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金融与家庭的互补

宗教和福利国家：此消彼伏的竞争

政府福利可以理解为金融市场和教会保障的替代，也就是说，既然逆向选择等问题使金融市场那么难发展，而宗教保障的范恫又有限，并且也有逆向选择和"搭便车"问题，那就由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每个公民都参与社保等幅利项日，由政府代替金融市场、代替教会给老百姓提供风险保障。

既然政府福利听起来这么好，那为什么并非每个国家都是完全的福利国家呢？有了政府福利之后，金融市场和教会是否会被挤掉呢？之前我们谈到，即使在今天的美国，在老百姓的消费巾，教会依然提供了40%左右的保险作用3如果政府福利增加，宗教的保险价值是不是就会大打折扣呢？本节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

福利国家与教会保险的冲突

针对以上问题，有两组数据可以对比一下。一方面，虽然基督教是从欧洲传到美国，但是在今天，欧洲的许多教堂已经废弃，或者转变为商店，或者转变为舞厅，而在美国，教会的力量很强大，到目前还没有哪个总统候选人说他不信基督教还选上总统的。在纽约大学的斯塔萨维奇（Stasavage）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的谢弗（Scheve）教授2006年发表的研陈志武金融投资课研究中，有一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就是问不同国家的人"上帝在你的生活中有多重要"，并要求他们在1到10之间打分，"1"表示最不重要，而"10"表示最重要：打分越高，说明他们认为宗教信仰越重要，信得越虔诚。结果，美国人对宗教的信仰最虔诚，平均分数为8.5；而传统的北欧、西欧国家的打分要低很多、比如德国、挪威、法国、英国、荷兰的分数不到5分，丹麦和瑞典最低，只有4分，说明欧洲人对待宗教远不如美国人认真。

另一方面，我们都只知道欧洲，尤其北欧多是福利国家，政府社保、医疗保障、失业保障等应有尽有，但美罔的政府福利没那么多。在1990一1998年间，美国每年的福利开支平均占GDP的6%，而瑞典平均每年的福利支出占GDP的23%，法国、荷兰、比利时大约占20%，英国、德国、丹麦和挪威在15%-16%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政府福利差别真的很大。

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两组数据之间有必然联系吗？在斯塔萨维奇教授等人于2006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宗教与社会保险偏好》（Religion and Preferences for Social Insurance）中，他们对22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做了详尽分析，发现各同的福利开支跟宗教信仰虔诚度明显呈负相关：信教虔诚度低的国家，福利开支占GDP之比就高；或者说，福利开支越高的国家，人们信教的程度就越低。

他们的分析当然证实了信教和政府福利之间的替代关系，有了教会的支持人们就可以减少对政府的依赖，而如果政府福利支持很多，人们就不需要教会的帮助，信教虔诚度就降低了这很好理解，跟我们之前的观点一致。

可是，美国、英国、荷兰、德国虽然金融发达程度有差别，但是在今天，这些发达国家的金融产品，尤其保险类产品都很丰富，这些国家的老百姓靠金融市场抵御未来生活风险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需要政府或者教会的支持呢？

原因在于，虽然现在金融产品很多，但是在目前的金融发达程度下，人们必须有足够高的收入，再则就没法用现有金融产品抵御未来各种生活与工作上的风险。正如我们之前说到的电在美国，高收入群体中信教的人数占比低，他们从宗教得到的保险效果也低，而政府福利对他们来说无关痛痒。但是，收入越低的群体，越需要教会带来的保障。也就是说，政府福利和宗教保障所服务的群体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因此，政府与教会之间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这个群体上。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今天最反对大政府的不是市场派经济学家，而是宗教领袖马克许是美国的教会领袖们看到，西欧国家的教会影响力之所以日渐降低，就是因为它们的福利体制把穷人的需求都解决了，教会的保险价值被取代了，就不再有那么多人想去教堂了。因此，为了保住教会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宗教领袖们比只他任何群体都更反对大政府、反对政府福利，以便让大量美国人继续依赖教会。于是，尽管当初是基督教排斥"用钱赚钱"的金融市场，但如今，反而是教会人士在呼吁让市场而不是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3年，美国三位神学理论家费尔南德斯（Femandes）、珀塞尔（Purcell）和维辛格（Wiesinger）出版了一本关于上帝与政府关系的著作《上帝、政府和通往暴政之路：关于政府与道德的基督教立场》，其中说道："圣经》反对大政府。人类政府的角色是有限的一一它不是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的万能解。当政府尝试解决人类面对的每个问题时，政府就是在想方设法取代上帝。指望政府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贫困、医疗、教育等等），那只能是偶像崇拜（拜错了神），不会有好结果。"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基督教思想领袖们的确把教会跟政府看成一种竞争关系。他们当然希望在解救人类苦难、挑战生存风险方面，美国的教会和政府各有各的分工，井水不犯河水，而不是像两欧、北欧那样成为全能福利国家，结果连穷人也不信教了。

