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债务危机评述
在本书作者主持的普林斯顿研讨会上，将20世纪80年代大量时间致力于遏制债务危机的三位专家讨论了他们的各自经验。以下是他们发言的精彩段落。
威廉姆·R.候德兹
(花旗银行国际部高级主管)
以处理债务危机的商业银行家的眼光，平心而论，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有两个：首先，最重要的是阻止国际金融体系和银行体系崩溃；其次是帮助债务国最终重返私人资本市场，为持续增长融资。
如果说贪婪常常使人反目，那么恐惧则常常让人聚拢在一起，1982年的墨西哥显然是一个例证。其再互相竞争的商业银行、银行监管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债权国和许多债务国之间，迅速建立了一种不寻常的国际合作安排。以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重组经验(比如，尼加拉瓜、牙买加和土耳其)为基础，这些商业银行自发组织了各种指导委员会，或者按照我们的叫法，即顾问委员会，其成员身份以敞口规模和区域代表性为基础。这些委员会在组织上与各个债务国步调一致，这一点很重要，需要谨记：它们的组建并非单守在银行，而是应债务国自身要求。
这种合作安排初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像美联储的保罗·沃尔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雅克·德拉罗西埃这些人的领导意识到每个重组中的国家都有着自己具体而独特的现实，一种个案分析的统筹方法诞生了。
危机的第一阶段，商业银行抛出了必要的短期紧急融资一揽子计划。相应地，债务国则开始调整其经济政策，应对(已经晚了)国际经济中已经作续数年的变化。
第二阶段，看上去超越了债务国眼前的需要，用一揽子更长期限的安排争取时间。于是，一项基金组织监督一国经济表现的协议出现，监督期限较通常的基金组织备用贷款或中期贷款安排要长得多，这些信息将提供给那些商业银行。这允许银行就重组协议进行谈判，以延期还债。1984年还启动了一个更市场化的尝试，我们商讨了一个银行可以实施债务转成股权的条款(著名的债股互换，债转股)。这标志着债务削减概念的开始。
第三阶段，旨在将焦点从短期调整转移到更为持久的增长上来。它反映了一种在我看来是墨西哥的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首先提出的思想：发展中国家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在危机中实现增长，这和财政部部长詹姆斯·贝克的决定是一致的，即美国财政部应该比他的前任唐·里甘时期更加积极地参与债务管理。贝克计划内容的要点，是对债务国实施增长导向的结构性经济改革的强调。作为对债务国经济调整的回应，商业银行被要求继续提供一个审慎数量的新贷款。尽管贝克计划常因没有筹集足够的新资金而且到怦击，依据国际经济学会的威廉·克莱恩估测，该计划实施的三年里，银行发放的新贷款超过了130亿美元，尽管有价值200亿美元的马克没有到位。我想，这在反映商业银行某些情况下不愿意放贷的同时，也反映出一些国家无力兑现结构调整的承诺。
下一次事件发生在1989年3月，当时财政部部长布雷迪提议商业银行主动进行债务削减。我要强调商业银行，是因为他的提议中只字未提政府或国际机构削减官方债务。商业银行这次的债务削减，成为取代新贷款的债务战略核心。七国集团随后在数个场合会晤以制定指导原则，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首次同意，为经济计划可行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债务削减方案。
所有这些都为1990年2月签署的墨西哥债务一揽子计划做了准备。该计划囊括了早前的大部分债务削减手段，诸如债转股、降低利率和本金减让债券，同时融合了很多新融资手段，包括债券、贸易融资和转贷安排。采用了两种新做法：抵押债务削减债券利息和价值回收，这两个做法以后也被用于其他国家的一揽子计划，比如委内瑞拉和乌拉圭。
容我总结一下1982年之后个人认为至关重要的几点：
第一，监管者和国际金融机构人士常常批评银行过度放贷，说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回流行动中表现糟糕。但五同集团和政府部门又在哪里？他们不愿承担一点儿领导责任，于是商业银行接过了担子。如果当初工业大国决定参与领导回流行动及其他工作，并且更加积极地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以实现这个目标，那结果会是什么样子？我想银行已经尽力了，尽管有时表现得不够好，但也没有其他人挺身而出。
