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到底是什么让几千年的历史与我们心中的现代社会区别开来？这个答案超越了科学、技术、资本主义以及民主的发展进程。

历史久远的年代里曾经出现过众多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发明家、能工巧匠和政治哲学家。早在公元前几百年，人类就已经绘制了星空图，建成了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得到传授。像今天一样，当年战争对技术革新的要求也是永无止境。人类使用煤、油、铁和铜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游历和交通标志着有记载的人类文明的开端。

正是对风险的把握划定了现代社会与过去的边界，这种革命性的思想告诉人们未来不只是上天的随机反复，人们面对自然时并非被动无助。当人们找到了跨越这道边界的方法，就可以从过去的历史里找到未来的影子，而那些独占着预知未来学问的占卜者们更是把未来变成了一个充满预言的模糊领域。

这本书讲述的是一群思想家的故事，这些人靠卓越的洞察力揭示出了如何让未来服务于当下。通过向世人展示如何认识风险、衡量风险以及权衡其带来的后果，他们将冒险转化成为驱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催化剂之一。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这群人不接受上天的摆布，在黑暗中努力探寻一线光明，他们要与未来化敌为友，把未来变成机会。他们取得的成就解放了人们思想上的束缚，转变了人们对风险管理的态度。这种转变将人们对赌博和游戏的热情引向了经济的增长、生活品质的改善以及技术的进步。

通过定义冒险的理性过程，这些创新者们展现了一些特别的要素，正是这些要素推动着科学与商业进入了速度、能源、即时通信以及复杂的金融世界，打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他们的发现涉及风险的本质和选择的科学与艺术，这些都成为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积极参与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尽管还存在问题与不足，但是以选择为核心的自由经济还是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接触生活中美好的事物。

描绘未来可能发生何事并在众多选择中做出取舍的能力成为当代社会的核心。风险管理在非常广阔的领域里指导我们的决策，从收入分配到公众健康保障，从战争博弈到家庭规划，从交保费到系安全带，从种植玉米到销售玉米片。

过去的农业、加工、商业管理以及交通的工具都很简单。损坏是频繁的，但这些问题不用找管道工、电工、电脑工程师或者是会计和投资顾问就可以解决；另外，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少对其他领域产生直接的影响。今天我们使用的工具日益复杂，出现的故障也可能是灾难性的，遭受影响的范围也会更大。我们必须时刻认识到发生故障和错误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对概率论和其他风险管理工具的纯熟运用，工程师永远也设计不出跨越大河的宏伟桥梁。我们的房子里可能还在用炉子取暖，电气设备也不会存在，小儿麻痹症还会让患儿残废，没有飞机能飞上天，而太空旅行更是黄粱一梦。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保险，负担家庭生计的人的过世就会让他年轻的家庭成员陷入饥饿潦倒的境地，甚至更多的人得不到医疗照料，而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如果农民不能以收割季节前确定的价格卖出农作物，那么他们会生产比现在少得多的食物。

如果我们没有流动性良好的资本市场来让人们分散风险，如果投资者受到限制只能持有一种股票（就像资本主义早期那样），那么那些标志我们时代的大型创新性企业——比如微软、默克、杜邦、美国铝业、波音还有麦当劳可能根本就无法产生。管理风险的能力以及风险承担与前瞻性选择的偏好，是驱动经济系统前进力量中的关键因素。

现代的风险概念源自印度——阿拉伯的计数体系，它传入西方有七八百年了。然而对风险的正式的研究是从文艺复兴期间开始的。文艺复兴让人们挣脱了过去的束缚，进而追随公开挑战的信条。那正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事物有待发现，大部分资源有待开发的一段时期。那也是一段宗教混乱，资本主义萌生，对科学和未来研究非常活跃的岁月。

1654年，正当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德·梅雷（de Méré）骑士向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布雷斯·帕斯卡（Blaise Pascal）提出挑战，让他解决一个谜题。德·梅雷骑士是个法国贵族，喜欢赌博和数学。这道题是在一盘没有结束的两人赌局中，其中一方已经占先，那么应该如何分配筹码？这道题一直困扰着很多数学家，它是由一名叫做卢卡·帕奇奥利（Luca Paccioli）的修道士在200年前提出来的。正是这位修道士引起了他所在时代的企业管理者对复式记账法的注意，也正是他教会了莱昂纳多·达芬奇使用乘法表。帕斯卡于是向律师同时也是杰出数学家的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求助，他们共同努力的成果在知识界轰动一时。这个看来不过是17世纪版本的棋盘游戏带来的却是风险概念的数学核心——概率论的产生。

