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经济管理的更多探索：卢浮宫协议
保罗·沃尔克
概述
到1986年年初，前一年秋天在广场会议中进行的调整货币价值的有组织努力，已经有了成果。美元自一年前的峰值平均下跌了25%。通过干预外汇市场或其他方式促使贬值的国际协调努力已经结束。
还没有结束的是，主要工业大国实现政策上更好协调的努力。广场谅解的达成，也并不意味着外汇市场上的美元已经稳定下来，尽管美元的变化不那么剧烈。
1986年，发达国家注意力集中在保持世界经济上行势头的要求上。过去几年中，美国经济强劲的发展驱动，一直是主要的扩张力量，但却在1985年逐渐消退。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增涨持续低迷，几乎整个欧洲的失业率都居高不下。尽管美元在下跌，但进入1986年后，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和经常项目赤字仍在攀升。
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形势的逻辑似乎很明确：让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实施更为扩张的政策，不仅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格局和货币市场的平衡，也符舍它们的自身利益。这种观点在一系列会议和各种论坛中一再强调一一在五国集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临时委员会、在5月的东京峰会、在巴塞尔的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值得一提的还有当年年底的日美双边会议(随即被称为G-2)。这些过程中交织着对国际货币改革问题的重新关注，美国财政部的贝克-达曼班子对此尤为重视。
尽管做出了种种努力，美国的财政政策依然没有任何动作。主要是各国中央银行间进行了有限的协调。这些协调也许在关键时刻帮助遏制了美元的进一步暴跌。这是个敏感问题，部分原因在于，让美国贸易伙伴担心、美国自己央行不安的是，美国财政部部长似乎时不时在引导美元的进一步贬值。这是再反映了对德国和日本不能或不愿采取更积极的扩张措施的沮丧，抑或是试图迫使德、日做出期待反应的激将法，我始终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到1986年中期和1987年年初，这种方式的局限似乎越来越明显了。
各国对外汇市场更稳定的共同利益持续增加，这在1987年2月的五国集团财政部长巴黎卢浮宫会议上表现的一览无遗。当时达成的谅解，就商定却从未公开的美元与其他五国集团货币之间的汇率水平，设定了相当精确的l幅度。这些幅度将通过下顶和其他可能的手段来"保卫"。这和经过长期的非官方讨论并受到一些国家推动的目标区或参考范围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是，在贝克接手财政部之前，里根政府以及20世纪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的美国政府，对这些观点都颇为反感。
这些商定的幅度需要调整，最先是涉及日元，而在1987年10月股市崩盘之后就更普遍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和财政部的上台，由于中东战争的牵制和对衰退的担忧，对货币改币和协调管理汇率的热情，似乎又一次消失了。
有一件在20世纪80年代末变得明朗清晰的事是不容淡忘的。日本俨然已成为国际货币事务舞台上的主角，20年前，它刚刚作为新兴工业力量，首次被邀请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十国集团。它的产业竞争力，以及那远超其本国大型产业投资项目所需的储蓄倾向，巩固了其在金融领域的关键地位。产业实力和高储蓄率的结合，表现为对美国和(相对较低程度上的)欧洲的大规模贸易顺差，即使是在日元大幅升值的情况下。与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相映照的，是日本资金湖水般涌入世界资本市场。资本需求在美国尤其显著，多年的经济扩张后，美国的赤字仍然而达每年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
20世纪80年代临近结束的时候，日本的银行、保险公司、实业公司，已经成为我们的预算赤字、日益繁荣的商业地产市场、甚空产业投资的主要融资渠道。1987-1989年，美国获得的海外储蓄额一度超过美国本国个人储蓄的总额。随着日本人对美国文化象征的接连收购，从纽约的洛克市勒中心到洛杉矶的电影制片厂，包罗万象，美国人内心深处感受到自身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这种依赖在经济实力丧失上的含义。在本文写作的时候，正有一个对最具美国精神中的一家大棒球联盟特许经营权的竞标，后者就像太多美国企业一样处于财务困境。
随着20世纪的最后十年拉开序幕，汇率，尽管波动依然，似乎已经结束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极端动荡局面。抛开日本的巨大顺差，贸易流似乎比以往有所平衡，还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正逐渐走出债务压力主导的失去的十年。但同样显著的是，世界经济的管理中面临着大量挑战和不确定性，在众所期待的世界新秩序建立之前亟须处理。
行天丰雄
1986年3月在东京举行的经济峰会，标志着协调经济政策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七国财政部长集团正式成立了，整个协调过程的焦点，超越汇率和国际收支，转向实现国际范围内的普遍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而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纯粹的国内政策目标。经济指标被引入并接受，还有一些做法，尤其是美国这边，在这次政策协调中采用了一些自动机制一一目标设定后，一旦经济的实际表现与此严重偏离，政府必须为实现其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或者其他方面的具体目标而采取行动。
于是，我们的痛苦期开始了。在此期间，我们在协调相互之间的政策方面付出了大量努力，以便处置困扰我们的许多问题。我们试图抑制美元贬值并稳定汇率，促使贸易顺差国家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而缓和它们国际收支失衡的顽疾，以及抵制贸易保护。我们也尝试建立一种更为制度化的机制，用来协调七国集团国家之间的政策。这涉及艰难的双边行业谈判和一些政治上的仇视，包括美国和日本之间、美国和德国之间，而且这些过程的政治性往往大于经济性。我们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是政策实施和见到成效之间的时间差。这种滞后导致了政治上的难题，因为政治时钟的频率一般要比经济时钟紧迫得多，而同时经济事件通常具有强烈的政治反响。国家间的提议、反提议乃至妥协的时间段是越不过去的。举例而言，在关于日本将采取何种政策的磋商中，美国建议日本和德国削减税收并降低利率，以刺激国内需求；日本和德国则要求美国将削减预算赤字作为减少贸易逆差的一个步骤。大多数情况下，妥协并不容易达成，而且即使官员们勉力完成，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也常常会推迟或冲淡政策的实际执行。然而，经验是不会没有价值的，后来的情况也证实了在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的必要性。1988-1990年国际不平衡状况的显著改善，就是我们致力于协调政策的一个成果。
