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极其卓越的思想

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911年逝世，一年后，亨利·庞加莱也故去了。他们的去世标志着伟大测量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从帕奇奥利的球类赌博游戏开始，延续了5个多世纪。帕奇奥利提出的问题（见第3章）使得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研究如何运用概率原理来定义未来。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到的所有伟大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中，没有人怀疑他们拥有决定未来所需的工具。这是我们所需注意的事实。

我的意思不是暗示高尔顿和庞加莱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风险管理法则仍在发展之中。但是他们的去世和他们对风险的极致理解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重大分水岭来临的前夕。

维多利亚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已经被战场上无意义的杀戮、战后不稳定的和平以及俄国革命带来的混乱所驱散。人们不再相信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说法，“上帝在天界：掌管着世间的一切事物。”经济学家们也不再坚持经济的动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观点了。科学也不再是坦率和友好的了，而且在西方世界，人们也不会不假思索地就接受宗教和家庭的体制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所有这些事物。艺术、文学、音乐领域的极端转变使它们的形式变得抽象，甚至令人震惊，这与19世纪令人赏心悦目的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爱因斯坦宣布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内部存在缺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宣布人类的本质是非理性的之后，他们两人一夜成名。

到目前为止，古典的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定义为无风险的体系，它总会产生理想的结果。他们认为稳定性是有保证的。如果人们决定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那么利率就会下降，从而鼓励投资或是抑制储蓄，经济又回归平衡。这样的经济体系不会出现被迫失业或是过低利润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可能仅仅出现在短暂的调整时期中。虽然个体商户和投资者要承担些风险，但是从整个经济来看是不存在风险的。

这种理论无法生存下去，它甚至不能解释大战前夕所出现的经济危机。但是，少数人认为这个世界已不再是以前那个世界了。1921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写道：“这个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已知的还是个问题……只有在十分特别或关键的时刻，才可能进行类似于数学研究这样的工作。”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言论令人感到十分惊奇。在大萧条的中期，凯恩斯回应了奈特的悲观思想：

在每个转折的时期，我们都要面临机制统一、离散性和不连续性的问题——整体并不等于各部分的加总，数量的比较不能为我们带来任何东西，小的改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体化和同质闭集的假设已不能满足要求了。

1936年，凯恩斯在他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断然放弃了杰文斯所坚信的“测量的普遍应用性”的观点：“绝大多数人想做某事的决定……只是作为动物的一种本能的结果……并不是对量化的收益乘以量化的概率所得进行加权平均的结果。”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紧张局势，只有最天真的理论家才会假设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将微积分、概率原理和良序偏好理论合理地应用在一起来解决。数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所包含的所有环境的组合是人们以前从未考虑过的。几率不再按帕斯卡所定义的形态进行分布。它们不再显示钟形曲线的对称形态，而回归均值现象比高尔顿所描述的情况更加不稳定。

学者们一直在寻求某些方法对不可预测的事情进行系统的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们着重研究决策所需的投入。现在他们认识到，决策仅仅是一个开始。困难的是我们决策的结果而不是决策的本身。如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罗伯特·狄克逊（Robert Dixon）曾经评论的，“决策过程中是存在不确定性的，与其说这是因为存在着未来，不如说存在着、将要存在着已过去的事物……我们是未来的囚徒，因为我们被过去的事物所干扰。”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奥马尔·哈亚姆在一千年前就有过相同的认识：

手指不断移动，记录下你的文字，

就这样不停地进行着，你的虔诚，你的智慧

都不能让它回过头去，抹掉已写下的半行字。

你的泪水也不能从中洗去一个字。

当你的决策所带来的结果超出了你能考虑到的所有可能性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或者低概率事件频繁出现时，你该如何呢？难道过去的样本总能显示通向未来的途径吗？

奈特和凯恩斯是最先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的两个人，他们都不信教，但是他们对于风险的定义和我们今天对风险的理解是相同的。

弗兰克·奈特于1885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白橡树镇的一个农场中，他是家中11个孩子中的老大。虽然他没有上过高中，但是他却上过两个十分小的大学，由于他的家境贫寒，这可能是他所能承担的最好的学校了。第一所学校名叫美国大学（它和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学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所学校强调禁欲，它甚至教授学生“有关酒精饮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面向全国的广告中，它力劝家长们将他们难以管教的孩子们送到美国大学来接受教育。第二所学校是米利甘（Milligan）大学。在奈特毕业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这样描述他的，“他是我校所教过的最好的学生……学习成绩好……实践能力和技术知识都很出色。”

