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宗教和福利国家的竞争
规避风险的各种体系：家族、宗教、金融与福利国家
前文已经讲过犹太教和基督教对《申命记》的不同解读、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宗教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格局。那么，各种宗教为什么一开始如此排斥金钱，排斥金融，反对逐利的商业行为呢？这种排斥和敌意的根本出发点是什么？不搞清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前面的内容，不能解释为什么金融在早先受到压制。
义和利：规避风险的四种体系
宗教对金融的态度主要在于观念，在于先圣们关于该如何组织人类社会的愿景。他们是喜欢以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方式规范人际关系、组织社会，还是更喜欢通过冷冰冰的金钱交换来分配风险，或是由专政工具强制人们分担风险、共享资源呢？
宗教和古代文明都源自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共同点是靠天吃饭、靠地吃饭，先民们认为丰收是上天的恩赐而歉收是上天的惩罚，明天、后天到底是个什么结局，只能听天由命。物质短缺是常态，而一旦发生旱灾、水灾等造成粮食歉收，就会迫使众多家庭四处找活路。因此，农耕社会的人都要面对风险事件给生命带来的挑战。这至少要求在灾荒发生时，人们要互通有无、共享资源，否则，很多人会活不下去。但问题是，怎么才能促成人际互通共享呢？
正如我们以前谈到，远古哲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不是通过追求"利"的市场交易来解决人类共同生存的问题，而是由"义"和"礼"规也人与人的关系、安排社会结构，然后，用这个杜会秩序实现互通共享。就如孔子所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即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本，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而差不多同时期的摩西在写《申命记》时说："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因为在教会理念中，天下人都为兄弟姐妹，无偿帮助才体现"义"和"礼"。所以，不管是儒家观点还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靠"义"来应对风险挑战，而不是靠"金钱"利益或金融市场。
可是，基于什么来定义"义"和"礼"呢？儒家的回答是基于血缘和辈分、年龄、性别来定义，由此组建家族、巩阳家族内部的风险交易体系、提升每个成员活下去的概率。基于"三纲五常"的家族非正式保险体系，对帮助中国人应对风险有过非常积极的贡献。比如，灾荒发生时，在儒家盛行的地域内发生农民起义的概率明显更低。
当然，宗教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基于共同信仰、共同教义来建立"义"和"礼"的内涵。比如，基督教相信耶稣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人，借助他传达上帝的教旨，而《圣经》汇总了具体的教导，告诉你该如何行事，这些就是基督教的"义"和"礼"教会不仅是这些共同信仰的布道者和教徒集聚地，而且是给教徒提供跨期互助，有福共享、有难共担的避险服务的具体载体。
在人类历史上，也有很多非宗教、非血缘的杜闭组织，它们在本质上也起到以人际关系降低交易风险的效果。比如，同乡会是基于共同的地缘，能做到一定程度的"有难共担"；商会是基于共同利益，目的是实现互助；还有基于喝"血酒"的帮会；等等。不管建立互信的基础是什么，目的都一样，就是增强跨期承诺、风险交易的牢靠度，降低边约风险。就实际效果而言，在非血缘的社团中，基于宗教的风险互助体系可能是最经久不衰的，其他的杜团往往难以持续。
也就是说，对人类来说，到目前为止，家族和教会应该是基于义和礼的避险体系中最成功的。虽然前者是靠祖先崇拜，后者是靠神灵崇拜，但在效果上是一致的。
此外，人类早期也推出了进行人际风险互助的第三种办法，那就是金融市场，通过明码标价、自由选择的跨期交易来互通有无，比如借贷和保险。
人类解决跨期风险的第四种办法是政府福利项目，比如传统的政府赈灾道理很简单，既然政府掌握执法机器，拥有征税权，可以从杜会中的每个人手里收一些钱财，那么在灾荒或者其他有需要的时候把这些钱财发放给有需要的个人和家庭，不是很好吗？按照《周礼》所说，中同早在周朝就由泉府这个部门来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秋收时物资供应过剩，泉府低价收购市场上多余的粮食、等青黄不接或歉收时再发放给灾民或者放贷给需要者宋代王安石的"青苗法"也是这样做的，历史上的常平仓、义仓、社仓是具体的手段。在西方，到19世纪后期，现代福利国家先是由俾斯麦统治的德国推出，到20世纪被各个国家采纳。这些都是经济学里讲的"转移支付"的具体含义，由政府向高收入群体征税，用以支持低收入者，或者在丰收时由政府征收一些产出，等到歉收时再拿出来给社会。
