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最快的游戏
知识——哼哼哼哼哼！金钱——哼哼哼哼哼！——权力！民主就是建立在这三者的循环基础上！
田纳西·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
1815年6月21日，星期三，晚上11点。伦敦战争办公室的巴瑟斯特（Bathurst）勋爵接待了一个非常疲惫不堪的客人。这个客人就是尊贵的亨利·珀西（Henry Percy）少校，他花了两天零18个小时从比利时赶到伦敦。珀西匆忙赶回，给英国政府带来重大消息：在滑铁卢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战争，拿破仑的军队失去了这场战争。
巴瑟斯特和珀西一起匆忙赶到财政大臣那里，他正焦急地等待战争胜负的消息。珀西还没来得及回答这系列问题， 就在椅子上睡着了，路上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但是这无关紧要：他的传送任务已经完成，第二天，珀西被晋升为中校。
强力买进
但是，在内阁大臣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前，在英格兰，有一个人已经得到消息。他稍稍有些发胖，蓝眼睛，红头发，操着浓重的德国口音。他的名字是内森·迈耶·罗斯蔡尔德（Nathan Mayer Rothschild）。
内森·罗斯蔡尔德在21岁时移民英国。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伦敦著名的金融家。除了作为极富才华的交易商和战略家，他还因为一个特点而知名：他的消息总是极为灵通。在6月20日，星期二，珀西抵达伦敦的前一天，罗斯蔡尔德在股票市场倾其全力买进，赚了一大笔。但是，他是如何比他们国家的战争机构还要早知道这个利好的消息的呢？
特殊的信件
我们实际上也不清楚他是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但是有两种可能的解释。
一种是他使用自己在过去几年建立起来的快信传递系统，这个系统因为速度快而知名。有一条消息说他的一个雇员，约翰罗沃斯，在这场伟大的战争开始前的整个晚上都呆在滑铁卢（Notes and Queries，1868）。 在6月18日晚上7点，也就是拿破仑的失败已经注定的时候，罗沃斯骑马冲向加来，冒着秦风雨，坐船横跨多佛海峡。罗斯蔡尔德的快信传递系统的高效运转可以解释罗沃斯的这种速度，罗沃斯的言论和现存的他给罗斯蔡尔德的信件也支持这种观点。这封信写于1815年7月27日，信中有下述内容：“怀特专员告诉我，由于提前得到滑铁卢胜利的消息，你干得很好。”
第二种解释是罗斯蔡尔德通过信鸽得到这条消息。众所周知，他经常使用信鸽早一点得到从欧洲大陆传来的消息。人们不清楚信鸽是从哪里出发的，但是，罗斯蔡尔德曾经花8750英镑在肯特郡买了一片庄园，有可能信鴿是在那里喂养的。利用信鸽，他很容易在星期二早晨就得到这条消息，远比战争办公室早。
罗斯蔡尔德的证券交易所的同行认为，通常信鸽是他的主要信件传递者。事实上，他的同行非常气愤，根据报纸报道，1836年他们在肯特郡海岸线放养了大量的雕和老鹰来捕食罗斯蔡尔德的从欧洲大陆飞回来的信鸽。但是，这并没有阻断罗斯蔡尔德的信息传递。同年7月28日，罗斯蔡尔德在法兰克福逝世的消息也是通过他自己的系统传递过来的：一位猎人在肯特郡射杀了一只筋疲力尽的信鸽，信鸽的腿上绑着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三个字：他去了。
罗斯蔡尔德的系统告诉我们信息的极端重要性，他的信息网络对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做出了主要贡献，因为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不过就是获得信息的能力，在他那个时代基础信息是一种稀缺商品。
新情况
今天，信息仍然很关键，但环境已经变了。现在的交易商们都装有在线信息系统，每天都可实时处理、散发成千上万的消息。通过电子系统，全世界的决策者们都装备了同一个人工大脑，覆盖地球表面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得到最新消息。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电话联络，通过电话，谣言和预感不停地横跨国界和不同组织互相传递。这时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获得信息的速度有多快，而是如何理解成场上传来的信息。正如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茨（Carl ron Clausewitz）在《战争论》中所指出的：
在实际战区之外的第一次侦察已经极端困难。但是，战场的骚乱和新信息不问断地传来使问题更加复杂。机会就存在于相互矛盾的信息之间，经过仔细评估和分析，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更严重的情况是，当一条信息不断支持、确认并且强化前一条时，使问题更加复杂，直到最后形成新的决定，这种决定很快就被证明是愚蠢的，所有的信息都在撒谎，引起错觉。大多数信息都是起误导作用的，是人类所害怕的谎言和假话的滋生地。
克劳斯维茨注意到，绝大多数未加过滤的信息都是错误的。但是，他最关心的是，坚持自己原来的主见是极端困难的。同样困难的还有，在新信息不断涌来，我们的神经被不确定性完全破坏的条件下，如何看清形势。克劳斯维茨写道：
平民百姓很容易受影响，当需要采取行动时通常很难做出决定。他们发现情况不同于他们的预期一尤其是在受到他人影响时更加如此。即使那些已经制定出计划的人，一旦看见出现新情况，也很快对自己以前的判断产生怀疑。坚定的自信是应付任何外界压力的最有效武器。
金融战场的真实情况让人想到一个古老的故事。有一个人准备与他人决斗，在决斗之前，他的助手担心地问他：
“你是个很好的射手吗?”