政府福利在美国如何出现？

当然，斯塔萨维奇教授等人对22个发达国家的研究毕竟还停留在相关性分析的层面。可是，政府福利和信教虔诚度的负相关性反映的是因果关系吗？到底是政府福利多导致人们信教的虔诚度下降，还是信教虔诚度高的社会更会阻碍政府福利的推出呢？

针对这个问题，斯塔萨维奇教授他们在第二项研究"美国宗教与杜会保险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ligion and Social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中进行了细致探讨。在这项研究里，他们考察了美国48个州政府推出工伤保险桶利的时间及补偿金额。在1910年之前，美国基本没有政府福利，但是从1910年开始，先是纽约州政府推出工伤保险，不仅负责受工伤工人的医疗费用，连补偿他们因伤损失的工资收入，这是美国最早的社保计划之一。然后是加利福尼亚、新泽西、伊利诺伊、威斯康星、俄亥俄等州，在1911年推出工伤保险。比较晚的州还有阿肯色，1939年才推出，以及佛罗里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于1935年推出"而最晚推出工伤保险的是密西西比州，到1948年才立法推出。

有意思的是，各州推动工伤保险，不仅时间先后差距大，提供的保障支出数目也是千差万别。在1910-1930年间，纽约州提供的工伤保障费平均是该州人均收入的2.18倍，也就是说，工人受伤后的收入比正常时要高一倍多。这样一来，这项措施的道德风险应该不低。在美国各州中，纽约州的工伤福利最高。而工伤福利最低的是1939年才推出工伤保险的阿肯色州（就是比尔·克林顿出生的那个州），其工伤保障费是当地人均收入的13%，1948年推出工伤保险的密两西比州的保障费是人均收入的23%，所以，工人受伤后的收入损失极大，其他各州的福利水平都介于阿肯色州和纽约州之间。

当然，如果你关心美国政治，根据推出工伤福利的时间和保障水平，就基本能判断各州的投票倾向：推出时间早并且保障福利高的州，肯定是民主党的基本盘，比如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都偏向建立"大政府"；而推出时间晚并且保障福利低的州，肯定是共和党的基本盘，都主张建立"小政府"。工伤保险显著提高了工人应对工作风险的能力，避免工伤导致赤贫。在工伤保险立法之前，工人只有在法庭上证明上级失职才能获得雇主的赔偿，杏则就只能自己承受后果。然而，庭审时上级往往把责任推给其他工人，或指责员工没有遵守工作流程。有了工伤保险，雇主和员工分摊保费，并事先支付；发生事故后，工人不必证明上级失职，而是直接得到规定数额的赔偿。

那么，为什么各州推出工伤保险的时间和保障额差别这么大呢？斯塔萨维奇教授分析发现，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每个州信教人口的占比：教徒占比越高的州，推出工伤保险的时间就越晚，工伤赔偿金额越低。显然，宗教信仰程度高的州会更排斥政府福利，不希望大政府取代教会的保险作用，想保住教会的阵地。

思考题

看到教会跟福利国家之间的竞争之后，我们了解到，"小政府、大社会"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强力推动者不是学者，而是教会领袖们。从长远看，谁会在这场竞争中胜出，是教会还是福利国家，是儒家思想下的家族还是金融市场呢？

