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保罗·沃尔克
概述
越南的战争经历，在20世纪70年代初给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投下了阴影，经济方面也未能幸免。60年代行将结束时，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导致了以当时标准看来畸高的高利率，破纪录的扩张则让位于相对轻缓而短暂的衰退。但这种衰退并未真正遏制通货膨胀，尽管产能过剩、失业率上升，由于消费价格指数保挎接近4%的20年来最高水平，人们的担忧在增加。这加剧了欧洲对美国正在输出通货膨胀的恐惧，也导致对美国产业潜在竞争优势的更多质疑。
到70年代初，日本的生产量暴涨，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更大规模的出口。日本刚刚开始积累美元，并相当乐意持有美元，以构筑其国际储备。但日本竞争地位的明显加强，在许多美国商人的概念里引发了更加尖锐的问题一一关于固定汇率的好处以及美国维护固定汇率的能力。此外，至少美、德两国学术界，越来越想挑战固定汇率的教条。
这是为保卫美元及其体系顺利进入1971年所采取的补救行动的背景。1971年上半年刚过不久，大坝就垮了。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将不再允许官方①所持有的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只有在彻底改革货币体系，并调整汇率使美国公司在世界贸易中更有竞争力的情况下，黄金/美元之间的可兑换才会恢复。这项决定成为尼克松政府新经济计划的焦点。新经济计划惨及工资和物价的临时冻结、一揽子税收和支出削减，以及一个有争议的进口附加税一一意在作为争取更有竞争力的美元汇率的筹码。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瓦解的迹象就在前几个月变得明显，但这个计划的性质和范围仍令人吃惊。国外震惊了，尤其是日本。同时，美国如释重负的感觉可想而知，股票和债券市场马上急剧上涨。
①不包括美国自身。
调整汇率的讨价还价漫长而激烈，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国际合作破裂的一个预警。新的汇率协议，最终于1971年12月在位于华盛顿林荫大道的史密森学会古城堡召开的会议上达成。尽管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根本改革没什么进展，但保护主义和极端货币紊乱的威胁也明显减弱。
事实上，美国经济对新计划作出了反应——充满活力的扩张和管制保护下更好的物价稳定。在受震动最大的日本，增长的势头也几乎未受影响。这都为理查德·尼克松竞选连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但最终，它只是一出走向非常不同的货币体系的更恢宏剧目的一幕而已。
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
回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一一已成为我生活的一种方式一一仍促使我思考，是否有什么机会原本是可以来挽救这个体系的。我不确定崩溃何时变得无可挽救，但确定的是，在我于1969年1月成为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时，它充其量是在苟延残喘。在美国，那些在政府内外都有影响的人，在政治、经济的选择上，都感受到逐渐增加的束缚。在国外，美国正在越南打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极度缺钱的原因之一，是公众从未形成支持它的共识。但不论是什么原因，越战都加重了美元的既有压力。
总统们——当然是约翰逊和尼克松一一不想听到他们的选择受制于美元的疲弱。考虑一下在德国和日本维持美国驻军的问题。将所有问题归结为"美国海外几个师值多少流失的黄金"的测算，就明显过于简单化了。但我们这些站在金融角度的人，当然会认为货币的稳定和坚挺，对美同维持其在世界中的广泛作用是重要的，而且，这一考虑必须纳入决策的权衡中。那些负责安全事务的人，通常以美国总统为首，则倾向于认为美元问题不需要过多讨论，可视为无关痛痒。
类似的重大问题，很少在一些重要的、持久的理论和政治共识中解决；相反，它们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干扰决策。至少那是新政府就职时的状况，解决方案的不足导致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安情绪。那些负责国家安全的人，一如既往有他们的议程。不同的是，一些在政府就职的著名经济学家，准备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要素。特别是，他们愿意接受"善意忽略" 一词，作为对其"多少忽略美元和国际收支问题"的政策倾向的公正描述。
