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丛林时期
保罗·沃尔克
概述
回顾历史，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的第一个25年中，世界经济表现好得出奇。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3%，除了短暂的轻微哀退，这个成绩十分罕见。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结束时，这个国家已经保持了近9年的增长纪录，一些兴奋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前做好了宣告经济周期被战胜的准备。欧洲的经济增长更强劲，因为其起点要低得多。战后欧洲的复兴及之后的扩张，由德国这一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力量引领。然而，德国奇迹又被日本赶超。60年代末，日本凭借这10年中约12%的年复合增长率，华丽变身现代工业强国。其经济势头迅猛、竞争力强劲，虽然日本自身仍担心战后初期不时出现的国际收支困难、金融脆弱等问题。与此同时，部分得益于国际市场的开放和海外资金的支持， 一些发展中国家步入经济"起飞"阶段，其增长率有时直逼同期的日本。
所有这些，都是在工业国家价格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取得的。日本和德国，均对战败后其货币崩溃带来的通货膨胀心有余悸。在主要国家中，这两个国家表现最好，其价格水平在20世纪60年代总体没有多少上升，特别是制成品价格。美国最初的表现稍好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其居民消费价格平均指数，十年间共上涨了2.3%，但随着60年代的结束，越南战争招致财政和价格压力，引起了海外美元持有者和美国国内的不安。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从1950年的35%下降到约27%。当然，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经济体在战后的追赶，而欧洲国家不断增长的力量和信心，则使得它们在探讨、决策货币和经济体系议题时，成为更密切的伙伴。尽管不是有意为之，但1957年《罗马条约》缔造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身就意味着对区域外的美国及其他国家出口的歧视。不过，美国对这种贸易优惠政策的态度，并没有如以往那样抵触，这既有鼎力支吃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治因素，也有两轮关贸总协定谈判达成的多边关税大幅减让的因素。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精神和实质上均处于全盛期。不同货币间恢复了可兑换，欧洲放松了外汇管制，工业国之间的汇率波动不多，以战前标准衡量，波动幅度也很小。赖此良好环境，扩张贸易便成为经济增长利器。实际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6%。
但故事总有另一面，而且是我们特别关心的一面。新货币协定刚刚全面实施，就出现了失败的苗头，起初还是微弱、零散且可以控制的苗头，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则变得越发麻烦。在原本力图维护并巩固该体系的国家和决策者之间，其协商与合作的新基础被打破，而猜忌却愈加强烈，到70年代初期，大坝坍塌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在关键时刻采取更有力的其他政策，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能持续更久，甚至被挽救。更为有趣的则是去思考：自70年代初期开始明显走弱的世界经济一一较之前更低的增长、更严重的失衡和通胀一一是否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有关。
财政部的观点
我们就从1958年说起，"布雷顿森林"在这一年由协议变成现实。自此，这一体系才开始按照原本的设计运转，同时，重要货币间的交易变得相当自由。欧洲国家从战争中全面复苏，工业也具备了竞争力。它们宣布开始其货币可兑换进程，反映了信心回归。起初，外国人可以自由兑换他们被冻结的欧洲货币头寸，而到1961年，欧洲国家公民能够自由获得外币以便在境外购物。尽管一些国家对旅游和资本交易的管制时间更长，但大多数交易不再需要外汇管理部门的特别批准。
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是一个完美的图腾，代表着汇率稳定、支付自由，再抽象一点儿，其代表着国际合作精神，甚至现在，很多人仍这么认为。讽刺的是， 其运转刚走上正轨，对其可持续性的担忧就出现了。该体系的第一个压力信号，与其开始兴盛的时间几乎同步，也并非纯粹是巧合。1958年，美国国际收支整体出现大规模赤字(包括国外投资、援助、军费开支和其他资金流动，而不只是贸易)。这意味着，外国中央银行正在大量扩充美元储备。
从1957年秋至1958年冬，我们经历了一次短暂但急剧的衷退。短期利率降到了约2.5%。美元储备增加，利息率却在下降，外国货币当局于是产生了购买黄金的冲动，这也完全符合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1958年年初，美国黄金储备约为230亿美元，接近其历史峰值，且几乎仍占世界官方黄金储备总额的60%。但同样在这一年里，美国黄金储备下降了22.5亿美元，约为上一年总额的10%，这足够引起市场注意了。
不过，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欧洲的强大，当然是受欢迎的。它们的储备足以启动其货币可兑换，部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黄金用来满足不时之需，也似乎绰绰有余。衰退很快结束，利率上升，市场上用美元兑换黄金的冲动相应减少。
然而，美国的黄金储备，在其后几年里继续下降，虽然下降的数量要少得多。1960年10月底，就在总统大选前，市场经历了一次心理冲击。约翰·肯尼迪是个对金融问题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而且是个民主党。这两个标签的组合，显然令人怀疑，其政府在保卫美元方面是否会"负责任"——人们如是说。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流失更多的黄金。
我至今未能完全理解的是，为什么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会突然上升那么多。当时，美国人不允许自由购买黄金，而许多其他国家公民却可以。然而，一般说来，新开采的黄金远超珠宝、牙科和贮战需要，所以中央银行倾向于购买黄金，并将金价维持在近35美元/盎司。1960年10月30日的情况完全不同。我清楚记得，我正坐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办公室里，有人走进来兴奋地说"金价到40美元了。"我说"不可能，你是说35美元40美分吧。"可就算后一价格也是没有先例的。我们因此查了新闻收报机。他是对的。而且，最新价格的影响即使未被完全理解，却也造成了不安和担忧。这种情绪很快传到了肯厄迪的政治智囊团那里。
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老前辈罗伯特·鲁萨①被公认为国际货币事务领域最出色的美国专家。作为那段时期沟通学界和|银行界的极少数专家之一，他同时受到理论家和市场参与者的尊敬。肯尼迪的竞选闭队曾问政于鲁萨。他的建议无疑受到了重视。肯尼迪在次日的声明中切中要害地说"如果当选，我绝不会让美元贬值。"仅仅几天后他就当选了。这位年轻的新总统，在竞选声明中明确承诺，其政策将维护和保卫黄金价格。黄金的市场价格很快回到了35美元/盎司左右的水平，但心理上的怀疑和担忧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①罗伯特·鲁萨(1918-1993)：在1961年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之前，自1946年起一直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工作，并最终升任该行研究部门的副主任，这期间保罗·沃尔克亦曾在该行工作(1952一1957年，参见前文及前注)。沃尔克于1962年担任美国财政部金融分析主任也全赖鲁萨聘用，故鲁萨不仅是沃尔克的老前辈，更对他有知遇之恩。鲁萨在财政部工作期间，一度协助解决美国当时的国际财政问题，其为人熟知的举措即后文提到的"鲁萨债券"。1964年萨鲁离开财政部后进入商界，并曾于1975-1986年担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后文鲍勃·鲁萨是其昵称。
甚至在新总统入住白宫之前，政府的政策就开始受到影响。艾森豪威尔内阁中即将离职的财政部部长罗伯特· 安德森①和国务次卿道格拉斯·狄龙②被派往德国，要求德国承担一部分驻德美军开支以减少美元外流。他们被断然拒绝，部分原因可能是这个要求过于突然。但这不只是一次外交上的小失败。美国第一次意识到，它必须寻求外国支持，以弥补其海外防务(或任何其他海外事务)的支出。这随即成为常态，特别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当时人们更担心国内预算问题而不是国际收支。
①罗伯特·安德森(1910-1989)：进入联邦政府前一度弃政从商，1953年2月 至1954年3月任美国财政部部长，1954年5月出任国防副部长，1957至1961年担任财政部部长，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亲信之一。离任后继续活跃在商界和投资银行业，20世纪60年代代表林登·约翰逊总统承担外交任务，曾在巴拿马运河的谈判中担任特别大使。1987年因违反银行法及逃税被判入狱。
②道格拉斯·狄龙(1909-2003)，1959年6月至1961年1月担任美国国务次卿[Under Secretary of State，国务卿的主要副手，国务卿缺席的情况下可代行国务卿职权，1972年改设职权相当的副国务卿(Deputy Secretary)，其下仍设有负责具体事务的国务次卿]，此前曾担任了一年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1961年1月至1965年4月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下文提到其担任美国驻法大使，则是在1953-1957年。
安德森一狄龙使命是此类政治动议的发端，因而备受关注。美元坚挺多年之后，美国国际收支及黄金/美元固定价格的承诺，突然间成了政策的羁绊。
一年之后，我进入肯尼迪政府，在鲍勃·鲁萨手下工作。他在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我的看法无疑带有倾向性，但在一个以非凡的经济才能著称的政府中，这的确是一个出色的财政团队。狄龙来自其父创建的颇具影响的投资银行一一狄龙·里德投资银行，在金融界和外交界口碑不错。他是共和党人，比较保守(这倒不一定因为他是共和党人)，曾任驻法国大使，对世界知之甚多，且与很多政府首脑关系融洽。显然，肯尼迪在找一个可靠的金融权威，他的安排也很稳妥，两党都能接受。我逐渐认识到，总统选了一个很胜任的对象，其人思维缜密，对重大问题反应敏锐。
世道其变了：那些日子里，早上七点半吃工作早餐，在华盛顿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你可以很体面地在九点上班，甚至可以更晚一些。我清楚记得，有时当我顺着岩溪公园路开着老福特车时，狄龙的黑色豪华大轿车偶尔会超过我。他在车后座看看报纸，而我知道，一到办公室，他有半打东西等着我核对。我得花大半天时间去寻找答案、写备忘录，并在晚上六点左右把这些资料放到他的办公桌上。他会用约两分钟浏览一遍，然后问些其他信息。而在国会听证会上，他又总能以记忆统计数据的能力技惊四座，同时愿意考虑、新观点。
