货币化程度低的杜会对草根更加不公平。而如果资本市场完全货币化,那么,草根出身的姚振华当然就跟其他人有同等的机会出人头地了。

跟人们生活较为贴近的例子肯定是房地产。在2004 年开始实施调控政策之前,房地产市场是真正货币化的市场,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有人民币,就可以在任何城市买卖房子,不受户籍制度的影响, 每个人手巾的人民币部价值一样、权利相同。那时候的房地产市场是真正的权利扁平的市场。可是,在经历了各种调控和限购令之后,如今的房地产市场又成为高度作货币化的市场,仅仅有人民币还不够,有户口还是没户口.结婚还是离婚了. 已经有房还是没房,等等,都成为买房的限制条件,需要很多身份与其他个人信息的证明才能买房,办理住房按揭贷款也要有很多作货币的要求。这些限制性政策的直接效果是使货币的真实价值贬损,问接效果是使不同人群的权利与机会又变得不平等。

我们再看一个货币化的例子们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暴力是获得领土、占有资源的一贯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但是,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一些公司通过跨国货币化交易,在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买了大量的土地买到之后,它们能像当地公民一样全权支配、使用这些土地,享有充分的土地产权。只要不违反当地的环保法律和其他法律,它们可以用这些土地来种粮食、蔬菜,也可以办工厂、盖房子,当然也可以让它抛荒如果受到当地政府的无理刁难,还可以起诉。

过去是靠暴力获得土地,现在是靠完全自愿的货币化交易买到土地尽管结果一样,都获得了土地,但前一种方式导致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使世界趋于暴力、野蛮。而后一种方式是基于一方交钱、一方交土地的自愿交易,即使有一方事后觉得自己吃亏或者出现纠纷,也不一定会怨气冲天,因为这是他自己自愿签约的非强制性交易,他会诉诸法院, 以文明于段解决纠纷。货币化就这样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不仅让社会更加机会平等, 而且使秩序更多地基于规则,走出枪炮。货币是基于规则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工具。

思考题

现实中, 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完全货币化。比如,情感、人休器官, 还有多数社会都禁止卖淫。道德是禁止这些东西货币化的主要原因。那么,形成这些道德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道德会随着时间、金融和其他市场的深化发展而改变吗?

也说曾国藩的故事

我们之前谈到金融对草根、对普通人的重要性,在过去金融市场不发达,没有金融工具的时候,人们就以各种变通办法去应对今天靠金融解决的问题。这一节我们讲一个曾同藩成长历程中的小故事,再次说明过去许多不良文化是因为金融不发达造成的。

如果说谈近代中国离不开湖南人,那么,谈近代湖南人就离不开曾国藩。他的出身很普通一一在19 世纪之前的五六百年里,湖南湘乡的曾家,一个秀才也没出过,更不用说举人、进士了。直到曾同藩的爷爷辈,经济状况才有所改善,家里有一些田地. 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有了经济保障,曾同藩的父亲曾麟书才能致力于科举考试。不过,他父亲在这方面天分有限,考了足足17 次,才于1832 年考上秀才,使曾氏家族进入下层绅士行列。

曾国藩很聪颖,4 岁开蒙,8 岁能读四书五经,尽管考了7 次才考上秀才,但23 岁就中举人,27 岁时中进士这标志着曾氏正式跨入上层绅士门槛。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1838 年那一次科举考试共194 位进士,占4亿人口的比例不到千万分之五。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就有机会出任高级官吏,光宗耀祖了。曾家世代努力攀登,到曾同藩这一辈终于实现梦想。

不到40 岁,曾同精已经是二品宫,分别掌控过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之后也任过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曾同藩与李鸿章、左宗棠、

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为胡延立下的汗马功劳包拆编练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处理教案、兴办洋务等等。1865 年,清朝进口第一批"制造机器的机器"、并以此建立江南制造局, 开中国制造业先河,1872 年派出第一批学生留学美国,这些都有曾同藩的功劳。此外,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日读书练字、记录心得,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对人生的思考。总之,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今天,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就还是思想层面的贡献,都很少有人能超越曾国藩。

曾国藩考中进士后的挑战

曾同藩的仕途似乎一帆风顺,但是,当初他面对过l哪些挑战呢? 或者说,在他中进士之后,仕途成功是必然的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清代,即使你是新科翰林,有了做官的通行证,家里也可能没有足够的资金让你进京,也未必有资源把通行证变成现实。