奈特认为他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的发展之路太艰苦了。在他成为经济学家之前，他在康奈尔大学读哲学的研究生；一位教授对他喊道，“不要夸夸其谈，否则离开哲学系”。在这之后，他开始转向经济学的研究。但是他的又高又尖的嗓门以及他的多话给他带来的麻烦还不止这些；他的一位哲学教授曾经预言，“无论他在哪里研究哲学，都会毁掉真正的哲学精神。”奈特在人的本质方面是一位坚定的愤世嫉俗者。一位同情他的教授曾经对他说，“你出身自一个肮脏的环境中，那里的人们怀疑一切事物。”

1919年，奈特在衣阿华大学教授经济学。1928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直到1972年他去世，享年87岁。他曾经说过，“我一直为生存而工作着。”他的讲座经常不经过认真的准备，讲课时漫无目的，方式幼稚，并且夹杂着拙劣的笑话。

虽然奈特很小的时候就受到宗教的熏陶，并且他在一生中都持续研究它，但是他坚决反对一切与宗教组织结构有关的事物。1950年，他在就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时发表的就任演讲中，将教皇比做希特勒和斯大林。他曾经说他的不良的睡觉习惯完全是因为宗教：“该死的宗教，我无法将他们从我的脑海中赶走。”

他脾气暴躁，但是他专注并且诚实；他瞧不起那些过于看重自己的人们。他认为经济理论根本不模糊，也不复杂，但是大多数人由于既定的利益而拒绝承认“显而易见”的事情。在芝加哥社会科学大楼的石头上雕刻着洛德·卡尔文（Lord Kelvin）的话语，“当你无法进行测量时……说明你的知识极为匮乏，无法令人满意”，奈特看到这些话后，嘲讽地解释道，“噢，好吧，如果你无法测量，那么你怎么测都行。”

奈特的愤世嫉俗和对道德价值的关注使他很难容忍资本主义的自私和经常性的暴力。虽然奈特相信只有利己主义才能解释经济体系的运转，但是他瞧不起市场上促使买卖双方行动的利己主义。但是他又坚持资本主义，因为他认为其他选择都是不可接受的。

奈特没有兴趣用经验去证明他的理论。他一向质疑人类的理性和一贯性，他认为衡量他们的行为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被他讽刺得最厉害的是被他称为“经济上的优先获有权”的观点，“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站不住脚的，是肤浅的，最终转变为人文科学概念和自然科学的产物。”

奈特在这些评论中所反映的态度在他的一篇博士论文中有明显的体现。这篇论文于1916年在康奈尔大学完成，并于1921年编辑成书出版发行。《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这本书在所有研究领域中都是很重要的，它明确研究了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进行决策的行为。

奈特将他的分析建立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区别的基础上：

不确定性与我们所熟悉的风险概念有着很大程度的区别，二者从未被正确地区分过……显然，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或者说适当的风险……与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前者根本不是不确定的。

由于奈特的研究着重于不确定性，这使得他的理论无法成为当时主流的经济理论，因为当时的经济理论主要研究在完全确定的条件下，或是在已成立的概率原理的条件下进行决策的行为，这也是我们今天经济领域中所研究的一个重点。用阿罗的话来说，奈特认为概率微积分的失败，“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未知事物时，不断尝试和不断创造的本质。”很显然，奈特是20世纪的人物。

奈特认为如果在一个体系中大多数决策都要依靠对未来的预测的话，那么令人惊奇的事件就会频繁出现。他主要反对古典经济学中所谓的完全竞争理论，这个理论简单地假设“竞争体系中每个成员的角色实际上都是已知的。”在古典经济学中，买家和卖家、工人和资本家总是能够得到他们需要的所有信息。在未来不可知的情况下，就会用概率原理决定结果。甚至是卡尔·马克思在他动态版的古典经济学中也未提及过预测。在这个版本中，工人和资本家就如同在演出一场戏，每个人都知道该剧的情节，并且没有人能够改变它的结局。