鲍勃·鲁萨是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①，其地位在美国政府中独一无二，当时是财政部第三号人物。亨利·"乔"·福勒②是负责公关的高级副部长，一位睿智的资深政府官员。他的建议，无论关乎政治还是其他， 都很有分量。但当涉及国内、国际货币与金融政策方面的问题时，部长狄龙和整个政府就都要看鲁萨的了，而他则得到同样成长于美联储的杜威·达恩的有力协助。杜威后来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我便接替了他的位置。在当时和后来，我一直和他密切合作，因为他是美联储的国际专家。他曾多次去欧洲和其他地区参加国际会议，赢得了"美食家"的名声，尽管这方面我与他有天壤之别，我们还是成了终生的朋友。
①该职位英文名称为Undersecretary，沃尔克亦曾于1969-1974年担任该职(后文有提及)今天过一职位之上另设有一位Deputy Secretary，同时增加了该职位的数量，相比鲁萨和沃尔克的时代，尽管名称相同，其职权已被大大削减。
②亨利·"乔"·福勒(1908-2000)：全名为Henry Hammill Fowler，1960-1961年曾是布鲁金斯学会研究政府金融的国家委员会成员。1961年2 月至1964 年4月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1965年4月至1968年12月，继狄龙之后担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后文有提及)，其间促成了特别提款权(SDR)方案的正式通过离开财政部后，他成为高盛集团纽约总部合伙人。
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职位， 是在几年前设置的。据我所知，其很大程度上是为满足第一位就任者的要求，此人曾是杰出的银行家。后来我也在尼克松政府中担任此职，所以对此略有所知，而且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这一职位后来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政策合理性为此大打折扣。
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是美国政府中的职位，与财政部部长不同的是，副部长对国内和国际政策都负有实质的直接操作责任。大多数国家是将这些职责分开的，但只要这个位置存在，在没有对美元及国外所受影响进行起码的考虑之前，没有哪一项预算、税务提议、债务筹款、对货币政策的评价可以越过财政部。事实上，没有任何一项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议题可以越过。反过来，国际政策也不能孤立于它的国内影响。
随着市场越来越全球化，政府内部这种制度化联系，变得越发重要。然而，当1985年詹姆斯·贝克①成为财政部部长时，他不顾我的极力反对，撤销了该职位。我猜测，是他的主要副手理查德·达曼②想强力介入国际事务，从而使得另一位副部长很难拥有平行的职责。但那是一种特殊情况，而且我认为，将这一理念，即分设负责国内金融事务与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付诸制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损失。
①詹姆斯·贝克此前担任里根政府办公厅主任。老布什政府时期，于1989年1月至1992年8月担任国务卿，之后再度出任该政的办公厅主任直至1993年1月，因而同时担任了里根与老布什两届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离任后在华盛顿继续律师生涯，但依然活跃于政坛，曾担任小布什的总统竞选顾问。
②理查德·达曼(1943-2008)：是后文中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主要起草者。1993年自政界转投商界，成为凯雷集团合伙人兼任总裁，直至去世。
狄龙和鲁萨的年代，美国政府，实际上是整个国家，都没有多少在国际金融领域具有专长和经验的人。经济学家和官员，均对国外援助及经济发展感兴趣。贸易政策则一直是个大问题。但在之后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外部金融都不是真正的忧患；直到那时，美元还很强大，国际收支也正常。对外部金融活动的管制，是一般国家不得不担心的问题，却不是美国这个自由世界当然领袖该担心的问题，况且其货币那么受欢迎。制定政策的官员，无须紧盯着国际收支数据不放，分析材料很少，也几乎没有人和外国金融官员相熟。
鲍勃·鲁萨是个例外。在纽约联储期间，其任务是处理与外国中央银行的业务往来，他也成为通向外国中央银行及财政界的桥梁。他是一位善于制定国内货币政策的才智之士，更是一位富有创造性思维的实干家，能够运用大量巧妙的技术手段，以加强和保护货币体系。
在国务院，乔治·鲍尔①与他地位相当，且常常是其智力上的对手。前者作为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必须遏制因美元而起的国际协议，自然倍感焦躁。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主要角色一一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沃尔特·赫勒②是一个拥有强大团队支持的行动派主席，团队成员包括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托宾③。那时，他们将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植入美国政府的政策，成效显著。
①乔治·鲍尔于1961-1966年担任约翰·肯尼迪与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国务次卿，负责经济和农业事务，最为知名的是其作为越战升级唯一反对者的形象。
②沃尔特·赫勒(1915-1987)：20世纪60 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参与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并推动了"二战"后西德货币的重建。1961年1月担任对肯迪政府颇有影响力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肯尼迪遇刺后，向约翰逊总统建议了"向贫困宣战"计划并被后者接受，但后者之后坚持在不加税的情况下升级越战，等于为螺旋式通胀提供温床，赫勒遂于1964年11月辞职。曾于1945年担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因政府工作中断后，于20世纪60年代重返该校，最终成为该校经济系主任，并聘请了大量知名学者，包恬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04年得主)与里奥尼德·赫维茨(2007年得主)，令该系跻身全球顶级行列。学术上，赫勒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持批评态度，斥之为膜拜。
③詹姆斯·托宾(1918-2002)：198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其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有"托宾的Q值""托宾税"和"蒙代尔一托宾效应""托宾分析"，其名言为"不要将你的鸡蛋全部放在一只篮子里"。2000年4月，托宾曾与其他美国经济学家联合发表公开信，敦促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以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为能影响经济政策，这个天才的群体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包括减税、改革等总统重点政策动议等特殊议题上，各方运气互有高下。但我认为，在国际经济政策，当然还有国际金融政策方面，毫无疑问是财政部主导。财政部也没有激进试验的想法，就是坚定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35美元/盎司牢不可破的金价以及固定汇率。
肯尼迪总统本能地加强了那些做法，这明显受到其父亲的影响，父亲强化甚至是对他种下了这种理念。总统的智囊团有时也受到这种思维的约束。据他们讲，黄金恐慌后肯尼迪入住白宫，其父警告他说，维护国际收支、美元的稳定应当是他的重中之重，因为一种强势货币是成功政府的根本。我到今天都认为这是个好建议。任何情况下，一旦美元的稳定成为政府讨论的议题，最终考量时，财政部通常会指望总统的支持。
现在，经历了汇率波动和金融市场混乱，对美元的国际稳定和黄金价格固定的承诺，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都难有昔日的影响力。当然，在财政部看来，美元可能需要贬值， 抑或可以启动黄金价格调整，此类想法并非体面的议题。出了财政部，情形也差不多。这种态度，显然不只是经济理论问题。捍卫美元，与其说是负担，不如说是荣誉，关系到美国威望、国际领导地位和责任的荣誉。
在肯尼迪上任后的几周内，新政府就发布过一条信息，成为同主题的系列国际收支信息的序幕。其要点在当时被广泛接受，尽管现在听起来过时：保持我们的国际收支处于平衡、维持美元汇率和"不容改变的"黄金价格的重要性。当美元受到威胁时，政府甚至准备对普通公民和私有企业的外资流出进行控制，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所允许的。
和现在一样，当时更重要的问题，涉及对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影响。美国刚刚于1958年和1960年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而总统在大选期间的焦点话题，是其"让国家重新动起来"的承诺。经济衰退留下的遗产是价格近乎稳定，自然迫切需要采取经济扩张措施。然而，货币政策已经宽松了，在不引发对我们稳定美元承诺严重质疑的前提下， 货币政策还能多宽松就有了限制。国际市场主要对短期利率敏感，而长期利率更多地影响国内市场。在鲍勃·鲁萨的主要推动下，通过在短期市场集中新增融资，同时回购长期政府债券，美联储和财政部互相配合，努力"扭转"(twist)收益率曲线。这种努力在改变收益率关系方面是否真正成功，之后引起了强烈争议。大多数经济学家后来发现，其效果非常有限，我同意这一判断。但在政府内部，这种积极尝试，缓解了一些要求货币政策更宽松的压力，而且当经济有所好转时，也减少了对美联储采取适度紧缩政策的担忧。
财政政策，特别是减税，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视为一种更有效的剌激经济的工具。新政府在第一年，我还没去财政部时，就采取了投资税收减免和允许新设备加速折旧的办法，以剌激投资。沃尔特·赫勒和其他人，力推早日实施所得税的大幅削减。这在财政部引起了担忧，特别是在1962年，经济似乎面临停顿危险时。当时，我在财政部负责经济预测。作为财政部的工作人员，我认为经济未必会下行，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及预算局的同事们观点一致。而部长狄龙无论如何都反对早早行动，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将减税与重大税收改革相结合，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明智的，但改革需要时间筹备。
与此同时，财政部自然更愿意通过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进一步讲，更倾向于降低所得税而不是增加开支。今天，其中的道理已耳熟能详：降低利率， 会损及美元对外价值，而减税有助于剌激投资、提高效率。1962年秋，我花了大量时间与乔治·福勒一起准备在国会陈述的材料，好为减税计划公开辩护。令我兴奋的是，我的看法与近20年后里根政府的很多观点①极为类似，尽管它们是用凯恩斯主义的口吻。在一些草案中，我甚至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盛行的特殊环境下，因税率降低而损失的大部分或全部税收，都可以通过相应的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弥补。那些老道和聪明的诀策者认为，这种想法太激进了，不会被国会和公众接受，这事儿就泡汤了。