决斗士回答道：
“当然，我能在20步之外射中酒杯的脚。”
但是，助手又问道：
“很好，但是，如果酒杯中装了一把上了膛的枪，对准了你，你还能射中酒杯的脚吗?'
处理现实问题给我们的神经带来很大压力，我们很容易犯克劳斯维茨描述的以下错误：暴露在信息战中的前沿，我们突然相信情况不同于我们原来的预计。如果我们不习惯于处理信息，区分主次，那么，大量的无关紧要的信息和谣言将会很快破坏我们对实际情况的看法。
丛林中的马文
虽然大量繁杂的信息对克劳塞维茨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但是他还是强调间谍的重要性。纵然你有上千条信息，但有可能少了一条，而这条正是要命的。为了获取这条信息，必须使用间谍，金融市场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在经典名著《“亚当·史密斯”的金钱游戏》（1967）中，有一个这方面的很好的故事。
故事中的人物有以下几个：
（1）亚当史密斯、投机客、本书作者。
（2）格雷特·温菲尔德、作者的朋友、股票市场的短线股民。
（3）马文、破产的可可投机客。
（4）来自赫西公司(匿名的）的一位商人。
（5）一种可能感染，也可能不感染加纳可可树的虫子。
（6）一个非洲部落。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有一天，格雷特温菲尔德想到个好主意。他的一个密友告诉他加纳政府“确认”了他们的可可统计数据。统计数据预计收成很好，但这却是个坏消息。事实很明显：当人们发现可可收成不好时，可可价格将上涨。亚当，史密斯和温菲尔德以3%的保证金分别投资了5000美元和200 000美元购买可可（如果可可的价格上涨9%，他们的账面价值将乘以3倍；如果可可价格下跌3%，他们的本钱就将全部赔光），然后他们就等待价格上涨。
头两个星期很平淡地过去了，但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加纳爆发了革命。亚当·史密斯这下不知如何是好，那天夜里他打了好几个电话，试图确定这场革命意味着什么。他联系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问:“谁在台上？他们是亲可可派吗？"但是没有人知道答案，可可价格却从23美分涨到25美分，亚当·史密斯立刻买进更多的可可期货，形势很好。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场关于可可市场的主题报告，亚当史密斯当然要参加。报告人来自一家叫做赫西的可可公司，他说市场上有充足的可可，谁都可以买得到。第二大，可可期贷跌到22美分，这个人开始买进。亚当·史密斯想：“奇怪，如果市场上有充足的可可，他为什么买进呢？”或许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可可，因为可可又开始上涨，面且传来了另一个可可主产国尼日利亚发生暴乱的消息。“内战！”温菲尔德兴奋地跳起来，“内战！豪萨族人在屠杀伊伯族人。这正是我们期盼的！我不知道他们如何把可可收回来、你怎么看？”亚当·史密斯同意温菲尔德的观点，可可价格涨到27美分。
然而，尽管有错误的统计信息、革命和内战的影响，期货合约很快又开始下跌。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亚当.史密斯渐渐沉不住气了，但温菲尔德不愿意放弃。他说：“我们所需的只是一场暴雨，可可就将被虫了吃光。”因此，收获季节的虫子是他们的惟一希望。他们联系上马文一个破产的可可投机商，请马文当间谍，叫他去看看那里的虫害是否很严重。他们给马文购置了丛林专用的衣服、药品、指南针和冷藏鸡尾酒等东西。（当他还要求提供一杆射杀大象的猎枪时，他们敲定了最后的期限。）
马文的第一封电报说，雨量适当，当地旅馆里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年份。期货合约跌至24.5美分，亚当史密斯和温菲尔德显然对“旅馆里的人”的看法不满意。“马文，一定要租一辆车，到丛林中实地考察一番。”马文确实准备这样做。
后来再也没有马文的消息。汽车陷在泥里，马文在从林中绝望地跋涉，水蛭叮满了他的全身，最后他终于来到一个小村子。村民们扒下他的衣服，把他扔进一个热油锅里。与此同时，在美国，可可期货跌到20美分，这两个不幸的投机商卖掉他们的合约，损失惨重（但是马文却活了下来，那些热油是给他治伤的）。亚当·史密斯丧失了他的财富，决定退出市场，因为他无法得到有关的信息。
马文、格雷特·温菲尔德和可可合约的故事是关于信息价值的。公共信息或许有解释价值。但很少或根本没有新闻价值。靠盯住行情显示屏播放的财经新闻是不可能赚钱的，更不用说看电视了。市场能在瞬间就让那种消息大打折扣，很少有机会让你从中牟利。如果只有个别人掌握新闻，那种新闻才有交易价值（假设马文是惟一了解可可树上的虫子的情况的交易商），或者最多也只是部分参与者掌握。利用上市公司明确的、独有的新闻来交易牟利是非法的，但是有一些人专门在公共信息和内部信息之间打擦边球，这些人就是金融机构雇用的金融分析师。金融分析师可以直接接触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经常是数小时），他们有时间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就像丛林中的马文一样，可以亲自核查事实。这种情况下，他们能不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吗?
