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那些视而不见的错误

人脑有两套决策系统，缓慢的分析系统与迅速的直觉系统，尽管如此，在生活中，我们的多数决策还是被后者所主宰，金融决策亦不例外。既然人们90%的决断都依赖于直觉，那就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下直觉是如何工作的。请看琳达的例子。

琳达31岁，单身，聪敏，为人直率。她主修哲学。在学生时代，她热心关注社会公平，强烈反对社会歧视，同时，她还数次参加过反对核武器的示威游行。

下列描述哪一种更可能？

1. 琳达是位银行出纳员。

2. 琳达是位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与女权主义运动。

85%的答题者选择了第二个描述：琳达是位银行出纳员，并积极参与女权主义运动。但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说，琳达作为女权主义者只是她作为银行出纳员的子集，在所有的银行出纳员中，可能碰巧有些人是女权主义者。琳达是银行出纳员的可能性，要大于她同时是出纳员和女权主义者的可能性。因为“琳达是出纳员 ＂ 的描述没有把她是女权主义者的可能排除在外。

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心理推测测试，很有难度，甚至极具争议。原版的测 试题更加困难，为了隐藏测试的主要目的，问题中添加了许多迷惑选项。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听了正确答案的讲解后，仍然心存疑虑：“我明白正确答案的意思，但是脑中一直有个小矮人上蹄下跳，朝我喊道： 她不可能仅仅是位出纳员， 再读读题目吧！ ”

我认为，之所以琳达这道题颇有难度，是因为通常人们在评价一个人时，是凭借对这个人的短暂印象而直觉地做出判断。这也无可厚非。

小说家寥寥数语便能塑造一个人物，无须赘述人物的每个细节。歌手琳达· 朗丝黛 (Linda Ronstadt)唱道： ＂你不好， 你不好，宝贝，你不好。“ 我们不知道歌词里的宝贝是谁，更不知道他为什么 不好，但这不成问题。与其给我们赘述繁冗枯燥的细节， 还不如就这般简单明了，让人知道就行。

琳达测试题要求我们对琳达进行一番细致的评价，于是，我们必须动用分析思维，避免使用习惯的直觉判断。我们不习惯于运用缓慢的分析决策系统来评价人，这样做感觉很不熟悉，很不自然，容易使思维陷入混乱。我们承认正确的答案，却仍不忍放弃直觉给出的答案，即便它是错的。

琳达测试题最初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Amos Tversky)设计的。这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对直觉心理很感兴趣，尤其是对直觉如何处理统计信息并做出决策。他们对直觉判断及选择的研究最终让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2002年，卡尼曼在诺贝尔奖颁奖演讲时，做了一番回顾（特维斯基因患黑素瘤于1996年辞世，因此诺贝尔奖仅授予卡尼曼一人）。他讲道：

我们的第一篇合作论文以统计学专业研究人员为对象，研究他们统计判断的系统误差。结果发现，这些专家的直觉判断与他们烂熟于心的统计原理不符合。通过对我们自已以及同事的调查，我们发现，统计直觉与统计知识出现了顽固的差异，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实验研究了人们对数字与概率的思维偏见。与期待的相反，人们不会做出理性的决策。在复杂间题面前，我们通常依赖启发法（也被称为直 观推测法），或是经验法则。琳达测试题就涉及代表性启发法。琳达不大符合银行出纳员的标准形象，而更像是位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出纳员，所以，我们匆匆下了论断——一个从概率上讲是错误的论断。在需要快速做出抉择时，我们的判断总是受到启发法的支配。

卡尼曼与特维斯基最初发现了3种启发法，随后又将之细分成10种左右。他们为之起了醒目的名称，听起来非常学术化，比如，＂铀定” 、“代表性" 等。描定效应是指，我们将某些数值作为起始值，然后据此上下调整。例如，一位律师告诉陪审团，他的当事人应该得到1 000万美元的赔偿。结果，陪审团裁决赔偿一半的钱。在此过程中，陪审团将律师提议的赔偿金数目作为了一个 “铀＂ ，然后据此推断了最终裁决的数目，决定过程并没有任何理性 依据。此外，还有很多种普遍的偏见。心理学家不断发现新的偏见形式，论证各自的确切意义、具体表现，以及涉及的心理过程。

