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豆荚和危险

回归平均原理为许多决策制定的体系提供了哲学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大的事物变得无限大，而小的事物变得无限小的情况。树木不可能长得像天一样高。当我们想用历史的趋势来推测未来事物时——虽然我们经常这样做——我们应当记住高尔顿的豆荚实验。

然而，如果回归平均现象遵循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那么为什么预测仍然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像约瑟夫对法老王那样，具有先知的本领呢？最简单的答案时，自然界中的力量不等同于人类灵魂中的力量。绝大多数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人类所制定的决策，而不是依赖于自然母亲的决策。自然母亲虽然难以预测，但是她比一群试图对某事做出决定的人们来说可靠得多。

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回归平均原理不能很好地引导决策制定。第一，有时回归平均的进程太慢了，一次震荡就能毁坏整个过程。第二，回归的力量可能太强，即使到达均值附近也无法停止，而且，它们会在均值两侧以重复的、不规则的偏差进行摆动。最后，均值本身也是不稳定的，这样昨天的正常值很可能被今天新的正常值所取代，而我们对这个正常值却一无所知。如果仅仅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极端地假设成功即将来临，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在股票市场上，人们最容易盲从回归平均原理。华尔街充满了诱人的传说，比如“低买高卖”，“盈利永远不会使你变穷”，“牛市可以获利，熊市也可以获利，但是震荡走势（猪市）难以获利”。所有这些变化仅有一个中心：如果你赌现在的正常值可以无限地延伸至未来，那么和从众相比，你将很快致富，而且面临破产的风险也更小。然而，每天都有许多投资者违背这条建议，因为他们受情绪的控制而不能低买或高卖。由于受到贪婪和恐惧的驱使，他们难以自己思考，而仅仅是盲从大众。

在脑海中时时记着豆荚的故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既然我们永远也不会准确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和认定未来一定要发生某种未知的变化相比，假设未来和今天相似就要容易得多了。已上涨一段时间的股票好像比一直下跌的股票更值得购买。我们假设一个公司的股价上涨代表这家公司正处于繁荣期，而公司股价的下跌显示了这家公司正陷入困境。那么，为什么你还要去冒险呢？

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一样都尽可能地求稳。例如，1994年12月，桑福德C.伯恩斯坦（Sanford C.Bernstein）经纪公司的分析师们发现，当专家们倾向于预测某个公司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增长速度时，他们通常高估了实际的结果；当专家们对预测结果悲观时，他们一贯地低估了实际结果。分析师们的结论是，“平均来说，预测值不会准确。”

结果很清楚：预测前景很好的股票会涨至不切实际的高位，而预测前景差的股票会跌至不切实际的低位。然后，回归均值现象就会主宰一切。更现实、更勇敢的投资者会在旁人抛售股票的热潮中去购买股票，而在他们购买的狂潮中卖掉股票。当跟随趋势购买股票的人们被他们的实际收益所震惊时，这些勇敢者的回报就来临了。

历史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投资家，他们在回归平均理论上下注，通过低买高卖赢得了大量的财富。他们中包括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还有沃伦·巴菲特。而相反的状态则被大量的学术研究所证明。

但是这些勇敢的人中，仅有很少的人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收益，并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注意。我们很少听说那些试图做相同的事情但最终失败了的投资者们的故事，他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行动得太快或太慢，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所期望股票价格回归的均值并不是股票价格实际回归的均值。

回想一下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那些鲁莽的投资者，他们在大萧条开始不久之后，也就是股票的价格从先前的高点下跌了约50%时买入股票。股票价格在1932年秋天最终触底之前，又下跌了80%。或者回想一下1955年初那些谨慎的投资者，那一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重新回归1929年的高点，并在之前的6年中翻了三番，于是谨慎的投资者们纷纷卖掉了自己的股票。仅仅9年之后，股票的价格是1929年和1955年的价格高点的2倍。在这两个实例中，回归“正常”的预期都没能实现：因为正常值已经转移到了新的位置。