①此处指供给学派观点，系"里根经济学"的基础之一。
如果减税可以像其支持者认为的那样，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我支付"，实际上，那或许是由于情况特殊，经济低迷首当兴冲。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给人留下减税通常会或预期会带来这种影响的印象是多么危险。说得远一点儿，其后果就是我们今天庞大的、难以对付的赤字。
1963年秋，财政部将其方案提交总统批准，内容包括了力度十足的税率调降和预期财政收入，以满足政府中扩张主义者的要求。但尽管政府态度强硬，这项计划直到近一年后总统遇刺时才通过。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它都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是有效财政政策的典范。预算很快趋于平衡。但要轻易接受对"年度预算要平衡"这一信条如此有意的背离，国会和公众在观念上还没有做好准备。而今"年度预算平衡"的约束也不复存在了。
20世纪60年代早期迎来了国际组织建设的第二个重要阶段，问的都是捍卫布雷顿森林体系。1962年年初，为了响应美国财政部的提议，十个最重要的金融大国一致同意，提供6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以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笔额度，可在参与国资源不足以支持该国货币时使用。这种机制被称为"借款总安排"。
对美国来说，这有两个好处。尽管没有美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款的明确内容，但新协议表明，可以安排巨额资金以应对美元受到的投机性冲击，而美国无须被迫出售大量黄金。我们也不希望其他国家突然出现流动性短缺而被迫贬值其本币，那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地位。
60亿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抛开美国和其他九国承诺的这些资金，借款总安排本身的意义更重大。日本第一次接到邀请，成为对该体系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之一。除了美国，其他参与国还有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瑞典。各国承诺的信用额度，与各国当时的金融影响力相映成趣。美国承担20亿美元，份额自然最大。德国，这个欧洲战败国，显然已成为欧洲大陆的最大经济体，国际收支状况也最好，承诺的信用额度为10亿美元，第二大。英国，传统的主要金融、大国，同样接受了10亿美元的额度。新成员日本，只承诺了2.5亿美元一一今天才不会给它这么低的比例！
借款总安排是十国集团的起点(后来瑞士加入进来，但名称仍沿用十国集团)。该集团是其成立后20年间构建官方国际金融蓝图的各种组织：五国集团、七国集团、二十四国集团和二十国委员会的先驱。十国集团的优势领域，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行及其他方面。其合法性仅基于这一事实：参与国正式同意，按基金组织独立决定的不同情况，为其提供资源。不可避免地，十国集团被其他国家看作封闭的富国俱乐部。但这些年来，它为严肃、秘密地探讨国际货币事务， 其中包括对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有效发挥了一个积极论坛的作用。
1961年，巴黎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一一欧洲国家为协调马歇尔计划资金使用而建立的机构，变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值得注意的是，其成员范围不断扩大，美国和加拿大也被包括进来，日本则于1964年应邀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拥有大量经济专家，旨在促进工业国对诸如经济政策、发展提助、商业管理和实践等常见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它的经济政策委员会， 不论国家强弱，在所有成员国的高级官员间，提供了一个探讨经济政策的广阔论坛。其首任主席是沃尔特·赫勒，美国人担任主席的传统则由此延续至今①。但由于参与国甚多， 该委员会成员并不经常见面，也没有执行层面的责任。
①此处指1990年。
当时更为重要和活跃的是另一个组织，一个直白地叫作第三工作小组的附属委员会(WP3)。该组织成员国与十国集团完全重叠，这并非巧合。它并不鼓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官员以外的人参与，尽管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定期派一名成员与会。其出发点是提供一个私密环境，在此，负责政府决策的高级官员们，可以坦率评论其同内经济和金融发展、考虑其发展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解释本国的政策，甚至暗示一下即将采取的政策。虽然对远途成员可谓鞍马劳顿，但第三工作小组会议频繁一一有些年度是每六周或八周开一次会。鲍勃·鲁萨决定代表美国定期参会，显示了他对国际交流及其对制定国内政策影响的重视。其他国家参照美国，派出相同级别的官员与会。
这种氛围如今很难再现。那些参与者认为，为了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他们所担负的责任非常特殊和重要，尽管它鲜为人知。就像主教，或者可能是无国籍的王子们，他们研究极少数人熟悉的艺术，要求某种神秘和高度互信的艺术。一部分参与者亲身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至少是外围的，并将自己视为该体系创建者的门徒，所以要维护创建者的愿景。由于对大萧条和战争记忆犹新，他们感觉风险很大。
作为第三工作小组的第一任主席，埃米尔·范·伦内普①很积极，他在荷兰财政部的工作与鲁萨在美国财政部相同。他是传统上为国际组织贡献智慧并献身的典型荷兰人样本，后来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领导人。之后，来自德国的奥特马尔·埃明格尔②，担任了第三工作小组的主席，最终成为联邦银行③行长。还有来自瑞士国家银行④、后来成为该行行长的弗里茨·洛伊特维勒；意大利银行⑤的里纳尔多·奥索拉⑥，一个性格非常热情又极其高效的协调人；以及因与美国人过于合作而惹恼了戴高乐⑦将军的安德烈·德·拉特，共同推动了核心集团的成功建立。较晚被邀请加入的日本，也不像它在大多数国际组织中那么被动。这体现了柏木雄介的才能。他孩童时期住在布科克林，其流利的英语，与国际金融方面的丰富经验相得益彰。他成为日本大藏省第一任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 后来还担任了东京银行的总裁和董事长，而多年以来，该行一直是日本银行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翘楚。
①埃米尔·范·伦内普在1969年10月至1984年9月担任OECD第二任秘书长。
②奥特马尔·埃明格尔(1911-1986)：西德著名银行家。1950年10月进入西德联邦银行，1977年6月升任该行行长，直至1979年12 月。
③西德中央银行。
④瑞士国家银行是瑞士中央银行，系股份制公司。其股份全部由公共机构和私人持有，瑞士联邦政府并不持有，在制定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有极大独立性。
⑤意大利中央银行。
⑥里纳尔多·奥索拉(1913-1990)：意大利著名银行家，曾担任意大利银行总干事，对战后货币体系特别是特别提款权的创设发挥了重要作用。1976年7月至1979年3月任意大利外贸部部长，并于1978年访问中国，签订贷款合同。
⑦戴高乐(1890-1970)：其在任期间，法国退出了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成功自制原子弹，与苏联和东欧关系有所缓和，并于1964年1 月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就金融和货币政策而言，他一度倚重经济学家让·雅克·吕夫，而后者是金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法国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及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最具影响力的声音。
来到财政部一段时间后，我以职员身份，偶然参加了第三工作小组会议。毫无疑问，主要参加者之间的气氛是使命感和志同道舍。他们不是政治家，只是在政府中工作时间比较长。他们都有着不凡的责任感和共同目标，彼此间积累了信任，有助于后期快速做出决定。偶尔，他们也会远远超出非正式评论彼此国家政策的限度，准备上一份呈交某国政府的正式信函，通常是为了支持政治上可能存在障碍但却必要的限制性措施。此类信函的起草要与收信网官员们密切沟通，后者认为向其政府首脑传递国际关切和支持的信息对本国是有帮助的。
这种沟通属于特殊情况，据我所知，美国从未收到此类信函。这并非因为经过十年时间，世界越来越不关心美国政策。至少有一个例子，在关于提高税收以支付越南战争费用的辩论中，部长福勒就鼓励外国官员，把他们的担忧在接传给美国国会领导人。
当时，一种重要得多的紧缩动因，是一国市场汇率面临压力威胁或遭遇真正的压力。通常，除美国外，大规模的国际收支赤字，将通过一国黄金或外汇储备的减少来解决。大多数国家会定期公布这些统计数据，起码每月一次，往往是每周一次。储备的损失，总会导致信心下降，并引发对该国货币的投机。如果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入大笔资金，代替储备来稳定币值，将会直接导致"贷款条件性"问题。换句话说，基金组织的贷款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借款国须采取基金组织认为适当的措施，通常是某种形式的国内紧缩，比如紧缩货币、提高税收、削减开支或者是三者并用。
现在，那些做法和态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汇率是浮动的，也没有需要维护的官方平价，只在极端情况下，一种货币的下跌和储备的损失才会导致紧迫感。现行浮动汇率制下，磋商主要在五国集团(现在扩大为七国集团)内部进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的财政部部长与央行行长用发表公报，代替了相互间的信件来往。同20世纪60年代相比，现在的国际电话通信非常方便，因此非正式的联系更频繁。
总之，就国际问题而言，我认为今天的财政部部长们消息更为灵通，开会前就已经做好了彼此针锋相对的准备。但今天争论的前提，已不再是按高于任何单一国家利益的议定规则维持(或许改良)一种体系。结果，多数情况下，今天的讨论似乎更多地在就事论事，少了些紧迫感。
当然，组织和制度的发展不能代替行动。肯尼迪政府的头几年，出现了许多财经领域的技术性创新。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开始干预外汇市场，这打破了多年来的禁忌。一个"货币互换网络"建立了， 部分表现为一种获得干预资源的手段。这是在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间，预先安排短期贷款的方法，使它们在需要时，几乎可以立刻获得彼此的本国货币。所谓的鲁萨债券也产生了，美国得以从其他货币当局借取外币：当一个国家想将其不想要的美元兑换掉时，这些外币可以用来代替黄金。