第二，危机初期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即所谓的逐案或曰逐国解决法，一个现在还在沿用的决定。所谓的全球措施作为替代方式，有一个缺陷：不能适应每个单一国家变化的需求，这也是它们没得到债务国支持的原因。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措施也需要量体裁衣。缺乏这样的措施，国家重返自由资本市场之路可能陷入阻滞。
第三，总体而言，顾问委员会制度在同时服务于债权银行和债务国本身的利益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顾问委员会已经成为债务国政府的一种非正式渠道，如果没有顾问委员会，债务国会发现，任何时候想要和世界各地上千个银行磋商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
第四，尽管商业银行家被诟病为帮助不大，我认为他们总体上满足了重组国家对新贷款或债务削减的融资需求，而且无疑为那些制订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的国家做了这些工作。债务危机一开始就存在的一个主要概念性错误是，认为债务国面临短期的流动性压力，因而所需要的只是18-24个月的稳定计划。这种想法导致那些计划最多持续两年至两年半。债务国常常忽略了需要同时实施包括在有化在内的基本经济结构改革，以便为投资和增长铺路。如果国家基本结构不改变、经济不开放、不进行私有化，一次次的稳定行动将会接连以失败告终，但许多人不理解这一要义。
安赫尔·古里亚①
(墨西哥财政部国际金融事务副部长)
对债务国而言，整个问题是关于资金净转移和流向的：多少资金流入这个国家，又流出了多少。这就是债务危机的实质与核心：净转移，或者我们喜欢称之为"鞍点"。这么说吧：在容许一国经济仍以政治上可接受的最低水平增长的前提下，你能允许从该国流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最大净转移量是多少？整场债务危机就是关于持续获得投资、持续实现增长的能力。我们的难题是，1982年正向流入债务国的资金流中断后，凸显出债务负担过重。然而，在没有这些我们已经习惯的资金流入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继续支付债务利息。于是一个极大规模的逆向转移产生了，由于相当大比重的本同储蓄并未投资国内，而是逃往海外。这种情况不可作续。
①目前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
形成这些巨额债务的原因很多。一开始，债款只是少量作为又一种经济政策工具使用，主要是补充国内储蓄。但墨西哥当时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外部冲击。贸易条件急剧恶化。相对进口，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价值打了折扣。墨西哥更多地举债来填补窟窿。世界范围内的实际利率和名义利率同时在上涨。还在依赖廉价贷款继续流入以促进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面临额外负担。起初它们选择继续贷款来缓解压力。但由于高昂的利率，问题愈演愈烈。因为原以为国家永不会破产(根据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银行给这些债务国发放了大量贷款，当这些银行突然打退堂鼓停止放贷时，问题终于爆发。债务国意识到，它们必须在没有任何新资金的情况下继续还债。这引发了逆向净转移现象。它意味着那些国家实际上不得不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偿还银行，却得不到任何新贷款。
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必须动用大量已然稀缺的国内储蓄，而不是拿外部储蓄补充国内储蓄。一旦你使用大量储蓄还债而非投资，资本形成和相应的增长将突然停止。墨西哥必须每年创造100万份新工作，如果我们不投资、不增长，就办不到。增长是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还得是价格保持稳定增长。离开增长，不单单我们的经济计划，整个政治形势也会岌岌可危。
就这样，债务问题被突然推到台前。我们过度举债了，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够审慎。因为我们以为事情将永远保持原样。墨西哥这样的石油出口国以为，石油会保持在36美元/桶一段时间，然后再涨至50美元/桶。我们错了。我们以为真实利率会永远是负值或者至少永远保持不变。我们错了。现实恰恰相反。油价跌了，就像大部分商品价格一样。利率走高了，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被困住了。新贷款一中断，逆向转移开始了，资本逃出大部分国家，债务危机开始了。