对曾国藩这种出身并不显赫的学子,中进士可以说是"甜蜜的烦恼"一方面,这毫无疑问是令人畅快的事; 另一方面,从中进士到真正做官,他需要很大一笔"过桥资本",就如今天说的"过桥贷款",甚至即使他做官了,也还需要很多投入。比如,官员来报喜,他要给赏钱; 亲朋好友来了,他要设宴款待; 家里还要竖旗子、挂牌匾、整修祖宗陵墓; 从湖南到京城需要200 两银子的路费开支;翰林院官员的薪俸很低,而朝廷又不给补贴,住房、官服、用人、马车等开销都要自己负担。愤照张宏杰的统计,那时新进士的进京资本在500 两银子以上,这相当于20 多个京城工匠的年收入。

正因为过桥资本这么大,时有进士因无法凑足资金而耽搁了去京城报到。在康熙时期,魏象枢就说:”起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在晚清, 戊戌六君子" 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但因付不起过桥资本而一度准备放弃。

邢么,进上一般是怎么凑足这笔过桥资本呢? 如果是山身于富裕家庭,自然由家里出,这是办法之一。办法之二是找亲戚族人出资。办法之气是找金融机构借债。如果还不行,办法之四就是找朋友和l非朋友捐赠,此即所谓的"拜客"各门路。

前面说了,曾国藩的家境不是那么富裕,家里之前供他读书赶考已经实摊不少土地,所以第一条路不通。根据张宏杰的统计,中进士后第二年1月至10 月间,曾同藩共四次"拜客"湖南10 个县州,先是去岳父家和其他至亲家.然后分别拜会各地官员和企业老板。四次拜客历时7 个月,走了约1500 公里路,访问了1200 个家庭和宗祠。

曾国藩为什么要拜访这么多地方、这么多人? 原因之一是他第一次拜客,7 天马不停蹄走访至亲后,"贺礼" "轿钱"收入不多,才得到13.2 两银子。所以,前面讲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筹资办法远远不够。

当然,曾同藩可以借债。但当时金融市场欠缺,即使曾同藩未来收入很好,也没有途径让他提前变现部分未来收益。虽然有民间借贷,但利息高得吓人。按照江晓成的统计,在当时的京城,针对候任或在任低级官员的京债,年利60%~100% 已经算是比较低的水平了,一年翻上两芝惰的也不少见。而在小地方,几乎不可能借到超过几十两银子的大额长期贷款.利率高就更不用说了。假如那时候的金融市场像现在一样发达,那么,曾同藩一家至少可把房子或土地抵押,以5%~6% 的利率借到相对大额的长期贷款,情况就会大为不同。

所以,曾国藩没办法,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拜客,以募集资金。

过桥资本的来源和接受宫的后果

曾国藩第二次拜客是拜访湘乡境内的曾氏族人和官员,共得到386.2两银子的"贺礼" "轿钱飞第二:次拜客从道光十九年( 1839 ) 3 月底开始,花了近三个月时间,经衡阳、衡州府城、来阳、永兴等县,共募集相当于466 削银子的资金。第四次拜客从当年7 月下旬开始,走边宝庆府城、高沙市、武冈州、新化、安化、永丰等地,花费两个多月时间,共得到566.6 两银子的"贺礼"金

拜客过程中,每到一处,大概要见四类人: 一是自己的至亲故旧; 二是族谱上记载的曾氏族人,一般是第一次认识; 二是各县官员和重要乡绅; 四是当地企业店主。他们除了宴请款待新科翰林外,也多有请他"议修谱牒"、送卷挂匾。当然,最重要的是送上一笔"贺礼"钱,有时还有实物。

四次拜客下来,曾国藩一共收获1495 两银子。这相当于60 多位北京工匠的年收入,也等于50 亩良田的收购价,数日不小。到道光十儿年11月初,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将进京银两封好,行李捡拾。"然后,离家出发,前往京城。

进京路上经过湖南、湖北、河南,他沿途继续拜会官员。路过湘乡县城,县令等再送银32 两; 路过长沙,湖南巡抚、按察使、粮道、长沙知府等X 送77 两; 在汉口,湖北巡抚、布政使等送银171 两; 路过河南省城,开客四天,巡抚等政经军官员再送156 两。

因此,北上途中,曾同藩一共再得到500 多两银子所有拜客收入加在一起,超过2000 两。就像《儒林外史》里讲的,也进中举了,与他素无来往的张乡绅立刻带银子送上门,只是曾国藩得到的比他多多了。

那么,这些"礼"钱是不是白给的呢?