总统选举前的黄金恐慌记忆，促使了一个非正式的"黄金总库"的强化和形成。几个国家(包括美国、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士)同意，以与35美元/盎司官方价格的微小差价，在市场上买卖黄金。购买和出售均按约定的规则在它们中间分派。鉴于黄金总库的目的是避免"去稳化"的金价上升，在市场相对平稳的时期，它可以被看作是(而且多年来就是)黄金净买者，因为有新开采的黄金进入市场。
鲍勃·鲁萨喜欢用复杂的军事术语描述这些官方金融领域的创新：美元和该体系的内外国防御。当然，其含义很明确，即美元需要保护，对美元稳定不容置疑的信念已经动摇。从今天的角度看，美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际收支赤字似乎微不足道，每年仅仅20亿或30亿美元。而且，正如政府不断强调的，这些赤字，完全是资本流出美国的结果；美国的贸易仍保持顺差，表明美国的基本竞争地位还是健康的。但这些净流出，足以明显增加外国中央银行的美元持有量，并导致美国为兑回它们而卖出一些黄金，尽管这个过程相对缓慢。1964年，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元，开始超过美国的库存黄金价值。即使如此，只要对美国政策和表现的信心还在，美元仍未受到威胁。不过，维护那种信心是何等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按照过去的金本位制度，传统的反应是直接提高利率并紧缩货币，直到资金回流。然而，一个全心全意"让国家重新动起来"的政府，不会轻易采取这个政策。短期利率获准以1%左右的速度缓步上调，扩张性政策的全部动力则来自减税。但财政部仍认为有必要从他处寻求帮助，在此过程中，它甚至有意触及其他一些公认的禁地。
在创建战后体系时，美国坚持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因而任何限制使用美元外汇的想法都面目可憎。然而，从最初的轻微，到1963年的严苛，各种限制措施渐渐却用上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援助，同美同的出口联系到一起。只要有可能，海外防务性采购都直接找美国本土供应商，后者用美元而不是外币结算。当鲍勃·鲁萨富有想象力的大脑捕获对外流资本征税的主意时，初步措施也随之出台，加大了对资本外流的控制。
核心问题是：美国的伙伴对美元感到不安，对我们解决国际收支赤字的意愿也不确定。然而，美国贸易项下是大量顺差，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可以贬值美元，也没有理由提出任何有关美元贬值的问题，因为那会动摇整个体系。问题出在资本账户，尤其表现为常态的长期美元外流。终止资本外流的传统做法是紧缩货币，但美国还处在两次衰退后的复苏之中，物价也很稳定，所以我们不能过于激进。另外，资金外流规模如此之大的真正原因，是欧洲资本市场管制，规模小且效率低；欧洲人和其他所有人不得不到纽约来借钱，但这是一种人为结果，说明他们自身缺乏灵活的金融市场。我们现在不愿求助于外汇管制，未来也不会。但我们也可以发挥才智，在不过度紧缩货币的情况下，取得提高利率的效果。对资本外流征税就能办到这一点，特别是对在纽约的外国筹贷征税，税率相当于对其新债券和贷款额外增加1%的利息。
这给我上了关于政府事务的生动一课。激励市场而不是真正利用它，在想象中和理论上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主意。我受命与戴维·蒂林哈斯特共同起草《利息平衡税法》，他是财政部能干的国际税收顾问。我们的任务是把概念愿景变成现实立法。我很快发现，美好的概念与实际应用之间巨大的鸿沟。短期资本流动庞大又复杂，且很多用途非常重要，比如出口融资，所以交易税不宜施行，这是一开始就明确的，因此，3年以内的借贷纳税应予豁免。类似的原因也导致了对直接投资的豁免，比如向外国公司投入资金，特别是对美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缴税部分设置限额，则看上去不太公平。但我们认为，对其他参与者应一视同仁。正如在市场中 当利率上升时，大家都有损失。
《利息平衡税法》的提议是以下面的方式公开的。加拿大政府有相当一部分人花了约8小时对华盛顿狂轰滥炸。他们其实在说："上帝啊！你们不能对借给我们的钱征税！我们全指望你们的市场了。加元(也许还有加拿大经济)可能将永远消沉。你们不会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一直与你们的资本市场共进退，你们必须豁免我们。"于是他们被豁免了。日本说它在经济上还很脆弱，后来也得到了有限豁免。当这项法案提交给回会时，议员们被选民更多的豁免要求所包围，而且漏洞越曝越多。每一个漏洞都需要更多的解释和限制，而多数时候，这些其实很主观。比如，当不只有一个关键统计指标时，要区别国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就不容易。即使是被豁免了的借贷者也要受到限制，免得他们借到钱之后又把钱借给那些被征税者；如果不被限制，这可是一门赚钱的生意。随后，国内收入署加入进来，它们在制定复杂的规则方面经验丰富，可以杜绝避税。知识性概念的简练之美，被数百页的规则条文扼杀了。
对于财政部副部长的一个新助手来说，这些都是关于管制的困难、混乱和武断的教训。但这才刚刚开始。原以为只是临时实施的税收政策，持续了十余年，税率上升、征收面也扩大了。1965年3月，银行被要求"自愿"削减其海外贷款，但一段时间之后，削减就不那么自愿了。最终，20世纪60年代的后五年，措施扩大到限制美国公司的海外投资。由于这与我们的大公司商业战略和目标紧密相关，因此在政治上显得越发敏感。经济学家间和商人间对此的争议都越来越多， 管制问题也被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大做文章。
付出那么多努力，管制真的那么有用吗？统计上看，美国资本外流是减少了。但另一件事也是明白无误的：由于美国市场对外国人部分关闭了，这些管制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海外美元存款和美元证券市场的发展。美国的银行和欧洲投资公司，与那里已有的机构一起，通过大家后来熟知的欧洲美元市场合法绕开管制，吸引美元、发放贷款，伦敦市场是最活跃的，那里的利率比纽约还高一点儿，因此一些原本可能储蓄或投资到美国的美元被吸引到国外。另外，很多借贷款人，非常喜欢欧洲市场的相对自由，以至于他们再不回华尔街了。从美国的最终国际收支的角度，或从各国市场间竞争的角度，美国究竟得到了什么？我想， 没有谁能给出满意的答案。
同时，在狄龙-安德森1960年波恩之行后，美国坚持且更为强烈地要求，由I 盟国和贸易伙伴对其进行国际收支"补偿"。最初主要在防务领域，要求我们的盟国更多地直接从美国进行军事采购，这往往也就在费用上还说得过去。后来， 我们要求对海外驻军提供预算支持。最终，这些努力的结果只是修饰统计数据。财政部游说外国货币当局，在美国存放一年以上期限的资金。根据当时的规则， 这被视为长期资本输入，因此，与3个月、6 个月或9个月的储蓄不同，它们的优势在于，可以被列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线上项目" ，以弥补导致赤字的资本外流，尽管实际情况没有变化。
这些早期的谈判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时任日本大藏相福田赳夫①在柏木雄介陪同下访问华盛顿。在与访问者午餐前，我正在财政部部长福勒的办公室， 他得知福田将带来一份礼物。财政部没有考虑这些外交细节，我们便迅速咨询国务院，国务院回复说，他们提供一个漂壳的银相框，18来装财政部部长的签名照片。午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探讨日本如何通过各种方式，"补偿"我们在日本的防务开支。我们没有取得太多进展。但午餐气氛相当融洽，当咖啡端上来时，福田先生让助手拿进来一个包装精美的包裹。客套和简单的寒喧之后，福勒接过包裹并庄重地打开。不幸的是，有人忘了装照片，所以只是一个空框子。日本代表团惊讶地沉默了一会儿，柏木雄介最终打破了沉默，说道"就像补偿：没有！"
①福田赳夫从1965年起三度出任日本大藏相，1974担任副首相兼经济企划厅厅长，1976年成为日本首相。
美国的国际收支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性质，加重了人们的担心，这远超交换照片或金融补偿。在其早期的一个法案中，肯尼迪总统要求，对政府所做出的所有海外开支进行评估，不久又建立了一个"黄金预算"，政府据此对所有影响国际收支的行政开支，进行详细审查。正是这种审查，使得美国对外援助与购买美国商品联系到一起，可能也导致美国的援助总体上不再慷慨。最终，我们在敦促德国和日本承担部分美国海外驻军支出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还有一些更琐碎的和令人不快的削减，比如削减了对旅游者的免税津贴。所有这些导致了很多不安，尤其是那些认为我们的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受到了金融因素影响的人，在他们看来， 金融政策要让位于外交政策。
有一些领域是行政系统被明确禁入的。财政部召开过一次不愉快的国际收支委员会会议，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部长狄龙让我转告与会行政官员，说他会迟到一会儿，大家先开会不要等他。一位低级别的财政部官员试着主持会议，但气氛却不轻松。时任白宫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①尖刻地表示，如果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削减美国海外军事开支，那么可以体会，因为这涉及国家安全禁区。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②的发言继续了会议讨论，他说，根据他长时间的观察，美元的稳定，最终将比美国在德国具体拥有多少军队更有利于美国的安全。从感情上讲，我完全支持美联储主席，但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简单。海外驻军一两个师的国际支出，还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金融影响。在我的经验里，那种认为美国的国际责任和经济实力之间存在着根本冲突的观点，很少得到证实；问题是我们支付的意愿，而不是我们支付的能力。
①麦乔治·邦迪(1919-1996)：美国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专家，最为知名的是其作为美国越战升级主要设计师之一的形象。1961-1966年一直担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1966-1979年任福特基金会主席。
②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1906-1998)：美联储史上第九位也是任期最长的主席(比格林斯潘长5个月)，自1951年4月2日至1970年2月1日，历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五位总统。他在任时说过，美联储的身份，就好比一个"在聚会渐入佳境时收走大酒杯"的监护人。这句并非其首创的话，后来被广泛用于形容美联储的角色。此外，其父亦曾协助起草作为美联储成立依据的《联邦储备法》， 之后曾担任过圣路易斯联储主席。
这个问题，可能与讨论越战支出时的争论一样激烈。1965年下半年，这种冲突似乎加剧了。然而，白宫就是拒绝向公众公开确切的开支数字。据我所知，甚至对其经济顾问也保密，可能是担心这些信息在反对者中引发更多的异议。
马丁主席恰恰是我眼中的英雄，也是很多金融界人士眼中的英雄。他在华盛顿各界资历颇深，有影响力的朋友众多，直觉很准。他觉得，防务开支确实在飞涨，实施货币紧缩的时机到了。他提出在初秋将贴现率提高0.5个百分点，这个观点遭到约翰逊总统和福勒部长的强烈反对。但马丁坚持己见，在一次令人难忘的白宫会议上，我记得有人劝他，暂缓讨论一一至少要留出足够时间重新审视这个问题，而且先得让总统摘除胆囊！①
①约翰逊总统当时正准备胆囊摘除手术。
