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的世界秩序，"二战"后的格局
保罗·沃尔克
概述
"二战"结束前后的经济规划和国际组织的建立，在其范围和视角上， 都是没有先例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①、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些部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和关贸总协定(即GATT)②角色的协议，在战争期间——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一一和一段艰难的和平过渡期中得以达成。总的来说， 这些协议为新的国际秩序打下了思想和制度基仙。这种秩序以如下承诺为标志：汇率稳定、不特惠任何国家的非歧视贸易关系、饱受重创经济的快速重建，以及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根本而言， 这一切都建立在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体制理念基础上，这也是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选择退出的原因。
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即l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通常缩写为IMF，有时简写为Fund。
②关贸总协议，全称为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WTO 前身。
这种理念得到了美国这一大国的政策支持， 而它对领导地位既有能力也有兴趣。凭借完好无损的工业、高水平运行的经济以及无可置疑的军事、技术优势，美罔从战争中崛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不同，大部分"二战"债务被迅速豁免。1946年盎格鲁-美利坚的巨额贷款，相当于今天(1991年前后)的250亿美元，帮助美国战时的主要盟友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稳定。几年后，欧洲复兴计划， 即马歇尔计划，促进了欧洲复兴中的有效合作，并提供了实施这些计划所需的充裕资金，资金规模一度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
像这样为国际经济合作利益而爆发的智力投入、制度建设以及资金和资源转移， 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是由一系列特殊情况驱动的。
人们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代人以前①的和平进程， 因赔款要求及难以处理的债务情偿问题，而被搞得一闭糟，结果造成了政治敌对和经济不稳定。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似乎对资本主义的生存提出了挑战，而且始终伴随着保护主义、经济不稳定和贸易急剧萎缩的根源。经历过接踵而至的又一次战争的破坏，各国政府开始接受新观点，实际上，它们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蓝图。考虑到诸如1945年其产出占世界总额40%的事实，有一个国家不仅足够强大，也有充分的远见去推动这些新观点的实践，那就是美国。
①此处指20世纪20年代。
由于谈判仅有两个实际参加者，即两个获胜的战时盟国一一美国和英国，谈判过程被简化了。而且，当两国不一致时，也不存在谁的地位更高的问题。即使如此， 欧洲的战后恢复，还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稳定下来。这样，新的贸易和金融安排才能够如设想的那样运作。但是， 发展、合作以及信心增强的意识，很快变得明显， 而且也很快主导了德国和日本这些战败国。
如何开始
上述所有都发生在本书两位作者亲身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之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创建，是我们己经研究过的事情(其中部分是在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其管理模式， 为我们身为美国和日本财政官员的起点工作提供了框架。而且我们也逐渐接受它的运作，作为正常运行的肚界经济秩序中， 各项事务非常自然的操作方向。我从1962年年初到华盛顿进入财政部，便开始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事务。但显然， 就像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大楼的铭文所写的， "过去即序幕"首先我要把自己置于过去的20世纪50年代的背景中。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纽约联储一个低级别的经济学家①随后又担任纽约联储政府证券交易员。我在那儿学到了很多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知识，同重要的是，我也有了不少官僚政治及金融市场的经验。当然，那时的储备银行是一个很官僚的机构。我写的一些东西我不指望读到，因为我不在有限的传阅名单之列。如果你为回答行长的一个问题而写了一份备忘录，它首先会交到你的上级手中，他会写上一些批注并交给他的上级，然后再交给副行长，直至到达最上层。而且，如果行长有什么批示的话，也会按照同样曲折的路径反馈给你。纽约联储主席艾伦·斯普劳尔②，可能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中央银行家，所以无论官僚体制多么死板， 它似乎还是有价值的。我想这也是所有大型机构的工作方式。