"还是家靠得住"：南欧国家的经历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可是，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中，它们都选择继续跟随罗马教廷，保卫传统的天主教，甚至排斥办学，阻碍人们读书识字。就这样，意大利失去了之前的金融领航者角色，西班牙王室也滥用信用、多次国债违约、滥发货币，断送了它们的老百姓通过金融规避风险的道路。

如果金融市场发生倒退，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同家接下来会走什么样的路呢？它们和北欧的社会状况会截然不同吗？一条路被堵上，大家就会去开辟另一条路，因为生存风险永远存在，人类杜会总是在调整。

南部欧洲之谜

向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关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巾海同家失业率的报道总是很吓人。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意大利2017年11月的失业率降到11%，为2012年以来的最低值，而15-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终于降到32.7%，也是2012年以来的最低值。

如果意大利的数据还不够吓人、我们来看看两班牙的失业率从2010年5月到2016年5月的整整6年里，西班牙的总失业率一直在20%以上，2013年上半年达到最高点，为26.3%。那时候，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50%。到2017年底，阿班牙的总失业率降到17%，而年轻人的失业率压是在40%左右。希腊、西班牙的情况也类似。

这么高的失业率，而且持续多年，那里的人怎么过日子呢？人们饥寒交迫的时候，社会治安怎么维持呢？

根据西班牙的邦托利拉（Bento1i1a）教授等人在2008年发表的研究报告，1988一1996年间，一旦失业，意大利男人的平均失业时间为12个月，两班牙人为6个月，而英国人为5个月，美国人为3个月。因此，南欧国家的平均失业时间长。失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跟失业前的收入比如何呢？在西班牙，未受教育者的新工资比失业前低23%，受过教育的要低32%；而在美国，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1%和5%。也就是说，失业对西班牙人的收入冲击比对美国人高。

面对更严重的失业冲击时，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是再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有更好的应对办法呢？我们就从之前讲的几个方面的保障体系来对比。

首先，南部欧洲的金融市场落后于英国、美国这些国家（这里，我们暂且把美国看成欧洲国家）。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个人和家庭抵押借贷的贷款额在意大利最高可以达到抵押资产值的56%，在西班牙最高能达到80%，在英国最高达到87%，在美国最高达到95%。就使用最普遍的住房按揭贷款而言，在1998年，意大利的住房按揭总额为GDP的7%，西班牙的住房按揭是GDP的22%，英国达到57%，美国更是接近100%。从这些对比看，在失业等收入风险发生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老百姓不能像美国人和英国人那样指望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帮他们。

其次，在宗教方面，今天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远不如美国人那么虔诚地信仰宗教，但比英国人更看重教会。可是，相比英国人，虽然南欧人在遭遇不幸时能从教会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但由于欧洲幸工会总体势衰，对资源的控制远不如以前。因此，宗教的保障支持能力总体有限，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

再就是政府福利。对于失业保障，在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政府给予12个月的保障，失业者可以得到原先工资20%的补偿，但12个月后停止发放；两班牙的失业保障好一些，失业头6个月能得到原工资70%的补偿，福利最久可维持22个月；英国的失业福利最好，虽然失业头6个月的补贴仅为工资的38%，但持续时间没有上限；而美国的失业福利也比南欧国家好。在英国的失业家庭中，有79%得到了政府的失业救济，而意大利只有27%，西班牙有66%。

综合来看，在金融市场和政府福利这两个方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失业保障都不如英美，而在宗教保险方面的优势又不显著。因此，根据这两点判断、南欧人应对失业风险的能力要差很多，与英美相比，一旦有人失业，西班牙和意大利家庭的生活应该受冲击最大。

实际情况怎样呢？根据邦托利拉教授他们的研究，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西班牙人与意大利人应对失业风险的能力更强。一旦家庭的男主人失业，无论在哪个国家，家庭食品消费水平都会下降。但是，英国和美国家庭的食品消费受冲击最大，意大利家庭次之，西班牙家庭抗失业冲击的能力最强，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跟我们预判的情况完全相反呢？