但是，那些年的点点滴滴留下了很多教训。美国首倡协调制度化并调整汇率，是一个非常积极且可以说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步骤。但同时，这一过程过分受到美国主导，倾向于达成政治交易而非实现经济上可行的结果。从日本和德国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都是令人沮丧的，因为我们认为，美国企图从日本和德国这两个贸易顺差国家获得政治让步，方式是用美元贬值和贸易保护作威胁，美国知道，这两种手段会对顺差国家经济造成实际损害。这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经济形势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有可信赖的美元和开放的市场维系着世界秩序。如今正相反，可信赖的美元和开放的市场变成了威胁的手段。结果，贸易顺差国家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借着引入政策协调和汇率管理，美国试图强加给它们一个只会令美国自己受益的体系。因此，我们的反应是防御性的，对积极为全球经济利益做贡献也表现得缺乏主动性。换句话说，很可惜，三个主要国家之间严重缺乏相互信赖。
最紧迫的问题是拿美元怎么办。广场会议后的两年里，尽管美元的有效汇率确实在下降，就像广场协议预见的那样，但这种平稳的贬值，似乎并没有矫正世界贸易的失衡。美国的贸易逆差和日本的贸易顺差一度都在持续扩大，而更糟糕的是，日本的经济也开始滑坡。这种现象部分归因于正常的商业周期，但日元价值的暴涨也脱不了关系，它阻碍了日本的出口产业。日本1986年后九个月的工业产出低于上一年水平，1987年年初失业率超过了3%，按日本的标准，这是个很高的水平。
1986年，宫泽喜一被任命为大藏相。他曾经强烈批评前任竹下登和首相中曾根康弘治下的日元暴涨。这一批评使得他不得不做出点儿成绩，为他的政治生涯锦上添花。由于持续的贸易逆差和越发抬头的贸易保护压力，处境日益，艰难的美国财政部试图使美元贬值。美联储则为此担忧，深恐更疲软的美元将加剧通货膨胀。所以，同时遭遇美联储批评和德、日两国拒绝采取通货复胀刺激其经济的美国财政部，组织了直接的国际谈判。
宫泽偏爱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而他的前任们则相反，依赖自下而上地寻求一致，以获得他们下属的支持。当贝克为对话中曾根和宫泽而计划了一次日本秘密之行时，他们以为，在不让其他官员明白其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达成交易。结果证明这是不现实的。贝克给美国驻东京大使迈克·曼斯菲尔德①打电话，确定8月末会面，但是几天后，政府部门刚刚得到消息，整件事就泄露了，会面也跟着泡了汤。
①迈克·曼斯菲尔德：在位时间最长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1961-1977)，于1977-1988年任美国驻日大使，同样是史上任期最快的驻日大使。1989年获"总统自由勋章"，部分原因是，他对尼克松的辞职功不可没。
之后我们安排两位财政部部长于9月6日在旧金山会晤，而且为保密下足了功夫。我们井不确定是否能达成协议，还在担心，提前公开将只会加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我设法偷偷离开日本，并在巴黎和负责罔际事务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戴维·马尔福德碰头。我们一起从巴黎搭乘协和式客机①飞往纽约，中间换乘了航班穿越欧洲大陆。我们两人都累了，幸运的是，飞机很空，我们得以在座位上躺着睡了一路。宫泽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他好不容易趁没人注意离开了日本，但六神无主的媒体记者很快发现，他甩掉了他们，还飞到了旧金山，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一名绝望的日本记者孤注一椰，给旧金山的所有大酒店送去一束花，并在卡片上注明致宫泽，但他的火力无一命中目标，这多亏了我们驻旧金山机智的总领事。他猜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于是特意挑了一家非常舒适、小巧但并不是很出名的酒店马杰斯蒂克。
①Concorde，1963年英、法两国联合研制的中程超音速客机，由时任法国总统亲自命名。1965年开始制造，1967年出厂，1976年投入商业使用，1979年停产，2003年全部退役。
会议是在费尔蒙酒店的顶层套房举行的，那儿的好处是有一部私人电梯。谈判桌上放着一个文件包，包括日本3万亿的财政剌激计划，其中有部分减税；美国同意停止美元贬值，并通过发行日元政府债券来支持该计划。宫泽急于和贝克建立紧密联系，我认为贝克本人也想发展稳固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与宫译。因为娴熟的英语和渊博的经济学知识，宫泽是日本第一位无须翻译帮助就能与美国财政部部长对话的大藏相。当宫泽使用臭名昭著的"巫术经济学"一词时，贝克看起来十分惊讶。
但是，他们无法在旧金山会晤中达成共识，尽管他们试图在11月美国国会选举前敲定这个一揽子计划。他们也希望，如果双方能就汇率和宏观经济政策达成协议，就能针对一项协调全部七国经济政策的协议，对德国、最终是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施加强大压力。接下来的两个月被用来准备关于正式协议的公报，这真是一段很不愉快的时间。大藏省内部强烈反对推行任何重大财政措施。日本银行起初也不愿意降低利率。双方都在阻挠公报草案里的实质性建议，换句话说，宫泽在被中央银行和他自己的官僚队伍拖后腿。他逐渐对他们有了威信，但这对他来说是一段无比煎熬的时光，无论政治上还是外交上，直到他能够向贝克和他国内的支持者证明，他有能力驾驭他自己的领域并不负众望，而在那年冬天卢浮宫会议结束后，他终于用一份一揽子经济剌激计划做到了这一点。
在旧金山提出的第一个一揽子计划，花了两个整月时间才形成协议。10月31日，公报终于发布了。日本银行将贴现率从3.5%降到了3%。一周前，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3.6万亿日元支出的补充预算，主要用于公共建设方面。这实际上是数字游戏，因为这里的很多钱是正在花的。政府也表示计划削减税收，却没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它还声明，当前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动向是符合经济基本面的。这很重要，因为以前从没有发过这样的声明。反响毁誉参半，有人说唯一有价值的部分，是日本银行降低贴现率。虽然日美两国都没有明确承诺支持汇率，但市场反应不错，汇率在当年余下的时间里趋于稳定。