他们对帕乔利谜题的解答意味着人们第一次可以借助数字做出决定，预测未来。在中世纪和远古时期，甚至在文字出现以前，在农业社会里，人类已经试图进行决策，预估他们的收成并且交易，但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风险或者决策的本质。现在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迷信或者传统习俗，不是因为我们变得更理性了，而是因为我们了解了风险，能够以更理性的方式做出决策。

就在帕斯卡和费马刚刚开始对奇妙的概率世界有所突破的同时，整个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创新与探索的非凡浪潮。到1654年，“地圆说”早已经是确信无疑的事实。人们发现了广阔的新大陆，火药将中世纪的城堡夷为废墟，活字印刷不再是什么新鲜事。艺术家们都能纯熟地运用透视技法，财富滚滚流入欧洲，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里一派繁荣。此前数10年，在17世纪30年代，由期权的发行引发了臭名昭著的荷兰郁金香投机泡沫的破裂。当年期权的基本特点跟今天复杂的金融工具完全相同。

这些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逐渐驱逐了玄学。这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表了他的见解，光环正从大部分描绘“圣三一”的画像以及其他圣像中消失。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发现了血液循环，从而颠覆了中世纪陈旧的医学理论。伦勃朗（Rembrandt）绘制了“解剖学教程”，描绘了冰冷、苍白、赤裸的人体。正是这样的环境下，就算德·梅雷骑士从来没有给帕斯卡出难题，也总会有人能够很快地研究出概率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学家们逐步把概率论从赌徒的工具转变成为一种组织、解析、应用信息的强大工具。有创意的点子一个又一个地逐渐积累起来，产生了大量的风险管理的技术，从而加快了步入现代社会的节拍。

到1725年，英国政府要通过出售寿命年金的方式来弥补财政需求，数学家们为设计人类生命表的问题争论不休。到了18世纪中叶，海运保险在伦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兴旺而复杂的行业。

1703年，戈特弗里德·冯·莱布尼茨（Gottfried von Leibniz）向瑞士的科学家、数学家雅各布·伯努利（Jacob Bernoulli）阐述了以下观点：“自然界发展的模式从事件的重复中产生，但只是大体上的重复。”这一观点启发伯努利发明了大数定律和样本统计方法，现代生活从投票表决，品酒，选择股票到测试新药，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行为方式都是被大数定律和样本统计方法驱动的。莱布尼茨的“只是大体上重复”的警告意义深远，甚至超过他本人对此的认识。因为他提出了关键因素，解释为什么事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总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这个警告作为限定，那么任何事件都是可以预测的。在这样一个所有事件都完全重复过去的世界里，什么变化也不会发生。

在1730年，亚伯拉罕·德·穆瓦夫尔（Abraham de Moivre）提出了正态分布结构，也称之为钟形曲线，并且发现了标准差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一同构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平均法则，同时它们也是现代风险衡量技术的关键部分。8年以后，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第一次定义了大部分人做出选择，得出决策的系统过程。丹尼尔是雅各布的外甥，是一名跟他舅舅同样杰出的数学家。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观点：从任何财富的微量增加中得到的满足感“总与之前所拥有的财富数量成反比。”利用这条听起来蛮有道理的理论，丹尼尔·伯努利解释了为什么弥达斯王（King Midas）过得不开心，为什么人们倾向风险厌恶，为什么劝说顾客购买更多的商品时，价格一定要下降。伯努利的理论在以后的250年里被奉为描述理性行为的卓越典范，同时也奠定了现代投资管理原理的基础。

几乎刚好在帕斯卡和费马合作的百年之后，英国一名与众人意见相左的牧师给统计学带来了令人振奋的发展。这个人就是托马斯·贝叶斯（Thomas Bayes），他展示了如何利用数学方法将新旧数据混合在一起，依据更充分的信息进行判断。贝叶斯的定理着眼于这样一种常见的情形，即当我们对一些事件的概率做出合理的直觉判断时，还希望了解当事件果真发生后如何调整此前的判断。