在讨论回归均值原理是否主宰股票市场行为的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问股票的价格是否可以预测，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是可以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没有投资者能够判断他们所要承担的风险。

可以有一些证据表明，某些股票价格涨得“太高”或跌得“太低”。1985年，在美国金融协会（American Finance Association）的年会上，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沃纳·德邦特（Werner Debondt）提交了一篇题为《股市是否反应过度》的论文。为了检验股票价格向一个方向极端运动后是否会引发向均值回归的现象，以及是否在到达均值后又继续向另一个方向极端运动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从1926年1月～1982年12月的上千只股票的收益情况。他们将每3年中高于市场平均涨幅或低于市场平均跌幅的股票归为“赢家”，而把低于市场平均涨幅和高于市场平均跌幅的股票归为“输家”。然后，他们计算随后3年每类股票的平均表现。

他们的发现是明确的：“在上半个世纪中，‘输家’的股票组合在其形成后的36个月中，其增长的水平比市场平均值高出19.6%。而另一方面，‘赢家’的股票组合，其收益率比市场平均值低5.0%。”

虽然德邦特和泰勒的检测方法受到了一些非议，但是他们的发现被其他分析家们用不同的方法所证明。当投资者对新的消息过度反应从而忽视了长期的趋势时，回归平均就会将平均“赢家”变为“输家”，并将“输家”变为“赢家”。趋势的翻转会来得迟一些，但是它能创造出许多获利的机会——实际上我们可以说，首先是市场对于短期的消息反应过度，然后在等待具有不同特点的短期信息的时候，又未能做出应有的反应。

原因其实很简单。股票的价格总体来说是随着公司状况的变化而变化的。过于重视短线的投资者就会忽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收益的突然高涨是不能持久的。另一方面，遇到问题的公司也不会让麻烦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公司的管理者们会努力制定过硬的决策使公司回到正轨上来——否则他们就会被辞退，被工作更加积极的人所替代。

回归平均原理决定了事情不可能向其他方向发展。如果“赢家”继续盈利而“输家”继续亏损的话，那么我们的经济就会只由少数庞大的垄断公司所构成，而小公司根本就无法存在。在日本和韩国，曾经令人羡慕的垄断公司现在经历着相反的历程，这是因为以无法抵挡的进口浪潮形式出现的回归平均进程正在逐步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

专业投资经理的记录也遵循回归平均的原理。今天门庭若市的投资经理很可能明天或是后天就成为无人问津的经理，反之亦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成功的投资经理难免会丧失对股市的感觉，或是记录不佳的经理会最终会咸鱼翻身——虽然这种情况的确会发生。投资经理经常会失败，仅仅是因为没有一种管理方式能够永久流行。

在前面的圣彼得堡自相矛盾谜题的讨论中，我们注意到了投资者在评估那些似乎有无限收益的股票时所遇到的困难（见第6章）。投资者无限的乐观主义精神最终必然会将上涨的股票价格提升到一个不切实际的价格。当回归平均理论使股票暴跌时，即使是最杰出的成长型股票组合的经理人也无能为力，只能呆呆地看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类似的风潮又出现在小型股票的投资上，那时的学术研究证明小型股票虽然具有较大的风险，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们是最成功的投资产品。到1983年的时候，回归平均的现象再度出现，在这之后的几年中，小型股票的业绩一直不佳。这次，即使是最杰出的小型股票的投资经纪人也只能傻看着而无所作为。

1994年，一份关于共同基金业绩的著名出版物《晨星》（Morningstar）发表了一个附表（见表10-1），该表显示了1989年3月前的5年和1994年3月前的5年中，不同类型的基金是如何运作的。

这是有关回归平均理论发挥作用的最佳证明。这两个时期的平均业绩几乎是相同的，但是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的业绩变化幅度却是巨大的。其中有3组基金在第一个时期的业绩高于平均值，而第二个时期的业绩却低于平均值；而另外的3组基金在第一个时期的业绩低于平均值，而在第二个时期的业绩却高于平均值。