根据决议，包括我在内的少数官员随后被召集起来，"客观地"讨论这个问题。我同情提高贴现率的做法，并已经在内部建议采取半步走的策略，即将贴现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情况很尴尬。当你的老板(和他的老板)已经采取了反对任何变化的强硬立场时，你要表现出职业的客观就很难了。丹尼尔·布里尔，美联储的研究主任，对其主席的力争态度感到不安。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阿瑟·奥肯①和预算局的查尔斯·兹维克提议，等到下一年度预算决议时再讨论。
①阿瑟·奥肯后来是该委员会主席，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奥肯定律提出者。
经过多次讨论，我们向上司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我们没有关于越战开支快速增加的明证。我们的结论是，紧缩货币的决定可以推迟，直到在几周内完成预算决议。我们毫不怀疑、如果开支像马丁想的那样快速上升，那就应该增加税收。为了宽慰自己，我在脚注里指出，如果越战开支的上升速度确实比预想的要快得多的话，就应该马上提高贴现率。不过我从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好炫耀的。
美联储在1965年12月5日投票决定提高贴现率，这也几乎就是我离开财政部的时间。我没有亲眼看到总统要求马丁主席去得克萨斯州牧场见他时的暴怒表现。事后我听到的说法是，主席当时以他惯常的镇静，指出他们之间没有目标上的分歧，约翰逊总统继续拒绝其经济顾问的协议，并拒绝在1966年年初加税以抑制持续升温的经济。我还记得福勒部长极力反对我们中间那些加税的主张。他说任何此类要求都会被国会驳回，这将极大地损害总统的威望和领导能力。尽管如此，对于我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当时以及后来无力采取足够行动紧缩经济，以应对越战开支对经济的刺激，这似乎是之后困扰我们多年的通胀过程的开始。我一直猜测， 总统只是不愿意因一项支付越战费用的税收问题，冒国会检验其越南政策的风险。而经济政策的教训是，当需要紧缩的时候，我们放弃了检验。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意愿问题。
离开政府部门后，我加入了大通曼哈顿银行①回想起来，我当时给财政部老同事们留了一张忧伤的便条：正如我们早前在正确的时机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一样，如今，紧缩需求如此明显，我们需要采取财政紧缩手段进行平衡。不这么做，就会损害凯恩斯主义的信条，而它正是政府所鼓吹的"新经济学"的基础。后来的发展也确实如此。
①1965年，沃尔克二度就职大通曼哈顿银行，担任企划主任，直至1969年重回财政部。
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攻击
在国际范围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假定前提，面临越来越多的知识性挑战和攻击。一直有一些学者认同浮动汇率，但他们都远在制定决策的主流之外。然而，鉴于维持美元信心和减少国际收支赤字的努力，越来越多地冲击了其他目标，人们自然更愿意去考虑新的选择。
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的第一个根本挑战，不是来自激进的改革者，而是来自固定汇率的坚定支持者。出生于比利时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①，具备实践经验，曾在战后发展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欧洲支付体系，后来成为耶鲁大学一名有影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1960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黄金与美元危机》的书， 该书的基本观点是: 在对美元的依赖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一种内在的致命缺陷。他指出，伴随贸易规模的扩大，所有固定汇率体系，都需要增加可用的储备，换句话说，就是增加可接受的国际货币，以满足增长的贸易和投资、融资需求。按既定的价格水平，将来的黄金产量不足以满足这种需求，因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满足增长需要的国际清偿手段来源，将只能是美元。而把美元转到世界其他国家手中的唯一途径，就是美国国际收支逆差。
①罗伯特·特里芬因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批评而闻名，早年执教于哈佛大学，后曾在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任职。
布雷顿森林体系创建者们没有注意到，他们匆忙建立了一个依赖美国贸易逆差的世界货币体系，而人们又在20世纪60年代将"同样的"逆差批评为不稳定因素。如果美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对美元以及最终整个体系的信心都将受到损害，结果就是不稳定。但如果美国的贸易逆差消除，世界其他国家就会失去用于建立储备和支持经济增长的美元。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这个问题后来变得很明显：要么持有更多的美元储备，要么利用这些美元储备从美国换取更多的黄金。后一种方式可能迟早会迫使美国停止卖出黄金，而美国卖出黄金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基础之一。而如果采用前一种方式，即各国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将不可避免地动摇信心，因为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潜在需求，远远超过美国能够满足它们的量。每种选择都包含造成自身灾难的种子。
这种分析后来被称为"特里芬难题"，它很难脱离其无解的逻辑。但它对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是长期的。肯尼迪政府对付国际收支逆差的努力，看上去是成功的，而且美国仍然有巨额的黄金储备。美国和欧洲都怀疑，对更多世界储备的大量需求，是不是真的那么紧迫。一个价格稳定的良好记录，再加上鲍勃·鲁萨的"内外防御"，为美元提供了信心基础。时间很充浴，或者看上去是这样，可以用来避免钻进特里芬难题的牛角尖。
逐渐令美国政策制定者同样担心，甚至更为担心的是一种被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第N种货币问题"的东西。这个词汇听上去像一个数学逻辑问题，也确实如此。其核心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独立地确定汇率水平，至少有一个国家得是被动的。假设有三个国家，A国和B国确定了本币对C国货币的汇率。这同时将确定A 、B两国间的货币交叉汇率，以及C国货币的汇率。如果C国不喜欢这种设计，并试图改变它的货币汇率，那么A 、B两国就会受到干扰，接下来是不稳定和不可预见的后果。
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有一个国家的汇率必须得是被动的，那就是美国，美元则是那个"第N种货币" 。美元有一个确定的黄金价格。它对英镑、马克、法郎①、日元以及其他每一种货币都有一个汇率。但那些汇率不是由美国确定，而是由其他国家确定。
①法郎是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进入流通前的法国货币。
不夸张地说，在我们足够强大时，这看起来不是个大问题，我们的福特·诺克斯金库可以接纳所有黄金需求者。但潜在的趋势是，其他国家更愿意让它们的汇率低估一些，以争取其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的优势，有助于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和美元储备的上升。这是以往考虑竞争性贬值问题的一种复杂状态。
很难确定这个问题有多重要，但当20世纪60年代行将结束时，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它已经是很实际的问题了。大国的贬值举动不是很频繁，但每当发生时，总是倾向于贬值过度，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让市场相信，其没有必要再经历一次扭曲的过程。贬值要比升值的情况频繁得多。一个至少同等重要的事实是，70年代初，日本产业明显变得更高效，且更具有出口意识。由于日本战后的战败国身份而在美罔建议下确定的日元汇率， 已经是被严重低估的。
所有这些导致了另一个两难困境。只有当市场坚信，汇率不会发生大幅和极其频繁的波动，以及美元汇率根本不会波动时，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能够正常运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规定，一个陷入根本失衡的国家，可以调整其汇率。但市场很快认识到，进行一次调整是很困难的，且可能带来不稳定。等到形势非常明朗、需要非常迫切时再实行贬值，会引发市场更大的投机力量，并造成经济扭曲。在依据不足时进行频繁调整，则要冒更大的投机风险，那根本就难以维持固定汇率体系。
1964年当选的英国工党政府，在英镑汇率上的艰苦努力很有启发性。市场担心，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在面对恶化的国际收支时，将会使英镑贬值，因此开始抛售英镑。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行动，很像过去的肯尼迪总统，他当机立断：英国不贬值其货币。我不相信他的这个决定是出于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利他主义式的厚爱。他认为，向金融界保证工党将遵循规范的政策，在国内是很重要的。这一直觉，受到了美国政府观点的大力支持。美国担心，如果英镑崩溃了，市场心理的混乱将把美元推到投机前沿。
威尔逊的快速决策，开始了一场漫长的、使人精疲力竭的英镑保卫战。工党内外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 他们认为政府把货币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稳定置于英国经济增长之上：英镑的面子要高于实质性的政策。
1967年11月，威尔逊政府放弃了这一漫长、沉闷的汇率保卫战，这让美国很不舒服。当英国政府最后做出决定时，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的条款要求，通知其管理部门，并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批准。大约一天的等待拖延，造成数以亿计的外汇损失，投机者赚了钱，同时也损害了英国财政大臣的信誉。在面对议会质询时，他被迫做掩饰性的辩解。
所有努力都只是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英国人习惯于照书本行事。几年来，英同为保卫英镑，采用了其他国家不会采取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许多控制手段。但最终，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二重要的货币，英镑还是贬值了；而且，即使是推迟贬值，也未能使拥有英镑储备的前殖民地国家避免大量损失。正如美国早前担心的那样，市场疯狂抢购黄金。约翰逊总统迅速发出的"黄金的美元价格将保持不变"的公告，已不再像以往的表态那样有效了。从务实的政治角度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英国等了这么久，最后得到了什么?