日本这一年里都在强烈反对财政扩张，因为它感觉，自从采取了1978年波恩峰会上同意的协调性扩张主义措施，它的财政状况就不断恶化。到1985年，日本政府赤字几乎占了预算的22%。公共债务未偿总额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2%。这些数字在七国集团国家中是最高的。尽管政府曾试图到1984年消除当期开支的赤字融资，但这一目标直到1990年才实现。
日本经济企划厅也提出了一个反对扩张的有力理论性观点。利用其世界交互模型，企划厅测算出，如果美国每削减占其国民生产总值一个百分点的开支，其贸易收支的改善将占其国民生产总值1/4-1/3个百分点；而日本如果通过同样的方法扩张其国民生产总值一个百分点，只能帮助美国贸易赤字减少万分之二到万分之三。企划厅认为，日本的扩张，对美国的赤字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因此，合适的做法，是美国削减其财政赤字以抑制扩张，而不是日本扩张。任何国家都不会欢迎财政紧缩政策，企划厅的观点，只是强化了我们的政治家和一些商界领袖对改善日本财政状况的强烈渴望。他们担心，拖延只会造成最终的税收上涨，以及有待拉制的通货膨胀水平的提高。中曾根是财政改革的有力后盾，当然，这场改革由大藏省主导。所以日本坚决反对财政扩张，而华盛顿自然对企划厅的论点不屑一顾。
不过，我认为，贝克和宫泽之间的十月协议，确实对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有所影响，它们最后同意2月在巴黎卢浮宫的侧厅会晤，那儿当时是法国财政部的所在地，就在那座著名的艺术博物馆对面。财政部部长的副手们周密地筹备会议。主要的议题是：有可能制定的新宏观经济政策，以减少国际不平衡；我们能够接纳美国"协调政策机制生效"的愿望的程度以及我们全体对汇率应当采取的共同立场。
这次会议后的公报，首次承认美国的对外收支失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基于此共识，他们承认改变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罔家的储蓄与投资之间平衡状况的必要性一一翻译过来就是，日本扩大政府开支，美国减少财政赤字。它们还同意建立一种新监督机制，意味着每个国家可以制定一项中长期规划，并利用经济指标来监测其进展是否正常。这些指标包括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以及国际收支水平等等。所有成员都同意，如果指标显示一国经济走向在偏离目标，它们将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共同就本国的形势进行讨论。
德国承诺，加大已经提出的1988年减税力度，但没有说明削减多少。日本银行再次降低贴现率，这次从3%降到2.5%。但公报本身存在显而易见的冲突。一方面，它认可当时的汇率总体上符合经济基本面。但与此同时，七国意识到它们的外部收支严重失衡，并同意这种失衡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收支状况不可持续，汇率不可能真的符合经济基本面。调和这些自相矛盾的表述的唯一途径，是让各国采取它们各自承诺的措施，这样它的经济基本面将和现行汇率体制保持一致。这不失为一种充满希望的解释。
回到汇率本身，七国试图设计一种现在称之为目标区的方案，尽管公报没有细说这一点。在副部长们起草的原始文本里，七国承诺"在4月初的下一次会议前努力将汇率维持在约定的范围内"。但在卢浮宫会议上，七国将只同意"暂时努力将汇率维持在接近现有水平的程度"。由于所有与会国都认为，公开的汇率承诺如果太具体，会很容易成为投机者的目标，所以上述承诺被打了折扣。即使谈判淡化了最初的承诺，但七国讨论了努力将汇率波动限定在现有水平的一定范围内确是事实。公报发布当天，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是153.50，对德国马克则为1.825。它们广泛接受的，是尽量将汇率波动维持在5%的幅度内一一即上下2.5%。如果汇率波动超出这一幅度，各国应当进行联合市场干预；一旦市场汇率上涨或下跌了5%，我们将就改变波动幅度的可能性进行磋商。为了保卫汇率，七国保证准备总计120亿美元的可用资金，直到春季的下一次会议召开。
但尽管卢浮宫会议讨论了这些问题，却没有形成明确肯定的协议，也没有文件标明数字在各国间分派的百分比。汇率讨论在国宴中进行，所有的与会人员都忙着切肉品酒。没有努力去形成正式协议、也没有努力从财政部部长们那里取得对具体数字的坚定承诺。最后留下的是一份极其含糊、语焉不详的协议。德国人认为，他们没有做任何确定的承诺；而日本人虽然十分乐意停止日元升值，却极不情愿阻止日元贬值。即使如此，我认为，他们普遍同意实施干预，以尽可能稳定汇率并维护综合目标。
这些都有助于说明目标汇率为什么从未公布，甚至从未得到政府的官方确认，即便市场已经猜测得八九不离十。无论如何，市场迅速冲破了目标汇率，美元则继续下跌。美元对日元汇率3月底下跌到145，1987年4月底更是跌到了138。卢浮宫协议没能像预期的那样通制美元贬值，已令人相当失望，而它的一位主要缔造者一一理查德·达曼又在4月份离开了政府。保罗·沃尔克则在8月从美联储离职。
随着市场的进一步动荡，卢浮宫会议后的那段时间令人心灰意冷。在媒体看来，政策协调显然没有发挥效用。随着美国财政部部长贝克一再催促德国实施宽松却遭到拒绝，两国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分歧加深了。最终，市场反戈一击，华尔街和全世界的股价在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暴跌。股市崩盘引发了诸多解释，但我认为一个根本原因，是七个重要经济大国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行动没能产生实际效果。当年8月，美国国会修正了《格拉姆-鲁德曼-在林斯法案》，将平衡联邦预算的目标年从1991年推迟到了1993年。美国的预算赤字实际在下降，但它的改善速度是远低于市场期望的。美国、日本、德国的对外收支状况，则根本没有任何改善，1987年，美国的外部赤字甚至还增加了。
黑色星期一后，七国集团各国再次试图挽救形势，但它们没敢召开会议，唯恐会议不能取得实质进展，市场会再度崩溃。于是，我们决定在没有会议的情况下发表一份公报。由于发表的时间是12月23日，这份公报被称为"圣诞公报"。公报里面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除了一句表述：美元的进一步贬值将产生不利后果。这是一个新的套话，实际上是关注重点的一个转变：从广场会议上削弱美元的最初目标转变，从卢浮宫会议中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声明转变。