家族和教会对金融市场的排斥
上面总结了人类发展出来的四大类规避风险的手段按理说，最理想的情况是，每个杜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四种方式的某种组合，同时得到每种避险手段的支付，既有市场化的金工具、政府的保底福利计划，又有基于家族亲情网络、宗教团体的支持，这样就可以得到全方位的保障。可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在人类历史上，这四种应对风险挑战的手段不是相互补充，而是相互排斥的，一种手段占据上风，就不许其他手段有发展合间长期以来，金融市场都是被排斥的风险规避手段。
自从中国社会儒家成为主流以来，就有了基于义和礼的"孔家店"。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大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义就行："信"显然不是最高的伦理原则，它应该服从于另一种最高的价值，那就是"义"（包括忠、孝等）。孔子在《论语》里讲得更清楚："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什么都讲信用，那是小人才做的事！只要合于"义"和与"义"相配的"礼"，"契约精神"并不是一定要遵守。这就导致有的人在订"契约"后，不是尽力遵守，而是想法逃避，这对于以跨期契约为特征的金融交易是致命的，以至中国原来的民间借贷都不会超过6个月。因此，在现代金融出现之前，中国人不仅没有金融避险的支持，而且政府提供的福利支持也很少，基于宗教的风险保障几乎没有，只有"孔家店"这个单一的避险体系。
事实上，立足于"养子防老"的家族避险体系就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如果只有这种避险体系，一旦你哪天生病了，因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教会支持，政府福利也靠不住，你就发现只有家里人、亲情网络最靠得住，它是你唯一的依赖。一旦有了这样的经历，未来你向然会把更多精力集中在你的族亲网络上，专注构建这个安全网，而排斥其他非亲缘的风险互助机制，包括宗教寻一旦整个社会都这样，儒家就会一家独大。
同样，西方杜会在接受基督教之后，在整个中世纪都排斥金融，他们对金融甚至商业的排斥远比儒家严重。为什么有息放贷被认为是违背了基督教教义中的"义"，而使金融遭到禁止呢？原因在于基督教认为，有息放贷是对上帝所确立的自然秩序的冒犯。在勒高夫的名著《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中，他是这样解释基督教对金融的排斥的："有息放贷借出的金钱从未停止过工作，它不停地制造金钱，非正义的、可耻的、令人厌恶的金钱。这是一个不知疲乏的劳动者。……睡着了也如同醒着一般工作。一边睡觉一边工作？这个魔鬼般的令人惊叹的有息放贷……成功地实现了它。正因为如此，有息放贷也是对于上帝所建立的秩序的凌辱与损害。有息放贷既不尊重上帝曾想要在世间及我们的肉体生命中所建立的自然秩序，也不尊重他建立的历法。"这里要注意的是，学者通常把原文中的"usury"这个英文单词翻译成"高利贷"，那是不恰当的，因为一直到宗教改革之前，英文里的"usury"指的都是所有的有息放贷。这段话所指责的是所有收利息的放贷者，认为他们睡觉时也赚钱，这是违反向然秩序的。
为什么收利息等同于边法呢？勒高夫进一步解释道"事实上，在他出借金钱和带利回收之间，他出卖的不是流逝的时间又是什么呢？然而，时间只归上帝所有。作为时间的盗者，有息放贷者是上帝财产的小偷……有息放贷者并没有卖给债务人任何属于他自己的东同。他出卖的只是属于上帝的时间。"因此，有息放贷违背上帝建立的自然秩序巾的义和礼，必须禁止。
于是，在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里，人们主要依靠家族和教会来获得风险互助，基于有息放贷的金融市场被排斥，各封建王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提供政府福利。
思考题
不管是家族体系、教会，还是同乡会、行会甚至帮会等等，为什么都需要某种共同的东西将成员们凝聚在一起呢？从巩固跨期承诺的角度看，为什么它们需要经常举办祭祖、做礼拜、宴席等活动呢？
教会帮人规避风险吗？
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战事：历史上，灾荒年间，灾民四处逃脱，途中经过少林寺或者其他寺庙，如果肚子饿了可以进去喝碗粥，甚至住宿休整一两天；或者佛庙、教堂听到哪里应灾后，也会主动安排资惊，前往赈灾；如此等等内似于宗教的出现和发展也是对金融保障缺乏的一种反应句就跟儒家家族组织是对生存风险的一种反应一样。
那么，宗教真的能帮老百姓规避风险吗？如果能，宗教的保险效果到底有多大？哪些群体受益最多？宗教跟金融市场在实际中真是相互竞争的吗？本节我们就来看看这方面的研究。