在更大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法国总统戴高乐向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一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向美国——发起了强势挑战。法国人早就表明对侵犯其自主权行为的警觉，以及对其感受到的欧洲受美国经济主导状态的强烈反感。在法国人眼中，来自美国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美国公司在新的欧洲共同体市场上大量投资，而他们认为，是美国不正当的低利率促进了这些投资。这种情形，就像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在美国投资一样。这些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增加了担忧和抵触，尽管它们得到了受益于这些投资的公司和地方的欢迎。
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利用一次事先安排的记者招待会开始公开攻击。他的基本观点是"美元体系"给了美国一个"过分特权"，美国能够在全世界为自己自由融资，因为与其他国家不同，其国际收支赤字不会导致储备流失，可以不受限制地用美元清算，解决办法将是返回金本位制度。他的语言很有煽动性。戴高乐说，是建立"一个在无任何国家特殊印记、无可争议的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了。"在什么基础上呢?确实很难想象还有比黄金更好的标准，是的，就是黄金，其本质从不变化，可以同质地制成各种形状一一金锭、金条或金币，且没有国籍，已经被永恒且普遍地视为不能改变的最好的货币。"
但他并未止步于煽动性演讲。一条关于法国将从美国买入大量黄金的消息，支持了他的表态。不过不是一次买完一一那将成为货币战争的公告，而是根据共同协议，在几年内逐步完成。戴高乐返回金本位的倡议，被看作朴素的"时代的错误"而很快遭到拒绝，而且不仅仅是被美国拒绝。但戴高乐无疑还有其他想法。通过唤起对美元和黄金之间脆弱关系的注意，他可以努力制止他认为的美国滥用政策对法国和欧洲更广泛的损害。
戴高乐的记者招待会，发生在越南战争严重升级之前。战争的升级，促使一些欧洲人士后来更同情戴高乐的基本观点。他更具体的顾虑是美国的投资浪潮，可能意在买光欧洲产业。不管他具体抱怨些什么一一我猜测，他本质上是反对他眼中美国偏爱的金融、自由和独立一一在20世纪60年代的末期，他对美国规避国际规则的批评，已经变成一个重大的情感和政治问题。
比政治更重要的，是那些已经能被察觉到的经济后果。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通过美元外流输出通胀的信念已被广为接受，尤其是在德国，德国对物价稳定和货币自主权一直高度敏感。美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开始上升，尽管还远未达到后来70年代的水平，但许多欧洲国家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政策扩张过度，导致了不断上升的国际收支逆差。
作为美国政治上的盟国，德国的主要顺差国地位非常关键。两国间的合作措施之一，就是德国早已摒弃法国所采取的从美国直接买入黄金的做法。1967年，时任联邦银行行长卡尔·布莱辛在写给美联储马丁主席的一封信中，直接且正式地承诺，德罔不会用美元储备购买黄金，同时提到美国在海外特别是在德国沉重的防务开支。但是德国持有的美元数量不断增加，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麻烦。联邦银行的官员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对德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遭到了美元流入的破坏，通货膨胀一一据说由美国输出，正威胁着他们的国家。这种担心，正好使德国变成那些准备改革该体系的国家中的先锋，特别是朝着更灵活的汇率方向。
最早的根本性改革努力并非针对汇率，而是针对"特里芬难题"。1965年4月，亨利·福勒接替道格拉斯·狄龙，担任财政部部长。他不像其前任那样拥有丰富的金融和货币知识，但他政治嗅觉敏锐，善于把握谈判气氛。他知道，美国要维持原状也越来越被动，如果没有新的举措，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都将处于险境。在货币事务上，我在前一届财政部系统里是沟通想法和政策的主要纽带，我们一起花了几个小时回顾整个形势。他也与政府中的其他人进行了交流，但那些人对财政部明显很不耐烦，认为财政部过分小心。福勒随后到他科德角的避暑别墅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一回来，他就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讨论一些他"在海滩上"①产生的想法。
①英文为On the beach，也有"困境中" 的意思。
这些想法，被精心打磨成一篇在弗吉尼亚律师协会的演讲稿，协会会员是听众。他要向其律师同行展示一次关于货币问题的专业讨论，而且是用明显的"特里芬"风格描述这个体系。演讲时间是1965年7月10日，他在演讲即将结束时抖了一个包袱：总统已经授权他参加一次国际货币会议，条件是其他国家同意举行且准备充分。
在我的专业小圈子里，这属于爆炸性事件，国际货币会议从没有出现在财政部的日程上。我又给他解释了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任何与我们伙伴的会议，都将是一罐"谈判虫"的开启。它会导致市场混乱，而引发的投机行为将使美元面临危险。更重要的是，不切实际的期望也会被激发出来。我们再次回顾这项已在十国集团专家支持下默默开展的工作，以审视那些远离公众视线的问题。他听取了意见，随后粗略地修改了稿子，但他很快得到了其所期望的总统授权一一召开一次会议。
法国和其他国家持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福勒部长想出了一个概念，来描述他想要做的事：审慎的"应急计划"。本着这个考虑，十国集团开始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谈判，旨在创设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资产。这种国际储备资产与美元不同，将由集体控制，并提供一种美元和黄金的替代物。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对黄金的任何替代物都持严重怀疑的态度。他们怀疑美国人不是在寻找一种不同的替代物，而仍然是在找无痛的方法以解决其国际收支逆差。
这些谈判不仅专业性强，而且争论也很激烈，持续了将近三年。最终的协议，是福勒部长个人的胜利。通过其个人不懈的外交努力，并汇集广泛的专业智慧支持，1967年9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他成功获得了建立特别提款权的一致同意。这一具有想象力的新工具被寄予厚望，很快被称为"纸黄金"，但它既不是纸，也不是黄金。正如基金组织的一位聪明人所说，特别提款权"既不是铸的，也不是印的"。实际上，特别提款权只能在基金组织的电脑信号里找到，但启动计算机又受到很多限制。
事实是，谈判从未真正解决特别提款权是否真的是一种国际货币、是否可以像国家持有者希望的那样使用，或者是否更像一种适用于各种惯例的信用额度等问题。其复杂的名字就反映了这些模棱两可。市场认为它是一种人为创造的东西，确实不如黄金或美元。不过，创设特别提款权的协议表明，主要金融国家能够合作强化这个体系，而这有助于增强信心。
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表现，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在美国，生产率以每年近3%的速度增长，直到60年代后期，9年的不间断增长创造了一个纪录。欧洲经济完全恢复，德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明显。由自信的美国公司引领，国际投资复苏，贸易稳步扩张。经济学家们对于其管理经济的能力又产生了新的信心。但是到60年代末，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不论是否有特别提款权，让增长、信心成为可能的那个特别的货币体系，已经陷入了险境。
1968年唯一一次黄金危机预示了结局。英镑贬值带来了足以引发更大规模黄金需求的不确定性。大量的黄金，第一次通过黄金总库，从官方储备流到市场也人投资者手里。法国退出了黄金总库安排，于是，在1968年3月局势严重期间，马丁主席在美联储召开了一次黄金总库剩余参与者的会议。除了联合拒绝向也人市场出售官方黄金以外，他们找不到其他渡过危机的办法。35美元/盎司的黄金价格，仍将用于国家间的官方清算，但民间市场将被允许在没有任何官方买卖的情况下自行交易。这项决定等于承认，中央银行集体对"市场购买黄金的价格随后会恢复到或接近官方价格"没有信心。美国明确表示，它不会再单独维持市场价格。觉察到这些表现之后，市场需求把黄金价格推高到了40美元/盎司后才出现下跌。
紧急决定被当作一种永久性的改革方案被提了出来，但很难说这是个好决定。两种不同的黄金价格一一黄金价格被认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紧张局面。整个货币体系中的黄金储备，被有效地冻结了， 而对于中央银行家来讲，要证明"在中央银行间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出黄金"的合理性，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困难的一年，在一个奇怪又尴尬的曲子中结束了。欧洲市场上的一次投机危机，促使十国集团于11月在波恩召开紧急会议。市场预期马克升值和法郎贬值，这看上去符合各自的基本经济状况。但德国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其财政部和经济部的部长各自向媒体发表不同观点。法国人则不愿看到法郎贬值。但在诸多的刻薄之词后，各方最终似乎都已经明白预期中的汇率波动将要发生。会议中途休会，只等来戴高乐总统的断然拒绝——甚至连法郎贬值的念头都是"荒唐之至" 。德国因此也拒绝采取行动，而每一方看起来都有点儿蠢。
在此过程中，很多新的观点在经济学家中流传。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人准备支持完全浮动的汇率，但如滑动平价、爬行钉住和更大范围的浮动等独特设想出现了，寄希望于汇率更多的灵活性会有帮助。
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①的观点，开始被更认真地对待。他精于辩论，也是浮动汇率的支持者，曾是包括理查德尼克松在内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临时顾问。他的文章描绘了一个和谐世界的美好画面：在这个世界中，由于官方不再坚守固定汇率，外汇市场的自然运作将自动纠正国际不均衡。不需要采取管制措施，因为汇率的升降将消除贸易和其他同际流动的失衡。国内政策可以独立行事，因为汇率的变化将包含各国间的通胀因素。他和其他人制造了这样一个概念：这一切的发生都将是平和且无痛苦的。
①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作为对政府经济干预的坚决反对者，其对美联储的存在本身也多有诟病。
对那些饱受管制折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学说。对那些"对协调国内政策失去耐心"的政策制定者和那些"反对将国际收支强加于国内经济目标"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它提供了一个诱人的解决方案。弗里德曼所说的关键点是：第一，浮动汇率能够在不发生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发挥魔力；第二，它们最终将比固定汇率被动调整时发生的大幅、突然的变化要稳定得多。这与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不符，但那是一个大萧条和混乱的时期。弗里德曼的假说，仍需在战后更友好的环境中去检验。
上述讨论发生在总统大选年。和8年前的肯尼迪一样，理查德·尼克松在选举过程中，也被逼问自己的想法。他说，要抵制所有的诱惑，以打破旧体系的束缚；国时声明会进行激进的变革。迫于商界压力，他的确完成了一个竞选承诺，即取消所有限制资金外流的烦琐管制。总而言之，官方的决定、学术界的争论、市场的表现以及对紧缩政策的不满，都透露出一个信号，布雷顿森林体系已陷入深深的麻烦中，而且，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已不值得挽救。
行天丰雄
对于日本来说，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快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时期，国时标志着其与世界其他地区金融关系的重肩。日本从战争的破坏中快速复苏，首先是受到政府非常积极的产业政策的影响。政府通过包括税收优惠和稀缺资源优先配给在内的各种行政措施，鼓励战略产业。比如，战争结束后，政府积极鼓励煤炭开采，因为煤炭被视为发展钢铁和化肥产业的关键原料，而钢铁和化肥反过来能推动其他制造业和农业发展。总体来说，这些积极的产业政策，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但到了60年代初，私营部门己经发展得足够强大，不再需要这些政府鼓励了，甚至开始讨庆政府产业战略所带来的准控制。