南部欧洲重靠家族保险

以上问题的答案在第四种保险体系，那就是家族网络。前面说到，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放弃金融和其他发展，重回传统，也就是强化了对传统的家族组织和天主教体系的依赖，特别是在重回家族方面，跟英国、荷兰、德国、丹麦等西欧、北欧国家走上了完全相反的路：意大利、西班牙等推崇大家族，而西欧、北欧国家则放弃家族，往个体回归。我们可从几个指标看出南欧和西欧、北欧从16世纪以来的分流。

首先，从"啃老族"人口来看，在25-29岁的年轻人中，西班牙有59%跟父母住在一起，意大利为56%，而英国只有17%。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子女平均年龄有多大差别呢？意大利为18岁，西班牙为15岁，美国为11岁，而在英国，跟父母住的子女平均年龄才9岁。很显然，南欧家庭对子女非常包容，家里任由他们住，但英国父母早早就迫使子女自立。

《论语》说："父母在，不远游。"在意大利，65岁以下的已婚子女中，有45%住在父母住地的一公里范围之内，虽然没有其他国家的这类数据，但这个比例应该比中国，尤其比英国和美国高。根据邦托利拉教授他们的估算，一年里，每200个意大利和西班牙人中大约有1个会搬家，而每200个人中英国有3个、美国有5.6个会搬家。美国每年的迁徙流动率几乎是南欧国家的6倍，英国是南欧国家的3倍。所以，家的观念在南欧与其他欧洲同家之间大为不同。

其次，一年中不管有没有发生失业等意外，有9%的意大利家庭和6%的西班牙家庭得到亲戚的钱财援助，而英国只有1%的家庭、美国只有3%的家庭会得到亲戚的财务援助。在发生意外风险时，这种差别就更大了。在南欧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家族网络的保险效果差异明显。

从这些指标的对比可以看到，南欧天主教同家选择以家族保险为主，再辅以教会、政府和金融市场的避险支持。这个模式跟北欧新教社会的保障模式十分不同，以致尽管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政府福利与金融市场不如英美，但是，在一家之主遭遇失业时，其他家族成员会出面帮助，使他们的食物消费受打击的程度反而比英美低，可是，南欧的这种模式也必然造成奇高、奇久的失业率，因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失业之后，觉得反正有亲戚支持，找工作的动力就不会太强，或者就在父母家附近随便找个工作凑合，这跟欧洲北部国家很不一样。因此，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的失业率特别高，持续时间特别久，找到工作后的工资也比失业前低很多，这些都是由他们的生活模式所决定的。

思考题

这一讲可以理解为"啃老族"现象的金融学解读。由此，我们也看到西班牙、意大利社会跟儒家社会存在一些共同的现象。为什么南欧和儒家社会会出现"啃老族"这种共同现象呢？是什么相同特质造成这种现象呢？

婚姻的未来：金融会改变一切吗？

根据《时代》杂志报道，1960年时，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27%过着单身生活（包括从未结婚、丧偶和离婚的），另外73%是已婚状态；但到2008年，47%的成年人是单身，人数接近一半。以前，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中，已结婚的占三分之二，而现在却不到四分之一。另外，2017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任何洲都不可以禁止。2007年时有59%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到2017年，支持率上升到72%。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美国人对结婚的兴趣越来越淡，同时也让同性婚烟合法化？随着金融市场和其他风险规避手段的深化发展，人类婚姻最终会解体还是转型？没有婚姻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婚姻的起源

因为人类一开始面对的生存风险太大，单个人几于没法活下去、所以必须跟其他人跨期互助、跨期分摊风险才能生存。原始社会的部落公有制把大家不分你我地捆绑在一起，没有男女婚姻这种约定关系，也是为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但是，那样带来太多"吃大锅饭"，"搭便车"的情况，不利于生存概率的最大化。在人类逐步放弃持猎游牧，进入农耕定居时代之后，家庭和私有制开始出现。到这时候，物质供给的稳定度增加，基于血缘的家族就成为跨期分摊风险的最主要依赖。