①通过扶轮大使奖学金计划在伦敦经济学院完成学业后，沃尔克于1952年加入纽约联储，1957年离开。1975年5月重回纽约联储，担任主席。
②艾伦·斯普劳尔：纽约联储第三任主席(1941年1月至1956年6月)，此前曾是该行首任副主席，1942年任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副主席。
之后我去了大通曼哈顿银行①，其经济学家团队规模要小得多，看起来，我在一切打上"金融"标签的事务上，多少显得内行了，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 它让我经历了在美联储不曾有过的尴尬。1958年年初，我被召至总裁乔治·钱皮恩的办公室。在处理完一些日常问题后，他说"坐会儿吧。我担心我们的贸易地位。我感觉我们的竞争力在下降， 而这会影响美元。你怎么看? "呃，国际贸易和金融还不是我关注的领域，所以我试图用当时经济学家的标准答案来回应："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在进口扩大上花的美元越多，其他国家就越想用那些美元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美国没有国际收支方面的问题。"
①此次系沃尔克首次在大通曼哈顿工作，时间较长，从1957年直至1962年其加入财政部。
那段时间是"美元荒"理论的全盛期。我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哈佛的一门研究生课程，一位著名教授在课程中提出了这一基本论点。这个观点认为，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活力并且未受战争摧残的美国，将近乎永久地保持技术和生产效率方面的领先地位。最终，美国的生产率提升速度势必要比其他国家快， 这样美国易于保持强大的贸易地位。其他人认为，作为一个伴生结果，美国能够按意愿在海外大量开支，而这样做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回顾大萧条年代，他们认为，繁荣的美国无法在国内找到能投入其全部储蓄的领域，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美国能够向海外提供有益的高水平官方援助，最终还要提供私人投资，这样的话，其他国家就买得起美国的出口商品，从而支持美国产业的就业。再则， 由于经济学家开始说的"美元荒"，美国就卖不掉美国能够生产的商品。现在对《经济论文索引》稍加检索，会出现以此为题的一类文章。1940年至1949年的索引中列了10篇，1950年至1954年有33篇。1957年有一本名为《美元问题》的书，颇有影响。
我记得我当时对所有那些论证都持怀疑态度。回答乔治·钱皮恩的问题时，我本可以明智地表达那些怀疑的。在他提出问题几个月后，美国的国际收支出现恶化，黄金储备到年底时减少了23亿美元。一些微弱的信号表明， 对美元的信心并非坚不可摧。这些对我都是很好的教训：如果你不能理解教授正在说些什么，就不该排除其不正确的可能。市场参与者对市场趋势变化的感觉，远比埋首历史数据中的经济学家要快。实际上，《经济论文索引》在20世纪60年代只收录了一篇关于美元荒的文章，我估计那肯定是一篇回顾文章，解释为什么以前所有文章都是错误的。
如今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们，常常被指责没有充分关注想当然的国内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国际后果，但那时更甚于此。进口、出口和国际投资，很大程度上都是枝节问题，实际上一般的经济学课程中教授的经济管理内容，都是围绕着国内的一个原因是，对经济政策的考虑，被大萧条的记忆， 以及如何达到和保持国内充分就业的问题所主导。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国内政策重点在政府支出和税收，即财政政策。不过也有一个关于国际货币安排的教训。金融的不稳定，不仅表现为国内恐慌和银行倒闭，还有国际金融的不稳定，这被认为有力推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间的贸易保护主义。有一个感觉是， 每个政府都不惜以汇率大幅波动和高关税为代价，按各自的国际行事方式，挽救自己的国内经济。
1929年至1932年是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世界贸易下降了60%。这是极其严重的萎缩，人们显然把它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崩溃联系到了一起。这种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基础上的，对很多人而言，那些特征之于货币世界，就如同牛顿定律之于物理学的影响。
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浮动汇率，则与货币无序以及贸易受挫相联。最槽糕的是，规则的缺位，引发了通过操纵汇率获得不公平贸易优势的诱惑，即"以邻为壑"的政策。普通的做法是尽量使你自己的货币贬值，好让你的出口商在国际市场上更便宜，同时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最终的结果将是增加你自身的产量，创造更多的就业，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的背景下，逃脱大萧条的僵局。有些国家就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似乎比较成功，但结果是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后者产品在海外市场因定价太高而无人购买，产出下降。在它们实施报复时，每个国家都受伤害。那些建立战后新世界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忧虑，重复尝试所谓的竞争性贬值，将是持续以邻国的损失为代价支持一国的出口增长。