一开始使用的是"得过且过"战略。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借给高负债国家已欠债务的一部分，这样后者可以继续全额偿付。但那远远不够。净转移的问题从未真正解决。最初的目标是维持银行运营。它们借给我们一点点资金，我们必须费力挤压国际收支，以产生其余资金来还债。债务国因此被迫从贸易和经常项目上获取大量盈余，这些加上借给我们的微薄"新资金"，方够付清利息账单。债务国这么巨大的牺牲——保住银行啊！
问题是，一段时间之后，即使少得可怜的"新钱"，能借给我们的也已不再是银行，而是政府了。银行不作为了。这个战略，就是我们后来说的贝克计划，实施两三年后，政府也开始察觉自己也不待见它。为了还钱给银行，公共资金开始注入债务国。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不是很讨喜，而且鉴于债务国不会实现增长，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它也不是很有效率。的确，经过几年的"得过且过"，借上些钱确保我们勉强糊口，到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增长，因为大量资金在流向国外，回到手里的只是我们支付利息的一小部分。1987年，银行更强大了，人们开始说"也许是债务太多了。也许按现有战略推进，即使很慢，我们也实在无能为力，因为它永远起不了作用。如果我们继续走老路，这些发展中国家永远不会真的恢复增长，这是经济政策的终极目标；也永远不会对世界贸易做出贡献。增长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净转移规模太大了。我们给它们的这点儿钱，不够补偿它们从自己的口袋里和储蓄里拿出来的钱。也许债务是太多了。"
在人们开始这么想的时候，花旗银行将其发放给欠发达国家的贷款组合减计了25%，欠发达国家债务的二级市场价格折扣越来越大。墨西哥开始寻求为本国债务打折的方式。1987年年底，在J.P摩根公司的帮助及美国财政部的同情下，墨西哥出价，以新发行的20年期内美国财政部"零息债券"担保本金的债券，交换打折的旧债。这意味着，我们将用70美分或80美分质量更高且部分担保的债券，来交换1美元的旧债。这是第一次为一个债务大国精心组织、市场化的、自愿的债务削减交易，结果成为一个真正的分水岭。
减轻债务的重要性证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墨西哥。为什么？因为我们墨西哥人准备按经济政策做正确的事儿，但感觉债务是太重了。我们和商业银行债权人谈妥了某种债务削减。经过与罗德斯先生及其银行委员会的漫长谈判，我们达成了削减墨西哥35%的商业银行债务或降低35%的利率的方案，两种方式在现金流方面多少是相当的。外同人和墨西哥人对墨西哥经济的信心随之倍增。我们从私营部门开始听到这样的话，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准备好去牺牲，我们准备好去干活儿，但债务太多了，净转移更是难以承受。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同内储蓄投资于墨西哥。这就是你们政府真正该去做的，剩下的我们准备好了自己去担当。"
政府决定在一个债务谈判中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它的确做到了。我们同意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一项四年期的稳定计划，以换取约40亿美元的贷款。我们去和世界银行就价值20亿美元的贷款进行谈判，以延长我们的债务偿还期限，并开始4-5年的经济结构改革。我们赢得了泛美开发银行每年10亿美元的承诺，以及官方出口信贷机构通过巴黎俱乐部对部分债务的适度重组，更为重要的是，巴黎俱乐部保证会继续为墨西哥进口融资。那么，最后，当然也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去和商业银行敲定了协议，因为它们持有80%的墨西哥外债。
所有这些事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完成之后，气氛发生了戏剧性的边转。我们实际上已经与商业银行和所有官方机构重新谈判了债务的消息一经发布，突然之间，市场将其资金引回到投资上。甚至银行家们也开始为墨西哥提供新贷款。而且打那以后，墨西哥已经能够在自由信贷市场上发行10亿美元以上的新债券。我们的教训是，糟糕的债务谈判也许是不能持续的，但只要经济政策有好的配套措施，哪怕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债务谈判，也是可以持续下去的。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好的经济政策。如果你在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那么减轻多少债务都不够。但如果债务没有减负，你就无法开启"良性循环"。