这一短语，由政府内部智囊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①于几年前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使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巨大进步和社会动荡之后，他呼吁一段冷静和公民权利的巩罔期。但"善意忽略"在黑人和民权团体中成了战斗字眼，而新闻界，尤其是国外媒体，将其与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相联系，同样加剧了我们与贸易伙伴关系的恶化。
①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从肯尼迪总统到福特总统，连续担任了四届政府幕僚，历任白宫城市事务顾问、总统顾问、美国驻印度大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于1976年起，四次当选纽约州参议员，直至其2000年拒绝参选。
事实是，该短语同美国国际货币政策的联系是错误的。"善意忽略"是既有政策的一些批评者提出来的，包括著名教授戈特弗里德·哈伯勒——20年前在哈佛大学第一个教我国际经济学的人。他们的不满，集中在对前政府制定的资本管制的日益强调方面，集中在"粉饰"国际收支数据以支撑信心方面，最重要的是，集中在一些人看到的国内政策可能过于倾向保护美元的危险方面。在我看来，管制以及融资以粉饰罔际收支的把戏，空间都被用尽了。但财政部的人，如果不是与我们的前任几乎同样地富于想象力，想出一些新思路以显示对问题的关心，那么，我自己关于美元问题不能被忽视的感觉就是毫无疑问的了。相反，问题在于应该采取何种更根本的方式以强化美元、维系这个体系。
当我回想起那段时间时，一些问题总是萦绕着我。在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时，为什么对与那种经济表现相联系的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意识这么少呢？在制定国内政策时，美国对该体系的规则不应该做出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响应吗？除了对该国际体系的关心之外，仅仅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关注外汇市场就通胀和美元向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吗?
确实，维持美元作为该体系"太阳"的承诺，多次影响了美国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真的被影响到了吗?具体而言，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切，难道不该用来更有力地影响越南战争融资决定吗?那是美国通货膨胀真正得势的时间，并且也有向欧洲扩散的威胁，如果美国不愿为这场战争适时融资，那么美国根本就不会打这场战争。我觉得，在世界发展和繁荣的早期阶段一一"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繁荣"时期做出贡献的民族(即罗马人)，有一句恰当的谚语：万物自证(事实胜于雄辩)。
当然，人们的最美好愿望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能继续运作下去，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设计可能有很多缺陷，以至于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只是迟早的问题。关键在于，像以前的金本位制，战后体系的实际运行，严重依赖一个有能力和意愿的强国，在管理和保护该体系中承担主导角色。
对美国来说，让美元处于该体系的中心，有一些实在的好处。它的确给了我们融资灵活性和某种政策灵活性。但为了该体系运转，也付出了真切的代价。其中之一是维持一个其他货币可依赖的健全通货的特殊责任。如果没有一个世界主导力量准备承担领导责任并维持规则，哪一种固定汇率体系能够运行？在政治学家的行话里，这样一个主导国家被称作霸主，这是美国相当好地扮演了20多年的角色。