这份公报标志着三年困惑期的终结，结局不那么令人满意，至少当时如此，因为我们在调整汇率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上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没有取得明确的实质性成果。大国之间的外部失衡并没有得到改善，尤其是日本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逆差，这个开启整场努力的双面政治催化剂，尽管汇率关系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重要原因是J形曲线效应，它使得一国的贸易收支曲线，在本国货币贬值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仍是趋势向下，状如字母"J"形，原因是，虽然一国对外贸易价格改变了，但进口量和出口量还没能对新的价格体系作出反应。换句话说，美元贬值最初是在增加美国的逆差而非减少。而且汇率是每月持续变化，就像1986年和1987年的情形，因为美元从不会稳定足够长的时间从而改善贸易账户，J曲线的效应就一直累积。此外，真实有效的美元汇率的实际变化，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广场会议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元对日元的名义汇率下降了41%。然而，美元的真实汇率，根据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贸易流来衡量，只下降了32%，约为名义变化的3/4，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只钉住美元。并且，在国内政策中，预算赤字的下降比预期要慢得多，家庭储蓄率实际上下降了，这意味着消费中包含了未加抑制的进口。
另一个解释是经济学家说的滞后效应。20世纪80年代初期，强劲的美元，导致了影响美国产业的进口模式的重大变化，而这些变化即便是在美元开始走软之后也没能快速扭转过来。日本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样的：80年代上半叶，非常疲软的日元给日本产业导向带来一个重大影响，转向增加出口，即便在日元开始升值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现象即滞后效应。尽管还没有足够的实证证据支持这种分析，但汇率变化与产业的相应反馈之间存在长时间的时滞还是有道理的。
政策协调经历了多个阶段。1986年5月的东京峰会，就如何实施协调达成了一个基本协议。1987年2月的卢浮宫会议，在更加制度化的框架方面取得了共识，继而，1987年5月的威尼斯峰会，七国集团国家的政治首脑们同意了该框架。尽管在建立协调机制方面确有进步，但关于如何操作的争论却始终相持不下，争论的焦点总是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各国将在多大程度上自愿接受形同放弃它们经济决策自主权的监督，以及相互猜忌深重的顺差国与逆差国之间的极其不对等。但即便监督机制本身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我们确实也取得了一项重要成果。那就是七国集团各国政策制定者之间坦诚友好的非正式对话大大加强了，在这种对话中，来自对方的压力会明显影响各自的政策。
成功的政策协调有四个必备条件：第一，参与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第二，对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将产生议定结果形成共识。第三，必须建立起协调过程并加以维护。第四，参与国间必须有一个强烈认同，相比它们什么都不做，协调将为所有国家带来更大利益。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应该同意，政策协调并非损人方能利己的零和游戏。我不得不承认，这四个条件，20世纪80年代后期只满足了第一条，其他三个条件还有待实现。
卢浮宫协议后，日本对采取扩张性财政措施不再那么抵触，并开始意识到转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除了将贴现率定在2.5%的历史低位，日本政府还宣布了一个6万亿日元①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由于经济扩张的同时也增加f税收收入，实际的剌激不是很大，但却为日本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1987年，增长率冲到了4.9%，而1986年为2.6%。更重要的是，国内需求贡献了增长的6%，而对外收支实际上拖累了1%的增长。所以日本的增长模式，明显从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
①原文为6亿日元，经与作者核实，为6万亿日元。
日本的决策过程，显然受到协调行动中日益增加的外部压力的很大影响。的确，日本人自己在过于频繁地将这种压力作为采取措施的借口，我们对此甚至有个名词"外压"(gaiatsu)。日本的政治体系可以在外部政治压力下行动得更快，但正因如此，才不能解读为美国应该利用这种情况并集中力量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施加这种压力。
结果证明，日本在"外压"下采取的大部分措施，无论是扩张性政策，还是多个经济部门的解除管制，对我们都是有益的。在这个意义上，日本不能抱怨发生过的一切。但我不得不强调，这种决策模式，从根本上破坏了日美长期关系。在日本这一边，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客和官僚，掌握了滥用"外压"的恶习，他们借助海外压力，实施棘手却不可避免的改革，却没有同时付出艰巨且关键的努力，在全体国民中间形成积极心态，去接纳通常是一剂苦药的经济改革。美国这边，政策制定者开始相信，对付日本唯一的最佳途径就是施压，他们用美元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威逼利诱，却忽视了部分问题恰恰缘于美国没有在改善自身的财政超支方面尽到本分。频繁地求助外压，很不幸地伤害了两国的国民心理结果，互信与合作意愿没能建立起来，挫折感和不信任的糟糕心绪却得以滋生。
我并不打算描绘一幅了无生气的政策协调图景，因为我可以做证，参与国的谈判者相信，能够在造福世界经济方面取得实效，并为此付出了真切而诚挚的努力。实际上，他们确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只有美国和日本共同意识到各自国内政策的全球重要性，并开始致力于国内时，才能确保政策协调持续有效。
保罗·沃尔克