问题是减轻旧债与新贷流入之间存在矛盾，正是这一矛盾酿成了债务困境。当豁免与放贷抵触时，银行停止了放贷。现在政府面临同样的矛盾。它们表现为，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减债和继续放贷同步的可能性，而另一些国家则找不出两全之道。但今天看来，这两者绝对必要。正如商业银行已经看到的，债务减让是可能的。在具备良好经济政策证据的一些情况下，继续放贷也是可能的，官方出口信贷机构也必须这么做。然而很多时候，解决之迫并非更多举债。考虑到有些国家即使按优惠利率也无法偿债，债务豁免应当辅以接助，而非贷款。
债务过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几个国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但此类国家屈指可数，而在更多国家，它依然是悬而未决的最大问题，不仅在经济政策方面，而且在其本国国民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看来，情况也是如此。
曼纽尔·桂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部副主任)
我想强调的主题核心，用绕道德风险问题展开。严格遵守债务偿还政策的国家，不会特别受鼓舞去维护这种政策，这不该意外，因为其他国家由于能获得债务削减而无须偿还全部外债的示范在前。这种国际债务危机背最下的大多数难题，不得不应对这些道德、风险的危害。
债权国和债务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有代表权，囚此，外债问题不能完全从债务国一方或债权国一方来看，必须努力关注双方共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建树。这就好比在刀锋上行走，但同时也是刺激的挑战。一旦提出如下问题，债务困境的复杂性便会浮出水面：为何不将外债困难留给市场力量解决？知名的经济学家们支持这么做，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说过"解决债务问题，就是要求那些放贷的人去收回贷款。如果他们能收回，很好。如果他们收不回，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采纳市场解决观点呢？原因是债务危机传达了系统性风险迫在眉睫的信息。发展中国家在1981年积累了大量外债负担，接着是1982年资本流动的突然中断，造成了对国际金融体系不可修补损害的威胁。危机的对策，是为债务问题设计一种基于债权国和债务国、私人和官方组织以及国内和国际机构共同努力的综合性解决战略，而不是单单取决于市场力量的作用结果。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这一债务战略已然非常成功。它的根本目标，是消除债务危机引起的系统性风险，最终成效显著。
还有什么没有解决呢？比起系统性风险，如今我们的问题，是许多仍然面临严重偿债困难的国家存在一种相对普遍的弊端。这些国家的偿债问题，没有而且也不能仅仅通过全球战略得到解决。也许这是许多债务国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以及更为普遍的，资本流动恢复缓慢背后的主要原因。这种体验必然导致了债务战略的多个阶段：从紧缩性调整到增长性调整，然后再到债务削减性调整。在缺乏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这些适应性调整是必要的，而缺资本使得单个国家债务问题的解决尤为艰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基础是债务国的调整努力。但这并不能充分保证债务问题的解决。因此，基金组织的政策采用了一项重大创新：作为全球战略的前提，债权人被要求承诺大量("一个临界规模")资金支持。这种做法相当于把条件性原则延伸到了债权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战略对借贷双方都很公平。
在较短的时间内，债务作为一种系统性风险不复存在。但它作为对单个国家的一种限制并没有消失，而且债务国的增长进程并没有快如预期。于是战略重点转向了效率和结构改革。最后，它还考虑了自愿削减债务的一揽子计划，从而帮助债务国走上健康的增长轨道。因此，在问题甫一出现，债务战略就以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做出了回应，因而得以容纳对各种目标的追求(比如结构改革、增长)。然而，适应性调整要求各方的共同努力，也无法取悦所有各方。一方面，严格地将调整与融资(即对"一个临界规模"协商一致的贷款要求)相联系，要求债权人做出前所未有的承诺。另一方面，相对松散的联系，不能确保调整努力得到充分支持，还会导致欠债这一把握。二者都不可能受到普遍的欢迎。