我认为，竞争性贬值在"二战"前是否真的像后来所相信的那样重要，在修正主义学者中是有一些怀疑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喜欢重新审视每个时代的历史，也许是该重写竞争性贬值的历史了。然而，我并不怎么怀疑20世纪30年代的两次大幅度贬值一一1931年在英国、1933年在美国一一的确给它们的贸易伙伴施加了巨大压力，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引发了新一轮的不稳定。
在使用曾经很流行的"以邻为整"一词时，我才意识到，有一二十年没在政策讨论中听到过它了。有件事情已经改变了，人们更多地担心一种货币的贬值，会通过提高进口价格而导致通货膨胀。大萧条时期这不算什么，那时的主要顾虑是价格下跌。其实，美国在1933年贬值的目的，是为了整体提高商品价格，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以扭转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农业萧条。这个目的是通过以逐步提高的价格在市场上购买黄金来实现的，直到黄金价格从20.67美元/盎司上升到35美元/盎司后，这一过程才停止这样做。最终的好处是什么，以及罗斯福总统①为什么在35美元时停止这个过程，至今我们仍不明所以。但是，无论专断与否，35美元/盎司的黄金价格，作为战后体系的诸多锚之一，为人们所接受；这个价格持续了将近40年。在那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黄金每盎司值35美元，也就是因为美国说它值这么多，美国同时愿意通过从任何想出售的人那里购买黄金来支持这项政策。直到20世纪60年代黄金买卖之间的平衡关系逆转，同时美国黄金储备持续下降了一段时间，这种战后货币体系才开始松动。
①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确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7月)。
创建新货币体系的最后谈判，于1944年夏天战争结束之前举行，地点是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白山豪华的世纪之交度假酒店(如果现在去这个酒店，在酒店里的突出位置，你会看到这次会议的纪念牌匾。牌匾的修复花了大价钱，比以它命名的体系更长寿)。在战争期间开展讨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当时国际市场实际上已关闭。若非当时根本就没有一个体系在运行，且沉重的战争负担有效地压制了那些更狭隘的考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完全重建世界货币体系的详尽协议能在什么时候达成。
对于目标没有太多疑问。计划者们想避免货币动荡，那曾是大萧条的特征，且导致了大萧条。为此，他们想要一个处于国际监管和指导下的固定汇率体系，想结束对国际贸易和服务的管制。只有在一国国际收支出现他们定义为"基本失衡"的例外情形下，他们才愿意接受汇率变化。而且，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成立了一个拥有自己雇员的国际组织一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还有新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一一世界银行，为战后重建提供资金。
当然，就如何实施这些想法有很多讨论，一些争议始终不绝于耳。由那一代经济学家中的领军人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代表英国，提出了旨在实现经济扩张的宏伟蓝图，设想在国家已有的黄金储备之外拟制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他将这种货币命名为"班柯" (bancor)，即"银行"(bank)与法语词"黄金"的合成形式。凯恩斯希望，国家储备的供应最大一些并且有扩充的能力，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国内推动和实施充分就业政策，而无须因可能的贸易赤字融资而迅速耗尽资金。几年前，他还将黄金斥为"野蛮的遗产"，不希望全世界，特别是英国收支赤字的解决，受制于一个仅仅依赖有限黄金储备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美国人的角度回顾这一切，其中有一件趣事：凯恩斯对一个高效、繁荣的美国将长期处于吸收储备的顺差状态很担心。换句话说，就是令人畏惧的美元荒。他认为制度中必须得有一些措施去约束长期盈余的国家：鼓励它们扩张、让迸口自由化、进行海外投资，或者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以免后者储备流失殆尽。在金本位制下，或者为此采用固定汇率的任何一种货币体系中，赤字国家多少会自动受到约束。它们竞争力的缺乏、低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将使它们的储备流向那些利率更高、实施更稳健或低速增长政策的国家。而且，一旦失去了足够的储备，它们就不得不做出应对。典型的做法是提高利率，这会降低其经济增速。从世界的角度，更具体地说，从英国的角度，凯恩斯担心出现太多对抑制经济的偏见。
他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第一，提供更大规模的储备供应。第二，建立某种自动机制， 用来惩罚那些通过长期、大额贸易顺差积累了过多储备的国家。最终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允许那些被视为拥有"稀缺货币"的极度顺差国的贸易伙伴，通过限制购买其出口产品来惩罚这些顺差国，这是一种潜在的严厉惩罚。但是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抵制任何使该条款生效的提议，条款使沦为了一纸空文。讽刺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凯恩斯在1944年时的顾虑，在30年后德国和日本积累巨额顺差时也成为美国的担忧，这个问题从未得到圆满解决。
