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算我幸运“

早期岁月

技术分析师通常有三点相似之处：他们对不断改变的数字感兴趣；他们进行视觉思考；还有，他们比较喜欢猫而不太喜欢狗。

我第一次对股市感兴趣是在11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罗德岛的詹姆士城读小学。我对数字超级感兴趣。每次做完牙齿整形回家，我经常会在钮波特区的基德•皮博迪公司那里看股票价格打孔机。后来，我去了宾州大学，也常常在那里的唯一一处股票交易经纪人的办公室一一格林•埃里斯•安德森公司看股票价格打孔机。

1962年的股市大崩盘再度燃起了我对股市的兴趣。当时股市一片恐慌.充满戏剧性，同时又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股市是下午3点半收盘，不过有一天晚上，因为交易量太大股票价格打孔机一直打到8点才停下来。道琼斯指数从4月初的700多点跌到6月份的525点，那是前所未有的暴跌。

格林和埃里斯这两位经纪人老早以前就通过技术分析的方法预测到了大崩盘。这让我大开眼界，从此迷上了技术分析。

有一天，我在宾大图书馆查阅约瑟夫•格兰威尔写的书-——《股市战略时间安排一获取最大利润》。格兰威尔是早期非常出名的技术分析师，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还在负责发布股市通讯。我跟别人拼车回费城，坐在后座看那本书。那书让我停不下来，我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会儿就到家To于是我立刻开始绘图，追踪几个技术指标。我后来发现有不少股市分析师也是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被同一本书所吸引，喜欢上了技术分析。

宾州大学没有人教技术分析，所以，我在高年级的时候，算是自己给自己开设了自学课程。正好格林•埃里斯•安德森公司的一位分析师迪克•威廉姆斯是宾州大学的兼职教授，他给我提供了不少帮助。后来我又攻读了商业管理的学位，研究论文的题目是“关于股市预测专家使用的引导性经济指标与技术指标”。

我用一种叫FORTRAN的、现已过时的电脑语言，把一系列引导性的经济指标按照月份——不管是正数、负数还是零——一一输入。接着，我又输入一系列技术指标，并标注好它们是正数、负数还是零。后来，我使用宾州大学的老爷机——占据了整个商业管理学院底楼半个楼层的IBM7074型电脑，来计算股市之后将会如何表现。

结果呢？

技术指标引导股市。引导性的经济指标也引导股市，但仅仅是碰巧与股市状况吻合而已。所以我得出结论，如果想预测股市，必须使用技术指标，而不是使用引导性的经济指标。

这导致国立经济研究局做了高端研究，其结果显示，股市本身就是一个引导性的经济指标，并且，还是两大最佳引导性的经济指标之一（另一个是新屋开工率）。

之后发生的一切则都归功于宾州大学的教授——格林•埃里斯•安德森公司精明的经纪人迪克•威廉姆斯。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后来，我很荣幸能把自己的学位论文呈献给他，并写上：“致迪克•威廉姆斯一是你拉扯了树枝，拉弯了树干”。

我于1963年毕业，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一份当技术分析员的工作。但是当时华尔街没有几个人搞技术分析，并且有技术分析部的公司也不招人。

我只有一个希望。

我带着一封推荐信，是写给华生公司的技术部门的，华生是当时少数几家真正从事技术分析的公司之一。于是我想亲自把那封信和我的毕业论文呈给埃德蒙•塔贝尔——当时华生公司技术分析部的经理。当时埃德蒙不在，但他儿子东尼在。我带着推荐信和论文去了。东尼见了我，说道：“哦，论文啊！跟那些东西一起，放在那书橱上吧。”不过，那份工作我始终也没拿到。

东尼直到今天还说没那回事儿，但是，我发誓那真的发生过。不过，故事的结局还是很完美的：东尼后来成了我最重要的导师之一，我们直到今天还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在华尔街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在美林公司的研究部当实习生了。当时美林公司的技术部门太厉害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进去。当时的技术部门只有四个人，市场分析的头是鲍勃•法瑞尔（就是我在第3章提到的那位）。统计助理是年轻的阿齐•克罗夫，这位技术分析师兼算命师到今天为止还在负责发布股市通讯。