现在让我形象地描绘一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整合债务人一债权人一揽子计划时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很多人觉得，基金组织在这一战略中的中心地位相当于乐队指挥。但他有时感觉，似乎每一位乐师都在照着不同的乐谱演奏。而这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事后看来如此。债务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于获得融资以支持其调整努力。它们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没有融资保证，我们怎么调整？反过来，债权人关注的焦点是债务国采取的调整行动，这是其继续金融援助的关键依据。它们的问题是：如果调整得不到保证，我们怎么给融资？基金组织，通过其金融安排，提供了一种将借贷双方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工具，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双方的持续压力。债务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为确保金融支持的媒介。债权人则将之视为确保协调的手段。无论多么有争议，这种情况下，基金组织只能采取一种立场，那就是忽略冲突，从双方有利的角度，关注共同点。实际上，基金组织认为，过多的融资、过少的调整，最终并不能帮助债务国，而过少的融资、过多的调整，最终也不会对债权人有利。问题就是调整和融资之间的一个平衡。但实现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在这种背景下，市场解决方案明显有了吸引力。这是因为，通常看来，市场决定的结果是由远离政治干预、非人为的客观力证促成的。但是，在相互冲突的环境里，市场力量的运行需要有法律和制度性框架(比如破产程序)，这些尽管在国家范围内已经具备，但在国际范围内还有待发展。由于它们的缺位，市场解决方案就没那么吸引人了。相反，必须通过凝聚解决方案的共识来寻求平衡，这些解决方案涉及政府、国际机构协调行动和私人资本流动，这也是一项公认的极其复杂的工作。有些人会认为，应当由债务人承担调整责任；另一些人则会认为，没有金融支持的调整即使不是无效的，也是不现实的。
这两种观点都暗藏着道德风险。举债和放贷的决定同时存在风险。一个设计的平衡里，如果债务人感觉其风险非常小，他们将来就难有动力追求决策效率或者避免无效行为成本。这一观点支持考虑债务削减时极度谨慎的要求。如果，正相反，设计的平衡使得债权人成为感觉风险低得不合理的一方，放贷决策就会失去效率激励。这一观点倾向于强调债权人支持调整的责任。平衡显然是需要的，因为完全消除债务人一方的道德风险，如果这么做可行，只会造成债权人一方的道德风险，反之亦然。
这一关乎成败的问题，此刻已经超出了债务的范围。它必须处理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两者间的分配。风险分配的过程在国际债务危机时的显著特征是，私人商业银行贷款优先于主权政府的贷款。由此导致的政府偿债能力与银行资产质量的相互依赖，会模糊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的差异。道德风险在这种模糊背后若隐若现，因为原则上与私密的特定债权人-债务人交易相关的费用，在把政府拉进来后(比如说，通过公共担保的延伸)，一般会变成由纳税人买单。所以，坚决将私人风险从公共风险中分离，或者更宽泛地说，政府角色的透明化，这对道德风险的防范至关重要。
当然，解决债务问题的健全之策存在于基本面中，也就是在债权国和债务国都采取适当的政策。这是基金组织的基本职责范围，其负有监督其成员国政策的使命。的确，聚焦基本面，有助于确保今天的解决措施不会成为明天的问题。国际债务危机遇过这一系列事件提供了良好的例证。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一种可能被称为反国际经济依存的现象，表现形式是保护主义和通过汇率灵活性走向国家经济孤立的趋势。一个反击因素是经由商业银行的国际资金回流。从这个角度看，资本流动有助于维护相互依赖性。同时，许多国家，尤其包括那些大国的国内政策，放任7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在世界经济中蔓延以及实际负利率的出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需要的措施，从各个方面看都是必要的。它们也属于有助于抑制借-贷冲动的因素。借-贷行为，实际上将解决70年代早、中期问题的方案的一个要素，转变为一个折磨80年代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唯一的封闭经济即世界经济中，这样的联系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