奈特认为，预测过程的困难不仅仅是无法将数学的命题应用到预测未来中去。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及贝叶斯，但是他也不相信人们能够从对过去事件发生频率的评估中获得很多东西。他坚持认为，事先的推论不能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最后，他认为依靠过去事件发生的频率来做决策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对过去发生的频率进行推断一直是判断未来事物的好方法。根据过去的经验而进行推断的能力是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区别。有经验的人认识到：通货膨胀通常伴随着高利率，在选择牌友和结婚的伴侣时要考虑他们的道德品质，阴云密布往往预示着坏天气，在城区街道上开快车是危险的事情。

企业的经理们常常根据过去的情况来推断未来的收益，但是他们很难预测出情况何时会由坏变好，何时会由好变坏。他们总是在事后才能辨认出这个转折点。如果他们能够很好地感知即将到来的变化，那么利润上经常大起大落的现象就不会发生了。商界中普遍存在的惊奇事件表明不确定性比数学概率更加普遍。

对这个原因，奈特解释如下：

任何给定的“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的事件或是事件的数量不足以构成对我们感兴趣事件的价值进行推论的基础。能够应用于绝大多数行为的方法并不能应用于商业决策。（斜体字是我的认识）

数学概率涉及了大量同类事件的独立观测值，例如掷骰子，奈特将它描述为“具有可靠确定性”的机会赌博。没有事件会同以前或以后发生的事件是相同的。无论如何，我们的生命太短暂，我们无法收集到这种分析所需的大量样本。我们总会这样说，“我们有60%的把握明年的利润会上升”，或者是“我们60%的产品明年会卖得更好”。但是奈特坚信，这种预测中的错误“和概率或几率是截然不同的……从客观的角度认为‘判断是正确’的概率是毫无意义的，并且会产生致命的误导。”奈特和阿罗一样，都不喜欢事物含糊不清。

奈特的观点与金融市场有着密切的关联，金融市场中的所有决策都反映了对未来的预测，而且金融市场中经常出现令人震惊的事情。路易斯·巴谢利耶在很久以前就认为，“很清楚，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是真正的价格——如果市场不决定价格的话，那么报价肯定不是这个价格，而是另一个更高或更低的价格。”证券价格中所包含的一致性预测意味着如果预期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价格就不会发生变化了。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多变显示了预期的事情经常没有出现，投资者预测的事情是错误的。多变性代表了不确定性，是衡量投资风险要考虑的因素。

维多利亚时代的高尔顿预期价格会围绕一个稳定的均值而变动。奈特和巴谢利耶都不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他们都没有提到如果存在主要趋势的话，那它将如何发展。我们在随后的内容中会继续讨论多变性。

奈特特别不喜欢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40年芝加哥大学决定授予凯恩斯荣誉学位时，他表达了这一观点。这个机会促使奈特给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写了一封抗议信，雅各布·维纳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重要成员。奈特称，由于据说维纳是决定授予凯恩斯荣誉学位的主要负责人，因此他也是我向其表达在听到这一消息时震惊心情的“最合适的人选”。

奈特抱怨道，凯恩斯的工作与学术界和政治决策界对其的追捧形成了“近些年来我最大困难的源泉”。他也称赞凯恩斯“智慧出众、具有创造力和辩证技巧”，同时他又继续抱怨道：

我意识到这些能力是整个教育事业中最危险的东西，它直接导致错误和毁灭……我认为凯恩斯关于货币和货币理论的观点就好比是将城堡的钥匙从窗户扔给了正在攻打城堡的敌方。

虽然芝加哥绝大多数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不同意凯恩斯有关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需要政府经常性干预的观点，但是他们并不像奈特那样轻视凯恩斯。他们认为授予凯恩斯经济理论界杰出革新者的荣誉是很适合的。

奈特可能仅仅是出于嫉妒，因为他和凯恩斯使用相同的哲学方法。例如，他们两个都不相信建立在数学概率原理或是确定性假设引导决策基础上的古典经济理论；他们也都不相信“生命统计均值的观点”。凯恩斯在他于1938年完成的题为《我的早期信仰》（My Early Beliefs）的文章中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们有关“人的本性是理智的”的假设是缺乏根据和极其错误的。他暗示绝大多数人具有“难以理解和盲目的激情”以及“疯狂和不理智的邪恶根源”。这些观点几乎不可能出自于一个背叛了教育事业的人的理论（将城堡的钥匙从窗户扔给了正在攻打城堡敌方的人）。

