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浮动和放任自流
保罗·沃尔克
概述
史密森协议后的两年，是战后经济最动荡的时期。
在美国，无论1971年8月15日的政策对货币体系的最终影响如何，它都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一起，为尼克松先生提供了强大的竞选基础：快速上升的生产和明显下降的通胀率。国际上则如释重负，感觉货币和贸易争端已经平息了，汇率稳定了。
但表面之下，有不详的暗流涌动。美国的贸易和经常项目状况持续恶化，而且出现了短期资本的大量外流。外国中央银行积累的美元储备快速上升，远远超过黄金窗口关闭之前的速度。美国国内经济扩张，国际流动性的膨胀，使得工业国家出现了明显同步的繁荣。
繁荣没有持续多久。通胀压力正在累积，特别是在实行价格控制的美国。到1973年年初，强制性控制大部分被撤销。这时，繁荣的压力正好遇上了全球粮食短缺。结果是通胀率远高于1971年中期导致价格特制时的水平。
因为通胀压力在飞速增加，在欧洲，史密森协定"中心汇率"的新压力也来了。美国决定在1973年2月就新的、更大的汇率调整进行谈判。同1971年的经历明显不同，谈判仅在一个周末就取得了实质性成功。但市场并没有给谈判艺术多少面子，不断出现的汇率压力促使主要国家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将它们的货币浮动作为最后选择，同时要进行综合性的改革。改革是有，但从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改革谈判实际上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谈判的目的，在于恢复一个汇率平价的结构性体系和可兑换，但同时要包含重要的、新的灵活性因素。对于我们所有参与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过程。但最终的结果是，改革努力在1973年后期被放弃了。当时，高通胀率已经出现，主要国家间的通胀水平不同，汇率因此波动得更厉害。第一次石油危机正在酝酿。历史的经验是，固定汇率制不可能成功应付这些冲击和失衡。事实上，美国和世界，正陷入后来被认为是战后迄今为止最严重的衰退。在此过程中，不论是好还是坏，曾一度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世界经济固定结构、稳定和秩序的观念，看上去消失了。
一些有意思的问题留给了我们。美国主导之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秩序和结构观念，只是一个不寻常环境的短暂反映吗？或者，反之，它是因为缺乏更强的规则和系统性纪律意识才失败的吗？在一个政治权力广泛分散、经济关系日趋紧密的世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样板建立新体系的努力，只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吗？或者，反过来，是不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内缺乏更宏观的结构和规则意识，才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在该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表现得极其疲弱？
事件的压力
史密森协议和导致该协议的创伤性事件的最重要的教训，可能是下意识的：世界并没有分裂。各国货币已经浮动了几个月。最终同意的汇率变动幅度，比大多数国家预计的要大。在拖沓的谈判过程中，贸易限制措施成为威胁手段，各国政府间出现了明显的对抗情绪。但股票和债券市场表现良好，贸易继续扩张，接下来的一年里，商业总体繁荣。尽管有不可避免的扭曲和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看上去对货币动荡都不敏感。这同我们那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成长起来，并全力维护该体系的人们担心的不一样。
事情的另一面是，各国政府缺少对"史密森体系"固定汇率的承诺。在美国，以我们拒绝把美元转换为其他任何储备资产为标志。更重要的是，各国政府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或采用其他适当的国内政策，来维护"中心汇率"(大多达样称谓新平价)的作为极少。
1971年，当美国中止货币可兑换时，其已强制临时冻结物价，并采取了一套工资-物价联动控制体系。美国的物价确实稳定了一段时间。但在美国希望保持开放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长时间实施控制是不可能的。至少它们都无法有效代替货币贬值情况下，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效果。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政策在1972年年初宽松了，这反映了经济运行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的判断，同时显然不足考虑保护新汇率的鑫号。
在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的任期到1970年年初结束时，阿瑟·伯恩斯被理查德·尼克松选任为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曾经是工资-价格联动管制的主要支持者，并为此惹恼了白宫。一旦实施管制，伯恩斯就得承担监管商业银行基准利率这一不受待见的责任。在工资被冻结时，这是一件不稳定的政治事件。我后来得知，在协调其诸多使命的过程中，伯恩斯(我怀疑，还有其美联储理事会的大部分成员)对"国际方面的考虑因素正影响着国内利率"这样的指责非常敏感。因此，尽管他热衷于支持固定汇率，但在我看来，当出现支持固定汇率的具体政策时，他却视而不见。
当然，我没有发现白宫有意保持"史密森协议"汇率的任何证据。尼克松总统同其大多数前任一样，在考虑国际事务时，专注于自由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共同安全这一特殊视角。历届总统下属的历任财政部部长，对于总统的国外之行、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则表现得忧心忡忡；对美国总统来说，经济上的优势是争取政治妥协的筹码。而在我们看来，外国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通常正相反：他们更珍视在贸易、援助或货币性事务(特别是在蓬皮杜一例中)等方面争取到的成果。
像大多数总统一样，尼克松厌恶其行动会受制于货币困境的观念。我听他公开表达过的关于改革货币体系的唯一目标(他不止说过一次)，就是他不希望再出现"任何新危机"。这让我感到了非常不安。我不知道怎样设计一种可以避免危机的体系，而同时不需要考虑国内政策。浮动汇率的支持者宣称他们有答案：各个国家都可以按意愿行事，不需要担心国际收支、储备流失或提高利率以保卫平价，因为浮功汇率将平顺、有效地调整国际波动。
国外理论界对浮动汇率并不积极，但我们并不是唯一可能因忽视固定汇率规则而被指责的国家。1971年5月，当时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德国就已经明确宣布，它将放弃固定汇率，如果固定汇率同其国内首要任务一一应对通胀一一严重冲突的话。
就在1972年年中之前，投机力量转向英镑。英国的贸易账户早已恶化，但投机却因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的一番评论而加剧：最近货币发展的影响给了他一个教训，即一国应该尽快调整汇率，如果其国际收支趋势恶化、汇率面临压力的话。那个评论是西方国家关于汇率制度的态度普遍改变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工党政府在应付投机力量三年后才贬值英镑，并在1969年顶住新的投机压力，成功避免再度贬值。而如今，面对投机力量，一个英国保守党政府，仅仅扛了一个星期，就在之后的1972年6月23日让英镑浮动。
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就在英镑贬值的前一天，我在国会被问及英镑的问题。根据我对以往英国政府态度的理解，我回答说英镑没有理由贬值。当英国财政部驻华盛顿代表把英国政府的决定通知我时，他看上去像犯了很大错误。同时，阿瑟·伯恩斯告诉白宫，他担心浮动英镑可能导致对里拉的投机。一位白宫助理没有听我的建议，而是把这种顾虑直接汇报给了尼克松，因此引发了后者对里拉臭名昭著的评论，并被录进了水门事件的磁带中。在难堪的当口儿摊上这么堵心的事，对此，我一直抱有同情。在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和对该体系的责任感"的情况下，实际上找们根本无法应付像欧洲这样突如其来的货币剧变，这是我后来从磁带中听到厄克松本人说的。