教会的保险效果
第一份研究是基于当代美国杜会的数据，检验信教是再对美国人起到消费避险和个人幸福避险的作用，也考察教会保险对哪些群体更加重要正如大家所知，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的，各种保险产品、基金产品、借贷选择很丰富。那为什么美国人还需要教会网络隐含的非正式保障呢？
针对个人收入风险的金融交易，最让人头疼的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逆向选择带来的挑战。就是收入风险低且风险好预估的人可能不会找保险公司买收入保险，而偏偏是风险高且不好，预估的人更会去买保险或其他金融产品，使金融机构注定要亏损。于是，没有金融公司敢去卖保险了，而如果他们提高产品价格，那可能会把收入风险低的客户挤走。二是更让人头疼的道德风险问题。因为做同样的工作时，你的收入一般取决于你的努力程度，如果保险公司给你提供收入保障了，你就可能会停止努力，反正有保险公司给你保底收入户，所以，金融市场很难针对千千万万的个人提供收入保险，而一般性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虽然具有保障效果，但是这些金融产品的支付不跟投资者个人的收入涨跌挂钩。因此，除非你的财富很多，能做很多基金投资，再则，即使在目前的美国，金融工具也还是不能帮你完全规避各种收入风险，包括失业、伤残、灾害、战争等风险事件。普通美国人还是要靠家族、教会和政府福利提供额外的风险保障支持。
可是，教会比金融市场更能解决好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吗？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教徒每周或经常参与做礼拜和其他教会活动，给了教友们很多彼此了解、增加互信的时间。这些教会活动、教规执行和捐款，对教徒来说当然是成本投入，但这些既是对未来保障的投资，也能让教会、教友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让他们更好地判断你未来收入风险的高低，监督你是否会浑水摸鱼、只"搭便车"不付出等。换句话说，参加教会活动虽然花费很多时间且需要各种付出，但好处是帮助降低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减少隐形交易成本，使教会在有些情况下比金融市场更能应对跨期交易的挑战。
那么，信教带来的实际保险效果如何呢？哈佛大学的卢特默（Luttmer）教授和两位合作者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研究。他们使用了1985-2000年4.4万多美国人的收入与消费数据，以及1987一1988年、1992一1994年美国的两次幸福感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如果家庭收入下降1%，那么，家庭消费水平平均会下降0.115%。但是，信教家庭的消费水平平均只下降0.069%。也就是说，信教家庭的消费会更加稳定，应对收入下降的能力更强。
如果一个家庭的消费风险完全被规避掉了，那么，不管收入下降多少，他们的消费水平都不会下降，消费水平对收入波动的敏感系数为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气位教授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美国人信教能带来40%的消费保险效果，因为信教家庭的消费对收入波动的敏感度要比不信教的家庭低40%。
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对哪些群体最重要呢？他们发现，对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下的白人，宗教的保险效果最高，达52.4%；而对于至少上过大学的白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效果仅为28.3%，要比前者低很多。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读书多的人，收入也高，所以，靠参与教会获得消费'保险的必要性更低。的确，对于人均年收入不到1.5万美元的家庭，信教的消费保险效果为68.7%；而人均收入高于1.5万美元的家庭，信教的消费保险效果为20.6%。还有就是，金融资产越多的家庭，通过信教得到的保险效果会越低。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为什么收入低、受教青少的人更容易信教，因为他们因信教得到的保险好处显然更多。
他们的研究也发现，对于美国的黑人群体而言，信教带来的好处主要表现在幸福感保险方面。对这一群体来说，收入下降时，消费水平也会下降，信教并不会明显减少他们的消费受到的冲击；可是，当收入下降使幸桶感受到冲击时，信教的黑人家庭受到的冲击会少64.9%，也就是说，教会让黑人家庭的幸福感对收入波动不那么敏感，而不信教的家庭却得不到这种庇护。然而，信教带来的幸福保险对向人不明显。