我永远对阿齐心存感激。因为是他让我获得了第一份技术分析的工作。

阿齐老是说他要辞职不干了。几乎每个星期，他来上班的时候都会发牢骚：“鲍勃，我要辞职不干了。”鲍勃则说：“没问题，阿齐。昨天有哪些特殊状况？”

有一个星期一早上，阿齐来上班，又说：“鲍勃，我要辞职不干了。”鲍勃说：“没问题，阿齐。昨天有哪些特殊状况-”阿齐说：“鲍勃，这次我是认真的。我就干到星期五。”

所以鲍勃•法瑞尔就只好在四天之内找到人，培训好以便可以上岗。

有几个资历比我深的人都盯着阿齐的工作，但他们都没有技术分析方面的背景，我是唯一可以在四天内培训好上岗的人。所以我就被选上在美林公司技术分析部给鲍勃•法瑞尔干事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在1964年4月转正，当上了技术分析员。

在美林公司技术分析部工作没我想象中那么风光。当时大家对技术部门还不太重视。

比方说，美林公司当时做过一个卡通广告，其中有一个就是恶搞技术分析员的。广告中描绘的是一个人坐在桌前，桌子上放着图表，还有散乱一桌的铅笔、尺子和打印计算器。字幕写着：“行了，查理，把那些图表收起来吧。”我一直认为，鲍勃•法瑞尔是在这条广告之后才把名字从查理•法瑞尔改成鲍勃•法瑞尔的。

我们的办公室很小，在电话转换机的附近。平时没几个人来我们这旮旯走动。

平时我们也没什么曝光的机会。

美林公司对外的正式态度是：不进行任何股市预测。当时美林公司在纽约证交所的交易量约为总量的10%。换句话说，如果股市总成交量是600万股，那么，美林公司的交易量应该是买进60万手，卖出60万手。美林公司不打算告诉自己半数的客户，他们的操作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不进行预测，技术分析部该干点什么呢？

美林公司有两台新闻热线机，一台是普通新闻（肯尼迪总统遇刺就从这台播出），另一台是只给经理听的。鲍勃•法瑞尔星期一和星期四会在这台机器上发布市场评论。有一句宣传语是这样讲的：“经理热线。不可转播、不可传播。”不过，应办公室的广泛要求，经理们听完之后肯定会转播，会传播。 

不过，美林公司并不算真正预测了股市。

我在美林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于是决定开始投身新的领域。

蔡志勇的曼哈顿基金

——沸腾年代

我当时在手绘纽约证交所的点数图，数据来自一家名叫摩根•罗杰斯•罗伯特斯的公司，离美林公司只有几个街区。每天下午下班前，我会走路去摩根公司拿价格变动的数据。如果摩根公司还没有准备好的话，我会在那里晃荡晃荡，跟主管艾克•阿米勒聊天。

1966年1月的一天，我跟艾克说我想换份工作。艾克说：“你听说过杰瑞吗？”

当然听说过（他就是后来的传奇人物蔡志勇）。蔡志勇因为经营富达资产基金而名声不错，那是当时沸腾年代的第一家基金，几个月前《新闻周刊》还写了一篇对他褒奖有加的报道。艾克对我说：“杰瑞想从波士顿转过来纽约，成立一个'曼哈顿基金'什么的。他昨天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什么技术分析员在找工作。”

所以我找蔡志勇去面试了。他每年付给我8100美元工资，在富达公司刚刚上市的时候我就在富达工作了。

蔡志勇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能筹到多少钱。我最初的估计是2500万美元。后来随着需求的扩大，变成1亿美元，接着涨到2亿美元。基金最终通过首发股票卖得2.7亿美元那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共同基金，突破了历史纪录。

