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不变性的不足之处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我们自己是理性的，即使在紧要关头，我们也能冷静地运用概率法则，有计划地选择我们所面临的事物。我们愿意相信自己在技能、智慧、远见、经验、精练以及领导方面高于常人。谁会承认自己是不称职的司机、失败的辩手、愚蠢的投资者或是穿着品位很差的人呢？

但是这种想象有多大现实意义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超越平均水平。而且我们绝大多数的重要决策都是在复杂、混乱、模糊不清或是惊恐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根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求助于概率法则。生活不是球类赌博。它经常处于肯尼斯·阿罗所描述的模糊状态中。

但是大多数人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他们不会不假思索地去冒险，也不会遇到紧急情况就躲到柜子中。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证据表明我们是根据内在的结构来制定决策的，这种结构使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能够有预见性地、系统化地行事。问题的关键是，在现实中我们做出决定，而这个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伯努利、杰文斯和冯纽曼的理性决策模型？心理学家们已经开创了一个产业来研究偏离的原因和本质。

古典理论的理性模型——博弈论和马科维茨的大多数概念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详细说明了人们在面对风险时应如何制定决策以及如果人们如规定的那样行事，那么世界将变成何种模样。然而，大量的研究和实验表明偏离模型的情况经常出现，比我们承认的要多得多。在下面的例子中你自己会发现这一点。

有关人们是如何管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最有影响的研究是由两位以色列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进行的。虽然他们两位现在都居住在美国——一位住在普林斯顿，另一位住在斯坦福——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都在以色列军方服役。卡内曼开发了一种心理筛选系统，并用它来评估以色列军队的新兵，这套系统现在仍被使用。特沃斯基是一名伞兵部队的上校并且因为英勇而受到过嘉奖。他们两人合作了近30年，并且在金融和投资领域拥有大量热情的追随者，他们中既有学者也有投资者，因为在那些领域中，不确定性影响每一个决策。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将他们的理论称为前景理论。在阅读过该理论并且亲自和卡内曼、特沃斯基讨论之后，我开始疑惑为什么这个理论的名字和主题内容没有任何关联。我曾经问卡内曼这个名字出自何处。他说，“我们只想取一个让人们能够注意并记住的名字。”

他们的合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时他们都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年轻教授。在他们一次早期的会晤中，卡内曼为特沃斯基讲述了他在对飞行讲师进行心理培训时的经历。在讲述鸽子行为研究时，他试图说明与惩罚相比，奖励是更有效的教学工具。突然他的一名学生喊道，“尊敬的教授，您所讲的东西可能对鸟类是有效的……但是它与我的经验相冲突。”这名学生解释道，他所表扬的学员总是在下一次飞行中做得很糟糕，但是被他批评的学员往往会有所进步。

卡内曼意识到这种情形正是弗朗西斯·高尔顿曾经预计到的。这就如同大个豌豆繁衍出小个豌豆，或是小个豌豆繁衍出大个豌豆那样，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发展不会永远变得更好，也不会永远变得更差。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时而进步时而退步，反复不定，最终会回归到我们平均表现的水平上。飞行学员的下一次跳伞水平可能与上一次跳伞的表现是否得到他人称赞毫无关系。

卡内曼向特沃斯基指出，“一旦你对这个问题敏感起来，那么你会发现回归均值现象无处不在。”无论你的孩子是否按照要求去做，无论某个篮球运动员今晚的表现是否得心应手，无论投资经理本季度的业绩是否下滑，他们未来的表现极可能会回归到其平均水平上，而与他们过去的表现是否受到惩罚和奖赏无关。

不久，这两个人推测到，忽视回归均值的现象并不是人们根据过去的事实来预测未来情况时所犯下的唯一错误。他们开展了一系列聪明的实验，旨在揭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的结果时，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他们两人的合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前景理论所发现的行为模式是理性决策理论支持者们没有意识到的。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将这些行为模式归因于人类的两种缺点：第一，冲动经常破坏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是理性决策的基础；第二，人们经常无法完全理解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所经历的是心理学家们所说的认知困难。

我们所说困难的核心问题在于抽样选择上。正如莱布尼茨提醒雅各布·伯努利时所说的，大自然极为多变，极为复杂，我们没有时间对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进行有效的归纳。我们使用的捷径会引导我们产生错误的认识，或者我们将少量的样本作为大量样本的代表。