幸福感保险为什么对黑人效果更好呢？原因可能在于，18一19世纪黑人从非洲被卖到美国南部做奴隶，一开始收入和地位都很低，所以，他们对物质消费的需求就不高，但教会活动可以给他们带来归属感和精神支柱。因而，当黑人家庭收入受到冲击时，虽然他们从教会得到的消费保险不多，但教会提供的情感支援与幸福保险极为重要，而不参与教会的黑人得不到这种幸福保险。
实际上，两位匈牙利学者研究了多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后发现，信教的人承受失业、离婚、丧偶等负面事件冲击的能力强，也是网为教会提供的幸福保险能缓和精神受打击的程度。
印尼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历
芝加哥大学研究员丹尼尔·陈（Daniel Chen）于2010年根据印尼在1997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研究了伊斯兰教提供的保险作用。印尼总人口2.3亿，87%的人口为穆斯林，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卢比疯狂贬值，由1美元兑2400卢比跌到l美元兑16000卢比，食品价格上涨1.61倍，大大冲击了印尼人的生活。那么，印尼家庭是怎么应对金融危机的呢？金融危机之后，印尼人信教的程度是再有明显变化？
陈博士的研究发现，亚洲金融危机对信教家庭的消费冲击小于不信教的家庭，宗教机构帮助减弱消费冲击的效果很明显。更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育，人均非食物月消费每下降l美元，这家人参加《古兰经》读经班学习的次数就会增加2%。由于金融危机后，人均月消费下降3美元，因此，参加《古兰经》学习的次数平均增加7%左右，说明金融危机显著增加了印尼人信教的程度。金融危机中期，有大概61%的印尼家庭参加《古兰经》读经班，至IJ危机之后的199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1%。
另外，金融危机之前，18%的家长让孩子在伊斯兰学校读书，但金融危机后，这个比例上升到30%事实上，伊斯兰学校的学费比世俗学校贵很多，而且课程持续性不好，学生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学校，也可半工半读，学习效果不如世俗学校。只有希望孩子变成虔诚的穆斯林的家长，才会将子女送去这里。这也证实，金融危机后，印尼人对宗教的信仰程度显著提升了。
这表明，如果一个杜会经常性地遭遇灾荒或金融危机，每次风险事件后，信教的人数便会增加。日积月累，这样的杜会里信教人数占比必然会很高。
能够得到金融支持的印尼人，情况是再不同呢？这就涉及宗教和金融市场的竞争关系问题。陈博士发现，对于能够得到金融支持的群体而言，金融危机对宗教信仰程度的影响会低80%。尤其是原本就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印尼人，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参加《古兰经》学习的次数并没有明！在增加，信教程度没有变化。因此，拥有金融工具的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小，或者即使他们受到冲击，也可以通过金融支持减弱危机的影响，没必要增加对宗教保险的需求。
有意思的是，对于那些在危机期间变得更虔诚的教徒家庭来说，危机之后，他们对金融、信贷和政府救济的需求减少40%；而不参加读经班的家庭，危机之后对金融的需求仅减少6%。
其实，中同在各历史时期也有过跟印尼、美国类似的经历，在中国还缺乏金融支持时，佛庙及其他公益组织发挥过救急赈灾的关键作用。虽然以前的家族在安身立命、去见避风险方面发阵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毕竟再大的家族也最多只有数百人，而且家族成员一般生活在同一地方，当灾害影响面比较大时，整个家族会同时遭遇同样的冲击，没有谁能帮谁，因此，基于家族的避险效果有限，而这时候，跨越地域、跨越社区的宗教组织的保险价值就更加凸显。
思考题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很多人认为美国社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纽约等城市，乞讨的人、无家可归者并没有明显增加。人们的消费受影响很少，2007年之后，美国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缩小了。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美国社会能依赖的消费保障包括金融市场、教会、家族和政府福利呢？