当基金觉得筹不到1亿美元的时候，技术部门只是在鲍勃•爱德华兹的办公室里，用微型胶片记录纽约证交所所有股票的每日图表和每周图表的小部门。当需求扩大了，超过1亿美元的时候，技术部门也扩大了，我也转正了，我设立的曼哈顿基金的技术分析部门腾飞了。

1966年开始的股票绘图记录服务叫“每日基本股票趋势图表”。在拿到2.7亿美元投资款的第一天，出于某些技术原因，蔡志勇只能买两支股票：宝丽来和宾州铁路。第二天，他的投资量开始增加。他在记事本上记下所买的股票和想买下的股票数量。他可能想买进25000股，如果买到了，他就再买进25000股。交易日结束的时候，他可能买卖了25〜30只股票。

下班的时候，我会把蔡志勇的那个记事本和晚报带回家，根据股市的图表对趋势图表进行更新，第二天蔡志勇就能看到更新过的图表了（图24—1）。

当时曼哈顿基金及其技术部门都飞速扩大，近乎疯狂，投资资金不断涌入。

我们的办公室在第五大道680号。我们扩大规模的时候，开始不断扩张到上下楼层的办公室。有一家电话安装公司一名叫乔治的员工经常来我们公司，帮我们布新的电话线，电梯的通道或者其他能用的通道都用上了。一段时间过后，电话线零乱如麻，好像是一个电线炸弹刚爆炸过一样。

我们办公室的上一个租户是加拿大的矿业公司，叫贾福林。这么说吧，他们的声誉不太好。有一天晚上，乔治在天花板的吊顶那里查看线路，看哪里还有空间可以布电话线。他找到了一些老旧的矿产地图。

我当时就想，是不是贾福林公司要公布新发现之前，就爬上天花板的吊顶去把那份地图给找出来。

最后，这个大楼都容不下我们了，于是我们搬到帕克大街245号那个比较大的大楼，我们占了一整个楼层。

我们的技术，虽然用的是当时标准技术，但现在看却很原始。

我们有一台打孔机，连接一台传斯•卢克斯牌的显示器、一台科创牌的价格显示器，有可以上下翻转的数字板。图表是手绘的。此外，还有绘图纸、胶带纸、打字机、油印机等。

不过，我们后来订购了一台最先进的机子——约3英尺X3英尺的纸张装订机。生产厂家说，那是他们生产过的最大的装订机。后来我们才发现，那是全世界最大的。

对我们管理的投资组合里的每一只股票，我们都绘制一张单点的点数图、一张长线的点数图、每日点数图，还有一张每周点数图。四张图都会贴在两张对开的纸上。每张图有A4纸大小。所以，我们的投资组合本里剩余的空间不大，不过，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四张图表。

当时最先进的配置就是如此。

我们跟当时的传奇人物一一分析师爱德森•古德配合密切，他当时在亚瑟•维森博格公司就职，并担任我们的职业顾问。

有一次，我跟爱德森•古德的一个销售员一起喝酒。那位销售员说古德博学多才，什么都学。几杯下肚，他说，古德在研究火星卫星运行的轨道。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搞星相是被市场分析师嗤之以鼻的东西。如果你说什么火星卫星运行的轨道周期，那么，不管你在哪个会上说，你肯定将被赶出会场的。但是，如果你谈周期，说什么62.8天的周期，那大家都会起耳朵仔细听，好像你的话是圣人的金玉良言。这位当时最出名的分析师之一在学星相学，虽然他没有公开说过这件事。我想，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肯定不知道他们把第一个终身成就大奖颁给了一个搞星相的。

我们还根据古德的一个指标，追踪七大快速成长股，如宝丽来、巴勒斯还有施乐等。我们每小时都进行计算，把曲线画在道琼斯平均指数线的周围来进行比较。道琼斯指数用黑线，7大成长股用红线。我们发现，这七大股票的成长比股市快几个小时，也就是说，红线比黑线的动作早几个小时。