因此，我们倾向于使用更加主观的测量方法：在制定决策时，我们更多使用的是凯恩斯的“信心度”而不是帕斯卡的三角形和内在的法则，即使我们认为我们正在使用测量的手段。比如700万人口和一头大象的例子！

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做选择时表现出的是风险厌恶类型；而在另一种情形下，我们的选择表现出的是风险追随类型。我们总是倾向于忽视问题中的普通成分，而孤立地强调某个部分——这也是马科维茨建立证券投资组合的理论在很长时间后才被接受的原因之一。我们很难认知信息在何等程度上是足够的，在何等程度上是过多的。我们过度重视小概率但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而忽视经常发生的事件。即使成本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对财富的影响程度是相同的，我们也会区别地对待他们。对于如何管理我们的风险，我们是从纯理性决策的角度出发，但是最后我们又会祈求好运的帮忙。结果，我们忽视了回归均值现象，在位置上停留的时间太久，最终陷入了困境。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用下面的例子来展示直觉是如何误导我们的。请问字母K在英文单词中是在第一个字母位置出现得多还是在第三个字母位置出现的多？你可能会回答在第一个字母位置出现的次数多。实际上，字母K在第三个字母位置出现的次数比出现在字首的次数多一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因为我们更容易想起以字母K开头的单词，而不是K在其他位置的单词。

前景理论最重要的发现是我们有关收益的决策和有关亏损的决策是不对称的。这也是十分有用的发现。

当涉及的金额很大时，绝大多数人不愿意进行公平赌博，他们更喜欢固定的收益——例如人们更愿意获得100 000美元的固定收益而不去进行50%的概率得到200 000美元，5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的赌博。换句话说，我们是风险厌恶者。

但是涉及损失时，情况会怎样呢？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的第一篇有关前景理论的论文发表于1979年，它描述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表明我们对亏损结果的选择和对盈利结果的选择是相同的。在一次实验中，他们首先要求实验对象对下述情况做出选择：一种是80%的几率会得到4 000美元，20%的几率什么也得不到；另一种是100%会得到3 000美元。尽管高风险的选择有着更高的数学期望值（3 200美元），但是80%的实验对象选择了3 000美元的固定收益。就像是伯努利所预测的那样，这些人是风险厌恶者。

接下来，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提供了另外的情况供研究对象选择：一种是80%的几率输掉4 000美元，20%的几率不输不赢；另一种是100%会输掉3 000美元。这时，92%的研究对象会选择赌一把，即使赌博损失的数学预期值为3 200美元高于固定损失3 000美元的预期值。当面临的选择涉及亏损时，我们是风险追随者，不再是风险厌恶者了。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以及他们的许多同事在大量不同的实验中都发现了这种不对称现象。例如在后面的研究中，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假设一种罕见的疾病在某个社区爆发了，并且估计会有600人因此丧命。现在有两个不同的方案来解救这场危机。如果采纳方案A，那么会有200人获救；如果采纳方案B，那么有33%的概率所有人都会获救，而有67%的概率所有人都会死亡。

你会选择哪个方案呢？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的话，那么理性人会选择肯定会救活200人的方案A，而不选择方案B去赌一把，尽管该方案的数学预期值和方案A的相同，但是它涉及了67%的人无法被救活的风险。在这个实验中，72%的实验对象选择了代表风险厌恶型的A方案。

现在我们把相同的问题用不同方法表述。如果采纳方案C，600人中会有400人死去；而采纳方案D，33%的概率没有人会死亡，67%的概率600人都会死去。请注意，这里将前两个方案中的200人获救替代为400人死亡，将33%的概率所有人都获救替代为33%的概率没有人会死亡。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记录道，78%的实验对象成为风险追随者，他们选择赌上一把；他们无法容忍400人肯定会死去的前景。

虽然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并不符合理性行为的假设。虽然提问的方式不同，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相同的。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在释义这些实验所提供的证据时指出，人们并不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十分愿意赌上一把。但是如果他们不是风险厌恶者，那他们是什么呢？特沃斯基写道，“主要的动力是对损失的厌恶，人们并不是特别憎恨不确定性，他们憎恨的是损失。”损失总是比收益更加显眼。事实上，无法弥补的损失——例如失去孩子或是大额保险金得不到赔付——很可能引发剧烈的、非理性的、持久的风险厌恶。