当今我们在风险管理和决策选择分析中运用的工具，从博弈论的严格理性到混沌理论的挑战，大多是从1654～1760年间取得的成就中发展来的，只有两点例外：

其一是在1875年，查尔斯·达尔文的大侄子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发现了中值回归理论，这位业余数学家的发现解释了为什么骄兵必败，为什么云层内层看上去总是银色。如果我们认为事物总要回归“常态”，并且基于这样的预期来做任何决策时，我们就是在应用中值回归的理论。

其二是1952年的诺贝尔奖桂冠得主，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研究运筹学的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他用数学的方式展示了为什么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一种让人无法接受的危险策略，而为什么分散是投资者和企业经理们最接近免费午餐的解决之道。这项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引爆了一场知识运动，改变了华尔街，公司财务和商业决策的模式。他的影响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

我要讲述的事情总是以不同观点间持续的剑拔弩张为标志：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最佳的决策应该建立在数量和数字的基础上，依靠过去的模式决定；另一部分人则将决策更大程度地建立在他们对不确定的未来的主观信仰之上。两种观点间的矛盾从来没有得到解决。

这可以简约地理解成一种个人观点，看看过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未来？我们不能量化未来，因为那还是未知的。但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数据来仔细考察过去发生的事件。然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依赖过去的模式来判断未来的样子呢？面对风险时，到底是我们看到的事实重要，还是我们认为的隐藏在时间后面的东西重要？风险管理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我们到底能不能精确肯定地说出这两种方法的分界线在哪里？

建立一个似乎可以解释一切的数学模型说来容易，但是当我们面临每天日常生活的斗争，面对不停的尝试与失败的斗争时，现实的模棱两可和心动的力量可以迅速将这个模型摧毁。从麻省理工学院到华尔街实践的现代金融学理论先驱，已故的费舍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曾经说过：“市场的效率在哈德逊的银行看来要比查尔斯的银行认为的差得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观察过去产生的定量分析与信念的主观程度这两种观点间的矛盾承载了更深刻的内涵。以数学驱动的现代风险管理工具蕴涵了非人性化的和自我毁灭的种子。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警告过：“我们对社会与自然界中事物的发展运行模式的了解，就像一团一团模糊不清的云雾。人们对确定性的信仰会带来无穷后患。”3在冲破旧束缚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已经成为了新信仰的奴隶，这是一种与旧信仰势不两立的、限制性的、专制的教条。

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数字，但有时候我们却忘记了数据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他们没有灵魂，但他们可能真的成为我们膜拜的偶像。我们很多关键的决策都是由计算机这种精巧的装置做出来的。它们就像是贪婪的怪物一样把数据狼吞虎咽地吞下去，咀嚼、消化之后再把数字吐出来，并且不断地索要更多的数字来补充营养。

要判断今天管理风险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益的或是有威胁的，我们就必须从头对风险管理全面了解。我们要知道过去的人们为何曾经或不曾尝试驾驭风险，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什么；他们的经历产生了什么样的语言和思维状态；他们的行为又是如何与其他事件互动，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的。这样的透视会带给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位置所在，明确我们的前进目标。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提到机会对策，它的应用会远远超出轮盘赌局的范畴。很多最复杂高深的关于风险管理与决策的思想都是通过对幼稚的赌博进行分析演化得出的。大家不必去做一名赌徒或是一名投资者就能领会赌博和投资中所揭示出来的风险。

骰子和轮盘，还有股票与债券市场是研究风险的天然实验室，因为他们很容易适用定量的方法，它们的语言就是数字的语言。同时，它们还可以揭示出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当我们屏息凝神地盯着白色的小球在旋转的轮盘上弹来弹去时，当我们让经纪人买入或者卖出一些股票时，我们的心也在随着那些数字一起跳动，当然也会随着重要结果而跳动，而这些结果是靠运气而定的。

风险（risk）这个词源于古意大利语risicare，是“害怕”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讲，风险与其说是一种命运，不如说是一种选择。取决于我们选择的自由程度，那些我们敢于采取的行动正是这本关于风险故事的书所讲述的。这些故事也会帮助我们定义做人的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