当然不是。这些当年致以馈赠的人,日后都要连本带利讨问,所谓最重不过人情债。茨威格有句话很合适:”她(指法同大革命中被处死的安托瓦内特王后)那时候还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那时的曾国藩,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一点向"贺礼" "轿钱"是别人以曾同国藩为载体对未来做投资,而曾国藩收下这些钱等于是承诺未来给予回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赠选礼钱其实跟"买官" 无本质差别。

多年之后,曾国藩十分后悔,于家信中写道:”我自从己亥年( 道光十九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学政,从前施情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 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平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这种告诫当然珍贵,是曾国藩功成名就、衣食无忧以后的反思。可是,当初如果没有这笔钱财,不要说光耀门庭了,他连京城都到不了。如果当时有足够发达的金融市场, 曾国藩就可以以合理利率直接借钱, 靠以后的收入偿还,而不是背上沉重的人情债,之后滋生腐败。

新科愉林的过桥资本要靠拜辑:募集,而做上京官后,收入不高但开支义大,像曾国藩在做官早期一年有将近400 两的短缺。这就又逼着他要么借届高手利率的京债,要么接受别人的贿赂。从这个角度看,金融市场的缺失和占代的贪贿盛行有着内在联系。且草根出身的官员,更是被迫值而走险接受贿赂。历史上的"腐败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导致的。

思考题

从曾国藩的故事可以看到, 过去的人即使未来收入很多, 也未必有好办法把未来的钱转移到当下用。所以, 各种变通办法就被推出来。除了"拜""卖官" 这些办法外, 过去的中国社会还有其他办法吗?能否举一两个例子? 这些办法对传统社会的" 不良文化"的出现有影响吗?等金融市场出现之后, 这些" 不良文化" 又是如何得以纠正的。

本章要点

1. 在非货币化的社会里,人们必然要找到货币的替代品,或者"准货币",然后基于它来分配资源、机会和消费。原因在于,资源总是有限的,必须基于某种标准来决定如何分配,否则,社会就将混乱。

2. 原始社会以暴力作为准货币。儒家农业社会以"三纲五常"等名分等级制度建立资源配置秩序,血缘亲情是准货币。在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级别是准货币,级别高低决定资源配置中的优先顺序和多得少得。

3. 基于非货币的资源配置秩序都会把个人排出某种顺序,分成类别等级,前提就是人的地位与权利不平等。这样的社会在机会与结果上都不会平等。

4.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以此配置资源。货币是自由选择秩序的必要支撑,是支持自由选择的具体工具。反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然包括去货币化,因此也必然削弱人的自由。

5. 货币是中性的,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货币上不包含血统符号、代际符号,也没有学位符号、称职符号。因此货币化的社会更加权利平等。

6. 在清代,新科进士需要很大一笔"过桥资本"才能进京。如果家里有钱,当然就没挑战。可是,曾国藩家境一般,中进士后,至亲给的"贺礼" "轿钱"也不多。

7. 由于当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虽然曾国藩前途无量,未来收益看涨,但无法通过金融转移部分未来收入, 以解决当下的过桥资本问题。

8. 曾国藩的唯一出路在于广泛"拜客"筹资。曾国藩拜客四次,加上后来北上进京途中又接受多项捐资,解决了过桥资本问题。但是,这些"贺礼" "轿钱"实质为出资人对曾国藩未来官位的投资。因此,金融市场的缺失和古代的贪贿盛行有着内在联系, 尤其逼迫草根出身的官员走上腐败之路。

延伸阅读

借贷利息与古代贪腐

从本章内容中可以看到,在古代社会,由于金融不发达3 官员在上任之前往往已经欠下了入情债,滋生腐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从简单的供需框架来看古代社会的金融市场,思考腐败问题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供需框架的基本逻辑,对于一种商品,价格越高,愿意购买的人越少,需求就会减少,而同时,价格越高, 愿意卖的人越多,供给就会增加。供需框架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一在某个价格下,供给和需求的数量是相同的,更有趣的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会不断回到这个平衡点。

苹果更贵的时候,会有更少的人购买苹果,更多的商家出售苹果,就会有苹果卖不出去,供给多于需求,苹果价格就会下降; 反之,苹果更便宜的时候,有更多的人购买,更少的商家出售,就有人买不到苹果,苹果的价格就会上升。那么这与古代社会的金融市场有什么关系呢?对金融市场进行分析,就是把资本看作"苹果",把利率看作"苹果的价格"。如果可出借的资本少,需要借钱的人多,那么拥有资本的人提高利率也不怕没人来借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率就会比较高。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现代社会相比, 古代社会的金融市场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利率非常高。事实上, 古代民间借贷的月利率通常在2%-3%,甚至可以高达10%。古代极高的利率一方面是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供需框架给出解释:即使肯代的金融市场是自由竞争的,也会有非常高的利率,因为古代民间的可借资金实在太少了。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人们种出来的根食、蔬菜,养殖的家畜很大部分是供自己食用,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卖出成为资金。因此, 就算民间所有的资金都拿出来供应贷款,也远远不能满足借贷的需要,利率仍然会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因此,借债很难成为过桥资本的来源, 出身清寒的进士欠下人情债几乎是必然的, 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古代腐败问题痛疾难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