可是，仅仅依赖血缘还不够。毕竟，家族保障体系的核心是"养子防老"，后代子女是关键，越多越好，而且，必须是血缘靠得住的"亲骨肉"，所以需要排他性的婚姻制度。尤其重要的是，妻子不仅必须能生育，还必须纯粹贞洁，即所谓"不孝有气，无后为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杜会而言，婚姻的第一要务是生子，而且是排他性的生育权利。夫妻性生活也只是为生育，情欲享受是奢侈之事。

当然，一个家族成员再多，人丁再旺，也难以应对所有的风险挑战。因此，婚姻是将两个甚至多个家族连成尽可能庞大的跨期避险体系的最主要手段，所以出现"包办婚姻"就不足为奇了。

过去多年里，我在博士研究生的金融理论课中经常出的一个考题是：在人类社会早期，为什么"婚姻"只能是一个很粗糙的跨期契约？由于那时还没有文字，这个契约没法正式签署。但是，没关系，婚姻包含的权利和义务是由社会文化与风俗习惯决定的，当事人只要口头承诺就行。比如，天主教社会里，正式婚礼时的经典誓同是这样"我‘张哥'接受你‘李妹'作为我的合法妻子。从今天开始，无论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健康还是疾病，我们都彼此相爱、珍惜，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这些婚姻誓词等同于一份无条件的契约，保证"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不管天晴下雨，我们都不分离"，将两人不计条件地紧紧合二为一，而不是像现代合伙企业契约那样，把各种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一一列出，并写清楚在每种情况下企业的责任和利益该如何分配，以防留下任何含糊之处、未来出现争吵。在原来的条件下，婚约粗糙而不精细应该是最优的选择，甚至是伟大创举。这是因为：一方面，如果以前的婚约把什么情况下两人保持婚姻、什么情况下离婚及如何分财产等，都写得详尽清晰，那会使双方心存怀疑，跨期承诺就不再牢靠；另一方面，早期的契约和司法体系都不发达，细致契约无法执行。所以，粗糙婚约，加上婚姻不可逆，反倒给人类带来难得的跨期承诺安全。

但是，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到，过去的婚姻无疑首先是为了利益，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所需的利益，一是为了"养子防老"，一是为了保证两人及两家将来"有福共享、有难共扭"，以致多数杜会的经典婚词读起来都像金融契约。

那么，今天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变化呢？正如我们在这里详细谈到的，今天，我们可以选择金融产品、政府福利、宗教团体去实现跨期保险，家庭与家族保险只是四类避险方式之一这样，我们不仅不需要"养子防老"，而且婚姻也不是实现安身立命的唯一选择。换句话说，风险保障、经济利益功能正在从传统的婚姻与家庭中剥离，转由市场和政府去实现这就解放了婚姻，让婚姻的内涵发生变化，从原来侧重经济利益转变到侧重感情，到未来，只有有了爱情才有婚姻。

为什么让同性婚姻合法？

看到这些，你肯定要问，这些转变为什么促成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当然，我本人也许太保守，只认同异性婚姻、但是，从金融的逻辑看，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趋势难以避免，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也在往此方向发展。

在没有金融，也没有政府福利的传统社会里，家族是最核心的风险保障体系、而子女又是应对"生老病死"的保障工具。所以，生子育女是关键的关键。既然生子育女是家庭的第一要务，建立家庭的婚姻政方当然必须是男人和女人，不能是同性。

同理，一口金融市场与政府福利取代了家族的风险保障功能，生育就不再是婚姻的必需内容。因此，婚姻就不必限定在异性之间。也正因为这一逻辑，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选择不生子女，也有许多异性恋、同性恋伴侣只是同居而不结婚，甚至有人一辈子单身。