英国的汇率浮动，是史密森体系中心汇率的第一次正式突破，它引发了欧洲大陆货币对美元联合浮动的更多的担心，但市场最终稳定了下来。市场趋稳，部分缘于美国不断稳定的物价和其商业扩张力量一一当年经济增长超出了6%。日本和欧洲的经济表现也非常好。
美国仍然没有改观的一件事，.就是经常项目的赤字。即使考虑了正常的滞后因素和恢复的强度，那种情况似乎还是让我确信我们早期的一个判断：需要再进行一次汇率校正。要说我是要找到或是挑起一个贬值的理由，那就夸张了，但就像1972年6月安尔尼·巴伯那样，我们心理上已经准备采取行动，而且我们认为我们有更多的理由。
1973年年初，机会来了，在我看来，这一机会，部分是由"尼克松连任伊始一举放弃物价-工资联动控制"这一突然又相当草率的决定引起的。政治上，时机选择可以理解一一考虑到l行政管制的哲学不正确以及商界和劳工界的抱怨。乔治·舒尔茨本就强烈反对管制，他已取代了实用主义的约翰·康纳利，出任财政部部长。另外，放松管制的过程实际上开始得更早。管制的时间越长，扭曲得越厉害，公平、有效地处理扭曲的难度就越大。我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通胀压力在明显上升，突然在全国范围内取消管制，会向国内外发出不重视通胀的信号。在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担心本应少一些，但紧缩政策来得晚了点儿。
不久以后，因为完全无关的原因，爆发了一场针对意大利不稳定政局的投机。慌乱的意大利人抛售里拉兑换瑞士法郎。几天之后，瑞士使其汇率浮动以示应对，这引发针对美元的一个新投机潮。我写了一份简短的备忘录给财政部部长舒尔沃，提议采取主动：通过谈判进一步调整汇率，确保这次能充分调整。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调整黄金价格的先例，我觉得拒绝再做一次也没有什么意义。方法上，我则建议一个更常规的选择。如果日本对黄金升值10%，那么我们将对黄金贬值10%。这相当于日元对美元升值20%。其他主要国家将不得不同意保持其货币对黄金价格不变，这样事实上相当于其货币对美元升值10%。
这种做法简单、有效、或者说我是这样希望的。我们所有的分析都表明，如此大幅度的汇率调整，应该可以基本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由此还可为外汇市场提供稳固的信心基础。尽管在史密森协定中日元对其他货币已大幅度升值，但日本随后明显且日益增加的贸易顺差表明，日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需要进一步大幅调整。不管哪种情况，我感觉，如果欧洲同意保持其各自货币汇率不变的话，会要求日元再次大幅升值，当我收到德国联邦银行的奥特马尔·埃明格尔的私人秘密信函时，再次坚定了我的看法，他实质上建议了相同的行动方案。
我的提议很快在美国政府内部赢得了支持，但有两个附带条件，其中一条我认为尤其重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美元两次贬值，会引发黄金市场新一轮投机的危险和市场信心恢复的问题。更高的黄金市场价格，不会直接影响黄金的官方价格或市场汇率，但对黄金的大规模投机性需求，肯定会给美元的稳定性来麻烦。所以，我得到的政府内部一致但不一定有很高热情的意见是：我们相对黄金贬值(美元)的意愿，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和美国一起在市场上出售黄金，如果证明那样做可以挫败投机力量的话。
第二个条件是，其他国家接受我们取消所有仍保留的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一一利息平衡税、直接投资限制以及所有其他管制。舒尔茨和政府中的其他人，对继承于前几周民主党政府的资本外流管制措施，一直感到恼火。不考虑市场理念这一主要问题(随后的里根政府是极其强调这个理念的)，明显的事实是，管制的作用正变得越发有限，且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往来中冲突的导火索。毕竟，放松和取消管制，是尼克松在1968年就做出的竞选承诺。我不愿意动作太快，担心突然取消管制会削弱市场对新汇率的信心，但我的顾虑没有在政府中得到广泛响应。
除了上述两个条件，我意识到，我们的战略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空白点。货币政策方面，没有任何配合贬值的动作和声明。当时，经过一年的强劲增长、价格压力又在加剧，在我看来，可以单独在国内采取明确的措施。但美联储没有做好准备，而且，除我之外似乎根本没有人愿意提这个茬儿。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内部讨论时，甚至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对其他国家持有的巨额美元储备，恢复一定程度的可兑换，以转换成其他储备资产。当时，我们已经就新的货币体系开始了正式的国际谈判，而且已经开始推出一些章程，美国可以据此恢复一定程度的可兑换。看上去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可以偏离那个深思熟虑的立场，即，在没有保证条款和谅解(我们以往认为这是维护承诺所需要的)的情况下，通过临时决定来恢复任何形式的可兑换。直白一点儿说，可兑换被看作我们谈判中的一张王牌，而我们的谈判伙伴已经不再催促我们早下决定了。
之后就是我和萨姆·克罗斯在全世界飞。他是位能干、经验丰富的财政部公务员，不久后担任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后来到了纽约联储，20世纪80年代，他在纽约联储负责外汇的运作。我们手头有一架政府运输机，没有窗户，原本设计作为喷气式加油机。2月7日，星期三下午在国会做完听证后，我马上动身飞往日本。整个听证会过程中，我不希望被问到对外汇市场情况的应对问题。我还在飞机上日本政府就通过以总统名义发来的信息得知，我要到了。信息要求我在深夜一一那就是东京时间周四了一一到达时与大藏相或首相会面。刚到美国大使馆，我就被直接带到时任大藏相爱知揆一家里。我们专门就汇率问题谈了几小时。与史密森会议前5个月的讨价还价和拉锯战相比，此次会谈算不上惊心动魄。
我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信息：面对外汇市场的压力，必须有所作为。我们有一个能比其他选择更好地满足各方需求的方案。我告诉爱知揆一：我们准备让美元对黄金贬值10%，我计划立刻飞往欧洲，要求欧洲国家保持汇率对黄金不动，但日本得同意日元升值。这确实是我们美国人和欧洲人要求的一个条件。根据我们的判断，日元10%的升值幅度是恰当的。如果我们无法就此达成一项协议，我就没必要去欧洲了，我就回国了。我们将看到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很清楚，隐含的威胁是，投机压力将迫使所有货币浮动，从而导致严重无序和相互对立的风险。日本不可能有太多时间考虑如何答复，但在两小时的谈话结束时，爱知揆一已经很接近我们的条件，尽管他不想对一个确定的升值幅度负责任。他准备允许日元在市场上自由浮动，但并不完全同意日元对美元一次有效升值20%。我理解，他的立场是，没有政府的抵制，日元可能在外汇市场上升值到接近那个幅度。我有信心，如果不下预，市场将把日元带到我们瞄准的汇率水平，或至少撞近。这样，在没有强迫做出明确决定的情况下，我们看上去接近达成共识。
爱知揆一大藏相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在和我们的交往中，他看上去总是坦诚、直率，代价可能是，被看作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过度亲美。在我到达前几个小时，他肯定是向首相及其他关心我想法的人征求了意见。但当他听了我们提议的细节后，我感觉决定权就在他手上。
看起来，我在东京已经得到了稳妥的答复，是把计划展示给欧洲同行的时候了。我打算先与包括德国财政部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①在内的德国人谈谈，估计他们最好沟通。施密特担任财政部部长的时间不长，我们在他作为德国国防部部长同美国政府的几年交往经历中了解到，他坦率而务实。我们认为，他将强烈倾向于美、欧之间合作而不是去冒双方货币摩擦的风险；后者将导致单边的、不协调的行动。而且我知道，他会同联邦银行的奥特马尔·埃明格尔商量，后者支持我们建议的方法。事实上，德国会从日元的大幅升值中获得很大的竞争性好处。
①赫尔穆特·施密特(1918-2015)：后任西德总理，是欧洲货币体系的创立者之一。
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当时，喷气式运输机必须在安科雷奇加油，才能从华盛顿飞到日本；我要从日本飞往欧洲也得经过安科雷奇，然后飞越北极，当我退回停在东京附近的美国军用机场的飞机时，恨不得马上起飞，因为我知道德国人已接到通知，在星期五晚上迎接我。让我感惊诧的是，飞行员说他在8小时内不能起飞，因为军律要求，执行从安科雷奇出发的飞行后，必须休息一段时间。当我问道其他机组人员时(我以为带着他们就是应付那种或然状态)，却发现他们留在安科雷奇，没跟到东京。