奈特对凯恩斯恼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凯恩斯将风险和不确定性间的区别研究得比他自己深入得多。当奈特发现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中仅在一个脚注中提到过自己，而且将自己一篇有关利率的文章贬低为“完全是使用传统的、古典的模式”写就的时候，一定愤怒不已，虽然凯恩斯也提到那篇文章“包含了许多有关资本主义本质的有趣而又深入的调查研究”。凯恩斯对于奈特在15年中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探索性研究的评论仅此而已。

凯恩斯出身的文化和社会阶层与奈特完全相反。他于1883年出生在一个富有而又显赫的家庭中，他们家族的祖先曾经和征服者威廉一起登陆英国。正像凯恩斯最新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描述的那样，凯恩斯“不仅仅参加了很多社团，他还是他所参加的所有社团中的精英人物，他几乎时时从更高的角度来观察英国和大部分世界”。在凯恩斯的挚友中包括了首相、金融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施泰因（Ludwig Wittgenstein），还有像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罗格·弗赖（Roger Fry）、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弗吉尼娅·吴尔夫（Virginia Woolf）这样的艺术家和作家。

凯恩斯就读于伊顿和剑桥大学，在那里，他在著名的学者指导下学习经济学、数学和哲学。他是一名优秀的作家，这在他表达有争议的观点和提议时得到了充分体现。

凯恩斯的职业生涯始于财政部。他去过印度，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与了财政部的许多决策活动。战后，他以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凡尔赛和平谈判。他发现条约具有很大的报复性，并且他坚信这将导致经济的混乱和政局的不稳定，于是他辞去了财政部的工作，编著了《和平的经济结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这本书很快成为最畅销的书籍，凯恩斯也因此奠定了国际声望。

后来，凯恩斯回到了他所挚爱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在那里教课、写作，同时作为学院的会计和投资主管，并且一直担任一家著名保险公司的主席和投资经理。他积极参与股市，他的资产波动很大——和他同时期的许多著名学者一样，他也未能预测出1929年的大萧条。他也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风险投资为国王学院增加财富。到1936年，凯恩斯已经将他所继承的少量资产演变为相当于今天1 000万英镑的庞大资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设计了英国的融资战略，战后，他通过谈判立刻为英国获得了大笔的美国贷款。他还编写了用以建立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大部分条款。

凯恩斯思维极其敏捷，联想丰富，以至于他经常发现他现在的观点同其以前的观点相冲突。但是这些事并没有困扰他。他写道：“当有人说我错了的时候，我说，我改主意了。你怎么着？”

1921年，凯恩斯完成了他的著作《概率论》。他从剑桥毕业后不久就开始创作这本书，断断续续一直持续了15年；甚至出国旅行时他也随身带着，这其中包括他和画家邓肯·格兰特一起骑马穿越希腊的旅行时。他努力用他所重视的直率文体来传达新奇的思想。他一直保持着从剑桥所学到的哲学思维方式，后来他回忆道，“‘你究竟想要说明什么’是我们经常说的话。如果在被问讯后，你不能清楚地表达你的意思，那么你将被认为是什么也没有说。”

《概率论》对概率的内涵和应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概率论》的大部分内容是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评论，而这些人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介绍过。和奈特不同的是，凯恩斯并不直接区分风险和不确定性；他用含糊的方式来比较我们预测未来的过程中可定义的东西和不可定义的东西。但是，凯恩斯和奈特一样，他也不赞成根据事件过去发生的频率来制定决策的观点：他认为高尔顿的豆荚推论适用于自然界的事物，但并不适用于人类。他反对根据事件本身进行分析，但是他赞成根据命题来进行预测。他最喜欢用的词是信心度——“它们以前被称为先验的概率”。

在该书的起始部分，凯恩斯批评了概率的传统观念；我们的许多老朋友，像高斯、帕斯卡、凯特尔和拉普拉斯都受到了批评。他认为概率理论和现实生活并不相关，尤其在使用“拉普拉斯学派的不严谨、夸大其词的应用方法”时更是如此。

未来事件的发生的确存在着客观的概率——“它并不随着人类意识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们知识上的缺乏使我们无法获得准确的概率；我们仅仅能够求助于估计。凯恩斯认为，“在不依靠直觉和直接判断的基础上，我们不可能发现识别概率的方法……某个命题不能因为我们认为它成立而成立。”