这个有关回归均值的难忘证明可以为那些频繁更换经理人的投资者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建议。这个建议是，最聪明的策略是解雇近期业绩很好的经理人，而聘用近期业绩很差的经理人；这个策略类似在股票疯涨时卖掉股票，而在其狂跌时买入股票的策略。如果这种反向策略十分难以采用，我们还可以运用另一种方法来达到相同的效果，那就是一往无前，跟随自己内在的直觉而前进。解雇落后的经理人，增加由好的经理人管理的基金，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先等上两年。

从整体上看，股票市场的情况又如何呢？像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准普尔500综合指数这样受关注的股票的均值是可以预测的吗？

第8章的图8-1显示了一年期或更长时间区间的市场表现情况，它看上去不太像正态分布形态；虽然不是十分精确，但是月度和季度的市场表现看上去像是正态分布形态。凯特尔将这个证据看做是对“短期股票价格的运动是独立的”的观点的证明，也就是说股票今天价格上的变化并不能告诉我们明天价格变化的情况。股票市场是无法预测的，而随机走动的观点可以用来解释股票市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从长期的观点看又会怎样呢？毕竟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即使最没耐心的投资者，停留在股市中的时间也会超过一个月、一个季度或是一年。虽然他们投资的股票总在改变，但是认真的投资者都会将资金投入股市若干年甚至几十年。股市中的长线投资真的和短线投资不同吗？

如果随机走动的观点是正确的，则今天股票的价格体现了所有相关的信息。使其改变的唯一事情就是获得了新的消息。由于我们无法得知新信息的情况，所以股票价格也就没有均值可回归。换句话说，临时股价并不存在，即股票价格在运动到另一点之前，其状态是不固定的。这就是变化无法预测的原因。

但是还有其他两种可能性。如果将德邦特和泰勒的对新消息过度反应的假设应用到股市的整体情况上，而不仅仅用在单只股票上时，那么主要市场平均业绩回归均值的现象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这就像是在长线投资中所感觉到的那样。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者在某些经济环境中比在其他的环境中更加恐惧——例如1932年或1974年，与1968年或1986年相比较——只要投资者害怕，股价就会下跌；而当环境改变时，股票价格又会上升，并且会更加期待未来的表现。

这两种可能性都赞成忽略短期的多变性，并且进行长期持有。无论市场如何运动，投资者的回报最终会达到某种长线投资的均值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股市在几个月中甚至几年内都是一个有风险的领域，但是5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亏损的风险就很小了。

对这个观点最难忘的证明出现在1995年由投资管理及研究协会（绝大多数的专家都隶属于这个组织）发表的一篇专题文章中，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贝勒大学的两位教授：威廉·赖兴施泰因（William Reichenstein）教授和多瓦勒·多塞特（Dovalee Dorsett）教授。在经过广泛的研究后，他们得出结论：市场上熊市总是跟随着牛市，这是可预期的，而且反之亦然。这个发现和随机走动观点直接发生了冲突，随机走动的观点否认股票价格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股票的价格就像是豆荚一样，是不会向某个方向或其他方向无限运动的。

数学家们会告诉我们，一系列随机数字的方差——方差是衡量观察值是如何分布在其均值周围的数据——随着随机数列的增加而增加。三年期观察值的方差应是一年期的3倍，而十年期观察值的观察值的方差应是一年期的10倍。另一方面，如果数字不是随机的，这是因为回归均值理论在发挥作用；数学家们因此得出：不同时期的方差比率会小于1。

赖兴施泰因和多塞特教授研究了从1926～1993年间的标准普尔指数，他们发现三年期收益方差仅仅是一年期收益方差的2.7倍，而八年期收益的方差仅仅是一年期收益方差的5.6倍。他们组建了一个现实中的投资组合，其中包括股票和证券，这时，不同时期的方差率比股票组合的方差率小得多。