我打电话到华盛顿，说明了我身处的困境。我被告知，国防部部长最后不得不被从睡梦中叫醒，撤销对飞行时间的正常限制。这花了几个小时，当我最终在星期五晚上八点左右到达波恩一科院机场时，在机场等我的财政部使仿专员告诉我说，他刚看见赫尔穆特·施密特上了一架德国政府的飞机。实际上，当我的飞机降落时，施密特的飞机正起飞前往巴黎。他决定在和我谈之前，先和法国财政部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讨论。这让我有些担心，因为我想利用这次机会，向他展示我们可谓全新的协议，希望他能和我们一起去说服法国；目的在于，我想扭转我们史密森会议时的谈判战略。
第二天早上，在波恩，我有机会向施密特解释了我们的提议。如我所料，埃明格尔和他一起。问想起来，他的反应相当谨慎，显然没有拒绝这想法，但想和他的欧洲同行进一步地协商。我随后飞往伦敦，并在那天晚上争取到英国的支持。我名单上的下一对象是吉斯卡尔·德斯坦，我们从亚速尔开始的老朋友。由于我们提议的贬值幅度，我们估计他将是最难被说服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准备了一个迎合其固定汇率偏好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准备好，迎接所有因贬值而起的恶语相向。星期天上午听完我的方案后，吉斯卡尔提议，当晚同赫尔穆特及安东尼·巴伯一起在他的巴黎公寓碰面，努力解决这一议题。(同时，意大利政府听闻我在欧洲，催促我给他们吹个风。我飞到罗马，并带回了意大利财政部部长乔瓦尼·麦拉戈蒂，这多少让吉斯卡尔有些不快，但在我看来，麦拉戈蒂可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欧洲人全部认可，我们的方法比他们所考虑过的任何替代方案都更有希望。理论上讲，欧洲玉!家的货币对美元联合浮动也是一个选择，但这将事实上构成了独立于美国的货币宣言。但我感觉到，他们怀疑自己是再有政治协同或技术能力去成功管理这种联合浮动。
那天深夜的大部分讨论，是关于我们的条件：如果需要抑制投机，将向市场出售货金。很清楚，即使是在联舍行动中作为一位有限的参与者，法国也非常不愿意出售黄金；该项建议明显触动了这个历史上储金者群居国家的政治神经。让我失望的是，法国的反对程度，远超过其对美国取消资本管制的关注，尽管在我和其他人看来，后者才是汇率调整成功与否的心理威胁。就此反复争论，有理论、有实务，但最终，由于缺少屋里其他人强有力的支持，关于黄金的协议没有眷顾我。
只要同日本之间的一个充分共识确定，那么我们汇率调整意向的协议就明确了。当时，日本已安排负责国际事务的大藏省副相细见卓到欧洲现场观摩会议。我第二天在波恩碰到了他，当时我们正在等待华盛顿、东京和欧洲各国首都的最后决定。
当天，我同细见就掩饰双方在日元升值幅度上尚存一点差异的措辞表述达成一致。最终，日本承诺，允许日元对美元白内浮动至264日元/美元水平，即升值17%；我代表欧洲和美国明确了我的理解:如果市场压力很明显，日本将允许日元上升到257，即升值幅度20%。同时，与在华盛顿的乔治·舒尔茨讨论后，我们诀定不对出售黄金问题做进一步强求。但在我的说服下，舒尔茨将以推迟到未来实施的言辞，软化我们取消资本管制的声明。这部分计划，到了1974年年初才全面执行。
有了这些共识，协议达成。谈判仅从日本的星期四夜里持续到欧洲的星期一晚上就完成了。有效汇率的调整，比史密森会议中5个月争吵后取得的成果还大。显然，所有各方在其汇率改变的敏感度方面的态度有了一个巨大变化，而且有很强的建设性合作意识。
该协议得到了热情洋溢的称赞，有国际金融事务方面评论家的，有关心欧洲、日本、美国政治关系人士的，以及实际上所有社论作者的。那些更多被视为来自市场的反馈，则褒贬不一。
当我回到美国时，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通过媒体连珠炮式地发问，问题集中在美国是否及何时将恢复黄金某种程度的可兑换，以体现对新汇率承诺的诚意。出于对改革讨论及我们在其间谈判立场不言而喻的尊重，这些问题在我周末环球旅行时没有被提出来。在投机者的资金正准备下注时，对改革计划的理性赞誉和谈判细节就不重要了。在对美元投下巨注前，一些投机者至少希望看到我们满足其"嘴在哪儿，钱就在哪儿"。
正如所料，汇率大调整政策的公布，导致大量资金连续几天流向美元，但比不上我们期望的规模。更不祥的是，如我此前所担心的那样，金价很快开始急剧上升，达到90美元/盎司，或者说是新官方金价42.22美元的两倍多。这突破了美元的心理支撑点。一两周时间里，美元又涌向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它们感到别无选择，除了在3月2日关闭其官方外汇市场。
那样做有具体的含义。市场参与者之间仍然投他们商定好的任何价格继续交易，但政府则将不再干预以稳定它们的货币。实际上，货币从此开始自由浮动。危险在于，在没有官方指导和支持的情况下，交易环境可能非常混乱、规模有限，而且第三方国家间的货币关系扭曲。
欧共体成员国的财政部部长们迅速召开了内部会议，诀定邀请我们和日本人参加3月9日在巴黎召开的紧急会议。尽管与会者几乎没变，但气氛与1971年会议时那种争吵和虚张声势完全不同。此次的与会者对一个共同问题有清楚的意识，很少相互指责，美国在发起第二次贬值中毕竟是按规则行事的。另外，欧洲人和日本人正面对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也是性格鲜为人知的乔治·舒尔茨。腼腆的举止和温和的语气，其外表上即同约翰·康纳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欧洲人对舒尔茨的真实想法可以说一无所知在我有来，他们是试探性地建议，将不得不尝试采取联合浮动安排。这涉及美国是否愿意通过不同手段吸收市场上的美元、并把无管理的欧洲美元市场纳入更好的控制之下的问题，后者是赫尔穆特·施密特一直特别关注的。在舒尔茨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地坐着，直到午餐前不久，他被要求作出回应。回应很简短：协商一致的浮动，他会考虑。他愿意讨论可能采取的技术性措施，以吸收一些欧洲美元，但不要指望可兑换。
在美国大使馆午餐休息时，舒尔茨和我同阿瑟·伯恩斯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尽管舒尔茨在会上的简短表态，几乎无法向欧洲人表明他的理性态度，但他一直就强烈倾向于浮动汇率。伯恩斯对浮动汇率却很紧张。在于尔茨20年前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经济学家时，曾做过伯恩斯的助手，从那时起他就非常敬重伯恩斯。这位美联储主席就扭转潮流做了最后一次呼吁。在我看来，这看上去太晚了，我有一些懊恼地对他说："阿瑟，如果你希望平价体系，那么你最好立刻回家并紧缩货币。"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回答说"我甚至真想那样做。"
他没有获得呼吁的机会。会议重新开始时，讨论转向为一个联合浮动做更多的技术性准备。副手们被派往布鲁塞尔，讨论合作理顺欧洲美元市场的方式、方法。一周后，部长们再次会晤，正式问意允许其货币无限期浮动。正在进行的改革探讨，是在某种平价体系终将被恢复的预期下进行的；同样，市场预期，普遍的汇率浮动将是暂时的。
舒尔茨在美国大使馆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我只记得中间的一个插曲。当时伯恩斯和舒尔茨一起站在台上，一位记者问了一个在我看来是恰当的问题："财政部部长先生，所有这些对美国货币政策，意味着什么？"这时，对独立的美联储主席的特殊权力一直敏感的伯恩斯，伸手从舒尔茨手中拿过麦克风，并以极具独断的语气说："美国的货币决策不在巴黎做，它是在华盛顿完成的。"
当时我认为，现在也认为，当伯恩斯(及许多其他人)错误地敏感于"执行被视为单纯国内范畴的货币政策过程中加入国际考量的合法性"时，我们正处于经济史上的某一时点在1973年年初那种特定环境下，美国的物价上涨已经开始加速。仅仅在几周内，货币政策是收紧了，贴现率是上升了。但太晚了，晚到不能挽救美元汇率，更晚到没有阻止处于萌芽状态的通货膨胀。后者被轮番上涨的世界石油价格加剧，很快达到了美国这个国家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当我最终接替阿瑟·伯恩斯曾经担任的职位①时，通货膨胀成了我主要的挑战。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如果那时的货币政策不总是贴上"完成于华盛顿"的标签。如果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以有力的货币紧缩——这是国内经济无论如何都需要的——应对美元所面临的国际压力，今天的美国经济不会更强大吗？
①此处指美联储主席。
改革的路径
为配合所有这些务实的决策，一个更智慧、富有远见的进程开始启动。我们大部分人是来自世界各国的财政部副部长和中央银行副行长，正考虑如何重建一个有组织的货币体系，希望其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模式有改进。但我们也意识到，为应对市场混乱的情况，我们得及早行动；而当下的环境又不是一两个国家能够决定结果的。
在1971年中止可兑换后，甚至在此之前，对货币改革必要性的探讨，就已经远超创设特别提款权协议。史密森会议前后，有关货币事务的每一份官方言论和国际公报，都包含关于推进体系改革必要性的必列章节。但实际情况是，有一段时期，美国对推动此事并不感兴趣，也不积极。