我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可以视为被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①称作"帝国过度扩张"的一个例子，而越南是美国的滑铁卢。但这是一个好问题，即美国是否有些下意识地决定放弃对这个体系的责任？或者，任何一种严重依赖一国的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同其伙伴相对地位发生位移的情况下，能否熬过经济局面发生如此深刻变化的阶段？当我惋惜美国本来可以做点什么时，我在财政部的一位老同事萨姆·克罗斯②评论说："如果你设想一个体系依赖于一个总是遵循正确政策的国家，你迟早会发现，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个体系最终将走向崩溃。"这个评论一语中的。我准备理智地接受这个事实，即只要时间足够长，任何一个霸主要么变得暴虐残忍，要么只是脑满肠肥。但在我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时，我没有准备消极接受在仅仅一代人时间内崩溃将无法避免的观点，至今我也不相信。
①保罗·肯尼迪：英格兰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代表作《大国的兴衰》。
②萨姆·克罗斯：先后任职于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纽约联储，是广场协议时美国一方市场干预的实际操作人。
我们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没有去除领导责任的简单方法。观察那些困难，我有着绝佳的角度，这很大程度上因为我和查尔斯·沃克相熟，他早在尼克松就职前就被任命为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喜欢炫耀其得克萨斯"乡下小伙"的背景，但他对公共政策、政治和银行业一直充满兴趣一一大约是这个关注次序。在他作为美联储经济学家，及后来作为纽约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时，我就已经认识他很多年了。他把我推荐给戴维·肯尼迪一一理查德·尼克松的首任财政部部长。
戴维·肯尼迪与马萨诸塞州的肯尼迪家族没有关系，65岁左右，是个广受尊重的银行家。他以其典型的低调风格，曾把大陆伊利诺斯银行带到了稳定且领导的位置(讽刺的是，他退休很久之后，大陆伊利诺斯成为第一家因20世纪80年代过度扩张而倒闭的大银行，而作为美联储主席，我注定成为那个百集联邦救助小组的人)。庄重并有着雪白银发的肯尼迪，是诚实和坦率的象征。在其令人尊敬的商业经历后期，他没有控制欲，而且，他已经习惯于授权。尽管我从未去了解事情的全部，但我后来清楚了：在确定我为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人选后，他不顾党派之争，坚持这一决定。毕竟，我是一名民主党成员，即使不是一名积极成员。帕特里克·莫伊纳汉和我，是政府高层中仅有的民主党人，该国政府怀疑自己接纳了太多同情反对派的公务员。
就职那天，我坐在财政部自己的新办公室里，从我窗前经过的游行队伍很漂亮。白宫发来了一份备忘录，我记得标题是"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二号"。显然，我还没有进入一号备忘录的阅读名单中，但能上二号也不差。那段时间，我是确实不知道国家安全备忘录是什么，但由于是亨利·基辛格代表总统签发，显然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内容。
这份备忘录，勾勒了新政府开展国际货币工作的行政和其他安排。它指定负责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一一我将被提名的职位一一就该主题主持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前政府有过这样一个组织，因此不是什么激动人心的新举措，但我能确定自己的官职是件好事。备忘录还提到，在那个位置上，我要向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亨利·基辛格汇报。由于身在财政部，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不寻常。我跑到肯尼迪部长的办公室说"你最好快点儿注意一下这个，这看起来要把你晾起来。"他当时同尼克松先生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而且我感觉到了他对该做什么的犹豫。我一直猜测，他对这部分指令就是置若罔闻，因为我恰恰也是那样做的。在那些日子里，亨利·基辛格还有别的事情要操心。另外，他的一位得力助手，弗雷德·伯格斯滕，是跨部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知道他完全有能力随时知会亨利。我再没有听到关于此事的其他说法，而且我猜测，基辛将公文篮的底部，是那些关于国际货币事务复杂文件的归宿，如果这些文件确实送达的话。但对我来说，这是如何在官场中胜人一筹的有趣的一课。基辛格早在几周前受命任职，有一个齐整的班子、有机会接触总统、有很好利用其所占得先机的本能。