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①提出的竞争性方案，与凯恩斯计划有许多共同点，突出表现为，都是一种受到国际组织监管的固定汇率体系。但是，它明显要收敛得多。怀特的考虑是，逆差国家不应在必然损害世界主要顺差国家的情况下获得太多廉价融资，当时的主要顺差国当然是美国。一代人之后，当美国陷入赤字时，欧洲也出现了与怀特相同的看法。凯恩斯提议，由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价值350亿美元的国际储备；怀特则只建议50亿美元，而且主要取自现有储备。一个88亿美元周转性基金的最终折中方案，更接近美国的提议，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美、英两国的势力对比。
①哈里·德克斯特·怀特：1934年加入财政部，随口即表现出其在货币事务方面的重要性，逐渐成为时任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首席顾问，尤其是在与中国、日本、拉美和英国相关的国际金融事务方面，据信为"摩根索计划"背后的主要设计者。1944年作为美国高级官员出席并主导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力压反对者凯恩斯。
实际上，为启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不得不投入比怀特或财政部预期的要多得多的资金。第一个重要步骤是，1946年美国和加拿大向英国提供了37.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重建其储备，使英镑在国际上可流通。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但人们对英镑的信心太低了，以致这些资金未能维持多久，而旨在援助整个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则成功得多。它原话，在2-3年内、持续投入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2%，这几乎相当于今天(1991年前后)的每年1000亿美元。但只有当欧洲国家在我们的监督下，以促进它们之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式，共同制定出将资金有效用于重建其基础产业和交通设施的举措时，我们才拨付这些资金。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体现了高超的技巧和效率，毫无疑问，也得到因战时经历和共同的意识形态孕育的国际合作的极大支持。即使如此，欧洲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在经济恢复后，对进口和海外贷款的管制也只是逐步放松。多年来，美国忍受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的歧视，而对于所有的实用目的，国际借款人①不得不来到我们的市场。
①借款人，英文为borrower(s)。后文中的借款人/借款国，均指资金的借入方。
尽管美国在顶算和其他方面有各种直接耗费，但无论从国际秩序还是从其自身利益衡量，美国的优势都是毋庸置疑的。萧条和战争的记忆历历在曰，而美国突出的经济实力和繁荣，则根本不会引发对其花费的担忧。相反，精英中间(那时这还不是一个负面的标签)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世界需要领导的判断。对美国竞争力充满信心的劳动者和企业，对开放的市场和强大的海外经济有着共同的利益需求。
游戏规则
国际经济良性运行的新规则， 被大胆地写入一些相对简短的创立文件中。它们提倡：货币事务方面的合作、一个市场导向的贸易体系，以及加快经济发展方面的协作。在当时，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目标。中国1949年后选择退出，苏联则从未加入，同时也不允许其卫星国留在体系内，这些都不是巧合。中国直至其经济改革开始后才回归，东欧国家也只是在莫斯科的影响减弱后，才得以申请成员国身份。现在(1991年)，申请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成为苏联加盟国家的优先事务。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有点儿复杂。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为其货币制定"平价"，即以黄金或另一种能够兑换为黄金的货币，来确定本国货币的价格。实际上，对于除了美国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而言，所谓的另一种货币，指的就是美元。于是， 美元在这个体系的核心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中并没有具体涉及美元。
完全加入该体系的国家，必须时刻准备着，在持有其货币的他国货币当局提出要求时， 将其本币兑换成黄金或一种可兑换成黄金的货币。这种兑换应采用它们所公布的平价，并在不超过1%的幅度内上下浮动。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维持各国货币在市场上的固定汇率关系，仅在微小的幅度内变化。最初的一段时间后，只有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的允许，那些固定的货币汇率才能贬值或升值。