如果当时有期货买卖的话，我们在蔡氏公司可就赚翻了。但是，当时没有，所以我们也没赚翻。

那段时期在股市的工作真是让我激动不已。

1966年，熊市出现了。道琼斯指数从1000点跌到750点。但是，1967-1968年，又回到1000点，而且涨势迅猛。那段时期，投机心理比较严重，最后造就了“沸腾年代”。但是最好的沸腾年代经纪人是“蔡氏公司四剑客”，其中有三个人名字都叫福瑞，另外一个是蔡志勇本人。

“蔡氏公司四剑客”彻底改变了投资行为。在那之前，大家会买进股票，一直持有，希望有朝一日股票会涨。但是“四剑客”说：“我们的业绩要高过市场平均水平。”所以，他们更积极地交易，每日每周计算自己的交易成果。他们是第一个把交易成绩这把枪顶在经纪人头上的，大家都被“高过市场平均水平”的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

“蔡氏公司四剑客”带动了惊人的交易量。有一次，美国证交所的股票价格打孔机超时运作了37分钟。在1969年，交易必须在星期三停盘一天，让经纪人有时间来整理他们的书面文件。

当时股市波动很大，不过活跃的不只是股市。当时越战正打到一半。约翰逊总统退出了1968年的总统竞选。消灭种族差异的斗争也在继续。大批民众在华盛顿游行。马丁•路德•金遇刺。肯尼迪遇刺。1968年芝加哥民主大会召开期间，芝加哥警察在街上殴打学生。股市的“沸腾年代”也是当时的标志之一。那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疯狂投机时期，直到后来，科技股票崩盘前的投机才超过它的规模。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去见客户，都会拿着一书，约翰•布鲁克斯写的《沸腾年代》，我会说：“我不仅读过这本书，我还亲身经历过书里的时代。”我还翻到第147页，说书里还提到过我。

“我们什么图表都有。”前美林公司的分析师、信息中心公司的老板沃尔特•迪默说道。这位分析师对图表的重视，就好像园艺师对待自己种植的品种优良的天竺葵一样。“您可能只要某一年的图表，只要您需要，我们这儿就有。”

那本书岀版以后，每当有人在图表室里胡闹，鲍勃•法瑞尔就告诉我：“嘿，沃尔特，小心啊，他们又在瞎折腾你的天竺葵了。”

所以，在科技股崩盘之前，我都可以拿着书在人家面前炫耀，说：“真正的投机我是见过的啊，现在还不算呐！”

多年之后，直到科技股崩盘来临的时候，“沸腾年代”才相形见细。但那也是花了30年的时间积累的投机能量才做到的。可能还得花上30〜40年的时间才会有下一次的投机大崩盘，也许是在2030-2040年之间吧，我们会看到下一个疯狂的投机时代。这一点我敢保证。

在曼哈顿基金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电脑数据处理。东尼•塔贝尔在我的办公室里安装了一台共用电脑，我在上面可以查到他存在电脑服务器公司的数据。当时的连接速度只有110波特（不是百万波特，也不是千波特，而是单位波特）。东尼去年跟我吃午饭的时候说：“我们20世纪60年代就在玩云端数据分享了。”

蔡志勇最终以3000万美元把蔡氏公司卖给了CNA金融公司，那是芝加哥的一家大保险公司。我清楚地记得发布新闻那天的情形。那是纽约中央公园第一次在夜间禁止机动车通行。我和两个刚入行不久的同事骑着自行车穿过中央公园进行庆祝。当我们骑过静得有点诡异的公园时，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的船已经离港，自己却还停在码头上。我们没有公司的股票，也没有优先认股权。高层的经理的表现像土匪，而我们却像是旁观者。

于是蔡志勇在CNA做事，当兼并与收购专家。但他不是搞兼并与收购的料，做了几笔交易，差点把公司给搞破产了。为什么呢？如果你买一只股票，只要不喜欢了就可以抛出去。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一家公司，要抛出去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蔡志勇是大买大卖的交易快手。蔡氏公司久盛不衰的著名笑话就是：“你想让蔡志勇买股票吗？一不留神他会买回一座山那么多的股票。”