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利还是弊？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由政府提供福利支持似乎从来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宋代王安石的"青由法"，归政府在秋收物资供应过剩、物价低的时候买一些，然后到次年春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在市场抛售，帮助平抑粮价、跨期稳定供应。政府福利也可以是从高收入群体征税，以补贴困难户，进行所谓的"转移支付""二次分配"，或者给杜会提供风险保障。现代福利国家的思路大致如此。
那么，福利国家的实际表现如何？由政府进行转移支付，帮助老百姓对冲意外事件带来的收入风险，会有哪些隐患？这是否会挤掉民间自发的避险举措呢？
家族基于血缘把大家捆绑在一起，宗教基于信仰把众人团聚到一起，再通过各种仪式和活动强化彼此的了解互信，使跨期交换的逆向选择问题和"搭便车"问题得到缓解，这些是有道理的。可是，政府之手是基于行政权力和由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虽然不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因为每个人都没有选择，由政府决定），但是"搭便车"问题被放大了，个人自保包括利用家族、教会和金融市场实现保障的激励效应都没了，或至少被降低了。这是否会带来财政等方面的问题呢？
福利国家的起源
之前已经谈到，现在见载的人类最早的政府福利项目出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古巴比伦时期，当时寺庙起到政府的作用，征取谷物税，然后进行类似救荒、扶贫的转移支付。而在中国历史上，《周礼》讲到的周朝泉府，就做类似于后来的常平仓的事情。
常平仓是在公元前54年的西汉时期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在较大范围内推行的，但运行10年后就停止了。当时的运行方式是，政府在粮价低时，提价向农民买进粮食做储备；而粮价上涨时，政府就降价出售，以平抑粮价；或在发生灾害时，用储备粮救灾。这样做当然带来争议，因为粮食过剩时抬价损害了老百姓消费者的利益，而粮食短缺时降价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汉朝以后，常平仓时用时不用，到隋唐时期，常平仓制度有所变化。公元745年，唐玄宗要求义仓也按常平法收进卖出谷物，兼备常平职能。义仓本来是纯民间的公益组织，只是为扶贫救急而储备粮食的。到明朝，明太祖又命州县在各乡设置预备仓，用官方经费储备粮食，荒年借贷于民，秋收偿还，以此取代了常平仓。
在历史上，中国在不同朝代都尝试过一些赈灾与扶贫制度，但这是我们今天说的"福利同家"吗？当然还不是。"福利同家"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当时俾斯麦在德国推动社会保险体系，不是停留在赈灾救荒、解决贫困层面上，而是提供失业补贴、医疗保障、失业补助、养老护理、婴幼保障等，通过这些福利来保障公民的消费和生活安全。稍晚一些，北欧国家从互助福利体系开始，也发展出福利国家体系。英国在1906一1914年间逐步推出政府福利，而荷兰、澳大利亚、美国等，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压力下启动政府保障福利的，但它们并没有像德国、北欧那样提供"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福利保障。美国的"福利"有限，以地方政府、慈善团体、私人企业等所提供的为主，联邦政府侧重提供社保和医保。
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福利项目的确跟家族、教会和金融市场的作用类似，都是给人们提供应对未来风险的保障，降低个人与家庭的消费风险，强化社会稳定性。
那么，政府福利的实际成效如何？因为篇幅所限，这里不能介绍太多相关研究，但我们可以看看上海财经大学的王昉教授跟他的两位同人在2015年发表的研究。他们想问答的问题是，清朝的常平仓和社仓是否帮助降低18一19世纪的农民暴动频率。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过去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之变多由灾荒引发，因为在正常年份，民怨再多也不容易导致暴动，但是灾荒一来，民众就遭受饥饿，这时候一奋民愤，就容易变成暴乱起义。从理论上讲，如果常平仓等储粮足够多，即使发生灾荒，由常平仓、社仓发放粮食，民变的概率也应该可控，至少会比在没有储粮情况下的发生概率更低。根据19世纪上半期全国17个省的数据，王教授他们发现，旱灾水灾的确会增加民变的概率，但是，仓储粮食越多的地方，暴乱发生的概率越低，社会随稳定这些结果符合逻辑，也从实际经验角度佐证了常平仓等福利体制的初衷。
政府福利的代价