美国的上述表现有几个原因。正如戴维营及后来亚速尔讨论中所透露的，此类事务无法激发总统个人的兴趣和想象力。另外，在美国政府内部，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拥趸，和尼克松政府中那些代表新派思想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后者倾向于更激进的政策选择，尤其是那些突出更灵活汇率的措施。一定程度上，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上述分歧也因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更广泛的差异而存在，一方是东部权势集团的"国际主义者"，另一方则是自认为更真诚投入地发展自由市场观念、并对国际经济交往警觉的人。
尽管存在那么多的分歧，但将分歧作为重中之重，在我看来，是一个错误。那些参与国际货币事务最多的官员，处理问题普遍更实用主义：约翰·康纳利就是个例子。他在1972年年初的主要顾虑是，协调一致的改革努力还不成熟，原因很简单：充分的一致是不可能的。我逐渐完全接受了这种看法。一系列谈判使我们相信，欧洲人的思维陷入了僵化的传统定式通道中。几乎没有例外，欧洲人明显是重点关注平价体系、对汇率灵活性严格限制以及美元对约定国际资产的充分可兑换(假定为特别提款权和黄金的结合体)这几个方面的好处。站在他们的角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缺陷，是不受约束地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这样就不可能迫使美国采取有力的行动调节其国际收支赤字。他们改革的核心动力在于，让体系的约束力更强，应该更像正统金本位制，其中给美国制定更严格的调节纪律。
我们的出发点则完全不同。我们也关注体系中的不对称，特别是对其他小的国家相对宽松，这样它们可以调整汇率以实现并维持贸易盈余，而美元作为剩下的"第N种货币"，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就像我们之前的凯恩斯，我们感到这种体系的纪律性已经主要落在了债务国身上。我们意识到，任何新体系都需要解决特里芬难题。在根本性的不对称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不会反对美元作为储备，也不愿意恢复完全可兑换。如果它们实际上无法解决的话，那么在储备和汇率方面就需要有足够的灵活因素。所有这些在技术上是复杂的，其中一部分在政治上是敏感的。我们在当时甚至后来，都不相信欧洲人真正地理解我们的关注点，以及我们关注的程度。
最后，我们不喜欢十国集团论坛作为改革讨论的场所。它由共同市场国家①和瑞士主导，基本上信奉充分可兑换下的紧密体系哲学。日本的立场捉摸不透，当然是不像欧洲国家那样对美元的激进态度，但不可能指望其作为自由化和灵活性的强大力量。尽管英国、加拿大和瑞典也许对一些观点更具支持态度，但十国集团作为整体更像是满满当当地塞实了最保守的欧洲思维。
更广义地讲，十国集团看上去太像一个富人俱乐部，以致无法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提供合法性。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更具代表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位执行董事组织②似乎也不合适。他们经验和能力没问题，但这些人在其各自政府中离决策过程似乎太远，另外也太受制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无法为谈判的成功提供一个合理的机会。我们认为最理想的安排是，数量不多的财政部部长(包括几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 和他们的副手，组成一个工作组来准备决策。十国集团和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会肯定不会高兴，但这样做的逻辑是令人信服的。
①此处指欧洲共同市场国家。
②现为24人执行董事会。
后来的结果是，要在参与代表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复制基金组织二十国执行董事会的模式，不过是部长级别的。实际工作中，二十国委员会(C-20)，就像其逐渐被了解的那样一一最终变成了副部快级、相当臃肿的40人工作委员会。二十国委员会中的每个国家派两名代表：一个来自财政部的官员、一个来自中央银行的官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又都有随行人员。因此，每次二十国委员会副部长们开会时，屋内可能有150人。部长们开会的话，人数就更多了。
所有那些历史值得再度提及，因为二十国委员会作为基金组织的临时委员会，是改革努力中唯一留下具体成果的。尽管至今仍未被给予一个正式的"身份"，临时委员会，同另一个委员会一一发展委员会——一样，一年至少开两次会，并为财政部部长们提供了在工业化国家核心圈子以外，定期讨论货币议题和经济发展的唯一论坛。影响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重要决定，必须通过这些组织。
如果不是有意的安排，那么1972年5月蒙特利尔商业银行家国际货币年会展示出，货币改革在问题不同看法间的差异相当大。伯恩斯主席在一个小组讨论改革方案，尽管他的想法是有意识的粗线条，但却透出一种紧迫感。如果你想让演讲有些冲击力，必须经常把观点凑成一个不错的整数，并把它们放在最后。伯恩斯列了十条，其中包招需要恢复平价和美元可兑换。他事先曾客气地让我对演讲草稿提了意见，我也不认为这份稿子会被读出新意。但媒体迅速把他的言论理解为美国立场发生了明显变化，向更接近于欧洲的观点靠拢。纯属偶然，在伯恩斯讲话不久，我按计划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关于"伯恩斯计划"就有几个咄咄逼人的问题。我回答说，伯恩斯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一一这点当然没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我们没有任何计划要提。
事实上，在财政部部长康纳利缺席的情况下，我在会上的主要作用是发言定调子，提出我们认为必要的先决条件，在有效谈判能够开始之前落实。第二天，报纸头版头条附照片报道，说我是有意压制伯恩斯，结果是康纳利接到尼克松助手的祝贺电话，说我们"拿下"了伯恩斯。只是到后来我才发现，因为在一个选举年迫使伯恩斯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白宫职员与他有宿怨，这种事情我巴不得敬而远之。
过了不久，财政部部长职位发生了惊人的人事变动，也引发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即个性对政策形成过程究竟产生多大影响。约翰·康纳利，在事先没有任何暗示的情况下，突然辞去财政部部长职务，他只是把我和其他几个人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们他要离开了。一两天之后，他就走了。我感觉很失落。他喜欢私下里说的关于对外政策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关于越南的，警示着我。当然，他没有特别重视政策连续性和预测，而这些通常是金融官员认可的素质。他在有些方面不好相处，偶尔会战而不露，有着得克萨斯式的自负。当然他要求忠诚，作为回报，他有力地支持他的下属，从没有以任何方式让我参与他政治性的事务，却教了我很多华盛顿的权力关系。
乔治·舒尔茨，时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早期曾担任尼克松的劳工部部长，被迅速任命为财政部部长。舒尔茨在后来的里根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他突出的平静、坚定的外表就更为世界所熟知。他在公众中的正直形象，体现出强烈和真诚的是非观。我们局外人当时还不知情，在水门事件的几年间，他成功拒绝白宫获取关于个人所得税返还的机密信息的要求。
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对一些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程度。舒尔茨本科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但他真正的学术源头却是芝加哥大学，他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院长。多年来一直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该学院的学术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在很多方面一一包括货币主义以及浮动汇率的国际传导一一舒尔茨是众多信奉者之一。从思想的角度，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毫无疑问。