你可能感觉自已不会受制于这些偏见，也不会受到下一轮金融追风的影响，但请考虑一种情况：在听说飞机坠毁的新闻后，人人都会高估飞机失事 的风险。心理学将这一现象称做“可得性启发法＂：人们往往会依赖最先想到的经验和信息，并认定这些容易回想起的事件更常出现，并以此作为判断的依据。在房地产和信贷市场泡沫破裂之后，精明的投资者处处警惕新泡沫 的出现，华尔街的内部人士满怀信心地推测美国国债和美元蕴藏着新的泡沫。这些人也许认为自已超理性、够冷静，其实，他们完全受到了可得性启发法的摆布，变得对泡沫过度敏感，忽略了其他的金融风险。

如今，关于各种启发法的讨论广泛见诸于金融报端，尽管其名称很是拗兀人们似乎忘了，启发法的研究只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研究的一部分（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他们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是了解人们的直觉。

此项研究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是其出发点）是：专家与其他人一样，也容易犯同类的直觉错误。所以，当下一次再遇到某位投资专家对股市的未来走势品头论足，或是某位华尔街总裁找借口为现时情况开脱时，不要忘记这一点。

有些领域特别容易出现专家犯错的现象，放射学便是其中之一。放射学家在观察X光片时，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第一印象对病症进行判断，这被称为“格式塔法＂，它确实有效，但并非总是有效。

在一次检测格式塔诠释准确性的实验中，实验者将同样的X光片展示给不同的放射学家。有20%的概率放射学家会得出彼此不同的诊断。当实验者将同一张X光片先后两次呈现给同一位放射学家时（在放射学家不知情的情况下），10%的放射学家会做出前后不同的诊断。随后，该实验的实施者，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詹姆斯·玻辰(JamesPotchen)博士向这些放射学家展示了另一张X光片，这是一位失去左锁骨的病人的X光片。詹姆斯博士提醒放射学家注意观察严重的病症，但是没有提及锁骨的情况，结果，60%的放射学家根本没有发现锁骨有任何问题。

最有趣的发现是，当这些放射学家为自己评分时，他们竟然对自己的诊断深信不疑。他们对自己的临床技术与准确性很有把握，因此，不论他们的诊断错到什么程度，这些放射学家都始终坚信自已是正确的。

这个实验不是为了说明统计误差，而是为了证明人们过度自信的普遍特点。过度自信也是行为经济学中一贯的主题。很多总裁对并购信心百倍，可实际上，很多并购都以失败告终。在经济学中，过度自信通常是用于描述我们确信过去的趋势会延续到未来，比如，上涨的房价会继续上涨，下跌的房价会继续下跌。

除了启发法以外，像过度自信之类的人类倾向与人格特质是导致决策偏 差的又一原因。我们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常常鼠目寸光：为了短期的蝇头小利放弃长期的巨额回报。我们对得失的感受是最令人费解的：损失的痛苦要远 远大于获得的快乐，我们不会平等地看待得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甚至用数据来表现二者的关系：损失的痛苦两倍于收益的快乐。这个现实影响了我们 的行为，使我们费尽力气规避损失。

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将该思想加以整合，提出了 “前景理论” 。在他们看来，个体进行的决策实际上是对前景的选择，而所谓前景就是各种风险结果。据说，他们之所以用 “前景＂一词为这个理论命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个便于理解的好名字。事实证明， 前景理论的确成了经济学中颇具影响力的理论，它以许多有趣的特点为人所熟知。比如，我们难以忍受损失的痛苦，所以，即便已经处于劣势，但为了扭转败局，我们仍然愿意挺而走险。赌徒输得越是厉害就越想扳平，死活不肯接受损失的现实，以至千越陷越深， 难以自拔。反之，当我们处于优胜一方时，却不会急于冒同样的风险，见好就收不难做到。简而言之，我们对得失的反应是不对称的。前景理论对投资和赌博的诸多行为做出了解释， 这些行为与主流经济学的预测有很大出入。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赌博吗？