作为世界主导性的经济和金融大国，美国是唯一准备好， 应外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的请求，将其货币兑换成黄金的国家一一也就是说，保持黄金的可兑换①。它也是在新体系启动后唯一能够切实做到这一点的国家。1945年年底，在所有国家9.65亿盎司黄金的官方总储备中，美国拥有5.74亿盎司，接照35美元/盎司的价格计算，价值201亿美元。在这种形势下，大多数其他国家很乐意在其有限的储备中保留一部分，通常是很大部分的可生息的美元，而非不生息的黄金。这给体系增加了灵活性因素。
① 除非出于工业目的，即使是美国也不愿接受把黄金出售给包括其公民在内的私人的承诺。大萧条期间，美国公民被要求将其黄金上交财政部，以支持财政部的黄金储备并抑制投机。这项政策一旦实施到20世纪70年代。一一作者原注。
新体系还具有其他一些特点，以应对传统金本位的缺点和过度假化。最为重要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凭借其88亿美元的基金，向成员国提供贷款。这被称为"提款权"，它们的数额由一个反映成员国经济规模和贸易地位的公式推导产生。按照设计，贷款的数额越大，获得贷款的难度也随之加大，这是体系的一个重要约束。基金组织的职员们，最终为寻求大规模借款的国家开发出了一个被称为"条件性"的标准。这意味着用复杂的监管程序，去监测一国在逐步降低贸易和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以及其他目标方面的表现，要达到了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连续发放贷款。
汇率变化本身并不违反这些规则，但只有在恢复贸易平衡和对外支付的其他努力不够或是产生了反效果时，汇率才可能被作为一种最后手段而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者显然意识到，成员国将需要这一手段维持增长。如果它们的政策证明与其汇率基本不协调，相比国家长期失业的压力，贬值会被认为是更可取的。各国同时被强烈阻止对贸易、旅游业、国外援助以及其他经常项目支出的管制。困难时期的资本流动管制被更宽容地接受，部分源于人们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巨额投机性资金流动对货币稳定的破坏作用的认知。
大多数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键操作问题，都留给了以后的判断和实践。很清楚，相比严苛的金本位制，创立者非常希望在储备建立、融资及汇率变化方面，允许更多可能的灵活性。但是一开始，国家之间与个人之间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为结束失衡应在经济政策和执行上如何"调整"，以及为解决这些失衡应提供多少"融资"，这些基本问题、既像佛罗伦萨的银行家借钱给欧洲王子时的判断一样占老，又像有关向新的东欧以及独联体国家提供金融援助的争论一样现代。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个问题将在本书通篇反复出现。
就汇率应有多大灵活性达成协议的困难程度，是令人沮丧的。显然，关于一国何时贬值是正当的，在什么情况下，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话，它处于"基本失衡"的状态，基金组织的创建人无法设计出任何严格的规则。在长期供职于欧洲的中央银行系统后，佩尔·雅各布松①于20世纪60年代初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他说给均衡下定义就像给"遇到了才知道漂亮与否的女孩"下定义一样难(这话是在女权运动之前说的)。
①佩尔·雅各布松(1894一1963)：瑞典经济学家。1920一1928年系国际联盟秘书处经济和金融部门成员，1931年成为新建立的国际清算银行货币与金融部负责人，1956年11月起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直至逝世(原文中表述有误)。
那么，就像对女人的个人品味一样， 一个男人的观点，无论如何被尊重，都解决不了争议。但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后的前25年里，重要国家的贬值情形并不频繁。战后调整初期，欧洲一轮大规模的汇率调整后，在重要的贸易国家中，只有英国在1967年、法国在1957年和1958年的一个两步调整，以及1969年进行了贬值。加拿大有两次采取浮动， 尽管那不符合规则。同样例外的是，德国在1961年和1969年升值了马克。1949年，根据美国的有适当竞争力比率的建议，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定在360，这个汇率一直保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事实很简单，由于会严重违反国际协议条款，零散的汇率变化的可能性，将造成市场心理上的混乱和政府政治上的失败。在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运行时，对该休系的货币轴心一一美元而言，这样的变化是无法想象的。
在之后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正式规则，在实现稳定和增长方面，远不如美国所提供的金融资源、开放的市场和重要的安全保证来得重要。美元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是对那些现实的自然反映。这被战后计划者们以及世界市场视为理所当然，而不是一个国际协议的人为建构。