1963年，当政府提出新的《特定产业进步法》时，这种不和谐达到了顶峰。该法案的目标是，授权政府在其认为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领域，鼓励私营公司合理化布局及合并。法案遭到了私营企业的抵制，这一事件也成为日本战后产业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它向日本政府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政府不能对私营企业发号施令了。
我知道所有关于日本大商社的神话，但它们并不准确。日本产业受政府控制这个观念不再有效了。相比美国，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确实更紧密，摩擦也少一些。大部分时间里，政府的基本倾向是促进战略性新产业的发展， 逐步淘汰落后的部门。但政府显然无权发布企业必须遵循的命令。尽管日本企业界领袖在公开场合对政府很客气，但政府不是日本经济的主导者， 日本经济一直掌握在精力十足的、高度资本主义的私营部门手中。虽然政府有时在利益冲突的私营企业问充当协调人，但其主要作用是判断市场的真实状况和心态，并调整其政策以适应市场。
日本战后快速复苏的另一个因素，是对通货膨胀的成功控制。在1949年之前，政府采取了一个多重汇率体系，每一种主要商品都有一个不同的汇率，且所有的汇率都低于挂牌汇价。1949年，出台了一项严厉的稳定计划，颇为见效。根据美国占领当局经济顾问约瑟夫·道奇①的建议，政府一方面利用非常严格的预算平衡目标约束自身，同时大幅削减日本银行②的贷款，限制工资增长，确定360日元/美元的统一汇率。计划实施后，1948年飘升至50%的消费品价格涨幅，在1949年被降低到-10%。
①约瑟夫·道奇(1890-1964)：1933-1953年系底特律银行号(现在的美国联信银行，Comerica Inc)董事长，期间担任过"二战"后针对日本和德国的经济稳定计划经济顾问，也曾领导美国代表团参与奥地利咨询委员会的工作，1953年担任美国预局局长，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内阁成员。其最为瞩目的成就是对日本复苏的贡献。1949年2月，其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金融顾问，首次抵达日本。同年3月7日，由其制定的"道奇路线"公布，将美元与日元的官方汇率固定在1:360。
②日本银行即日本央行。
我也不能对来自美国的大量金融援助绝口不提。尽管日本没有被纳入马歇尔计划，美国还是提供了各种形式的金融援助。从1946年起，到1952年，也就是日本通过与美国签订和平胁议，重获法律上的独立时，援助总额超过了21亿美元。而在美国援助逐渐下降的1950年，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政府的战争采购又为日本经济输送了大量额外资源，1950-1955年间，总额高达35亿美元。
上述所有情况的前提，是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最初，美国占领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惩罚日本人并限制日本经济。但随着冷战发展，美国政策转向鼓励日本经济自给自足，随后进一步转向鼓励日本产业复兴，这样一来，日本可以成为自由世界所需各种资源的供应商。
日本的恢复进展很快，在20世纪50年代中则就完成了。那时日本经济已重新回到战前水平，并持续扩张至60年代末。在近20年的时间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是非常突出的，高达10%。诸如钢铁、石化、汽车、人造纤维、塑料等部门的强劲国内投资和科技发展，推动了这种快速增长。尽管农业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40%的劳动力仍在务农，而且农业收入的不断提高，是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有力因素，因为它帮助制造业发现了一个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
有了这个基础，日本出口商品结构经历了一次根本性变化。日本的根心出口产品，从纺织品转向各类机械产品。1950年，纺织品几乎占到日本出口产品的一半，而机械产品只占10%。20年后，出口产品份额完全掉了个个儿：纺织品降到12%，机械产品升至46%。作为机械产品的边际供应商，日本凭借廉价的劳动力、有利的汇率以及不断提高的质量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对其机械产品的需求也扩张得非常快。所以，当20世纪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走下坡时，日本已基本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和贸易国。
现在说说日本重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是从贸易开始的。1947年，即"二战"结束两年后，盟国占领当局才允许日本恢复私营国际贸易。尽管从此以后，贸易开始迅速发展，贸易政策却因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而声名狼藉。日本仍然面临高失业困扰，大多数制造业还很脆弱并十分稚嫩，所以，日本当时的国际收支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由于这些原因，贸易政策被认为不能像我们后来期望的那样开放，限制进口便成为那时贸材政策的一个主要特征。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些政策的合理性基础消失了。
正如保罗·沃尔克所言，随着美国开始出现对外贸易逆差，20世纪60年代，人们一直担忧的美元荒变成了美元泛滥，这也成为国际货币领域的一个议题。1959年，日本在与美同的双边贸易中第一次出现顺差。我认为，从那时起，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变化。1960年，也就是美国提出保卫美元计划的第一年，该计划的内容之一，是要求日本进口自由化。在日本这边，我们开始认识到，日本更自由地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确将是日本进一步增长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外部压力加剧了对贸易自由化的内在需求。
因此，政府1960年首次提出的贸易和汇兑自由化计划是相当重要的。按其价值计算，预计80%的日本进口商品可以在三年内实现自由化，届时将不再需要限制进口数量。事实上，日本的表现好于预期，到1963年8月一一距计划公布时不到三年，92%的进口产品通过取消进口配额，实现了自由化。但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的外部收支转变为顺差状态。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开始加剧，这也开始成为国际议题。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对外贸易逆差不断上升，并且直到1968年，外汇储备从未超过20亿美元，所以，日本必须重返国际金融市场。当时，日本每年进口商品货值约150亿美元，因此日本的外汇储备仅够维持一个半月的进口①，这使得日本在意外变动面前十分脆弱。日本的国内经济生机勃勃，投资很是活跃，生产也在不断增长。但只要国内经济繁荣，进口就不可避免地扩大，因为日本产业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能源和核心原料， 如铁矿石、棉花、羊毛和大豆等。因此， 每次繁荣， 总伴随着一场对外逆差上升和储备下降， 促使日本采取紧缩货币的传统措施，以及其他一些调节措施。
①英文原文为两个半月，经与作者核实，修正为一个半月。
总体来说，这些调节措施是很有效的，不过自然也需要外部进入现金流的配合以支持我们渡过难关，这方面日本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日本于1952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基金组织并非积极放款人。我认为只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的1956年，大量短期资金流出英国， 这才使英国成为基金组织的第一个主要借款人，并根据备用贷款安排获得13亿美元。日本于1957年第一次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款。当时日本出现了6亿美元的严重国际收支逆差，从基金组织借了1.25亿美元。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些数额很小。然后在1961年，日本又出现了一次大的对外逆差。这一次我们安排了一笔3.5亿美元的基金组织的备用贷款，政府同时还从三家美国银行借了2亿美元，期限为一年。1961年的逆差被视为一次危机，因其接近10亿美元，可能相当于我们总储备的一半。境外融资因此被认为对日本的生存至关重要。
当年，作为一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受训人员，我原本待在华盛顿，但却被叫到维也纳，以协助参加基金组织年会的日本代表闭。大藏相水田三喜男①正在那里安排从三家美国银行争取2亿美元贷款额度的事宜，我被再去协助他。我们去了一个酒店套房，三家美国银行一一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以及第一花旗银行②的行长在等大藏相。水田三喜男非常紧张，因为他知道，在日本与外国银行间达成第一份战后贷款合同是多么重要。他是个烟瘾很大的人，一紧张就抽得更凶。所以在我们离开饭店赴会前，我在他每个口袋里都装了盒烟，这样当他与那些行长谈话时，就不会忙乱地找烟了。
①水田三喜男：日本反战运动领袖， "二战"后当选并担任众议院议员，直至1976年12月逝世。不同于当时国会议员只要参与过战争则必须辞退的惯例，水田恰恰因此担当要职，分别于1960年7月至1962年7月、1966年12月至1968年11月、1971年7月至1972年7月三度出任大藏相。
②第一花旗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是1955年3月花旗银行兼并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后的名字。
我们开始谈的方案，是通过日本的私营银行向他们申请2亿美元贷款。他们同意了，但坚持要我们把短期存款放在他们银行作为担保，这对他们来说很划算。我们不能那样做，因为我们必须保持储备的流动性。最后商定，由日本银行承接这笔贷款，期限一年。这是日本央行第一次承担国外债务，而它并不情愿，因其金融信用可能受到影响。水田三喜男在谈判结束后返回饭店，放松下来的他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而且很快睡着，衣服都没脱。我们只得帮他脱了外套，并把他抬到床上。
除了短期融资，日本也急需发展资金——长期的生产性资金，以建造基础设施、支持新产业。我们的首选是纽约资本市场，1959-1963年，日本政府在此售出了约1.76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和政府担保的机构(如日本开发银行)债券。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美国随后颁布了利息、平衡税法，接照保罗·沃尔克的解释，该法是匆忙出台的。我们当然没有提前得到通知。罗伯特·科萨将此全部归咎为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官僚主义错误，但它毕竟是一次很大的冲击。我们的股市崩盘了，其指数仅一天就下跌了近5%。我们感觉这真的会毁掉我们，因为直到那时，日本长期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纽约资本市场。
同加拿大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日本政府匆忙组织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和纽约，为豁免利息税进行谈判。大藏相田中角荣①第一个被安排率闭赴美，但他拒绝了。接着指派了经济企划厅的负责人宫泽喜一②，他又得了急性阑尾炎。最后，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交给沉默寡言的外相大平正芳③。这次的呼吁没起作用。美国财政部非常强硬，非常不好说话，没有任何同情的意思，我们只能空手而归。经过18个月的请求和游说，日本于1965年才获得每年1亿美元的借款豁免额。那时，日本的国际收支状况已经明显改善，经济实力更强了，对海外长期贷款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了。这l亿美元的豁免额，只使用了6300万美元。
①田中角荣(1918-1993)：1962年7月至1965年6月任大藏相，1972年7月担任日本首相，1974年12月因金权政治下。
②宫泽喜一(1919-2007)：曾三任日本经济企划厅厅长，1986年7月任大藏相，并自1987年11月兼任副首相，1991年11月成为日本首相，1993年8月辞职，1998年7月再度出任大藏相，创下了"二战"后前首相再任大藏相的先例。因日本中央省厅改革，大藏省分解为财务省与主要负责银行监管的金融厅，最后一任大藏相宫泽喜一亦于2001年1月6日相应成为财务省第一任财务大臣，直至2001年4月26日。
③大平正芳(1910-1980)：1962年7月至1964年7月、1972年7月至1974至7月两任日本外务大臣，1968年11月至1970年1月任通商产业大臣，1974年7 月至1976年12月任大藏相，1978年12月成为日本首相，直至逝世。