掷硬币，正面你嬴80 美元，反面输 20 美元。

多数人愿意接受这样的赌博。再看看下面这一种：

掷硬币前，你要先付20美元。正面你嬴100美元，反面的话，你不用再付钱。

几乎没人愿意接受这个赌博。

这个关于赌博的假设是谢恩·弗雷德里克(ShaneFrederick)提出的。他是耶鲁管理学院的老师，也是当代决策研究的先驱者。他把这个赌博的假设告诉我，然后问我怎么选择。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光是据量这种赌局就让我头疼不已，除此以外，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第一种赌局更吸引人。

两个赌局的输嬴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如果硬币正面朝上，你嬴80美元，反面朝上，输20美元。只不过在第二种赌局中，你必须先付20美元才能掷硬币，尽管如此，其输嬴结果和第一种赌局无异。

人们对这两种赌局做出了不同的反应，这让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同事内森·诺温斯基(NathanNovemsky)迷惑不解。他揣测道：

可能大多数人觉得，笫二种赌局存在失败两次的风险。你可能会先输掉支付的20美元，然后，又在掷硬币中败北。为失败而埋单，这是人们尤为反感的。

更让弗雷德里克想不通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拒绝如此合算的赌局。他认为，这是风险厌恶的病态心理在作祟，致使人们判断不利。弗雷德里克说道：“人们看待问题过于狭隘，他们把短期的结果看得过于重要了。”这项实验所揭示的狭隘思维方式，在经济决策领域屡见不鲜。我们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不同的描述方式能够诱导我们参加或是退出同样的赌局，这种现象被称为“框定效应＂。第二种赌局要求我们必须先付钱，所以，它被框定为更具风险的赌局。框定效应会左右我们的决策，即便选择的结果没有实质区别。

在另一个实验中，弗雷德里克询问被试者：“现在得到100美元，或是在6个月内得到150美元，你选哪一个？ 多数人选择现在得到 100 美元。随后，他改变了 框定 ”，询问被试者是愿意现在得 100 美元，还是在两个月后的特定一天（比方说，8月3日） 得到 150 美元。问法改变后，多数人都愿意晚一点得到钱。两个月 后的一个具体时间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影响了我们的选择。

弗雷德里克最新的研究方向，是探索我们为什么对直觉错误缺乏免疫力。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发现了多种启发法。但是， 当启发法给出明显错误 的答案时，我们为什么仍无动千衷？为什仍听信直觉？在需要冷静地分析判断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屈服于直觉判断？弗雷德里克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更容易犯听信直觉的错误，他将之归因为“ 智商"。

以下选项， 你倾向选哪一个？

• 100% 的概率荻得 500 美元。

• 15% 的概率荻得 100 万美元。

弗雷德里克调查了上千个人， 近 2/3 的人选择以 100% 的概率获得 500 美元。不论贫富、老少，大家几乎都愿意选择前者。弗雷德里克认为，做出这样选择的人简直就是 ＂脑子进水”了。他说：“后一个选择的期望价值比前者高出 300 倍之多。况且，就算你很贫穷，500 美元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弗雷德里克用此证据证明了赌博的选择与智商有很大的关系（与年龄、 财富的关系不大）。但他也表示，出现这个结果，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被数字弄混了头脑。当他把赔率细化出来，说明这是笔 500 美元对 15 万美元的赌博时，人们的最终选择仍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他认为，在衡最财富水平时，智商低的人脑子不大好使。他说：

选择 500 美元的人通常的想法是： "500 块钱不是笔小数目，而且这是 100% 可以获得的； 100 万美元也为数不少，但我很可能得不到。＂他们不会从长远考虑两种选项的差异，比如，500 美元从长期来看能有多大用，等等。这时，智商就显示出了它的作用。

同时，他也发现，即使在赔率远低于 15 万美元对 500 美元的情况下，智商高的人也更倾向于赌博。在智商越高的人身上， 前景理论所描述的得失反应越不明显。这些人不大容易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所说的直觉错误。