我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舒尔茨在政府内部的政策辩论过程中，会毫不犹豫地强力表达货币主义的观点。但不久我发现了乔治·舒尔茨的另一方面，在他后来担任里根总统的国务卿时，更多人了解了他的这个特点。他个人职业经历的大部分，是作为一名劳工事务谈判代表。我发现，当他在承担一个问题的全部责任时，作为调和者和共识建立者，而不是理论家的职业背景就表现了出来。经常地，他以近乎超常人的耐心，促使各方同意就一项决定达成共识，有时隐藏自己的倾向。
舒尔茨接任财政部部长后不久，问我货币改革的计划。我不得不承认没有计划，至少还没有一份经由内部讨论通过的深思熟虑的意见书。此前，约翰·康纳利不鼓励太多的改革讨论，认为时机不成熟。因为观点冲突，要达成政府内部的一致意见，也是困难的。我曾安排一个部门间小组在我当时的副手杰克·贝内特领导下工作，看看他们能否找出一些一致意见，但我对大的进展没抱期望。要有进展，就得有来自更高层、更协调一致的施压，乔治·舒尔茨这就给了压力。
1972年9月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是一个信息公开发布场舍，所以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几周时间里，我把我的想法整理成一个关于相当综合性的改革后体系大纲。舒尔茨对此很认可，把它作为所有相关部门间讨论的基础，包括没有参加戴维营会议的国务院。另外，他甚至促使内阁级别的同僚们，在一系列会议上，集中精力就这些终究颇具高技术性的问题进行讨论。
1972年夏天一一远早于史密森协议崩溃的时间一一提出的计划，同意新安排的重心应该是一个由"美元节余的官方可兑换"支持的平价体系。我们愿意考虑，把大部分现存的官方美元余额转换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设立的账户(被称为"替焕账户")，但我们认为，美元和其他储备货币的使用，仍是该体系的一个必要部分，是所需要的灵活性的要素。同时，我们希望，允许各国货币围绕其平价进行更大幅度的浮动。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一国应该能够浮动其货币，这在技术上是违背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的。
絮绕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在我们看来困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对称"。"不对称"会使美国对外收支受压，而且通常将调整压力集中于贸易逆差国，同时贸易顺差国则没有压力。我走出丛林的方法，是一个理论上简单但操作起来困难的制度。其大意是，根据针对每个国家设立的"标准"衡量，当一国正经历不成比例的储备流入或流失时，应该考虑调整政策，也许是通过改变汇率，但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其他政策实现。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储备的流失最终将迫使贸易逆差国进行调整，但对如日本、德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却没有相应的压力。改革计划的关键是，一个不愿或无力调节的顺差国，最终将失去将其货币储备变成黄金或特别提款权的权利，以减轻对体系，特别是对储备中心货币的压力。而且，政府使其货币浮动的政策选降，是给逆差国或顺差国提供了一个减压阀，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下，这是不合法的。
我起初对这个指标式方法相当自豪，但很快被提醒说，像其他领域一样，这个领域同样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早前没有做家庭作业一一重读导致布雷顿体系产生的辩论资料。一位更学者型的美联储同行，罗伯特·所罗门①不久向我指明，我的方案与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凯恩斯早期改革方案具有相似性。实际情况是，我们从明显相似的角度提出了方案：英国是一个有赤字的储备货币国，凯恩斯不想让所有调整压力都集中在英镑上。美国，当时的长期顺差国家，就反对凯恩斯的观点，就像欧洲国家在30年后反对美国改革的计划一样。
①罗伯特·所罗门当时领导着美联储国际部，后来写就关于战后国际货币发展的最综合和权威的研究报告。
在舒尔茨部长的精心努力下，美国制订了一个得到政府内部支持的改革计划。当他让米尔顿·弗里德曼审阅这个他准备嵌入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演讲稿中的计划时，我却有些担忧。在加入一些有帮助的修饰语后，该计划通过了。
在基金组织秋季会议开始时，美国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不仅被描绘成在改革问题上迟疑的恶人，而且，会议开始前就有消息透露，美国将阻挠皮埃尔一保罗·施魏策尔连任基金组织总裁。由于施魏策尔拒绝了在一两年内体面退休的选择，美国才做了这项决定，这个决定是一系列长期可见摩擦的顶点，这些摩擦不限于美国。事实上，美国已经就此事征求了其他国家的意见，但它们不愿对该项决定负责任。不论这些，施魏策尔本人形象不错，名气也大。其他方面，他是位法国"二战"抵抗运动英雄，在小的成员国间很受欢迎。一个早已感觉到约翰·康纳利攻击性态度的媒体，很轻易地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国际上的恃强凌弱者。当施魏策尔在会议开幕式上被介绍发言时，掌声一浪高过一浪，充满了巨大的会场，以示对这位弱者的支持，也是发泄对美国不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当乔治·舒尔茨接下来讲话时，气氛明显变化。是美国最终对新货币体系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综合性的设想，不管喜欢与否，这至少是一份可摆上桌面作为谈判基础的建设性计划。
谈判中的其他参加者从没有对新体系提出一个类似的综合性设想，这在我看来是某种现实的反映。在美元成为诸学中心、针对美国谈判方案的所有批评之后，似乎没有别的国家能够提出一个关于新货币和贸易体系的意见，真正试图考虑到所有参与国的需要。可能我的想法自私而幼稚但我相信，当时美国在重要事务上的立场特点是，既考虑到了国际利益，也考虑了美国国家利益。这实际上不是利他主义的问题。当一个有实力的大国采取行动时，它必须考虑反馈效应：可预期的该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反应。因为它知道其行动会影响后者。那些小国或处于外围的国家情况就不一样。毕竟，一个小国可贸易顺差或逆差、货币贬值或升值、买入黄金或持有美元、开放或关闭其市场、紧缩或宽松货币，不必太过担心遭到报复或对整个体系产生可观的影响。一个大国对事件的形成发展和体系自身的基础，有着更多的影响。但同时它也缺少"不给周围世界带来冲击的"行动的自由享受(甚至自言自语都不成)。
不管我们已经采取的主动是否让我们感到放松，即使我们的视野宽阔、提议富于独创性，都没有理由期望协议轻易达成。对于一些人来说，整个计划看上去离多数欧洲国家希望的严厉的资产结算体系相差太远。怀疑者坚持认为，我们的计划，将给予美国过多规避内部金融规则的窗口，而世界其他国家仍依赖于不稳定的美元。一些犬儒的声音说，整个建议也许就是一个复杂的烟幕，掩盖了我们根本不想达成协议的真正想法。甚至更多的同情者担心，该计划将自动造成频繁的汇率调整，削弱平价体系追求的稳定性。
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将指标式体系理解成"迫使一国通过改变其货币价值或其他会自动发生的行为来调整其对外收支"是不正确的。比如，如果一国出现贸易逆差，就像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其政府可以选择紧缩货币或财政政策、借入短期资金，甚至采取临时管制措施，尽管我们强调不应把管制看成是优先或强制性的政策选择。当一国处于顺差状态，可以取消管制、放开市场、放松银根或增加对外援助。但同样正确的是，一旦一国发现其外部失衡严重，汇率调整可能被看作是应付这种格局最有效、最合理的方式。这就造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决定汇率水平被看作是一国主权的根本组成部分。在某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为了达到一个更宏大的目标而放弃这方面的主权，就像欧共体成员国已经同意在20世纪末之前要做的那样①。但拘于机械性指标而被迫做出决策的表象，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事实上，政府那样做，比仅仅依据客观的市场力量做决定要难得多，后者是它们采取浮动汇率时真正同意做的。