凯恩斯认为，“我们已经从理论学家的观点发展为实践家的经验。”他取笑绝大多数保险公司在计算保费时所使用的“凭借经验”的方法。他怀疑两个同等智商的经纪人能够始终取得相同的结果：“只要制定的保费能够超过可能的风险即可。”他引用了劳埃德于1912年8月23日提出的三方竞选美国总统时的各自获胜几率，三方几率之和竟然达到了110%！在Waratagh号轮船在南非海域失踪后，随着它的残骸一点点地被发现以及一艘船在同样的条件下无大碍地漂浮了两个月后最终被发现谣言的传播，使得保险市场上对其的再保险率每个小时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无论市场对Waratagh号沉没可能性的评估如何剧烈的变动，它沉没的概率是保持不变的。

凯恩斯对“大数定律”极为蔑视。仅仅因为相似的事件在过去重复发生过就判定它在将来会再次发生，这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只有当我们发现“在某种情况下，新的序列凭借某种重要的方式而不同于其他的序列时，我们对这种结果出现的信心才会增强。”

他极度轻视数学平均，认为它是“非常不充分的公理”。我们不应该将一系列的观察值加总然后除以观察值的总数，“如果……我们将估计值进行相乘而不是相加，那么相同的假设会得到相同的判断。”当然，算术平均使用起来极其简单，但是凯恩斯引用了一位法国数学家的观点，他指出大自然不会因为难于分析而烦恼，人类也不应如此。

凯恩斯反对使用前辈们在概率理论中所使用的“事件”一词，因为它暗示了预测必须依赖于事件过去发生的数学频率。他喜欢用“命题（proposition）”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反映了人们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信心程度。在格林奈学院任教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利·贝特曼（Bradley Bateman）认为，概率对于凯恩斯来说是一个基础，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基础来对命题进行分析和评估。

如果凯恩斯相信概率反映了对于未来的信心度，过去发生的事件仅仅是全部信息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将概率视为一个主观的概念。其实不是那样的。虽然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都十分先进，但是他时常会表现出他维多利亚时代的背景。在他创作《概率论》的时候，他认为所有有理智的人都会及时认识到某一结果的正确概率并且具有相同的信心度。“一旦给定的事实决定了我们的知识范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和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就已经被客观决定了，不会随着我们观点的变化而变化。”

这种非现实的观点遭到了批评，凯恩斯做出了让步，后来他主要研究不确定性是如何影响决策的，并且这些决策是如何影响世界经济的。他在《概率论》中提到一点，“对于概率、权重和风险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判断”，而且“信心度的基础是我们人类特质的一部分”。凯恩斯的老朋友，统计学家查尔斯·朗格（Charles Lange）曾经说过，他很高兴“梅纳德更喜欢现实而不是代数”。

凯恩斯有关经济学的观点最终围绕着不确定性展开——家庭储蓄和消费金额的不确定性以及增加的储蓄中有多少被用来消费（并在何时进行消费）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在指定了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利润产出的不确定性。企业有关购买新大楼、新机器、新技术以及新的生产方式时所消费的金额以及消费时机的决策形成了整个经济的动力。事实上这些决策是无法逆转的，这些决策所产生结果的概率需要有客观的数据支持，如果在缺乏这些客观的数据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那将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正如弗兰克·奈特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前15年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学中不确定性问题的根源是经济进程本身所具有的前瞻性特质所决定的。”因为经济环境总在发生变化，因而所有的经济数据仅适用于其特有的时间段，从这样的数据中概括出来的结论是不具备说服力的。真实的时间比抽象的时间更加重要，从过去事件中得来的样本和现在并无多大的关联性。昨天75%的可能性到明天不知会变为多少。这样一个不依赖于过去事件发生频率的系统是极易发生意外情况并且注定是多变的。

凯恩斯不喜欢假设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客观的时间机器混合在一起。如果经济体系中过于频繁地出现被迫失业和过低利润的情况，那么它就不能像古典经济学家们假设的那样运行。如果人们决定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那么商业消费就会下降，投资也会减少。总之，在储蓄倾向很高的情况下，利率可能很难降下来。凯恩斯坚持认为利息是对放弃流动性的一种补偿，并不是用来抑制消费的。即使利率下降了，但是下降的幅度可能不足以促使企业的管理者们下决心在一个缺乏活力，且转变新决策具有较高成本的经济环境中进行进一步的投资。决策一旦制定，就会产生一个没有机会逆转的新环境。