很显然，从长期来看，股票市场的变动幅度要比股市处于极端运动时变动的幅度小。最终，在鲁莽的行动后，投资者们开始听从高尔顿的建议了，不再盲目听从他人的建议了。

这个发现对于长线投资者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意味着长期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要比短期投资的不确定性小得多。赖兴施泰因和多塞特教授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数据和未来可能性的预测，但是接下来的段落显示了他们的主要发现（这些发现依据的数据已经对通货膨胀做了调整）：

对于持有股票一年的投资者来说，那么他有5%的几率会亏损其资金的25%或更多，同时他获利超过其资金40%的几率也是5%。另一方面，若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时间超过30年的话，那么他纯股票投资的收益低于20%的几率仅仅是5%，而他有5%的机会能够获得比最初资金多50倍的收益。

随着时间的变化，风险证券投资和稳妥投资收益的差异会显著地扩大。在20年的时间内，如果是长期公司债券投资，那么，投资者仅有5%的机会能够获利4倍以上，而如果是长期股票投资，那么有50%的机会能够获利8倍以上。

然而这项艰苦的研究并没有为我们的致富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案。我们都会发现同甘共苦是很难的事情。赖兴施泰因和多塞特教授仅仅告诉了我们1926～1993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他们的计算，长期投资更加吸引人，但是他们的分析100%的是后见之明。更糟糕的是，年收益中即使很小的差异，多年后在长期投资结束时，也会带来财富上的巨大差异。

德邦特和泰勒在研究股票价格时所发现的对新信息过度反应的现象是由投资者过于重视最新的数据而忽视了长期趋势的结果造成的。毕竟，我们对刚刚发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而对未来某个不确定日子中将要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

但是，过度强调现在的情况会扭曲现实，并导致不理智的决定以及错误的评估。例如，一些观察家们很遗憾他们曾经的预言——在20世纪前25年，美国的生产力的增长将会放缓。而事实上，那个时期记录的生产力增长要比我们所认为的好得多。要是考虑到了回归均值现象，那么这种悲观的错误观点就能够被纠正了。

1986年，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发表了一个关于生产力长期趋势的启蒙研究结果。他研究的数据来自72个国家，并可追溯到1870年。鲍莫尔的研究着重于他所称之的“聚合过程”。根据这个过程，1870年生产力极低的国家在随后的年度中有着很高的生产力发展，但是1870年生产力高的国家，在随后的年度中，其生产力的发展很低——换言之，豆荚法则又发挥作用了。增长率的不同，会慢慢地、确实地缩短极端落后和极端发达国家间的生产力的差距，因为所有群体都要回归均值。

鲍莫尔的分析横跨110年，在这期间，生产力最高国家和生产力最低国家之间的差异从原先的8:1汇拢到了2:1。鲍莫尔指出，“令人惊奇的是，很显然，仅仅有一个变量，即1870年每小时的GDP……起着某种程度的作用。”而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的对生产力增长发挥作用的因素并未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自由的市场、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倾向以及“稳定”的经济政策。鲍默尔总结道，“无论它如何表现，每个国家生产力都会达到命中注定的水平。”在全世界，有很多现象都是对高尔顿小规模实验的克隆。

如果根据这个观点对美国的表现进行评估的话，其结果就会有极大的变化。因为自从20世纪初期，美国的每小时GDP就是工业国家中最高的，所以，近些年来，美国生产力增长率的相对减缓就不会令人感到很吃惊了。由于我们衡量的基数在不断变大，所以持续的技术上的神奇创新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事实上，鲍莫尔的数据显示，美国生产力的增长率不仅是在后几十年，而是在多半个世纪的时期内都处于“刚好中等”的水平。在1899～1913年间，美国生产力的增长率已经低于瑞典、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增长率了。

虽然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日本一直是长期增长率最高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外），但是鲍莫尔指出在1870年，它曾经是工人平均产出最低的国家，现在它也排在美国之后。但是聚合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如同技术的进步、教育的普及以及形态的扩大有利于规模经济一样。