对新体系的结构，各国从没有达成过一致意见。1973年夏，由已经离任的英格兰银行前执行董事杰里米·莫尔斯②领导，并得到鲍勃·所罗门和日本人铃木秀雄③等人有效支持的多才能干的二十国委员会秘书处，一度试图打破这个僵局。秘书处为协议提出了一个建议性的框架，结合了我们提议中的内容和核心工业化国家间的更严厉的资产清算系统。当法国对美国所关心的对称性要求做出让步，并对接受修改后的指标式方法做出了有益的姿态时，希望又隐约可见。
①此处指在20世纪末使用欧元。
②杰里米·莫尔斯(1928-2016)：系二十国委员会首任主席。其职业银行家生涯起步于威廉姆斯&格林银行，后于1977-1993年担任劳埃德银行董事长，民间参与了拉美债务危机的处理。此外，其于1965-1972年一直担任英格兰银行执行董事，并于1993-1997年继续担任该行非执行董事，1989-2003年担任布里斯托大学校长。1975年，因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贡献被英国王室授予"最卓越的圣米迦勒及圣乔治"二等勋章。
③铃木秀雄于1940年即加入大藏省"二战"后，于1951年重返大藏省，1965年5月任大藏省金融局局长，1966年10月退休，后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理事。
法国当然被看作是欧洲"强硬路线"态度的主力。但与其他任何一位参与谈判的部长相比，吉斯卡尔·德斯坦对货币体系有一种强烈的专业兴趣，而且我认为他是真的关心谈判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思想的完全统一是很困难的。法国的重要谈判代表，克劳德·皮埃尔·布罗索莱特①，曾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困难：在处理货币体系的过程中，作为一名典型的法国人，吉斯卡尔是按照一个常规花园的样子来思考，完全对称，各就各位；而盎格鲁-撒克逊的货币体系设计，就像英国花园，体现了不正式和随心所欲的不同传统。
1973年9月，我在巴黎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副部长级会议，准备接受秘书处的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尽管像我们所看到的，草案还需要一些关键修改(这份草案确实包含了大量法国花园式的成分)然而，欧洲人无意推进谈判的态度不久变得明显，通过事先安排或其他方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拒绝了秘书处的草案。在不可能得到来自日本甚至加拿大的有力支持的条件下——两国都是相对被动的参与者，所有努力开始变得无望，而且我也这样说了。
①克劳德·皮埃尔·布罗索莱特：1971-1974年任法国财政部部长，1974-1976年任爱丽舍宫秘书长，离任后担任法国最大国有银行之一的里昂信贷银行总裁直至1982年，之后继续供职于银行业。其父皮埃尔曾是自由法国反间谍、情报和行动处处长。
然而，后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罗毕会议上，当于吉斯卡尔本人主动提议将谈判搁置一年时，我还是有一点吃惊。当时，汇率浮动的决定早已被看作是临时性措施。但法国当然没有理智地成为隐秘的浮动汇率者，我一直不清楚吉斯卡尔为什么要在那个阶段搁置谈判。结束谈判的正式决定，是1974年1月在罗马丹开的二十国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在那时，蔓延的石油危机和通胀压力的传播都给了合理的理由。对绝大多数参与者来说，真正构建一个结构化的体系，操作上的可能性看上去越来越渺茫。我本人对我们在混乱中未能创建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失望情绪，并没有在美国政府内部得到广泛共鸣。那些认可浮动汇率的人们，并不急于继续谈判。
我们的方案使一个基本问题显得尖锐，即能再把浮动汇率中有意义的要素引进一个平价体系中，而不会导致体系瓦解。使汇率更加灵活的真正意图，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管制需要，并降低意在满足国内需求的货币政策与在外汇市场上保护货币汇率需要之间的潜在冲突。但与此同时，汇率可能发生变化的简单预期，导致大量流动性资本活跃于国际市场，以追求投机性收益。在这个过程中，要维持平价或为稳定货币而避免动用货币政策，都是不可能的。
对谈判者来说，这不仅仅是某种程度的理论问题，作为自己决策的结果，他们能够目睹事情发生。1973年年初的诉诸浮动，并非出于其是一个首选制度的普遍信念。面对资本在全球外汇市场中的投机性流动，努力维持平价或中间汇率，看上去太过困难，参与谈判各方普遍同意，浮动汇率只是最后的手段了。
接下来的阶段是加强浮动汇率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但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正在发展一个平价，即用于它们之间的固定汇率体系。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它们一直尝试，在欧洲货币之间维持更稳定的汇率安排，以避免欧洲内部贸易的扭曲，在此过程中，降低美元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我就不再重复那个过程中的所有步骤了。可以说，尽管这个体系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许多挫折，还有一些临时退出的国家，但努力从来没停止过。也有很多的质疑，但1979年建立的欧洲货币体系模式，也延续十年以上了。在该体系内，也曾出现过几次汇率的上升和下降，但幅度相对较小，投机者即使有收益，也不大。借助史密森会议上引入的更宽的汇率浮动边际，该体系的管理可能宽松了。为配合欧洲共同体内部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自由化进程，资本管制已被取消。
明显的趋势是：欧洲内部体系坚定地走向固定汇率。尽管从概念上讲，小幅度的汇率调整已经被接受，事实上，随着该制度进入其第二个十年，这种调整很少见了。1991年12月，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召开的欧洲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政治决定，强调走向更强的"固定"。其一致同意的目标是，不仅要实现固定汇率，而且要在2000年之前，在欧洲共同体中所有证明有能力实施某些金融稳定政策的国家内实行统一货币。
显然，货币一体化的进程，像是在告诉我们运行一个平价体系的基本要求，以及其符合商品、服务和货币市场开放的自由化理念。有件事情已经很清楚，它同时和更普遍性的问题相关，即在世界层面，什么是可行的？欧洲国家间有一个主导货币。德国马克的主导地位，部分由于德国是欧洲最大和最强的经济体，但至少同样重要的还有马克的稳定性。其他欧洲国家已经认识到，保持物价高度稳定符合其利益，而保持钉住马克的汇率有助于前述目标。这只能以很大程度上放弃它们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代价才能实现。显然，只要主导货币能带来它们追求的稳定性，共同体内其他国家就认为，它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已不再带来那种稳定性。经过两次贬值，美国发现其货币持续下跌了几个月。1973年巴黎的国际货币会议上，蓬皮杜总统不是一个友好的东道主，他在进会场时对媒体发表了挖苦式的评论"我现在看到美元第三次贬值。"无论如何，他的言论，代表了很多欧洲人对于美元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地位跌落时喜忧参半的复杂心态。
在这方面任何的沾沾自喜都会显得幼稚。到夏、秋时，美国贸易状况改善的信号出现，随后，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困扰市场，贸易商和投资者随之发现，毕竟美国仍是一个相对强大、稳固的堡垒，而美元则是麻烦时期的安全港。随着短期资本流向纽约，美元升值的幅度几乎和它此前下跌时一样大。1974年年初，我很高兴地撰写新闻稿，宣布资本管制取消，指出外国在当下环境进入纽约资本市场是有好处的。正如行天丰雄所说的。事实上，这甚至对日本也重要。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是否有哪个国家的货币，在现实中能够数十年不间断地作为固定汇率制度一个稳固的锚。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改革努力中，我们面临的这个复杂问题经常出现在折磨人的细节中，而我不相信我们曾经找到过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基本的问题不是技术性的。这个问题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在没有一个自身非常稳定且占主导的国家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体系吗？美国还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吗?