特沃斯基为这种奇怪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推测：

可能人类快乐体系中最重要、最普遍的特征是人们对于负面的刺激更加敏感……想一下你今天感觉怎样，然后试着想象一下你觉得怎样能有更好的感觉……可能仅有几件事能够使你有更好的感觉，但是使你感觉很糟糕的事情就不计其数了。

从这个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伯努利有关“任何少量增加的财富带来的效用同已拥有的财产总量成反比”的观点是错误的。伯努利认为已拥有的财富水平决定了收益的风险机会的价值。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发现风险机会的价值更多地依靠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所出现的参考点，而不是依靠最终的资产价值。并不是你的富有程度促成了你的决策，而是这个决策能使你更加富有或更加贫穷。因此，特沃斯基警告说，“参考点的变化能够操控我们的偏好。”

他引用了一项调查，在这个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就两种政策进行选择：一种是高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另一种是低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如果这个问题规定的失业率是10%或5%，那么被调查者更愿意接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从而降低失业率。当规定的就业率为90%或95%时，那么低通货膨胀率又显得比增加5%的就业率更为重要了。

理查德·泰勒曾经描述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用初始的财富来说明特沃斯基的警告。泰勒假设有一班学生，他们已经赢得了30美元，他们现在有如下选择：一种是抛硬币，正面朝上时赢9美元，背面朝上时输9美元；另一种选择是不去抛硬币，不赢也不输。70%的学生选择了抛硬币。泰勒为下一个班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初始财富为0，如果赌抛硬币的话，正面朝上赢39美元，背面朝上赢21美元；不赌抛硬币的话，会得到固定的30美元。这时仅有43%的学生选择抛硬币。

泰勒将这种结果称为“货币覆盖”（house money）效应。虽然提供给两个班的收益选择是相同的——不考虑起始财富的数目，他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两种情况之一：一种是有可能是39美元，也有可能是21美元；另一种是一定会得到30美元——有起始资金的人会选择赌博，而没有起始资金的人就不会选择赌博。按照伯努利的预测，学生们的决策是由39美元、30美元或是21美元决定的，然而学生们的决策是基于参考点来制定的，这个参考点在第一个班的实验中是30美元，而在第二个班的实验中是0美元。

经济学家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对行为科学很感兴趣，他对这些论题的变化做了记录。虽然伯努利使用了“少量财富的增加”这个短语，但是他暗示他的论述与财富增加的数量无关。米勒引用了各种各样的心理研究，这些研究表明收益的大小决定了人们的反应。偶然性的巨大收益似乎能够较长时间地吸引投资者和赌徒们的兴趣，而持续的低收益则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反应对于那些将投资看做是游戏，或是没有进行多元化投资的投资者来说是最为典型的；多元化投资是很乏味的。见多识广的投资者会将投资多元化，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投资是一种娱乐形式。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用“不变性的缺陷”（failure of invariance）这个短语来描述：相同问题以不同形式出现时，人们的选择是前后矛盾的（不一定不正确）。不变性指的是：如果A强于B，而B又强于C，那么理性的人会认为A强于C；这个特征是冯纽曼和莫根施特恩效用方法的核心。拿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在第一种表述中，肯定有200人会获救的方案是理性选择的话，那么在第二种表述中，理性的选择仍然还是这个方案。

但是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不变性的缺陷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十分牢固。在经验丰富的老手和初出茅庐的新手中，这种现象同样普遍……当研究对象看到他们自相矛盾的答案时，他们也困惑不解。即使再答一遍这个问题，他们在“获救”这个版本中，仍然变现为风险厌恶者，而在“丧命”这个版本中，表现为风险追随者；他们也希望对这两种版本的同一问题给出一致的答案……