致力于协调的进一步行动得以在1986年重启，无疑受到了看似成功的广场协议的鼓舞，后者在实现美元大幅贬值的同时，并未对利率产生负面影响，也未导致美元自由落体下跌的心理。但在美国人看来，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经历了前两年的强劲扩张之后，美国的复苏已经逐渐放缓。同时，日本经济，更为明显的是欧洲经济，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精力，欧洲在好几年不温不火的扩张后，平均失业率仍高达10%左右。如果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下降、美元币值稳定下来，那么对欧洲和日本来说，重要的将是扩张国内经济，而非依赖源自美国对其商品强烈需求的外部刺激。
作为协调行动的一部分，我在巴塞尔会议和其他场合，尽可能力劝日、德两国的中央银行带头放松银根。德国人尤其不乐意，一如欧洲人的普遍表现。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美国单方行动非常不合适。这是1986年1月下旬五国集团伦敦短会的背景。
回过头来看，这次极其短暂的会议之所以值得注意，并非因为其中大量讨论了货币政策，恰恰因为相关讨论极少。在一份由美国财政部提议、当时可能被我低估了重要性的公报中，一些关于货币政策的字句试图被包括进来，至少在我敏感的耳朵听来，它们在暗示货币政策应当或者将要被放松。这种措辞遭到我和联邦银行的卡尔·奥托·珀尔的反对，因为我们觉得它只会导致不必要的投机。我们最终还是采用支持扩张和稳定的另一种温和表述。
若非确实有重大事项宣布，我和珀尔作为五国集团发展过程中的老人，将强烈主张恢复不发表公报的做法。但无论中央银行家们持何种保留态度，由于广场协议的宣扬和表面的荣耀，每次五国集团会议后发表公报的做法，再也没有回旋余地。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夺走了安排会议时的某种有益的灵活性，有时还会导致过高的期望。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角度看，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财政部部长们聚到一起，出于满足其政治需求的目的，很可能利用这些场合说一些鼓舞人心的话，从而向他们中央银行的同事施压，特别是他们无计可施的时候。不过，至少根据我的经验，财政部部长们从未真的强迫中央银行做出后者认为不合适的决定或承诺。
中央银行行长们，倾向于拒绝在财政部部长会议上做出有关货币政策的决议，这类会议的时间和场合由别人确定，且可能受到政治驱动。这种拒绝，有时被解读为对协调经济政策的整体设想的抵制，这些政策由央行行长们自己或其他人制定。以我的经验，这种揣测是不合理的。我并不认为中央银行行长自己能够一贯实现某种理想的协调和辅助行动。即便是在汇率固定、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欧洲、日本和美国三者之间的欧洲货币体系中，这种无力感也是存在的。欧洲乃至欧洲以外国家的一个明显困难是，财政政策的总体失调，不能由货币政策加以纠正。这显然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困难的一个主要根源，当时美国坚持不合理的巨大赤字。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可以证明，货币政策偶尔也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有效协调。1986年年初就是一个明证。
1985年整个秋天，适逢美元急剧贬值，我始终反对放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内部关于是否放松银根的论战，则在1986年年初渐渐平息，此时经济似乎有所好转，但随着里根政府对两名新成员的任命，美联储理事会的人员安排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仅有一两家美联储银行仍在提出降低贴现率的请求，但令我大为意外，并且至今我对其动机也不能完全理解的是，1986年2月24日理事会被迫举行了一次投票，以4：3的多数通过了降低贴现率的决定。当时我完全不能接受美国单方面削减利率。如果美联储真准备降低利率，我的优选是日本和德国带头做出某种不让美元贬值的保证。当天重新审议了理事会的投票结果，理由是：如果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到，那么协调一致的贴现率削减将更为可取。在此基础之上，我与德国联邦银行和日本银行的同行进一步磋商，并达成协议：德国联邦银行将在3月初的例行委员会议上采取行动，然后日本银行紧跟着也采取行动，日本已在1月降低了利率，最后则轮到美联储。
外汇市场不负所望，在美元没有贬值的情况下轻松应对了利率变化，政策协调的成果也仅仅因财政部的邀功而稍稍受挫。由于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尤其是通货膨胀率随着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应声而降，美联储随后于春季、夏季连续两次削减了贴现率，其中第一次是与日本合作，第二次是单独实施。
然而，就美国而言，那些货币政策上的部分协调行动，并不能充分解决一直困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看来，美国国内经济的强劲扩张可以拉动世界经济的时代，明显结束了。其他人不再指望美国进口的扩张能够把我们繁荣带往国外了。取而代之的，日本和欧洲将不得不依赖国内扩张性力量。如果这个过程推行得有力，结果应当是美国更多地出口、我们的巨额贸易赤字降低以及美元压力的减轻。
还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带着证明这些观点的统计数字，前往巴塞尔参加月度会议。我敦促中央银行的同行们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对我来说，这种时候既是机遇，又令人忧心忡忡。随着石油价格暴跌，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也降到1%多一点的水平，这种情况有20年甚至20多年没出现过了。美元贬值对进口和国内物价的影响，似乎没有我预计的那么大。所有这些，使夏季放宽货币政策成为可能。但在其他国家没有采取更具扩张性的行动下，我担心世界经济扩张的势头会受阻，美国国际贸易和经常项目仍将保持巨额逆差，美元最终也会毫无益处地更加疲软。
这种分析的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贸易伙伴所接受。就在这时，从日本银行退休、深受尊敬的总裁，并在西方以其绰号迈克而广为人知的前川春雄，撰写了一篇报告，呼吁日本经济政策重新定位，以内需驱动经济增长。前川的报告广为传阅，它强调了满足日本大规模社会和基础建设需要的机会。他主张，巨额贸易顺差，表明大幅提高国内需求、并减少进口的正式和非正式壁垒的含理性。他明确的结论在今天和五年前一样中肯。但有一点也是确定的：把那些观念转变为现实，是一个缓慢和煎熬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实现预算约束和价格高度稳定，德、日两国付出了巨大努力，它们也无意为看似更加抽象的国际优势，去牺牲这两项政策成就。它们对自身经济前景的态度，也比我们更为乐观。毋庸置疑，在它们看来，美国的要求，是向它们转移调整压力的手段、同时偏离了美国正视自身重大缺点的迫切需要，不过是对着别人吹毛求疵。