合并之后，蔡氏公司的士气迅速低落。我所有的朋友都开始离开公司。最终，在1968年，“沸腾年代”达到高潮的时候，蔡氏公司也走向了不归路。有太多的原因让我开始寻找新的领地。

普特南公司

在那个时候，技术分析非常非常吃香。有消息说普特南公司要招一个新技术分析员。普特南约见了5位求职者，我是其中之一，我也很快就知道了其他4位是什么人。

普特南公司对我们应聘职位的人进行了一大堆的测试，包括心理测试。照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测试违反了应聘者的宪法权利，而且是愚蠢至极的。

测试过后，其中一位应聘者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我觉得，他们准是认为我要么是有异性恋倾向的同性恋者，要么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异性恋者。而我自己一丁点儿都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是什么。”

反正那些测试让我大倒胃口。飞到波士顿做最后的应聘面试的时候，我都不想到普特南做事了，我提的条件也开始傲慢无理。

面试官哈哈大笑，向我保证说，测试只是故意用来激怒我的。然后我就被录取了。那面试官对我说，我的新上司是约翰•本内特，是鲍勃•法瑞尔的好朋友，我的推荐人不错.所以我就去普特南上班了（图24—2）。

我在蔡氏公司工作过，刚来普特南，觉得这里的做法很传统。当然，公司大了很多，也很规范。

投资部需要开早会。如果基金经理想买一只股票，他需要在早会上介绍一番；接着，分析师需要谈谈想法，我也需要发表一下意见。这样大家都心里有数了。如果要卖掉股票的话，基金经理也得在早会上获得授权才能售出，分析师又得谈谈见解。这跟蔡氏公司的独裁做法截然不同。那时有一次，鲍勃•爱德华兹在观察价格打孔机，他看到点东西，于是拿起电话问交易台：“好像有人要交易大量的贝勒斯股票。整理好了，我买进1万股。”

“说得没错，”交易台那边说，“确实有人要交易大量的贝勒斯，但你不能买，那都是蔡志勇要买的货。”

鲍勃很懊丧地撂下电话，心想：“怎么他知道的比我多？”

普特南每周还要召开投资部的会议，约翰•贝内特会谈谈经济形势，5〜10分钟；我也会讲讲市场技术分析的情况，也是5〜10分钟；债券部门的人也会讲债券市场的事情，又是5〜10分钟。最后，某个分析师再做个业界概述。

每个人都必须出席这个会议，我受益匪浅。即使那些不信技术分析的人也得听我说。每周我都有固定的听众需要听我演讲5~10分钟。

我的办公室在交易台的正对面，那个时候只有三个交易经纪人。现在情况可不同了，交易台有几十个人。不过，当时的普特南只有三个交易经纪人和三个助手。

有一天，我目睹了交易部的一个事件，它正好说明了真实的华尔街是怎样的。

流动型房屋股票在20世纪70年代是最热门的板块，普特南公司最热衷的公司是冠军房屋建造公司，股价从1970年最低时候的5美元，飞涨到1973年年中的100美元。接着，三下五除二，跌到20多美元。

那个时候，普特南的三个增长迅速的基金拥有许多流动型房屋股票，华尔街都知道。其中一个基金经理杰瑞•乔丹在1973年夏天的时候听说了一些关于冠军房屋建造公司的坏消息，决定抛售大量该公司的股票。杰瑞走进交易部，告诉交易经理法兰克•穆林发生了什么情况，要他能抛售多少就抛售多少。

当时的两家经纪公司——萨罗文兄弟公司和高德曼萨奇公司对诸如冠军房屋建造公司这样的投机股票非常小心谨慎，所以，法兰克立刻抓起电话，拨通了欧本海默公司的直线电话，打给威尔•维恩斯特。法兰克觉得，华尔街只有这样的•公司有胆量买进这么多的股票。

“冠军房屋建造公司有些不利消息，我有大量股票要卖。你能接受什么样的价格？”

杰瑞在他身后站着，手已经握成了拳头：“别告诉他这么多，弗兰克，他不会给你报好价钱的!”