直到后来，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美元的特殊角色，暗含着与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运行不相容的特权和负担。具体来说，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用途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可以维持国际收支赤字，而无须交出本国的黄金储备，也无须借入外国货币，只要其他国家仍然愿意增加它们已有的美元储备。实际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增长的外国美元存款，以相对低的美国利率为美国的赤字提供了融资，且对美国没有汇率上的风险。同时， 这些增长的美元存款，也是其他国家新的储备和流动性的重要来源。
只要人们还愿意持有美元，那所有的一切看起来就足够合理。只要美元还被认为不仅和黄金一样好，甚至比黄金更好，这种看法就是对的。但是，对此观点当然也存有争议。如果黄金和美元的那个基本平衡，或者更广泛地说，美国维持自身价格和经济稳定及其市场开放的意愿被质疑，那么这个体系稳定的基础也将被动摇。事实上，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状况，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在增加黄金储备，经济也始终领跑其他国家，价格也相对稳定。在战后经济体系内和共同防御的盾牌后面，四分五裂的欧洲和日本则经历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复兴。
行天丰雄
我和保罗·沃尔克相识于20年前。那时，他已经是坐在谈判桌前显眼位置的大人物。我自己只是个给上司拿包的低级官员，在国际谈判中坐在后排，不安地注视着上司的一举一动。所以，你看，我与他之间有天壤之别，更不用说我们身形上的差异了①。但我可以骄傲地说， 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相互信赖。
当国际货币体系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成形时，日本正在打一场无望的战争。所有大城市都被彻底炸毁了。到战争终于在1945年结束时，日本已经在十年里失去了1/4的国民财富。战争结束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0年前的60%，而工业产值仅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30%。
我在1955年进入日本大藏省②，那已是战后第十年了。我还记得，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20美元。日本的人均年收入大约200美元，差不多是美国当时水平的1/10。1956年我来到普林斯顿，在美国国务院提供的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资助下学习研究生课程。我用三周时间乘船横跨太平洋，首次访问美国的登陆地是西雅图。
①沃尔克身高逾2米。
②大藏省是日本行使财政管理职能的机构，部门首长称为大藏相。2001年中央省厅改革后，为了消减过于庞大的执政影响力，大藏省被分解成今天的财务省和金融厅(主要负责银行监管)。
我离开日本前，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就如何最经济地吃一顿健康餐给了我一些建议。他向我保证，一份火腿生菜三明治加一份麦芽巧克力甜品足以轻松过活。我牢记这些话，紧张地登上柜台前的板凳，开始我的第一顿午餐。服务员是一位黑人妇女。我点了火腿生菜三明治，尽量正确地发出"L"的音，因为日语里没有这个发音。那位女招待看都没看我，就用极其商业的方式问道"黑的还是白的?"
当即，我担心是我没说清楚点的东西，因为对我而言，她的问题听来毫不相关。我重复了一遍"火腿生菜三明治"，尽最大努力说得缓慢而清晰。这次她是看着我，有力地重复道"黑的还是白的?"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离开日本前，有人向我简单介绍过美国的种族隔离，其中提到黑人被禁止坐在一些白人专属区的事。她一定在问我的种族！我慌了，感觉自己正在经受一个良知考验。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决定自己必须诚实。我便有些骄傲地回答"黄的。"那位女招待彻底怒了。她一手举着一片白面包，一手举着一片黑麦面包，吼道"黑的还是白的！"
任何层次的文化间交流困难，是国际生活中从来不应被忽略的事实。离开普林斯顿后，我回国就职大藏省，一直到1990年。可以说，我很荣幸，在那里从日本的角度观察国际货币关系的演变，并参与了日本介入的越来越多的货币事务。当然，我在大藏省的35年里，日本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显著的。当我回顾起那段岁月，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撑竿跳高运动员的一连串慢镜头。一根横杆像是放得太高，以致你断定他跳不过去。当他开始跳的时候，他撑的竿弯得那么吓人，你断定它会断。但是，一帧一帧的镜头之后，你看到运动员居然跳起来了还越过了横杆。这是日本历史闪光的一面。
同时我必须承认，在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处理国际货币问题的立场，有很鲜明的特点。一个特点是明显的被动，表现为日本很不情愿在主要舞台上发挥作用。它只想关注自己的国内事务，不愿和其他国家搅和在一起。同时，还有一个十分强烈、近乎压倒一切的对与美国双边关系的专注。我认为，这两个特点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战争、战败经历以及当时战争刚结束时经历的影响。
日本的海外资产在增长，日本金融机构的商业利益在世界市场大幅扩张， 这些因素促使日本抛弃长期忍受的符咒。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自觉努力，去成为国际金融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而且日本也非常渴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