行天丰雄对这些观点的看法更为权威，而对于我们的伙伴因美国无力解决自身预算赤字的沮丧，我只能报以同情。但在更普遍意义上，1986年的不同观点，是国际政策协调中一个根本问题的表现。不同国家由于不同文化、经历、治国方略和重点事务的影响，难免从不同视角看世界。对于这些始终出现在分析、判断中的分歧，并不存在令人信服的、客观的解决方法。甚至来自友邦的亲善人士也发现，调和他们的观点是困难的，而当行动的需求撞上国内政治要务，协调的障碍则近乎不可逾越。
我可以部分理解，财政部贝克-达曼班子在卷入五国集团和首脑会议时的沮丧。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没有一位财政部部长，能够驾驭许多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即使是像吉姆·贝克这样一位政治练达、亲近总统的人物。财政政策深陷关系重大(和无关痛痒)的国会政治泥潭。中央银行则独善其身。甚至债务管理这种十足的财政部领地，对如此庞大的财政赤字、如此波动的市场，也几乎无所作为。但根据深厚的传统，财政部部长是美国在国际金融和经济政策领域的主要发言人。该平台为他在政府内部、国会，还有一些人可能看到的，对中央银行发挥影响力，提供了机会。这并非无稽之谈。比如，乔·福勒曾在1968年主张，美元的稳定要求提高税收，以便为越战筹钱；约翰·康纳利利用1971年的美元危机，使总统和国家支持其对一整套经济政策改头换面，其手法实在是叹为观止；1978年，迈克·布卢门撒尔及其副手托尼-所罗门，则得以通过紧缩银根，在最终阻止美元惊人暴跌的过程中，与美联储并肩作战。
但如果没有国内危机，或缺乏就应采取的行动所达成的可靠的国际共识，这种影响力就很难获得。在1985年美元如此强劲、美国产业开始忧虑其国际竞争力的情况下，这种强烈的紧迫感，足以使得政府坚决反对干预的态度发生180度逆转。可即便那时，在政治性更强的棘手领域，最为显著的是财政政策，进展也莫测得多。
即使考虑到参与者的阅历与资历，五国集团议程本身的约束性也不是很强。各国代表们有备而来，以表达自己的政策，并描述各自的情况。分析中的差异甚至冲突，根本不足为奇，而避免对这些差异、冲突进行调和，总是相对比较容易。在讨论指导方面，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接受的概念性框架。有效质疑不同推断和预测的方法也不存在，而且没有什么可以推动一项决议或结论的达成，当然，危机迫在眉睫时除外。几乎总有关于国际体系管理的操作问题需要解决：处理债务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世界银行政策和很多其他问题。但它们通常在政治上并不敏感，也并非纯粹经济政策问题。
为解决这些困难，尝试过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五国集团(现在的七国集团)会议开始前，提供其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独立分析，侧重点为谈判桌前每个国家的政策影响。这帮助建立了讨论的共同框架，同时并非很偶然地，也有助于为整个五国集团流程提供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你可能记得它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国际协议打底。但即使有像雅克·德拉罗西埃那样受人敬重的强势总裁，问题依然存在。他虽然可以提供其专家级的预测和分析，但本质上是以个人身份出现，并没有仲裁分歧的权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也不得不保持敏感，要避免表现得过于明显地支持或反对任何一个主要成员国，毕竟是后者掌控着机构的命运。实际上，总裁通常在他的陈述和一些初步讨论后、任何政策决断还没有作出前，便离开会场。
为更具体地说明这一过程，容我简要讲一下1986年发生的事。美国代表们坚称，根据现有数据和合理顶测，世界经济在下滑。他们警告，已经低迷了数年的欧洲和日本经济，如果不增加剌激措施，世界经济将陷入哀退。基于贸易和预算双赤字，美国不可能实施财政剌激，而美联储已经在放松银根。尽管我们认为这种论断很有说服力，但欧洲人答复如下："你们错了。以前的数据可能不妙，但关于我们经济的最新报告可乐观多了。而且，我们不想冒任何通货膨胀风险。你们被财政政策困住，我们可不想上那趟船。"如此结束了对话，因为的确没法儿调和对立的观点。
对贝克和达曼这样精明的激进政治家而言，这一切可谓不小的挫折。他们的应对有两个方向。在趋向改革的更为理性的层面上，他们提出了一个理念，即利用各种既定的经济指标约束议程。总体思路是，主要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制定一系列可能客观的绩效统计指标：实际增长、通货膨胀、经常账户、预算开支和赤字、货币供应量、汇率以及其他。其中一些指标(当然包括增长)的目的或目标，将为各个国家分别设定，之后则被评估，以确保这些目标间的一致性。这些目标的进展将一起受到监测。如果政策需要调整以确保每个国家实现目标，那就通过会议来协调。不能实现议定的增长或国际收支目标的国家，将被要求采取补救措施。
但是当然，实际过程永远不会如此简单。因于修正，自然还有各国自身的解释，数据永远会迟到。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一些关键国际收支数据，统计上甚至都不一致，为争论的扩大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即使数据可靠且及时，五花八门的指标和目标，往往会向政策发出相互冲突的信号。
困难并不都是技术性的。一种观点遭到了强烈反对，即所谓的客观数据指标可以替代有根据的政策判断，或者战胜任何情况下的政治抵制。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议程可能有帮助，但几乎解决不了问题。要求总裁对争议作出裁断会显得过分，如果基金组织的发言与美国非常在意的观点相悖，美国一定会第一个反对。而除了真实的紧急情况外，基金组织的支持不可能解决不作为的死结，即国内政治约束。这方面我个人有过经历。在20世纪70年代的二十国委员会上，我设计了一个简单得多的指标，提议作为更有组织性和综合性改革讨论的一部分。因此，我能体会财政部努力的方向并对其受挫报以同情。但就我的理解，我对那些提议的可行性不抱信心，并很高兴没有被要求为其进行辩护。
这个指标体系的初期工作，由财政部副部长及其助手组成的小组封闭进行。据我所知，讨论过程中，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宵员都不曾深度介入。在美国的敦促下，1986年5月，东京峰会的确有些大张旗鼓地认可了此概念，并授权财政部部长们发展这些构想。一个持久的副产品是，将意大利和加拿大纳入排他的五国集团俱乐部，形成七国集团，但就我了解，更为充分地发展指标方案的努力，基本被放弃了。
那时，我对者上去是财政部备选且更具操作性的谈判战术一一贬值美元，要关注得多。我对美元过度贬值的担忧，已在本书中充分反映。1986年，即1985年的暴跌之后，在我看来，头等大事是促成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更多刺激，从而帮助加快缩小我们的贸易逆差，同时不会出现美元进一步下跌对信心、通胀及潜在的经济增长本身带来可能的不安后果。1985年贬值的潜在通货膨胀影响，确实得到了控制。石油价格暴跌有助于抵消这些影响。另一个重要因素，似乎还是日本和其他出口国维持其美国市场份额的激进做法，即将其商品的美元价格上涨幅度控制到最低水平，甚至不惜牺牲它们的利润。