那么，政府办福利的代价有多大？前面谈到，福利项目会带来道德风险，出现"搭便车"、养懒人的情况。在现实中，许多国家的经历也的确如此。从大的方面看，今天世界上创新活力强的著名公司很少来自西欧福利国家，那里的创业公司大都默默无闻；相比之下，美国的政府福利总体不多，至少远比西欧国家少，但充满活力的新公司却层出不穷，微软之后是苹果、苹果之后是谷歌、谷歌之后是脸书，等等。而且英国早期的福利开支太大，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财政已陷入严重困境，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开始改革，逐渐削减福利规模；此后，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也类似，福利带来的财政压力迫使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削减福利规模。特别是最近几年同欧同家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福利国家养懒人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国历史上的教训也值得思考。清朝从第一个皇帝开始就要求各府、州、县都设置常平仓、义仓和杜仓，一般情况下是春夏出借，秋冬归还，如遇灾荒，就要赈济。康熙年间，又规定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另外，要求常平仓、义仓的储粮永留当地备赈；还给各州县设立底线储根目标。虽然规定是这样，但实际执行时并非总能到位，各地差异很大，尤其是清中叶后，很多常平仓的钱与谷都严重欠缺，难以实现平抑粮价和备荒救灾的初衷。
科罗拉多大学的薛华教授就对清代的仓储体制做了多年的研究。她发现，在1744一1831年间，各省税负、灾害发生频率、得到的赈灾频率都差别很大，这就使各地仓储粮水平悬殊。直隶的人均交税在各省巾排第11，而灾害发生频率低于全国平均值，但是得到中央政府赈灾的次数是最多的。各省得到的赈灾次数跟它们的灾害频率、交税多少似平没有明确的关系。
为什么各省的储粮水平差别很大呢？薛华教授发现，由于各州县储粮补仓的部分经费由本地政府支出，道德风险后果就变得严重了、一方面，中央政府赈灾补贴越多的地方，常平仓、义仓和社仓的储粮明显越少，因为反正可以指望朝廷支援另一方面，市场发达、粮食市场跨地区一体化的程度越高的省份，在灾荒时通过跨地区运输调剂粮食的可靠度就会越南，这些地方就越不必靠仓储来备荒备灾。从她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央和地方的赈灾是相互替代，而不是相互补充的；同样，市场和政府福利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排斥、替代，而不是我们希望的取长补短。有了政府的赈灾体制，市场的作用就减弱；长此以往，就会使福利体制"一股独大"，让市场和民间保障体系难以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推动福利体制时必须记住的。
思考题
既然政府福利带来道德风险，使勤快人也变懒，那么，为什么各个国家还继续提供政府福利呢？另外，越是民主国家，政府福利似乎越多，为什么呢？
本章要点
1. 到目前为止，人类推出了四种应对风险的方式：基于血缘的家族，基于共同信仰或其他元素的社群（比如教会），基于行政权力的国家福利和基于自愿交易的金融市场。理论上，这四种方式可以互相补充，但历史上它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互排斥。
2. 儒家的愿景是通过"三纲五常"等名分等级规范"义"与"礼"，固化家族结构，使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互助共享、分摊风险。"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靠义而不是靠基于契约交易的金融市场应对风险挑战。
3. 基督教不只是根据教义规定的"义"和"礼"给出一套应对风险的体系，还为禁止有息放贷提供了一套系统哲理。因为在自然秩序中，人是不可能睡觉的同时也工作的，而放贷赚利息的人相当于睡觉时也在赚钱，所以，有息放贷是反自然的。如果说利息是对时间的补偿，但你的时间不是你的而是上帝的，拿上帝的时间赚钱就等同于偷盗。因此，"用钱赚钱"必须禁止。
4. 即使在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教会发挥的保险保障效果也非常显著。在收入受到冲击时，信教家庭的消费水平会下降，但比不信教家庭的消费水平降幅要少40%。信教带来的消费保险功能显著。
5. 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的经历看，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家庭应对危机的能力显然高于非教徒家庭，危机冲击之下教徒人数和宗教信仰程度都明显增加。信仰程度增加后的家庭，对金融的需求会减少，而从一开始就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家庭，信仰程度在危机后没有明显增加。