鲍莫尔指出，自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是部分评论家短视的结果，他们过度强调近期的表现而忽视长期的趋势。鲍莫尔同时指出，即使像美国这样技术导向型的国家，其20世纪50～70年代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也不是我们预先注定的命运。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次飞跃仅仅是一次偏离，它是对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生产力极度下滑的大致补偿。

虽然研究的课题完全不同，但是鲍莫尔的主要结论却呼应了德邦特和泰勒的观点：

我们无法理解当今的现象……没有系统地研究那些影响现在并继续深远影响未来的早期事件……长期的趋势是重要的，因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试图从短期发展来洞悉长期的趋势和结果是不明智的，因为短期的发展是由瞬间的条件所决定的。

有时，长期趋势来得太迟，那时即使回归均值原理发挥了作用，也无法拯救我们了。在下面著名的一段话中，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提到：

在长期趋势中，我们都会死掉的。如果在狂风暴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仅能告诉我们说，很久后，风暴会过去的，一切又会恢复平静的，那么他们的工作就太简单，太无用了。

但是我们只能生活在短期的趋势中。我们手上的交易漂浮不定，我们不敢等待到一切都平静之时再行动。就算我们等待了，这种平静也可能是两次动荡间的一次未知的间歇而已。

依靠均值回归理论来预测未来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均值本身就变化不定。赖兴施泰因和多塞特的预测是要假设未来看起来和过去相似，但是没有自然法则证明这个假设永远成立。如果全球变暖确实将要来临，那么连续炎热几年后不一定就会连续寒冷几年。如果某人患了精神病而不是神经病，那么他的抑郁症就是持久的而不是间歇的。如果人类能够成功地破坏环境，那么干旱过后就不再有洪水泛滥了。

如果有时候大自然没有能够回归均值，人类的行为不同于香豌豆，他一定会经历中断，风险管理体系也不会再正常发挥作用了。高尔顿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并警告说，“平均值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事实，然而，如果再加上另一个孤立的事实的话，那么一个完整的、符合观察值的正态图形开始悄悄地存在了。”

在本书开头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不同世纪人们日常生活的稳定性。200多年前工业革命开始后，许多“其他孤立的事实”加入到“平均值”中去，这使得定义“正态图形”变得愈发困难。当人类面临行为中断的威胁时，根据过去一直很好工作的趋势来进行决策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些趋势很可能突然间不再起作用。

下面有两个例子，说明了人们是如何由于过度依赖回归均值而被其所骗的。

1930年，当胡佛总统宣称“繁荣即将到来”时，他并不想用这种言论来欺骗大众，他知道他所讲的东西。毕竟，历史上的数据总是支持这个观点。经济萧条来了，但是它总是会过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除外，1869～1929年间，仅仅有7年的时间，商业经营是下滑的。但是经过1907～1908年仅两年的恢复后，经济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实际GDP年平均下滑值仅为1.6%，而且还包括了其中一年5.5%的下滑率。

但是在1930年，产出下滑了9.3%，而1931年下滑了8.6%。到1932年6月的经济谷底时，GDP值仅为1929年峰值时的55%，这甚至比1920年经济短暂萧条时的低点还要低。60年的历史突然间不起任何作用了。这场危机的起因部分是因为经过长期的工业发展后，蓬勃发展的动力已经消失了；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发展的年代，经济增长也低于1870～1918年间定义的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前进动力的减弱、国内和国外政策上的失误以及1929年10月股市风暴等诸多因素，使得本应来临的经济繁荣变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个例子是1959年，也就是在大萧条后整30年，发生了一件从历史角度上看本不应发生的事情。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时，投资者们投资股票获得的收益要远远高于投资债券的收益。每当两种投资的收益接近时，普通股票的股息收益就会重新超越债券的收益。同时，股票价格就会下跌，那么投资到股票中资金的收益就会比先前的收益要高很多。

事实就应当是如此，因为毕竟股票的风险要大于债券的风险。债券是一种合约，其明确规定了借款人必须偿还本金，并且按期支付利息。如果借款人不能履行合约，那么他们就会被宣告破产，他们的信用不复存在，他们的财产就会被债权人所支配。