二十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我记得我坐在克劳德·布罗索莱特旁边。我们的思绪随着沉闷的发言离开了会场。我的这位法国同行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三角形，来说明他考虑到的设计一个货币体系的三种选择。在三角形的一边，他写的是"主导国"或"超级大国"——我记不清楚是哪个准确的词组。底边他写的"暴君"，他说，"我不希望是它"。在三角形的另一边他写的是"分散的权力"，并在下面附上了"混乱""我们不希望是它"。在三角形的下方，他写的也是"主导力量"，但其随后附写了"无害的"。
我想他的意思是，美国一直是相对无害的，体系一直在运转。这一看法并不是法国官方当时的态度。但采取了他的看法，这个世界就能回到那种状态吗？美国仍然是相对足够强大的吗？在所有国家中，法国能接受它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分析，但我总记着它，因为它似乎概括了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今天似乎更有现实性。随着欧共体、日本同美国的关系日趋平等，我们几个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和货币实力接近平衡。没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美国那样的支配力量，我们能真正管控一个开放体系并维持它的稳定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仍然没有一个结论性的答案，但我们当时在发展一种可能的集中指挥系统方面拥有了丰富的经验。其基础实际上是乔治·舒尔茨铺垫出来的，尽管我不相信他完全意识到，其低调的动议在制度建设过程中的收获是如此丰富。1973年春，在货币体系处于混乱、改革讨论进展非常缓慢、通胀加速且没人意识到第一次石油危机正在逼近的情况下，舒尔茨邀请法国、德国和英国财政部部长，在白宫地下图书馆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选择这个会址意在强调其目的是要进行平静、保密且意义重大的讨论。
我记不起那次财政部部长会议有什么重要的深远意义的结论，但各方达成了共识，认为保持这种非正式的接触是有价值的。吉斯卡尔主动提出法国在秋天主办；行天丰雄提到，日本后来通过一次巧妙的外交安排应邀出席那次会议。阿瑟·伯恩斯也坚持，他也必须参会。考虑到中央银行在其间的作用及出于对前辈的尊敬，舒尔茨把他列入了在图尔附近的阿尔蒂尼城堡会议。这为中央银行行长们陪同财政部部长们出席会议开了先例，为五国集团设置了结构框架。
德国的施密特和法国的吉斯卡尔，这两位舒尔茨图书馆集团的元老不久担任了他们政府的首脑，这说明了欧洲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的重视程度。当一项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以使得浮动汇率体系合法化、合理化的重要协议达成后，由舒尔茨图书馆集团成员国政府首脑进行会晤，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由此，随着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加入，七国集团诞生，其年度经济峰会如今也为我们所熟知。
因为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峰会尤其远离了白宫图书馆会议所追求的促进决策时的那种平静和隐秘。关注的升级可能不可避免，但我看不到任何相信其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的理由。给一个个人的注脚，卡尔·奥托·珀尔①和我，作为财政部副部长参加了在白宫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后来我们作为各自中央银行行长多次参会。我相信，我们是共同出席或各自参加五国和七国部长级会议最多的。但我个人感到庆幸的是，中央银行官员从未被邀请出席经济峰会，峰会的政治性和公开性越来越明显。
①卡尔·奥托珀尔：早年从事过体育记者和财经记者的工作，1969年西德社会民主党赢得大选后，先后工作于政府经济部、财政部，1980年1月担任西德联邦银行行长及其委员会主席，直至1991年7月27日辞职。20世纪70和80年代，他是西德控制欧洲通胀漫延、形成发达国家间广泛货币合作框架背后的推动力量，对维系和发展欧洲货币体系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视为欧元的创始人之一。离开政府后，亦成为三十人团体成员。
所有这些为世界经济和货币事务运行而存在的各种机构，掩饰了浮动汇率的纯真期许：它自身将趋于稳定，并使经济调整相对无痛。在市场、贸易和金融流动的现实世界中，浮动汇率的实际经历并不轻松，至少最初是这样。即使认同在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压力下，没有哪个体系能够正常运行，但汇率波动的幅度看起来确实是过大了。与此同时，浮动汇率的倡导者会说，浮动汇率已经帮助世界经济渡过危机，而且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此时，没有太多声音提及，疲软的美元和全球通胀浪潮，正是导致石油价格骤然上涨三倍的原因之一；也没有声音提醒，这些经济动荡，可以进一步追溯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下面的事件发展，将进一步说明国际货币是否能自我管理。
行天丰雄
从1971年史密森协议到1973年浮动汇率体制确立，这是一个试错的阶段。我们都在寻找合适的汇率水平，都想在新的、不熟悉的环境中尽力维持稳定。就在史密森协议后不久，世界曾尝试支持新的平价关系，即所谓的"中心汇率"。但这一次的体系缺少黄金支持下的美元这一核心基础。情况越来越明显，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差异不消除，再造固定平价体制、中心汇率，或者不管被称作什么的努力实际上都将失败。二十国委员会的新论坛，为重建一个可持续的汇率体制做了真诚的努力，但国家间利益的冲突，粉碎了达成一个初步协议的任何希望。1973年秋，第一次石油危机改变了全球资金流动，世界逐渐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浮动汇率体制是无可替代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重返固定汇率体系是没有希望了。
日本曾担心，日元的大幅度"史密森"升值会导致经济萧条，但日本经济恢复得不错，经常项目顺差上升，美国也随之要求我们扩大美国产品进口。日、美双边谈判频繁，其中包括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和尼克松在夏威夷的那次著名会面。对田中角荣来说，那次会面相当不吉利，因为他答应从美国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以纠正两国贸易失衡，在完成该项交易的过程中，他被指控收受贿赂。他被起诉，持续的丑闻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贸易压力增加，国际上要求日元进一步升值的压力也不断上升。坦率地讲，日本国内并不认为升值确有必要。我们认为1972年贸易顺差将及时消失，而田中角荣拒绝日元升值，并热衷于施行扩张主义政策。他希望重建日本列岛，计划在全国建设20到30个中型城市，并用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网把这些城市连接起来。田中角荣是日本第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真正来自穷乡僻壤的首相。他出生于新潟县贫穷的农村，是位真正的自我奋斗者：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有几乎动物般的本能，他反应非常灵敏、行动迅速，也非常大胆；我感觉，他最终是太大胆了。他思维里充斥着新思想，同时也有精力、胆量去努力实现这些想法。他醉心于再造日本的宏大计划，无暇顾及日元再度升值的任何问题。
不走运的是，当时的大藏相一一植木庚子郎相当弱势。他没有领导能力或首创精神，在其仅仅五个月的任期内，对货币事务没有任何看法。我当然同情他，因为他健康状况差，正接受糖尿病方面的治疗。于是日本实际上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为支持308日元/美元的中心汇率进行干预，但日元的升值压力持续不断。1972年全年，我们买入约70亿美元，却没有任何效果。国际市场不稳定加剧，到1973年2月，只剩3种货币仍努力维持"史密森协议"中心汇率：日元、德国马克和荷兰盾①。
1973年2月8日，忍者沃尔克的秘密使命开始了。东京时间当天，首相办公室收到尼克松总统的电传，告诉我们财政部副部长正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并将于当晚抵达东京。沃尔克无法真正做到不起眼②，而要使此次秘密行动避开媒体也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尽力而为：他的飞机降落在东京郊区的一个军事基地，送他去美国大使馆的则是带有灰色玻璃车窗的轿车。他带来了一份"十对十"的提案，即美国将在黄金③平价水平上，将美元贬值10%，日本将日元升值10%，而欧洲则保持不动。这意味着黄金价格是42.22美元/盎司，美元折合257日元，日元从其史密森中心汇率有效升值20%。
①荷兰盾是原荷兰货币，虽已正式被欧元取代，但在荷属安的列斯仍有使用。
②意谓沃尔克逾2米的身高。
③原文为SDR，经与两位作者核实，应为黄金。
我们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迎来了一位新大藏相一一爱知揆一，他是我们最聪明的大藏相之一。也许我应该说，他曾是一位大藏省前官员纯属巧合。而他反对一次正式升值，有现实考虑，也有政治上的原因。由于当时是2月份，预算案正在国会讨论。当立法机关仍在讨论预算案时，如果改变中心汇率，我们将不得不修改已在中心汇率基础上计算出来的一些日元数据。我们同意接受日元浮动，但不是升值20%的浮动。我们告诉沃尔克，可能最高升值15% 。带着一半满意、一半失望，他离开日本前往欧洲，但他走得太匆忙，把帽子都落在了爱知揆一的住所。我记得我们后来把帽子还给他了。谈判在波恩继续。大藏省副相细见卓和我前往波恩，在那里先见了德国人，随后又与沃尔克会面。令我们沮丧的是，我们发现自己再次被完全孤立。沃尔克已巧妙地把欧洲组成一个反对我们的同盟。我们去见西德、财政部部长赫尔穆特·施密特，我们认为他是我们得到帮助或至少是一些同情的最后希望。但去见他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举动。施密特非常礼貌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一方案， 美、日之间将爆发经济战。"当时，赫尔穆特·施密特听上去更像是赫尔穆特·康纳利。