6. 由于一个家族的成员一般都生活在同一村庄，相隔不远，所以，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家族网络能够提供的保险保障会非常有限。而教会网络往往跨越地区、跨越国界，所以，基于宗教的保险可以较好地弥补家族和金融市场的不足。
7. 中国从周朝起就有政府福利项目，到西汉时期更是通过常平仓等帮助老百姓平抑粮价、赈灾救急，这些体制到清朝就发展得更细。古巴比伦、古印度也推出过类似的赈灾救急体制。西欧的现代福利制度先是由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推出，后来在其他国家得到推广，到20世纪30年代末，西方国家基本都有各种政府福利。
8. 政府福利体制是基于行政权力和国家机器，所以，金融市场固有的逆向选择问题没有了，但是，"搭便车"问题被放大，个人自保包括利用家族、教会和金融市场实现保障的激励被削减了。
9. 中国在清朝时，得到中央政府赈灾越多的省份，地方的社仓和义仓粮食储备就越少。而且在跨地区粮食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的省份，各种仓储粮食越少。因此，中央政府救济、市场救济和地方救济之间不是相互补充，而更多是相互替代，政府福利的确带来道德风险，出现养懒人的情况。
延伸阅读
"国家"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吗？
本章我们通过学习福利国家的相关知识意识到，政府基于行政权力有权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那么，究竟什么是政府呢？什么是国家呢？任何一种政治形式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根据国际法的定义，一个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必须满足以下五个要素，领土、主权、人民、政府、国际承认。事实上，国家是近几百年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形式，在16世纪的欧洲，除了国家，还存在着城邦、教会、帝国、绝对主义君主国等政治组织形式。
典型的城邦除了古希腊的雅典等早期形式外，还有16世纪欧洲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它们有领土（尽管领土范围十分小）、人民、政府，但并没有主权，还需要向帝国交税，有各种形式的封建义务。此外，与我们今天的常识偏差较大的一点是，城邦还不存在暴力机关，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在前几章中经常提到"教会"这个非常西方化的概念，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帝国的国王并不具有和中国皇帝一样绝对无上的权威，教皇与国王在司法权上是存在对抗性的。此外，国王的加冕、婚姻都需要获得教皇的承认，因此，在倡导政教分离的时期，"让上帝的归上帝营，皑撒的归皑撒"这一谚语才变得流行起来。
绝对主义君主国的典型是英格兰国的亨利八世及法国的路易十三、路易十四国王试图在自己所宣称的统治范围内建立起绝对权威的政治组织形式，通过征税、征兵等与人民直接建立关系，直接派出国王自己的法院、执法宫、军队、警察，以此对抗封建领主及教皇的权力3建立起自己作为国家主权者的权威。
那么现代国家究竟是怎么在城邦、教会、绝对主义君主国等多种政治组织形式中突出重围并一统天下的呢？查尔斯·蒂利有一个影响十分广泛的理论一一"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他的意思是：一方面，战争加速了主权国家的建立，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政治组织形态，在战争中具有更强的政治动员能力与对金钱、人力和生命的攫取能力，比如能够通过征税、征兵等方式攫取社会资源，以便更好地满足战争需要，打下更多胜仗。
现代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态又是怎样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呢？我们知道，欧洲主要国家在完成了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之后，向世界范围迅速扩张殖民，这带来了世界的国家化一一亚洲、非洲都纷纷被动或主动地实现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欧洲人还直接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建主自己的统治，也使这些地区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现代国家因其相较于其他政体有更强的动员能力和更广泛的代表性，在推行福利上有着更大的优势，这就形成了本章所讲的，与家族、宗教、金融市场并列的第四种防范风险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