弗兰克转过头，冷冷地看了杰瑞一眼。“我今后还用得着威尔。如果这次给他点好处，他会记着，以后也会给我报个好价钱的。所以我要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他会给我报最好的价钱的。今后我如果有需要，他也会帮我的。”

威尔的价格报了过来（我记得是18.75美分，比上个交易降了几个点）。经过几个来回，杰瑞和他的几个积极的经纪人不断让威尔报价，渐渐把所有的流动型房屋股票都出手了。真是可怕。冠军房屋建造公司的股票在1973年年中还高居26美元，1974年就跌到了2美元。

普特南公司的基金经理都很好，大多数时间都很好。他们的基本信念是：他们不会错，永远不会。如果他们错了，那一定是技术部或者交易部出的错。

所以我跟交易员达成协议，以便让我们都舒服一点——我们轮流当替罪羊。第一周，基金经理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交易部造成的。下一周，所有问题都是技术部造成的。

这样的安排总体上还行得通，但是基金经理得寸进尺。

有一位经理特别凶巴巴地跟我说，是我把什么东西搞错了。我承认，对，是我搞错了。正好那天上午，大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说：“沃尔特，你最近已经出了几次差错。如果你再这么干，我就扔一个基金给你自己去打理。”

那个基金经理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不过，他没沉默太久。

问题在于，股市是黑白分明的，是谁的问题一目了然。如果你花80美元买进一只股票，那是因为你估计它会涨到100美元，而不是跌到75美元，但事实上它就是跌到了75美元。所以，是谁搞错了，没什么好辩解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我在普特南公司的时候，也开始研究股市内部的分析。约翰•本内特1975年离开了普特南公司。他走之后，我开始关注所有能影响股市的东西。比如说，证券部就在大厅里，离我的办公室不远，所以，我就在我的办公室、大厅里的股价部、证券部，还有证券部的利息数据显示器之间来回走动。如今谁都知道要研究股市内部的分析。在普特南公司，我们1975年就开始这样做了。

普特南公司的行政管理水平是中下等的。他们不管钱（那可是普特南公司最该管的东西）只想管投资的过程。我离开普特南的时候，投资监察委员会全部由行政人员，而不是管理钱财的人组成。那就好比是让医院里的会计部门管理急救室的优先救治方法。

另外，我算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也树敌不少，包括大老板诺顿•利莫。此人是没几个人喜欢的。

1980年2月，我接受邀请上《华尔街每周通讯》电视节目当了特别嘉宾（图24-3）。

我上电视之后的那个星期一，在电梯里，一位同事对诺顿说：“沃尔特上星期五晚上表现得太好了，对吧？”

“我没看。”诺顿说道。

我在普特南公司最后一次出色的表现是1980年3月份的白银危机时期。

亨特兄弟公司把白银的价格推得老高，制造了泡沫。突然间，泡沫破裂，一周之内银价从每盎司50美元跌到5美元。白银股票崩盘把整个股市都往下拽。

我当时一直在说一个低谷就要到来，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说明它会到来。我每天都发布报告说这件事，说我们离一个重大的低谷越来越近了。

随着市场猛烈的下跌，基金经理都急迫地想买进。但是我还觉得此时入场为时过早。所以，我发了一个备忘录，说：“如果那个花腔女高音胖婆子还没出场，歌剧就还不算演完。”接着，股市越跌越低，越来越接近谷底。我又发了一个备忘录，说：“胖婆子已经在后台等候上场。”最后，“胖婆子开唱了。”

我没有算准最低谷到来的时间点，不过只差了一天半。但是，这已经非常理想了，因为大机构投资者需要在股市最弱的时候入场。

股市见底后的第一天，我刚到办公室，有人通知我：“诺顿要立刻见你。”这不是好兆头。我去了他的办公室，诺顿在生气，手里拿着前一天的交易总结.哆嗦得厉害。他说：“瞧瞧这些家伙昨天干了些什么？”