这些结果的寓意令人心神不宁。不变性从标准上讲是必要的，从直觉上讲是强制的，从心理上讲是不可行的。

不变性的缺陷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情况要广泛得多。广告中某种表达方式可能说服人们不顾其负面的结果而去购买某种产品，如果用另一种方式，可能会劝说人们不要购买某种产品。如果相同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那么公众民意测验经常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结果。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描述了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医生们会担心他们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会影响到面临生死抉择的病人。治疗肺癌有两种选择：放射性疗法和外科手术疗法。医院的医学数据表明，没有病人死于放射性疗法，但是他们平均存活的寿命要比在外科手术中存活病人的寿命短。总体来说，平均寿命的不同不足以清楚地表明哪种治疗方式更好些。如果根据治疗中的死亡风险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超过40%的人会选择放射疗法。而如果根据平均寿命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仅有约20%的人选择放射性疗法。

“不变性缺陷”的众所周知的表现形式体现在一个华尔街古老的格言中，“盈利永远不会使你变穷。”其次削减损失也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投资者憎恨损失，因为除了纳税外，损失意味着承认错误。厌恶损失和自负导致投资者进行赌博，他们坚持他们的错误，并且盲目地希望某一天市场能够证实他们的判断并且能够收回全部损失。冯纽曼对此并不赞成。

“不变性的缺陷”常见的、众所周知的形式被称为“心智会计”（mental accounting），这是一个将要素从整体中分割出来的过程。在分割的过程中，我们没能意识到影响单个要素的决策也会影响到整体结果。“心智会计”就好像是只着眼于油炸饼圈的圆孔，而不是整个饼圈。所以“心智会计”会导致人们对相同的问题给出自相矛盾的答案。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要求你去设想你正在去百老汇看戏的路上，你花40美元买的门票。当你到达剧院的时候，你发现票丢了。你会再花40美元买另一张票吗？

现在假设你打算在到达剧院时才买票。当你来到售票处时，你发现你口袋中的钱比你离开家时所想象的钱数少了40美元。这时你还愿意买票吗？

在这两种情况中，不管你是丢了票还是丢了40美元，如果你决定看演出的话，你总共要花费80美元。如果你决定放弃观看演出而回家的话，那么你的花费仅为40美元。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大多数人不愿意再花上40美元去补上丢失的票，但是大多数人却愿意在丢失了40美元的情况下，再花40美元买张票。

这是一个“不变性缺陷”的清晰例子。如果80美元比你想在看演出上花费的费用高时，那么你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不会再买票了。如果相反，你愿意花80美元去看演出，那么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你都会再买票。除了记账方法外，成本和损失是没有区别的。

前景理论认为对这些选择的不同反应来自两个独立的“心智会计”，一个是去看演出，另一个是将40美元挪作他用——比如说是下个月的午餐。当你买票时，代表剧院的账户上就会被扣掉40美元，账户的金额就被消耗。如果丢失的40美元是要用做下个月午餐的花费，那么它和剧院账户没有关系，并且在未来也不会出现。因此，剧院账户上仍然有40美元可以消费。

泰勒讲述了一个在真实生活中有关“心智会计”的有趣案例。一个金融学的教授知道一种聪明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帮他处理较小的不幸事件。年初的时候，这个教授计划为他喜爱的一个慈善机构进行慷慨的捐助。在这一年中，任何麻烦事情的花费——超速罚单、重购损失的财产、贫穷亲戚的突然到访——都从捐赠账户上支取。这个体系使得损失不会给这个教授带来多少痛苦，因为捐赠资金支付了这些损失。这个捐赠账户中剩余的资金将用于慈善机构的捐赠。泰勒将他的这个教授朋友命名为世界上第一个“注册心智会计师”（certified mental accountant）。

在和一位杂志记者会晤时，卡内曼承认他自己遵从心智会计现象。在和特沃斯基的研究中，他发现在发生较大损失后，如果接着又发生了较小的损失，那么这个较小损失带来的痛苦比仅仅发生了较小的损失所带来的痛苦要小得多：例如在丢失了100美元后，又丢失了100美元，那么丢失第二个100美元所带来的痛苦比在另一个独立的场合中仅丢失100美元所带来的痛苦小。卡内曼在搬新家时也记着这个概念，他和夫人在买房后一周内购买了所有家具。如果他们单独考虑买家具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因为费用而犹豫不决，最终会少买些家具。

我们总是认为信息是理性决策所必需的要素，并且认为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越能够更好地管理我们所面对的风险。但是心理学家们指出，如果信息过多，就会阻碍和歪曲决策，从而导致不变性的缺陷，并且给予当权者机会来操纵人们所愿承担的风险。