投资下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商业企业的获利机会已经枯竭了。凯恩斯曾经说道：“在中世纪人们建造教堂、歌唱挽歌……为死者做两次弥撒比做一次要好得多；但是在伦敦和约克郡间建造两条铁路就不是件好事了。”相同的观点反映在一首大萧条时期流行的歌曲中，“兄弟，能否分我一毛钱？我曾经盖过大楼，但是它已经完工。我曾经修过铁路，但是它已开始运营。”

凯恩斯和他的追随者们着重研究货币和契约，他们认为在现实世界中起主宰作用的是不确定性，而不是数学概率。流动性的需要以及渴望用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来锁定未来的愿望都证明我们的决策制定是由不确定性主宰的。我们不再愿意接受过去事件发生的数学频率所提供的指引了。

凯恩斯反对忽视不确定性的理论。他认为，“古典理论在科学预测方面的失败，在一定时期内大大损害了参与者的威望。”他指责古典经济学家已经达到了某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他们被视为“康迪德（Candides，康迪德让世界管理自己），并且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自由自在、不受约束，那么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完美的。”

凯恩斯对以康迪德为基础的理论极为不耐烦，他提出了与放任主义政策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更加积极，不仅仅是用政府的需求来替代日益减少的个人需求，而是要广泛减少经济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凯恩斯的解决方案在某些时候有很大的副作用，而且他的分析也存在着某些内在的错误。但是这些都无法降低他对经济理论和对风险理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凯恩斯在《通论》一书最后一章的末尾写道：“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性在我们所在的现实经济社会中并未出现，所以如果我们试图将这些假设应用到实际事件中去，那么古典理论就会误导我们并造成极大的灾难。”考虑到1936年历史的情况，凯恩斯无法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不确定性必然会成为新经济理论的核心。

1937年，凯恩斯在回应针对《通论》的批评时，总结了他的观点：

对于“不确定性”的认识……我并不是仅仅将确切知道的事情和可能知道的事情区分开来。从这点上看，轮盘赌并不属于不确定事件……根据我使用词汇的理解，欧洲战争的前景是不确定的、铜的价格和今后二十年的利率是不确定的或者新发明的淘汰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些事情而言，是没有概率计算的科学依据的。我们就是不知道而已！

“我们就是不知道而已！”这种观念中隐含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凯恩斯的言语并不是恐吓我们，他的话语为我们带来伟大的新思想：我们并不受制于未来。不确定性使我们获得自由。

我们考虑一下其他的理论。从帕斯卡到高尔顿的所有思想家们都告诉我们说，概率定律是起作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无法控制下一次掷骰子的结果，或者我们无法控制在下一次测量中是否会出错以及无法控制事物最终回归稳定常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中的事物就像是雅各布·伯努利瓶子一样：我们可以自由地从中任取一枚鹅卵石，但是我们无法选取它的颜色。就像拉普拉斯提醒我们的那样：“所有的事物，就连那些极其微小、好像不遵循自然法则的事物，都是必然出现的结果，就像是太阳必定要转动那样。”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故事。在一个任何事物都服从概率法则的环境中，我们就像古人——或者赌徒一样，除了祈求上天的帮助外，别无他法。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我们所做的任何判断，我们所具备的任何活力都不能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如果通过认真的数学分析能够得出概率，那么这个世界就会是井然有序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被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囚室中……这个命运可能是由几十亿年前，一只蝴蝶翅膀的振动所决定的。

如果是这样，那将是多么枯燥乏味呀！但是感谢上帝，纯概率的世界仅仅在理论上或仅仅在部分自然现象中存在。概率并不影响呼吸、出汗、焦虑以及有创造性的人类冲出黑暗的努力。

这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一旦我们明白我们并不一定受制于轮盘赌或是我们手中的纸牌时，我们就会解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决策是重要的。我们能够改变世界。凯恩斯拯救经济的方法揭示了：只要我们做出决定，我们就能改变世界。

对世界的改变是好是坏由我们来决定。轮盘赌对此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