这些都多少为比较宽松的美国货币政策提供了依据，但美元持续下跌时，我从未感到非常安心，即使它没有像1985年那样直接单边下跌，而是更不稳定地波动。正如行天丰雄所言，当财政部部长貌似暗示，他至少对美元进一步贬值完全放心时，我会更加不安。作为一种刺激我们的贸易伙伴采取更积极扩张政策的手段，贝克以其更为挑衅的姿态，近乎乐于预见美元下跌，意在威肋、日本或欧洲的出口国。1986年夏中，由于美元对日元处于历史低值，且对马克和我们大多数贸易伙伴货币也在朝此方向发展，合理预期是我们的贸易收支可能很快改善。在向国会或其他部门做证时，我更加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元跌得够多了。根据我的判断，与进一步大幅贬值相关的不确定性，对谁都没好处。
尽管我的观点和财政部部长的言论相左，有时面对同样的委员会，难免被注意到，但当时，这在我们之间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分歧。贝克会貌似正确地辩解，他只是在说，如果其他重要国家的扩张太过有限，不足以吸收美国增加的出口，那么美元可能得继续贬值，无论这多么令人反感。而我则感到鼓舞：财政部部长确实开始关注过度贬值了。最起码，他想使得贬值的雄辩之辞温和一些。这种情况下，我对继续贬值的明确反对，可能对市场转向过分看跌美元起到了某种防范。
我当时不知道，贝克很快与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展开了一系列双边会谈，后者于1991年成为日本首相。此前的不同场合，我已经发现与宫泽讨论很轻松，不仅由于他有一口流利的英语，更重要的是，他个人对美国地位的影响力和内在逻辑的理解。说到底，这种立场，与当时著名的前川报告完全一致。无论宫泽个人如何支持，财政刺激因为日本强烈的政治反对流产了。讽刺的是，这种反对貌似集中于宫泽自己的大藏省，这一面向日本国内的强大政府部门内部。大喊省长期力争平衡日本预算，而且不愿见到得来不易的成果付之东流。不过，1986年10月底，宫泽与贝克得以宣布一种双方妥协方案：日本人将实施一项重大财政剌激计划，并进一步放松银根；而美国人将接受：日元与美元间的汇率"总体与当前潜在基本面一致"。
与日本的协议，并没有明确美国任何实质性经济政策举措，甚或干预外汇市场的义务。日本的财政政策，似乎也无意添加多少他们的新做法。鉴于此，一些欧洲中央银行同行对两国集团(G-2)这一动议的意义极为关切，估计欧洲财政部部长们也是如此。这令我十分吃惊。美国可能已经就稳定日元/美元汇率达成了明确谅解，却没有给予欧洲同等谅解，这种看法似乎使得欧洲产业不堪强大的竞争压力，如果其本国货币对美元和日元同时升值的话。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顾虑，比较隐晦但却明显的是，这份协议可能表明了一个总体趋势，即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向太平洋。
有意无意地，这一切似乎都有助于贝克刺激欧洲采取进一步扩张行动的兴趣，尤其是德国。我后来了解到，与德国当局对话于12月重启，讨论修改和加速德国税收改革方案的可能性，从而产生一些财政净刺激。就像日本的情况，之后将有机会确认汇率更为稳定的愿望和可行性。从我的角度看，这些都很正面。相比用贬值威胁作为激发期待的政策回应的武器，更稳定的汇率将变成合适的行动回报。那些实际政策和谈判考虑因素，当时融入了可能更有持久性意义的尝试中。至少在最高层，财政部已经在不动声色地继续考虑目标区，或者"参考范围"——法国财政部内部准备的一份报告，已对其这样重新命名。对于鼓励德国采取扩张性手段和推动达成有关参考范围计划的协议，法国都有极大的兴趣，这使其成为基于广场协议经验的会议中的潜在坚定盟友。美元在1987年年初一度下跌，似乎导致或强化了寻求另一次会议的决定。对德国采取重大财政举措意愿的疑虑，让贝克心中对是否真的举行己临时安排的五国集团会议，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在我和我的闭队的支持下，他最终决定举行，理由是不抓住这次机会，汇率市场和政策前景都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1987年2月21-22日的周末，我们齐聚位于卢浮宫的法国财政部办公室。实质性讨论因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被推迟了几小时。意大利财政部部长，代表其政府，坚持他应在一开始就出席会议。原定的安排是，他和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将参加次日的五国集团会议，做出的任何决议都将以七国集团的名义宣布。那些安排，遵循的是上二年峰会后达成的一个相当扭曲的折中方案，试图调和"五国财政部部长集团的现实"与"七个国家参与峰会讨论的事实"。麻烦在于，意大利政府十分正确地意识到，实质性决定将首先在五国集团内做出，他们认为这在政治上不可接受。最后，意大利财政部部长乔瓦尼·戈里亚①在请求被拒后，返回了罗马。所以，当加拿大人次日参会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六国集团的名义发表了公报。这次尴尬的分裂，导致七国集团近年来变成重大讨论的主要论坛。
①乔瓦尼·戈里亚(1943-1994)：1982-1987年担任意大利财政部部长。1987年7月担任意大利第47任总理，当选时为"二战"后意大利最年轻的总理，1988年4月因其预算法案未获议会通过而辞职。1989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1991年辞职并担任意大利农业部部长，直至1992年再度出任意大利财政部部长，1993年因腐败丑闻危及其所属党派而碎去财政部部长一职，次年于审判期间因肺癌去世，后被宣告无罪。
相比谁该参会的争议，卢浮宫决议实质内容的达成要容易得多。决议围绕建立参考范围的机制衍伸，尽管未声明，这一机制将通过联合干预"捍卫"。行天丰雄描述了关于干预的谅解的细节和性质。他指出，集团的一些成员，德国人首当其冲，反对对协定指导原则的任何生硬的解释，无疑，他是对的。而且，对一种货币的可能浮动程度，没有固定限制。套用对目标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的行话，边界是"软的"。如果捍卫约定中心汇率上下5%边界的真诚努力，被证明不充分，那么参考范围将被重新检讨，并可能被更改。可想而知，约定浮动范围面临的巨大压力，将意味着重新评估货币政策，但对改变货币政策的必要性，并不存在承诺，不管是暗示的承诺还是其他形式的(在德国和美国，这类决定由独立委员会掌握，而不只是坐在卢浮宫谈判桌前的诸君)。讨论中明确的是，中心汇率和参考范围都不具体设定；谅解将在下一次会议中检讨。这增加了汇率定位最温和的可能形式一一有限的、临时的、不公开确认的。关于这个问题，公报通篇就说了一句：六国同意"密切合作，促使汇率在目前水平保持稳定"。当然，这意味着准备干预。