日本在257日元到264日元范围内浮动日元的协议达成了，意味着日元对美元升值17%-20%。即使在当时，我们仍希望在预算通过之前重新钉住日元，以避免国会中烦冗的争论。我们仍然认为，浮动汇率是暂时现象，世界上有足够强烈的声音要求重返平价体制。我们发现，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意见有明显的不同。3月初，阿瑟·伯恩斯就告诉我们说，他认为浮动汇率将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一旦开始，浮动汇率将难以终结，可能从几年的时间延长到一个世纪。他督促日本尽快重新钉住汇率。但在欧洲，混乱和动荡正在加剧，德国马克和荷兰盾，这两种强货币遭到沉重打击。在1973年3月1日这天，德国联邦银行一天之内买入27亿美元，这是历史上中央银行曾采取过的最大规模的干预行动。他们最终在3月2日关闭f市场，当3月19日其重开市场时，浮动汇率实际上已经无处不在了。
我们汇率浮动的决定比1971年8月做得更快、更顺利。从那次经历的教训是，在压倒性的单向压力下，试图通过干预市场维持固定汇率是没有用的。1973年，经济趋势好转，通胀信号显现，而且国内对日元升值的反对不多。明显的稳定状况随之出现，一直到10月的石油危机冲击；美元对日元汇率在264和266之间波动，就像我们真的有一个固定的平价。经济环境转变得相当剧烈，由于经济过热，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通胀上升，出现了大量长期资本外流。我们面临着日元贬值的压力，为此卖出50多亿美元来支持日元。我们不贬值日元，因为觉得我们仍有结构性顺差，同时我们也担心货币贬值将加剧通货膨胀。这至少是委婉的解释。事实上，我们就像一个被热汤烫伤了嘴唇的孩子，试图用冰祺淋去降温。因为以前的经验，我们对新情况的反应出现了偏差。
石油冲击之后，我们的通胀加速，经济步入一个长期衰退。日元暴跌，我们连续降低干预点位，从265日元兑1美元降到275日元兑1美元，后来降至285日元兑1美元；最后，当降到300日元兑1美元时，我们认为下跌必须停止。我们进行了大规模干预以维持300日元兑1美元的水平。从1973年10月石油冲击开始，直到1974年1月美国最终宣布资本管制和利息平衡税全部中止、美元开始走弱为止，我们几乎卖出了70亿美元。石油价格涨了三倍，也使得日本的石油开支涨幅超过三倍，从1972年的45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212亿美元。我们因此担心，在经济和同际收支恢复平衡之前，将无力维持能源进口的巨大支出。随着欧洲市场的动荡以及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和德国赫斯塔特银行的破产，我们的担心加剧。我们因此于1974年8月从沙特阿拉伯借入了10亿美元，期限5年，但借款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担心公众会认为日本金融虚弱致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石油冲击给了日本经济沉重的意外打击，日本毫无防范，因为其石油完全依赖进口。很快，日本经济陷于滞涨。日本人突然发现了他们的脆弱，外国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但借助于可以缓解货币体系压力的浮动汇率体制，总体上，石油输出国组织巨额盈余的回流(到逆差国)得以顺利进行。汇率根据货币供给、需求的变化波动，黄金不再是关键的国际货币资产。尽管石油生产国拥有巨额顺差，它们不能垄断关键性国际货币资产的供给。这些顺差大部分以在纽约的银行或欧洲市场的存款货币形式存在，只需在银行账户上变更客户名字，回流便完成了。这种中间市场的操作，消除了石油冲击造成的大部分金融恐慌。站在日本这样重要且信誉良好的借款同角度，短期融资便利很快终止了这种早期的恐慌和混乱，而如果没有可用的信贷额度，日本早已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我们汲取的教训是，在被恐慌笼罩时，我们没有理解和相信浮动汇率体制的价格机制作用。
然而，二十国委员会对货币改革计划的检讨，在1972年7月到1974年6月间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这是日本在该国际事务中第一次发挥实质性作用。由于其在指导组织中的角色和派出官员的出色能力，日本参与得很积极。秘书处由英格兰银行的杰里米·莫尔斯牵头，他有4位副主席：美联储的罗伯特·所罗门、巴西的亚历山大·卡夫卡、加纳的乔纳森·弗林蓬-安萨和日本的铃木秀雄。铃木当时是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职务为执行董事。
改革议题涉及两个主要内容：及时调整货币价值和解决外部失衡。我们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因为货币平价调整时机的耽搁，特别是美国在其他国家不改变币值的情况下，调整美元汇率遇到困难。原则上，欧洲和日本倾向于实行固定平价，准备把浮动体制接受为一个例外。我们反对任何货币调整的自动机制，担心丧失国家在经济政策上的自主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手中的美元增长失控。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反对美国在解决其对外逆差时使用其自己货币的特权。我们和他们一起要求，美国应该像别的国家一样，用其他资产一一黄金、特别提款权或外国货币一一清算账户赤字，这是其应该承担的义务。美国坚持采用一个储备指标体系。于是局面僵持下来。
在工作层面，这些问题的讨论技术性很高，实际上没有政治干涉和压力。但就像国际货币事务中的大多数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只取决于技术性解决方案，因为它们代表了根本的政治问题，这使得解决方案至少在那个层面变得不可能。一国的货币价值，被看作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事务，国家不会把这种主权决策拱手让与以储备之类为基础的自动指标体系。资产清算问题实际归结为，世界其他国家是否真的会剥夺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的特权。考虑到美国在世界上更广泛的作用，这个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但也有一些现实的原因：大多数国际交易使用美元，而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决策者，当时不准备让其货币取代美元的位置、分担美元的负担。
浮动汇率将通过无政治因素的市场供求规则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选择浮动汇率而不得不放弃其国家特权。因为一国也没有通过干预来支持本国货币的义务，清算问题也避免了，因为市场将促使经济调整。那么需要做的就只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下，让浮动汇率体制合法化。黄金必须摆脱其官方价格的限制，基金组织内部必须建立一种国际监督的制度机制，以防止浮动体系被滥用于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件事在1976年第二次修改协定时完成了。
实施多边监督的设想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没有真正实现。同时，情况逐渐清晰，即随着浮动成为事实，国际体系运行其实不是按照正式规则，而是日益按照权势部长们的会议一一很快变成了首脑峰会，体现着这些国家间的官僚关系。尽管日本也是这个核心俱乐部的成员，但它是后来加入的。在1973年春季白宫非正式图书馆会议的组织过程中，这一点颇为明显。当时，乔治舒尔茨邀请了法国、英国和德国的财政部部长。日本大藏相得知这个秘密会议时很是嫉妒，并决心再也不被排除在外。
正如保罗·沃尔克描述他如何在东京谈判二次贬值时提到的，爱知揆一是一位敢想敢干的人。那年9月在肯尼亚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他提出一个非常有见地的想法。他邀请图书馆会议集团的4位部长一一舒尔茨、巴伯、吉斯卡尔和施密特到日本大使在内罗毕的住地，并要求他们带上各自的副部长。"整个集团"共进午餐，饭后又喝了一点日本清酒，爱知揆一随后让五位部长以外的所有人离开房间。五位部长留了下来，原以为是讨论非常重要的事，但我后来了解到，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讨论实质性内容。对爱知揆一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们五人同意继续这个论坛。这个图书馆会议集团，成立时是四国集闭(G-4)，后来变成五国集团(G-5)，接着吉斯卡尔邀请大家下次在法国会面。
其间的悲剧是，当两个月后(即11月份)第一次正式的五国集团会议召开时，爱知揆一未能出席，因为他在会议前刚刚去世。就在启程去巴黎前，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举行了最后的准备会议。他抱怨说他感觉不舒服，于是我们取消了准备会，几小时后我们被告知他因高烧住院。我们给其他四位部长准备了抱歉信函，他用虚弱、颤抖的手签上了有字。大战省副相稻村光一和我带上了这些信，当我们在阿姆斯特丹转机时，日本大使馆的一位先生赶到机场告诉我们，爱知揆一去世了。当会议在图尔附近的阿尔蒂厄城堡召开时，他的部长同行们为他举行了默哀仪式。
稻村光一惊讶地发现阿瑟·伯恩斯参加了会议。他知道这个会议仅限于财政部部长参加，于是他问英国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没通知我带日本银行行长，是吧？通知你了吗？"巴伯回答说，"也没有通知我带上英格兰银行行长。"稻村光一因此放松了，便问舒尔茨为什么阿瑟·伯恩斯来了。舒尔茨解释说，根据美国法律，美联储主席被视同内阁成员。保罗·沃尔克后来告诉我说，真正的原因是伯恩斯自己想来，而舒尔茨认为自己是伯恩斯的学生，出于尊敬不应该拒绝，尽管实际上他们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致。可以想见，当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知道这些后，阻止他们参加下一次会议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他们成了例行参会者。但就像保罗·沃尔克在其最近的中央银行展望中提醒我的那样，美联储主席不仅仅是被视同，甚至是高于美国内阁部长，而关于这一点，在我没有被美国政府不可忠议的等级制度搞糊涂之前，最好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