一种办法是看看扎克斯（Zacks）数据库的数据，扎克斯数据库是用来跟踪记录金融分析师的推荐信息的。1998 年，四位经济学家布拉德·巴伯（Brad Barber），鲁文·李海维（Renven Lehavy），莫林·麦克尼科尔斯（Mau-reen McNichols）和布雷特·特鲁曼（Brett Trueman）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投资者能够从股评家的话中获利吗?》）。这份报告分析了扎克斯数据库提供的信息，下面是他们所调查的范围：
●36万多个推荐......
●269家经纪机构.....
●4340位金融分析师.....
●时间跨度从1985年至1996年.....
因此该项研究非常详细综合，它表明分析师的推荐在这12年是有价值的。由他们推荐次数最多的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取得了极高的4.13%年收益率，与之相比，推荐次数最少的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年收益率竞然低至-4.91%。这个负导表明，绝大多数附加价值都要被手续费吃掉，因为你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以赶上每一次新的推荐。
难以置信的买进
然而，为了从分析师的推荐中获利，还必须掌握他们的系统性偏见。他们说的都是行话，比如下面这些：
●当分析师说“强力买进”时，他们说的是实话 他们真诚地希望你买进。
●简单的“买进”，隐含的另一方面的意思是，你或许应该考虑一下再买。或者不买。
●“持仓”或“观望”并不是说要你持仓或观望，其真正含义是卖出，或者至少也应该卖一部分。
●“卖出”或“减仓”当然是绝对的否定态度。
极度乐观主义者（用中伤人的话说，这些人是受雇于上市公司，用来讨好公司客户的）不仅出现在推荐名单上，而且也在预测名单上。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斯特凡·夏普在1999年写了一篇题为《股票价格、预期收益和通货膨胀》的文章，他在文中跟踪分析了从1979年到1996年共18年的分析师给出的收益预测平均值，然后把这些预测值和真实收益相比较。他的结论如下：
●每股收益年增长率预期值平均高于实际值9%。
●被调查的18年间，有16年的收益预测高于实际情况。
●分析师预期1980-1981年和1990 1991年平均有10%左右的收益增长，而实际上这几年是衰退期，收益是下降的。
极度乐观主义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与日俱增。我们考虑一下下面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资料来源：《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2001-04- 02】：
到2001年4月，瑞士信贷银行的分析师一共跟踪了全球范围的1328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在这1328只股票中，他们建议卖出11只（确实，是11只）。
更为令人惊异的是，在瑞士信贷银行发布卖出建议后，这11只股票平均上涨了11%，在大熊市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实际上是金融研究平均水平下滑的一个信号，从1996年开始，金融研究水平恶化，到了上个千年的最后一年，简直成为一场灾难。巴伯、李海维、麦克尼科尔斯和特鲁曼在他们2001年发表的一篇新研究报告（《股评家和亏损：重新评价分析师的股票推荐收益》）中指出：1997年，分析师推荐最多的股票平均低于大盘涨幅7.8%，1998年，低于大盘5.3%。到了1999年，情况终于有了改善，推荐的股票领先大盘8.4%。然而，到了2000年，他们推荐的股票却酿成巨大的灾难。这项研究最后总结出：
在那一年，推荐最少的股票在考虑了大盘的因素后平均有48.66%的年均收益。而那些推荐最多的股票，平均低于大盘31.20%，两者相差竟几乎高达80%。2000年的大多数月份，情况都是如此，无论大盘是上涨还是下跌，也无论所推荐的股票是否是高科技股票。
这种糟糕的研究情况是否会继续下去还有待观察，但是，至少有一点对于金融分析师来说确实是金玉良言，那就是调整他们的平均预期，大幅度减少他们的推荐。因为作为一个群体，金融分析师不太可能正确预测熊市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