正如我以前在电视访谈中看到的，一位成功的上海女士说："以前需要丈夫，一是为了有收入保障，但我的收入比老公高；二是为了有未来风险保障，但我有金融保险和投资；三是为了有人干体力活，搬东西什么的，但现在什么都可以网上下单、送货上门；四是为了稳定的性生活、生孩子，现在还非要通过结婚实现吗？"她当然有些偏激，但在这番挑战面前，婚姻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由于历史原因，围绕婚姻的法律与经济制度至今还是为异性婚姻而设，婚姻还是包括大量具体的经济和非经济权利。根据纽约大学社会学系的康利（Conley）教授的介绍，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m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在2005年对"婚姻权利"做了统计，也就是算一算，只要两人一结婚，双方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大概有多少，比如：财产分享与继承权、收入分享权、同居权、排他性生育权、共享医疗保险权、代理权；如果你是非美国公民，结婚后有签证权、移民权，以及父母等亲属的移民权；如果一方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配偶就可以享受斯坦福的用书馆、医疗、课程、体育馆等各种资源。政府问责局发现，结婚会带来1000多种权利。

所以，在美国，婚姻所带来的权利数量巨大这进一步说明，虽然婚约、结婚证书本身很简单，但婚姻实际包含的权利会让你大吃一惊今天，在中同、美国等国家，法律逐渐允许人们通过婚前协议把这上下项权利分别勾画出来做另外的处理，而不是都笼统地包括在婚姻之中。随着契约与司法体系的演进，这种对婚姻内涵的个性化重定也是人类婚姻的新趋势。

当然，正因为有这1000多种婚姻权利，同性婚姻支持者就说，为什么只有异性婚姻才能享受到这些权利并得到法律保护，而同性恋人就不能通过婚姻得到这些呢？他们的逻辑在于，既然异性恋人和同性恋人都一样地遵照法律交税，都尽到公民义务，他们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也应该相同，不能因为性偏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否则有失公平正义。

也就是说，过去，"婚姻"因为跨期风险保障的需要而发展、定性，现在，虽然"异性婚姻"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但是，由于历史遗留的"婚姻利益"太多，就不得不给同性恋者一组源于异性婚姻的"婚姻权利"，以致许多传统人士对此耿耿于怀。

思考题

按照本节的逻辑思考下去，人类的婚姻最后会变成什么形式，有什么内容呢？到最后，人的安全感是会提升，还是会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下降呢？

本章要点

1.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口大流动，20世纪初的美国，绝大多数家族的成员都分散在不同地方，使家族有名无实。所以，家族内部的风险保障功能基本消失，美国人只能在金融市场、宗教和政府福利之间寻求保障。

2. 虽然金融产品已经很丰富，可以帮助人们应对多数风险挑战，但前提是个人要有足够高的收入。低收入群体还是只能依靠教会保险和政府福利。在中高收入群体不需要教会，也不需要政府福利的情况下，教会和政府的竞争就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上。

3. 不管是从美国的微观数据，还是从22个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教会势力强的社会倾向于阻挡福利国家的出现，至少会努力限制政府福利规模；而北欧、西欧的情况说明，政府福利多了之后，会降低公民信教的虔诚度，导致教会势衰。

4.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的失业率一直很高，而且远高于北欧、西欧国家。失业对南欧家庭收入的冲击比对北欧、西欧家庭更大、更持久。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南欧社会的风险保障模式决定的。

5. 南欧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如英美发达，政府福利保障也不如英美多。按理说，西班牙和意大利家庭应对失业冲击的能力会更低，一家之主失业会是难以承受之重，对家庭消费的冲击会更大。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6. 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南欧社会继续紧跟罗马教廷，拒绝新教，失去了之前的金融与教育优势。毕竟，教会保险受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的限制，放弃金融及市场发展之后，他们重回家族老路，提升血缘网络的避险功能。到今天，南欧社会以家族保障为主，也因此内生出各种"搭便车"问题：失业后缺乏找工作的动力，"啃老族"流行，高失业率成为常态。

7. 在没有金融、没有政府福利的传统社会里，婚姻的第一要务是生子育女，是为跨期风险保障提供毫无悬念的信任基础。所以，过去的人们对不结婚就生子、性生活不为生子、婚后不生子或者结婚后离婚的人都无法容忍。