考虑另一个因素，我的任职是幸运的。感谢那些能干、受人尊重的前任，我有一个稳固的组织基础，被华盛顿和国际社会充分认可。但政府中的其他人，可能比以往更强烈地认为，他们在货币事务中有一席之地。尼克松竞选团队中有一两个人负责国际货币事务，该团队成员主要来自学术界，并且对更加灵活的汇率的各种观点抱有同情。他们的工作小组报告从来不具有官方性质，而且保密，可能是因为激进的观点会干扰外汇市场。这个工作小组成员曾对我念叨，这些报告事实上是政府的官方信条。
我从未收到这类文件，而且我也从没有理由认为总统曾看过它或受其影响。这种关联性，只是政府明确倾向于汇率灵活性观点中的三言两语。这些零星观点，得到哈佛大学教授亨德里克·霍撒克的强烈支持，他那时已获经济顾问委员会聘任。就其个人行事风格而言，亨克无疑是谦恭有礼的，但在我看来，他在遍访世界同僚时，多少有点儿像一颗无制导的导弹。学术界普通的质疑和讨论，如果出自一位众所周知的"高级政府官员"，就会引起对美国政策目标的诸多迷惑。
在阿瑟·伯恩斯①被任命为总统顾问后，我还对他在这个领域的作用一无所知。阿瑟是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长期担任国家经济研究署的出色领导人，是商业周期领域的重要权威，白尼克松先生担任副总统起就是他的朋友和顾问。在总统选举前他去了一趟欧洲，尽管其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的兴趣此前并不为人所知，但关于他提高金价可能性的说法流言四起，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合理。这个说法从担任财政部部长肯尼迪那里得到了更多证实。他在12月份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轻率地问答了一个问题，他说希望对黄金价格"开放每一种选择"。当意识到财政部部长这样一个表态对市场的含意时，他又收回了那句话。而我从未感觉到总统就职时对货币体系问题有过任何明确的看法。相反，我很清楚，我们得去财政部工作，并通过跨部门的"沃尔克小组"，研究出一种方怯。
①阿瑟·伯恩斯(1904一1987)：其职业生涯始终在学界和政府部门之间来回切换，1927-1970年，相继在罗格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国家经济研究署教学，研究，期间曾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发表美国经济"最终目标是生产更多消费品"的言论。1970-1978年担任美联储主席，他被米尔顿·弗里德曼视为对其走上经济学家之路影响重大的老师，也是第十三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的恩师兼挚友，对格林斯潘有提携之恩。
伴随着低失业率和通胀上升，美国1969年的货币政策变得相当紧。我们算是走运。我们处于20世纪60年代长期扩张的末期，尽管现在听来没那么严重，但财政部短期债券利率到12月已升到7.25%，长期债券利率8%，比当时所有人记忆里的利率都高。紧缩货币政策吸引了短期资本流入美国，外国中央银行不得不卖出美元。黄金没有因为对美元价格和美国政策的不确定而外流，实际上是流向美国。随着这一年的结束，欧洲对美国输出通货膨胀的抱怨，已让位于对美国货币紧缩抑制其经济活动的抱怨。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但却为我们冷静思考我们的处境，提供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当时，即使美国的贸易和经常账户保持顺差，也不可能消除我们的国际收支问题已长期化的观点；同时，也不能消除总有一天美元汇率需要某种程度的改变的观点。同时，在结果仍然很难确定时，我极不愿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有所行动。而且，在不破坏整个体系的前提下，我们显然无法应对一次剧变，甚至可能承受不起任何变化。一份关于亨克·霍撒克和一位欧共体官员谈话的报告，的确有助于把美国的汇率政策问题放在恰当的位置。当被问及如果美元贬值欧洲的行动时，这位官员回答说"所有的欧洲货币将在同一天以同样的幅度贬值。"
国际货币事务跨部门小组做了一份报告，大篇幅地讨论形势，我给总统做了可选方案的摘要。改变黄金价格，作为实现汇率变化的一个手段，也包括在这些选择中。我当时想的是，这个选择更多是出于全面的考虑，而不是出于对改变黄金价格的同情。我们总结认为，在取得建设性成果的前景还不明朗的情况下，可能10%的"小的改变"也会带来不稳定，因为存在其他同家货币将直接同美元一起贬值且预期更多变化的风险。这会削弱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的意愿。
可能应该分析一种更猛烈的情况一一大幅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甚至可能是翻番。然而，其对世界储备的影响将是相当不确定的。一个很大的可能是，相对于黄金持有者，美元梅有者将遭受巨大损失，他们将按新价格把所有美元变成黄金，并抛售所有远期美元。那是戴高乐主义对应该发生的情况的看法，但很难看出其中对美国有什么长久利益。