而对于股票来说，股东只有在公司的债权人得到满意的赔付后才能对公司的财产进行分配。股票是无期限的——股票上没有公司分配给股东财产的到期日。而且，股票的分红也全凭董事会的意愿；公司没有义务一定要为股东支付红利。1871～1929年间，上市公司红利支付的总额削减了19次；它们在1929～1933年间被大幅削减了50%以上，在1938年被削减了40%左右。

所以投资者仅在股票的收益高于债券的收益时才购买股票，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并且，每当股票收益接近债券收益时，股票价格就下跌也就不足为奇了。

直到1959年之前，这种情况一直存在。但是从那一年开始，股票的价格开始飞涨，而债券的价格开始下跌。这意味着债券利息和债券价格的比率开始上升，而股票红利和股票价格的比率开始下降。债券和股票间往昔的关系已经消失了，并且二者间的距离十分巨大。最终债券超过股票的边际收益率要高于股票超过债券的边际收益率。

产生这种反转现象的原因并不是普普通通的。通货膨胀是导致现在不同于历史的主要原因。1800～1940年，生活成本平均每年仅增长0.2%，并且还下降了69次。到1940年，生活成本指数仅比140年前的生活成本指数高出28%。在这种情况下，以固定资金价值持有资产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而以浮动资金价值持有资产就是风险很高的事情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改变了所有的一切。1941～1959年，每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4.0%，生活成本年年增加。无情增长的价格水平将债券从一种完美的金融工具转变为一种高风险的投资工具。截至1959年，1945年发行的利率为2.5%的国债价格已经从1 000美元跌至820美元——而820美元的购买力仅是1949年的一半。

与此同时，股票的红利大幅上涨，1945～1959年间翻了三番，仅仅有一年红利是下降的，而且也仅仅下降了2%。投资者不再将股票视为一种风险资产，因为其价格和收益的运动是无法预测的。今天红利支付的价格越来越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未来可能带来的不断增长的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红利在股票资本值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有望超过债券所支付的利息。所以明智的举动是以超出面值的价格购买股票，并放弃债券的固定收益，因为股票有机会升值，并且能够对通货膨胀进行对冲。

虽然在1959年之前，这个新世界的轮廓就已经可以很好地被认知了，但是只要具有旧认识的人们依然是主要的投资者，那么资本市场上老的关系就会维系下去。例如我的合伙人，都经历了大萧条时期，并且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投资者了，他们一再向我保证，现在的趋势看上去是一种背离。他们向我保证说，几个月之内，一切就会回归正常形态，即股票价格会下跌，而债券价格会上涨。

我直到现在还在等待这种情况的出现。“无法想象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这个事实一直对我的生活观点特别是对我的投资有着长久的影响。它继续影响我对未来的态度，并且使我怀疑从过去事物中推断未来是否明智。

当我们判断未来的情况时，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回归均值的原理呢？我们如何解释这种观念——它在某些条件下具有巨大的力量，而在其他条件下则可能导致巨大的灾难？

凯恩斯认为，“作为活着的和能运动的生命，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即使我们现有的知识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基础来计算某个数学期望值。”凭着经验、经历、本能和惯例——换言之，就是勇气——我们设法从现在蹒跚着走向未来。“传统的智慧”一词首先是由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提出的，这个词通常带有贬义，好像绝大多数我们所信仰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但是没有“传统智慧”，我们就无法制定长期的决策，并且我们每天在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时会遇到很多麻烦。

我们要掌握的诀窍是：要足够灵活，将回归均值仅仅视为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一项宗教信仰，没有永恒的教条和相关的仪式。如果像胡佛总统和我的老合伙人那样，使用回归均值理论对历史进行机械的推断，那么回归均值理论只不过是一种迷惑人的东西。在没有考虑支持这种进程的假设是否恰当时，永远不要依靠回归均值理论来开始行动。弗朗西斯·高尔顿的言论十分明智，当时他鼓励我们去“欣赏广泛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平均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