David Redelmeier和Eldar Shafir是两位医学研究者，他们在《美国医药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这项报告是有关医生在可能的治疗方案数目增加时，会做出何种反应的。任何医疗上的决策都是有风险的——没有人确切知道其结果会是什么。在Redelmeier和Shafir的每次实验中，如果引进额外的治疗方案，那么医生们选择原有治疗方案或是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可能性在增大。

在一项实验中，700名医生被要求为一位67岁的老人进行诊治，这位老人的右股长期疼痛。这些医生可以有两个选择：一种是使用某种已知的药物；另一种是使用外科整形术但不能使用任何新药。这时大约半数的医生反对使用药物。现在增加一种药物的选择，将可选择的治疗方案从两种增为三种时，3/4的医生会反对使用药物疗法而支持外科整形术。

特沃斯基认为，“概率的判断和事件本身无关，而是和事件的描述相关……某个事件已被判断的概率取决于对这个事件描述的清晰性。”为了能恰当地说明这一点，他描述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120名斯坦福的研究生被要求评估各种可能死亡原因发生的可能性。每个研究生要评估两组死因中的一组；第一组列举了死亡的具体原因，第二组按照类别为死因分类，例如“自然死亡”。

表16-1显示了实验中某些死因发生的估计概率：

这些学生大大地高估了由于暴力原因死亡的概率，而低估了自然死亡的概率。但是表16-1突出地显示了一种现象：每种死亡原因发生的估计概率值比由于自然或非自然原因发生死亡的概率值要高一些。

在Redelmeier和特沃斯基描述的另一个医学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两组医生被要求为一位患有严重腹痛的妇女进行诊治。在得到这位妇女病症的详细描述后，第一组医生被要求诊断该妇女患有子宫外孕、肠胃炎或“并非前述疾病”的可能性。提供给第二组医生的诊断选择除了提供给第一组医生的3种选择（子宫外孕、肠胃炎或“并非前两种疾病”）外，另外又增加了3种选择。

这个实验的有趣特征是第二组医生如何处理“并非前述疾病”这个诊断选择。假设两组医生的平均医疗能力基本相同，我们可以认为提供给第一组医生的“并非前述疾病”的这个选项包括了额外提供给第二组医生的3种选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第二组医生选择额外增加的3种选项和“并非前述疾病”这个选项的可能性是第一组医生选择“并非前述疾病”这个选项的可能性的50%。

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第二组医生选择额外增加的3种选项和“并非前述疾病”这个选项的概率值为69%，而选择子宫外孕、肠胃炎这两个诊断选项的概率仅为31%；而第一组医生选择这两个选项的概率值为50%。很显然，选择的可能性越多，选择“并非前述疾病”这个选项的概率越高。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就是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那个埃尔斯伯格）曾在1961年发表过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定义了一种他称为“模糊规避”（ambiguity aversion）的现象。模糊规避指的是人们在承担风险时更愿意基于已知的概率而不是未知的概率。换句话说，信息很重要。例如，埃尔斯伯格为几组人提供了赌博的机会，让他们根据从两个缸中抓出的红球或黑球来下注。每个缸中有100个球。第一个缸中的红球和黑球各50个；而第二个缸中每种颜色球的数量不详。概率理论显示，第二个缸中的球也是每种50个，因为那里的球不会存在其他的分布形式。但是绝大多数的实验者都选择对第一个缸中的球进行下注。

特沃斯基和另一个同事克雷格·福克斯（Craig Fox）对“模糊规避”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他们发现“模糊规避”涉及的情况比埃尔斯伯格所认为的复杂得多。他们设计了一系列实验，用来发现人们是否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更加偏爱清晰度很高的可能性，还是仅在机会赌博中有这种偏好。

答案清晰明确：人们只有在认为自己有能力或是知识渊博的情况下才会对模糊的信念下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更愿意去碰一碰自己的运气。特沃斯基和福克斯总结道，模糊规避的“动力来源于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当综合评估事件模糊和清晰的前景时，人们就可能表现出模糊规避的现象。但是如果单独评估每个前景时，那么模糊规避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弱或者消失了”。