我们无须使用全部豁免额的一个原因是，在豁免请求第一次遭拒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1963年和1964年转向欧洲资本市场一一美国财政部认为这里的价格较高，因为其效率据说比纽约差很多。日本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从伦敦、法兰克福和苏黎世募集了1.18亿美元。对于日本而言，利息平衡税当然产生了影响：它使我们的资本来源转向欧洲，同时也教会日本产业形成自有储备的好处。事后看来，利息平衡税无疑对纽约资本市场造成了很大伤害，因为日本并非唯一转向欧洲的国家。这成为欧洲市场快速扩张和国际资本急剧波动的一个主要因素，从而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不稳定。
在很长时间里，我们谨记利息平衡税的教训，至少我是如此。1984年，资本大量流出日本，特别是通过保险公司，投资那些收益率高于日本债券的美国政府长期债券，以便为里根政府的赤字融资。日元因此走弱，而贸易账户却是顺差，国际上自然批评日元疲弱是不公平的贸易优势。政治家们于是很紧张，提出了资金管制的观点，并向大藏省大力施压。作为当时的大藏省国际金融司主任，我反对这样做，而且我认为我是对的。我强调东京正处于成长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我不希望它重蹈纽约在20世纪60年代的覆辙。我说服了政治家们，总算避免了资本管制。一个市场失去信用很容易，但恢复它去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除了民间市场，1956年到1962年，美国进出口银行(EXIM)为日本购买农产品、飞机及其他商品提供了4.05亿美元的长期融资。但日本长期资本的主要来源却是世界银行。那些日子里，日本可谓负债累累。从1955年到1966年，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日本以4.5%-5.5%的利率，总共从世界银行借入8.63亿美元。这些资金被用于重修钢铁厂、发电厂、高速公路和铁路。日本战后大部分基础设施，是在世界银行的融资帮助下建成的。在日本的战后恢复和快速发展中，该机构的作用的确不可估量。日本最后一次向世界银行还款是在1990年2月，时任世界银行行长巴伯·科纳布尔前来祝贺时，也许只是半开玩笑地说"我真心痛恨收到这笔还款，因为我们现在需要好的债务人。"
因此，自国外借款对帮助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幸能够高效利用它们，来提高日本的竞争力和生产率，使得这些钱可以为国内后来的资本积累打下基础。
在国际货币谈判中，黄金是所有讨论的焦点。1957年年底，日本几可忽略的少量黄金储备一一只有2300万美元一一使其独具一格，因为战争结束时，日本几乎没剩下黄金一一已经被军方用光了。所以，说到黄金，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很多政治家和官员要求提高我们的黄金储备，呼声很高。原因很明显，除非你的储备中有些黄金，否则你确实没法参与那些国际讨论，因为没人会注意你。于是我们做了一些努力以提高黄金储备，但储备没见增加，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钱购买黄金。当你只有20亿美元储备时，你不得不保持其高度流动性，用于贸易和国际支付，而当时国际支付几乎全是用美元。
鉴于大多数国际交易都用美元，我认为当时没有人预计到金价以后会被提高，而黄金持有者将因此实现大笔资本收益。20世纪50年代的主流意见是反对将美元以35美元/盎司的价格换成黄金，因为那就没有利息收入了。最后，美国也不愿意看到日本购买它的黄金。美国财政部担心，在日本还在从美国进出口银行和世界银行借钱的时候，自己若向日本出售黄金，将招致同会批评：为什么要为一个自认为其美元储备足够购买黄金的国家提供融资帮助。这造成了一种潜在的政治压力，迫使日本不再从美国购买黄金。当然，大藏省也努力一点一滴地购买国内开采的黄金，买进的渠道还包括国际私人市场。当其他成员国有意卖出时，我们还会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黄金，有一些甚至是直接从苏联购买的。但按世界标准，这些购买量都不算大。截至1970年，我们储备的黄金总价值也只有5.32亿美元。
事实上，我认为日本的黄金储备规模的确影响日本在国际货币讨论中的地位。日本的黄金很少这一事实，使得我们更加反对任何"让黄金在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提议。我们这种立场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80年代。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处于尾声时，创设特别提款权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日本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讨论。我得承认，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知道这个议题要讨论什么。这种讨论过于专业，而特别提款权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账日上抽象的、无法交易的会计分录。政治家中，对特别提款权有一种普遍看好的观点，因为他们简单地认为，特别提款权创设后，日本的储备会增加，这将降低国家的外部脆弱性。官员之中有一个明显的担心，即如果特别提款权的创设太过简单和随意，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通货膨胀隐患。所以，我认为，在技术层面，日本的官员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创设一种较为严格的特别提款权，也许可以与成员国的某种支持相联系，以及与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普通提款相联系，而后者通常有一些附加条件。因此，讨论的结果不像一些日本官员希望的那样严格，但两边都没有提出强烈意见，因为各方普遍认为，特别提款权对于整个世界经济将是一种不错的设计。
说起来，1971年特别提款权刚刚创设，一群日本政治家就造访了华盛顿，并在那里拜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礼节性的交谈后，为首的政治家问总裁："我们可以一睹你们存放特别提款权的金库吗？"你不能笑话他，因为我确信，其他国家的很多人当时对特别提款权的看法，和他一样。
伴随经济的惊人增长和繁荣，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力，试图成为世界精英国家核心圈的一员。1960年，当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时，日本迈出了第一步。这甚至早于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身。对于加入发展援助委员会，日本国内也有强烈的反对意见。就像买黄金时的争论一样，其他工业化国家质疑：一个还在举债度日的成长中的国家，是否应该加入一个提供援助的国家集团。但我认为，这是日本迈出的很好一步。1962年，首相池田勇人①第一次出访欧洲，意在提醒欧洲人，我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他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他访问了很多欧洲国家首都，在法国会见戴高乐总统时，他热情洋溢地谈到日本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进步。池田离开爱丽舍宫之后，据戴高乐总统的一个助手说，他当时直接笑话池田像个卖晶体管收音机的商人，而不是首相。
①池田勇人，1960年7月任日本首相，1964年11月因病辞职，次年去世。担任首相前，曾两度就任大藏相，三度出任通商产业大臣，任首相期间因其"国民所得倍增计划"，而广受关注。
但是我认为，由于池田，欧洲国家对日本经济成就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同年，日本承诺出资而成为"借款总安排"的创始成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补充了可用的融资渠道，并因此加入十国集团，这也是讨论国际货币问题的主要论坛。1964年，日本接受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八条款，取消了对经常性交易的限制，并实现日元可兑换。日本同时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正式成员，并立刻应邀加入其内部论坛一一第三工作小组，我曾于1988-1990年担任该论坛主席。日本还应邀加入设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它是各国中央银行行长们的银行，另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论坛。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是工业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正式一员。这种进步当然给了日本人极大的满足，但我得说，这也让他们感到了一丝忐忑。如果你来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代表们将在一间宽敞、气派的会议室里开会，意味着24个国家团聚一桌。当日本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那间会议室时，只有它的代表是黑的直发，其他全是白种人。这种状况至今未变。1967年，我以观察员身份到巴塞尔参加国际清算银行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席卷中国。红卫兵们到处串联，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邻国极其担忧。可是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会议上，所有欧洲国家的央行官员们齐聚一堂，喝着鸡尾酒，享受着午宴和晚宴，不停谈论着黄金、美元以及英镑的话题，在英语、法语和德语间来回切换，对中国当时发生的混乱，他们根本没有表现出兴趣。越南战争也正处于关键阶段，但显然，这些银行官员们，对他们领域之外的此类事情几乎没有兴趣。我不安地想到，对这群人而言，世界仍止步于达达尼尔海峡的西部①。
①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海峡的一部分，也是亚欧分界线的一部分。
因此，虽然日本成了这个精英圈子的法定成员，但显然还不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美国和欧洲，也不希望日本发挥主要作用。当时还没有五国集团，日本也没有被邀请加入黄金总库，尽管"第三工作小组"和其他场合，都在讨论德国马克升值、英镑贬值以及一些类似的紧急货币议题，日本却没有参加这些讨论。可我们对此不能抱怨。也许我们喜欢"站到主要舞台上"的想法，但我们还没有做好成为主要参与者的准备。战争失败，以及被占领期间完全听命于美国政策，这些经历和依然清晰的记忆，使得日本怯于在国际事务中担当主动、突出的角色。从这个角度看，日本的国际关系，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同美国的双边关系。那段日子里，国际会议中的日本代表团，被戏称为"三S"代表团：微笑(Smiling)、安静(Silent)、有时睡觉(Sometimes Sleeping)。
这样一种低姿态不见得是坏事。国内而言，日本在切实努力发展自身经济，经济管理方面表现出色；我们没有理由抱怨或质疑布雷顿森林体系。1949年，当汇率首次被确定为360日元/美元时，日元被认为是高估了，因为日本出口的主要商品没有价格竞争力，而且出口随后确实出现了短暂下降。然而，日本的出口产业迅速根据汇率加以调整，实际上，它们不久便适应了360日元/美元的汇率。同时，在完全认可赤字国家调整义务的情况下，我们日本人能够充分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日本经历了周期性赤字，但我们严格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日本提供短期国际收支贷款时的附带要求。当时，基金组织官员代表闭的建议，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1945-1952年被盟军占领的经历，使得日本对国外权威机构礼遇有加。另外，我们也严格遵循世界银行和同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因为我们得从它们那儿借钱。日本对上述两个机构代表闭的待遇有如国宾。基金组织的贸易和汇兑管制部主任欧文·弗里德曼，可以方便地同池田首相会面，并向他灌输适当的经济政策。
幸运的是，日本不像美国，没有越南问题、军备竞赛、钢铁工人罢工问题。日本也不像英国和法国，没有殖民地问题和国内动荡。因此，当日本同美国或欧洲国家讨论国际货币问题时，我认为我们日本人有一种十分天真但又确实存在的困惑：这些国家在就国际货币不稳定问题争吵时，并没有真正解决好其国内问题。我觉得那是一些日本人很真实、很天真的感觉。但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疏离心态下，我担心日本没有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其明显自私的超然态度，日本本身正在被视为该体系的一个威胁。日本的白我定位，与其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开始扮演的重要角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直到1970年，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崩溃时，日本才被迫正视这一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