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基本经济政策要宣布。货币将"处于与潜在经济基本面总体一致的范围内"，这一断言完全符合我宣扬了数月的精神，但它不得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信念声明，而不是某种可以被证实的东西。德国政府的确表示，它将"建议扩大议会已经通过的1988年减税规模"，但事实上，没有作出使得此方案通过议会的承诺。日本人则不能逾越他们早前已经表达的意愿。
但对我而言，在获得政策实质性改变方面，最令人沮丧的是美国人对协议的"贡献"：我们承诺，美国将把1988年的财政赤字降至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3%。当这一目标看起来远远不能实现时，我记得曾就这一承诺的恰当性和真正诚意询问过贝克。他的回答是，无论是否现实，他必须重申总统仅仅几周前关于预算的立场。回答够实在，但针对同样被自身政治问题困扰的其他国家，这很难作为采取极其苛刻姿态的坚实基础。最终，美国1988年的财政赤字是国民生产总值的3.2%；德国人只实施了少量的财政刺激，其国民生产总值也仅增长了1.6%。只有日本在春末实现了财政上的重大转变，如果不是依然有限的话。
我只能承认行天丰雄批评卢浮宫协议的贴切。对改善增长、稳定前景的适宜经济政策的理论分析，本质上是美国式的，而且反映了我们的主要担忧。在我看来，这一分析当时和现在都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没有能力让我们的行动匹配自己的分析，而这也不是第一次。但我认为，为了协调去具体阐述并重申分析过程是有益的。一个人只能希望，随着时间的逝去，在这一点上的共识，将提高达成真正的国际协议并为其赢得必要的政治支持的可能性也许这是有希型的思路。当然，这并不激进。可我担心，这只是1987年国际政策协调艺术的大致状态。在后来的岁月中，我没有看到其明显改善的迹象。实际上，我感到了某种倒退。
鉴于卢浮宫协议已确定，在随后几周，需要进行大量干预，以维持约定的卢浮宫范围。虽然如此，日元仍是持续升值，到议定的4月初下一次七国集团会议时，已经突破了卢浮宫协议商定的范围。这可不是个吉利的开头，但通过重设日元波动范围，这个变化就这么被接受了，同时泛泛地重申了卢浮宫协议的精神。
后来到了4月和5月，随着美罔经济看起来更趋稳定，美元的进一步疲软有力地促成了小幅收紧美国货币政策的决定。相对于政策变化的力度，这个决定的方向意义更重大。让我在后来感到后悔的是，我当时反对提高贴现率的想法，而宁愿保留那个比较强硬的手段待以后使用，如果美元疲弱持续的话。然而，压力消退了一阵儿。直到8月初，我在第二届主席任期届满离开美联储后，贴现率才上升。回想起来，单考虑国内因素，理想时机显然是错过了。金融市场的信心一一即面对持续的经济扩张和财政赤字时，美联储将抵制任何通胀压力反扑一一可能已经有所减弱。
有不少评论认为，贴现率的提高是造成两个月后股市快速崩盘的一个因素。这显然是误读。利率，尤其是夏季期间长期利率的急剧上升，无疑令人不安。但这都早于贴现率的变化，反映了对预算的失望，以及对通胀可能再次上升的担忧。在小步紧缩货币时，美联储希望明确，价格上涨的趋势会被坚决控制。
要说到股市历史性暴跌可能追溯的政策因素，在我看来，更相关的因素是，寄望于经济和汇率政策协调的感觉没有了。就在黑色星期一前一天，媒体发表了财政部部长贝克本人几乎赤裸棵的威胁：如果德国政府不同意剌激自身乃至世界经济，美国不会阻止美元下跌。也许这激起了对经济政策更为严重的担忧。但我一直认为，股市早已因为很多基本面因素而不堪一击。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当时最著名的可能是马丁·费尔德斯坦——第一届里根政府后期一位极其直率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从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著名的国家经济研究署主席的角度，费尔德斯坦一直是整个稳定汇率行动的批评者。在1987年和1988年，他反复表达他的想法：为实现国际贸易的合理平衡，美元继续大幅贬值是必要的。但更多时候，他是攻击寻求国际政策协调的整个理论基础。
无论协调在实现更大的增长和稳定方面的理论收益是什么，费尔德斯坦和其他人质疑：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那些收益是否能在现实中实现？不可避免地，对各具体国家的经济活动预测不会很可靠。关于这个世界实际运行方式的共识太少，不存在用于协调政策的决定的牢固基础(一个切题的恰当案例是我对经济学家的非正式调查，之前的章节提到过，就预算赤字削减情况下的美元可能走势问题，他们的选择是各一半)。而不可避免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及时、有效的行动面临大量政治障碍。按照那种观点，对各国来说，更好的选择是，专注于看上去更紧要也是它们最熟悉的一一它们的自身需求一一允许汇率波动，因为它将解决失衡。实际上，这一论断认为，协调的努力可能过于轻易地将注意力和政治努力，从国内需要解决的事务上转移。
我离开政府这些年的印象是，不管是否因为理论说服力、预期受挫，还是仅仅由于主要相关人物的变更，雄心勃勃的美国在1955年到1987年间具有时代特征的提高协调的努力已经降温了。货币当局为应对股市崩盘造成的潜在衰退影响所采取的快速行动，一定程度上，无疑受益于国际磋商和协调，但尽管重要，这种行动也不过是有限和一次性的举措。
越过大西洋，我们看到，欧共体12个成员国最坚定的政策协调努力就在眼前，并似乎注定在未来几年吸纳更多国家。这些努力集中于它们之间对固定汇率的坚定承诺，最终走向一种共同货币。
毫无疑问，我的同感在于：努力实现更大的稳定、更有效的协调。这些合作协调的结果，极有可能给美国及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繁荣和稳定。但这一目标，显然说来容易做来难。
我们生活在一个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极为不同的世界中。行天丰雄已经从其特殊视角：一个战败国的年轻公民，回顾了一个占据主导地位但相当温和，同时将其稳定的货币和开放市场的福祉带给全世界的美国形象。生产率缓慢增长了20年后，下跌的美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及明显复燃的保护主义压力，都不是今天美国角色的准确描述。其他国家，最显著的是日本，已经接近美国的人均财富水平，而一个联合的欧洲的经济总量将更庞大。
当今世界，权力和影响已不可逆转地更加分散了。同时，这是半个世纪前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财富世界，也是一个人权、民主以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比以往更广被尊重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这些是几年前诞生的开明的美国经济、军事和政治政策的丰硕果实。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也是处于一个有效经济管理似乎比以往更加困难的世界。对那些战后世界仅存于记忆中的新生代而言，现在必须关注的是面对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