例如，虽然掷飞镖成功的概率不是很清晰，而机会赌博成功的概率可以用数学方法预先确定，但是人们更喜欢进行掷飞镖的赌博，而不是进行机会赌博。熟悉政治而不了解足球的人更愿意就政治事件进行打赌，不愿意进行与之有相同几率的机会赌博游戏。但是如果在机会赌博和足球赌博中进行选择的话，他们更喜欢前者。

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总结了前景理论的发展情况，他们做出了如下总结：“选择理论充其量也就是近似和不完整……选择是一个建设性的、难以预料的过程。当面临复杂的问题时，人们会使用计算出的捷径并且校对自己的操作。”本章中所提供的证明仅仅总结了大量资料中的极少范例，揭示了人类在对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做出决策和选择时所反复表现出的不理性、前后矛盾和无能的状态。

我们一定要放弃伯努利、边沁、杰文斯和冯纽曼的理论吗？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频繁地丧失理性（就像是我们最初定义的那样）一定会产生麦克白所认为的“生活是白痴所讲述的故事”的观点。

前景理论中所隐含的对人性的判断不一定是悲观的。卡内曼和特沃斯基是根据一个假设来提出这个观点的。这个假设是“在这个竞争的环境中，只有理性行为才能生存下来，并且担心任何放弃理性的行为都会导致混乱和麻烦”。相反，他们发现绝大部分的人能够在有竞争性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甚至他们会屈从于某种转变，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达不到伯努利所制定的理性标准。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认为，“也许更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虽然从传统意义上讲，人类的选择不总是理性的，但是他们的选择的确是有条理的。”泰勒对此补充道，“准理性行为既不是致命的也不会立刻对自己有害。”由于有条理的决策是可以预测的，那么因为人们的行为没有严格符合理论的假设就认为它是随机、无规律的，这是没有根据的。

泰勒在另外一个背景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如果我们在制定决策时总是理性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精心设计支持我们自我控制的机制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节食方法、隐瞒收入的所得税、在赛马上小赌一把等，但是没有到抵押财产的程度。我们能够接受购买保险时所导致的固定损失，因为它是对不确定性的清晰确认。我们使用这些机制，而这些机制也确实在发挥着作用。几乎没有人因为自己制定的决策而最终导致穷困潦倒或是精神崩溃。

但是，理性行为的真正信徒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由于在假设的环境下，对于错误的惩罚极其微小，所以在心理实验室对年轻的学生所做的实验中出现了大量有害的证明，我们如何能根据这种情况坚信我们的发现是现实的、可靠的或者和人们制定决策时的行为是相关的呢？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基于理论的归纳和基于实验的归纳有着截然的不同。穆瓦夫尔最初是通过在纸上书写公式联想到了钟形曲线，而凯特尔与此不同，他是通过测量士兵们的身材发现钟形曲线的。但是高尔顿是通过研究甜豌豆和人类世代变化来联想到回归均值理论的——正是这个重要理论使得钟形曲线在许多情况下具有可操作性——他是在观察实际情况后才得出理论的。

实验经济学专家阿尔文·罗思（Alvin Roth）注意到尼古拉斯·伯努利在250年之前就进行了我们已知的第一次心理学实验：他设计了一个由彼得和保罗进行抛硬币游戏的案例，正是这个案例引导他的叔叔丹尼尔发现了效用理论。冯纽曼和莫根施特恩从他们进行的实验中总结出了如下结论“结果不总是像期望的那样好，但是它们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从实验到理论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卓越的、令人尊敬的历程。

我们所设计的实验不太容易克服实验室的人为特征、参与实验人员说谎或是隐藏有破坏性偏见的倾向——在情况不紧急时尤其如此。但是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我们为了验证理性选择的假设而进行了大量实验，并从中得到了极为一致的证明。实验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很高明的艺术。

对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行为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卡内曼和特沃斯基以及他们的合作伙伴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假设都被投资者的行为终结了，这些投资者的行为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充斥着每天报纸的金融版面。这种远离实验室的经验主义的研究证明了大量有关决策制定的实验方法所表明的东西不仅适用于投资者，而且适用于整个人类。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分析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是麻烦。如果人们都如此愚笨，那么我们这样的聪明人为什么没有发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