8. 金融解放了婚姻。在金融市场发达的社会里，跨期风险保障不再靠子女和家族。于是，人们不结婚、不生子也可以抵御未来"生老病死"的经济风险，而结婚的双方不一定必须是异性。婚姻的内涵已经改变。

9. 金融的核心是解决跨期价值交换、跨期资源配置问题。在金融市场发展之前，人类发明了家庭、家族和宗教以应对跨期保障挑战，后来又推出福利国家。每种解决方式带来不同的伦理道德内容和生活方式，人类婚姻也跟随其演变。

延伸阅读

什么是平等？

本章使我们了解到，政府福利和宗教保障对低收入群体而言更有吸引力，因为低收入群体缺乏足够高的收入，在目前的金融发达程度下没法用现有金融产品应对好各种未来工作和生活风险。而对于富入而言，他们可以利用己有财富和金融产品"以钱生钱越富，马太效应凸显，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大。

那么，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等，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都做了哪些设想呢？这些设想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已经付诸实践了呢？

需要明确的点是，追求平等并非人们自古以来的诉求，而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英国政治学家安德鲁·海伍德（Andrew Hcywood）曾经说过"平等观念也许是近代政治思想最突出的特征。古典与中世纪思想家通常视等级制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近代思想家则把所有人具有平等道德价值的预设作为理论的起点。"那么，为什么近代以来平等成为十分重要的概念和追求目标呢？这是伴随着哲学的发展而产生的.洛克的自然法理论主张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权利，天赋人权，加之功利主义和康德哲学的发展分别主张每个人有相同的需求、相同的道德能力，这三个人之为人的共同特征构成了平等理论的哲学基础。

那么，究竟什么是平等呢？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一下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前者意味着，每个人基于其人之为人的共同特性有权在社会实践规则面前受到平等的对待，是一种程序性规则，它赋予每个人平等的行为自由，而不管这些个人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何种能力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也不关注个人在选择其生活方式时的人生际遇或资源、占有状况。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的公民权利都属于形式平等。看上去形式平等好像没有什么争议，实际上很多赋予弱势群体特殊权益的照顾政策都违背了形式平等，例如美国对少数族裔与妇女在就业等方面的特殊照顾、我国高考政策对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等。

是否有了形式平等就够了呢？试想一个简单平等的社会，其中每样东西都是预备出售的，且每个公民都与别人拥有同等数量的金钱，这样的社会能够持久吗？答案是否定的，如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诸领域》中所言"简单平等政体不会持续多长时间，因为转换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自由交换必然会将不平等带入它的运行轨道。"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会导致实质的不平等，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市场的自由交换必然带来不平等。为了保障简单平等，国家要么以强制的方式不断进行再分配，这会导致精英对国家的控制，公民之间的政治权利会有巨大的不平等，要么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这会导致低效率。

所以《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认为，平等问题的核心不是怎样实现平等，而是何种形式的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继而，罗尔斯认为产生不平等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社会机遇的不平等，比如婚姻、家庭、地域、城乡等；二是自然禀赋的不平等，比如残疾、外貌、智慧，三是个人努力与自愿选择导致的不平等。罗尔斯认为只有第三种不平等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涉及对个人努力与运气成分进行区分，为此他提出了正义的两条原则。一是平等的自由原则，即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二是差到原则与机会平等原则。差别原则指的是社会分配要向弱势群体倾斜，社会基本益品（social primary goods）的分配要有利于弱势群体。机会平等原则与平等的自由原则有类似之处。最终的结果是，罗尔斯采取了平等主义的解决方法：不管你的财富是怎样得来的，只要你是社会里面的强势群体，就要割一刀给社会的弱势群体，这其实为20世纪的西方福利政策提供了依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平等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而且，这些多重含义不仅遵循各自的逻辑，有时甚至互相冲突。鉴于此，任何关于平等问题的认真讨论都必须以梳理"平等"一词的含义，并由此梳理相关平等理论的内在逻辑为起点。否则，追求平等的要求只能变成空洞乃至具有误导性的意识形态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