你可以辩解说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偏好。有人偏爱香草冰激凌，有人偏爱十拿九稳的赌博。智商不能解释一切行为，而且，弗雷德里克也承认他也不清楚智商到底在选择的差异上起了什么作用。但在这些赌博的实验中，智商高的人做出的选择确实与众不同（弗雷德里克认为他们的选 择要好于普通人）。正如弗雷德里克所说：＂我可能不会让爱因斯坦为我点餐 （这仅仅是个人喜好间题），但我却有可能请他帮我理财（喜好与智商的结合问题）。”

不过，给弗雷德里克教授提个醒：艾萨克·牛顿，他那个时期的“爱因斯坦＂，在南海泡沫中可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忧者不吝

偏见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影响我们的决策制定。但是，转瞬即逝的情绪也不可忽视，你的感觉（生气、 恐惧， 或是忧郁）同样影响着判断。情绪不同，做出的决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且，特定的情绪与特定的经济决策是相互联系的。生气的人更愿意承担风险，而悲伤的人认为自已难以应付金融风险；痛苦的人不会再吝啬，忧郁的人更愿意花钱。

这些发现来自千珍妮弗·勒纳(JenniferLerner)的研究。勒纳在哈佛大学情绪与决策实验室工作，主要研究情绪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她是此新兴领域的先驱者。她的研究多数是为了了解和预测特定情绪对特定消费决策产生的影响，这是决策研究的新领域，研究的角度也与 经济模型中假设的理性相反。这种研究的中心思想是，情绪会改变决策环境，影响决策制定情绪在经济决策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在一个实验中，勒纳首先想办法让被试者感到悲伤。于是 她向一组被试者播放了电影《秪犊情深》（乃eChamp)中小男孩的导师死去的那段催人泪下的情节。在另一个实验对照组中，为了保证被试者的情绪平和，她向这组被试者播放了国家地理关于大堡礁的一个专题片，整个影片中规中矩，没有跌岩起伏的情节。此外，勒纳还让看完影片的被试者写了一篇短文，她通过计算文中“我"、“自己”等词语出现的次数对被试者的“自我意识”进行了评估。

影片播放完后，勒纳拿出一个健身俱乐部里常见的新运动水壶，然后询问两组被试者愿意花多少钱购买。结果，心情悲伤的一组被试者的平均出价是2.56美元，比另一组被试者高出 56美分。人在悲伤时，自我意识增强，于是更容易多花钱。

有趣的是，悲伤的那组被试者声称他们的消费决策没有受到之前观看的电影片段的影响。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仍然处于悲伤的气氛中，同样，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出价比另一组更高。

为什么悲伤的、自我关注的入会愿意多花钱呢？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进入了一种潜意识的情绪修复状态。然而，勒纳和其他人共同撰写的研究报告 《忧者不吝》(MisergIs not Miserly)中提到：＂悲伤、自我关注的人比其他人更愿意多消费的原因是，他们在追求自我价值的提升。”由于陷入悲伤， 他们轻视自身以及自已拥有的一切；与被貌视的自身相比，任何东西都更具价值，而购得这些东西，就能提高他们的自身价值。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应该是理性的，不会受到潜意识或情绪的影响。所以，不论消费行为变化的内在原因究竟是什么，单是消费行为变化这个事实就已经让传统经济学家感到很不可思议了。

勒纳的研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当天曼哈顿会出现疯狂购物的场面。那天，麦迪逊大道沿街昂贵的流行服装店人满为患，如此红火的购物情景实属罕见。有可能是银行家的妻子试图赶在丈夫的薪酬被削减前最后一次疯狂抢购，也有可能是她们情绪低落，所以靠购物的方式找回自尊。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惰性