我立马决定，最好缩进自己的壳子里。所以我就说：“不知道，老大。”他又说：“你知道他们昨天买进了多少股票？”“不知道，老大。”他说：“他们昨天买进了80万股。”

那大约是纽约证交所10%的成交量，而且是在谷底买进的。诺顿叫道：“你知道这代表啥意思？这些人从没有像这样在谷底买进过。”

我的脑海里闪过两个念头。第一，他是投资部的总管，以前他的手下没有能力在谷底买进，说明他领导不得力，他感觉很没面子。第二，是我让交易经纪人信心满满，在最低价时买进。我心中暗想：“完了，我要被炒鱿鱼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普特南干了十年。基金经理都爱死我了，但是管理层觉得我不按牌理出牌。我总是唱反调，而且不玩弄手段，不搞政治游戏。而在普特南，搞政治游戏是必需的。所以，我决定单飞，并把时间定在了1980年7月。

当我在最后一次每周例会上做完发言，基金经理们全体起立为我鼓掌——可能我是唯一在离开的时候还能让基金经理全体起立鼓掌的人。虽然诺顿急着想结束例会，但是我还是对那次的结局拥有美好的回忆。

所以，1980年7月，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迪默技术分析公司。

普特南的基金经理们想聘请我当顾问——特别是那些顾问经理，他们都是管理千万美元私人账户的人。起初管理层不让（他们还在玩政治游戏），不过，突然间，几位主要行政人员离开了，包括诺顿。于是绿灯大开，基金经理和顾问经理们可以聘请我当顾问了。

很高兴告诉你，从1980年开始，我的职业生涯中再也没有政治游戏了。我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坚持去做。我只是坚守了大卫•克罗科特的座右铭：“坚信自己的正确选择，勇往直前。”我没有别的信条。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运气。

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

MTA是1972年由拉夫•阿坎波拉、约翰•布鲁克斯和约翰•古瑞利三个人成立的。他们每周一晚在华尔街的小酒吧里碰面。他们决定要成立一个技术分析师的专业机构。渐渐地，这样的协会成型了，当时叫做纽约市场分析师协会。

MTA的宗旨是让大家更广泛地接受技术分析师的工作。到目前为止，他们所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去除了早年间技术分析的神秘面纱。在那个时候，“私有指标”非常普遍，一旦有人发现了什么有用的东西，他们都会把它藏起来。这样做的坏处是，大家都不知道别人的“黑匣子”里有什么东西，也不能把他们的“私有指标”跟这些东西相结合。但是，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鼓励大家不要这样做。协会的做法使大家的专业程度都得到了提高，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别人在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MTA刚成立的时候是个百分之百的志愿者机构。起初的那些年头里，由波士顿三大技术分析公司——富达、惠灵顿和普特南——提供资金。普特南公司负责管理会员，富达的比尔•多安负责编辑出版每月通讯，惠灵顿的比尔•迪雅尼负责出版专业的季刊。大家都是志愿者，都依靠各自公司的支持。

我是第六届的会长。在我的任期内，协会被接纳成为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的一个有突出表现的分支。在那之前，如果我介绍说自己是市场技术分析师协会的，没人会理我。但现在，如果我说我们协会是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的一部分，我们的专业地位马上就会得到认可。在我的任期内，证券交易委员会提议要禁止收集出版会员公司的卖空数据，而这些数据是技术分析师们用得非常多的数据。于是，我以会长的名义给证券交易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请他们重新考虑这样的提议。当证券交易委员会了解到我们从属于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时，他们对我们的尊敬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

MTA经历了很长的发展道路，目前有4000名会员，还有非常成功的市场技术分析员特许教育课程。MTA网站www.mta.org有更多详细介绍。

还有一个职业分析师的专属协会，叫美国职业技术分析师协会（AAP-TA），是2004年成立的（我也是创始人之一）。AAPTA附属于国际技术分析师联盟，他们的网站WWW.aapta.com上也有很多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