惰性应该算是制约我们生活的最普遍的偏见。牛顿第一定律指出，物体不受外力作用时的运动状态，要么是静止不动，要么是做匀速直线运动。这个物理定义用来形容人的行为再合适不过了，比如，我们身子一扎进沙发，就懒得再动弹了，连起身走到电视面前换个频道的力气也没有了。在我们的投资决策中，也处处体现出了惰性。关于惰性， 有一个经典的例子。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行为科学家奚恺元(Christopher Hsee) 问他的学生： ＂如果你持有的股票在过去3个月里亏损了50%, 你会出售它吗？“ 多数学生表示不愿意出售。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奚恺元接着说：＂假设一只小猫跳到了电脑键盘上，爪子恰好按到了回车键，把这些股票给出售了。你们会怎么办？会把这些你们不愿出售的股票再买回来吗？ ”结果，几乎没人愿意再买回这些股票。即便是一只猫做出的投资决策，我们也不 愿改变，惰性的威力可见一斑。

行为经济学的历史

传统经济学很少涉及此类心理分析，它的观点是，市场上的个人是理性的，信息的获取是均等的。由此，经济学家认为，市场自身能够顺利发展，不需要太多的引导和监管。经济学家利用如此简单化的假设建立起复杂得令人望而生畏的数学模型（此外，他们还沉溺于“物理羡妒＂ 的心理幻想，希望社会科学能有物理学那样坚实的数学基础），但是，如果他们的假设是有漏洞的，那么，由此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型也不会在现实世界里发挥有效作用。传统经济学开始变得像一座空城，面对投资者和市场的行为不知所措。

传统经济学也曾与行为主义思想擦出过火花。

凯恩斯曾在其芳作中提到了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 一种造成经济波动的非理性心理现象。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之父，哈里· 马科维茨，发现了人们对损失与收益的不对称反应。赫伯特·西蒙 (Herbent Simon) 提出了 有限理性＂ 的理论，指出即便是理性的人在做决策时也会受到时间与信息的限制。

但是，这些理论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对投资者理性的假设，更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没有正式建立起关于行为的研究（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圆满地解决）。

曾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合作过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关于决策心理的思想融合到经济学中，促使了行为经济学的诞生。行为经济学的诞生非一人之功。

笫一代行为经济学家除了塞勒外，还包括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 希勒 (Robert Shiller) 、塞勒的学生沃纳·德·邦特 (Werner De Bondt) 、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 (Paul Slovic), 以及圣塔克拉克大学的赫什·舍夫林与迈尔·斯塔特曼的工作组。随后，笫二代、笫三代行为经济学家竞相涌现，为大众所熟知，本书对这些人也多有提及。行为经济学已经成为主流，虽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对此进行研究，但是，主要的经济学家都非常熟悉该领域的文献和结论。

今天，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已被人们广为接受，但是，它在诞生初期却遭 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严厉批评。其争论结果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会影响当今人们看待经济过程、经济繁荣与衰败以及泡沫与崩溃的方式。

从一开始很多人就非常关注二者的争论。迈尔·斯塔特曼回忆起他在1981年给洛克希德公司 (Lockheed) 的高管介绍前景理论时的情景：＂我谈 论了人们不愿面对损失的现实，以及这与股票出售的联系。同样，这还与是否终止正在亏损的公司项目有莫大的关系。一且项目开始运行，无论盈亏它都可能终生运行下去，因为公司不愿将其终止。”

斯塔特曼以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LlOll飞机为例，指出这 是压在公司肩上的一大包袱：装有三个发动机的L1011飞机竟争不过波音飞机。尽管L1011飞机在商业上是失败的，但正如前景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它成了洛克希德公司的鸡肋，公司不 愿放弃这种飞机的生产。

第二天乘飞机回家，斯塔特曼在机场报刊亭前停下了脚步，他看到报纸商业版的头条消息是洛克希德公司决定终止L1011飞机的生产。这里，更有趣的是股市的反应，洛克希德公司的股价大幅揪升。

以大学生为实验对象在教室里发展兴起的行为经济学，给现实世界上了生动的一课。

接下来的几章，我们将探讨行为经济学在金融以外的实际应用，尤其是在赌博和运动策略行为中的运用。这其实与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脉相承的，初期的行为经济学，就是以这些领域为对象，研究人们的投资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