另一种可能，黄金持有者可能会认为，金价已涨了这么多，未来几年将没有继续上涨的投机空间。鉴于他们抛出黄金获利，美元持有量将增加，世界流动性将随之剧增。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汇率和国际储备变动的最终结果高度不确定。没有人提出这一点。
当然，这不仅事关经济，还关乎公平和声望。如果金价翻番，真正受益的是谁？两个黄金生产大国南非和苏联当然受益，还有以美国的谈判对手一一法国为首的那些一直在收购黄金的国家。谁将受损呢？日本一一从来没有从美国买过黄金且依赖美元，以及包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它们因为相信美国而持有美元。
这份报告讨论了浮动汇率，以及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引入更多灵活性的方式问题。下面列出的我的最优选择，有着诱惑的惹眼标签一一"渐进式方法"。基本上，这种选择要求政策连贯性，但在十国集团的讨论中，没有一点是受欢迎的。
首先，鉴于特别提款权已原则上达成一致，我们实际上是提议创造一些特别提款权以"激情"该计划，这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间高度一致的共识。我们相信，世界储备日益增加是一个明显的经济事件，而且增加储备应通过美国赤字以外的手段。随着双轨黄金市场的形成，可能没有新的黄金流入中央银行，这种形势被加剧了。前述想法部分是心理上的：证明我们能够合作以强化体系。其次，美国准备平稳地探索采取一些新技术的可能，以赋予汇率体系更多的灵活性。
那些想法离浮动汇率或放弃黄金一美元体系还很远。但我对第二部分努力的热情明显械退了。在我就职后首次去巴黎参加第三工作小组会议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欧洲同僚间的气氛。当他们的问题和讨论看上去比较微妙时，当时的惯例是，核心小组(不包括日本)转到其中一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使郊外的宅邸吃晚宴。汽车开得我晕头转向，抵达时天已经黑了，对我来说那是个相当神秘的藏身之处。年里的外国同行确实急于了解新政府的观点，至少非常希望我能理解他们忧虑的程度。很快，一位欧洲人在我面前晃着手指说"如果所有这些关于汇率灵活性的讨论搞垮了现行体系的话，账都得算到你们美国人头上。"
这种话过于极端了，但事实上，公开谈论增加汇率灵活性却不引发投机是困难的。市场将对美元形成冲击，毫无疑问，因为汇率灵活性意味着美元贬值和一些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升值。考虑到投机对市场稳定的威胁，学界酝酿的大部分设计，比如"爬行钉住"或"滑动平价"，都要求循序渐进地对平价进行调整，比如说，每周或每月调整1%的一小部分。我非常怀疑，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能够依靠这种小幅且漫长的调整来纠正失衡。在我看来，一旦简单的汇率调整原则被接受，不论调整幅度多么小，市场上的投机压力，将使得遏制更大幅度的汇率调整变得极为困难，且可能迅速引发汇率大幅变化。恰恰是这些问题和困难，消耗着欧洲国家为固定它们之间的汇率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付出的努力。经验有力地证明，一个"灵活的固定汇率"制度不只是言辞上的矛盾，它隐含着要么四分五裂要么趋于更加固定的内在冲突。
当关于可能的改革的这些争论正在进行时，现实世界经历了一次小规模的货币震荡。没有任何官方或市场预警，就在1969年8月中旬的假期时段，新一届法国政府让法郎贬值。因为美国银根很紧，这一决定没有马上对美元带来威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行动必然会增加不确定性。当我的法国同行勒内·拉尔①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就在眼前的公告时，他料想我会不高兴，且忍不住诉苦说，希望贬值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多麻烦。实际上，数月前我们给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中，我已经指出法郎贬值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只有具体的贬值时间是个意外。倒是回归蓬皮杜②新政府担任财政部部长的瓦菜里·育斯卡尔·德斯坦③运作这件事的手腕，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市场没有任何暗示、没有传言、没有飞短流长，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完美，毫无痛苦的贬值！
①勒内·拉尔1971-1981年担任国际情清算银行总经理。
②蓬皮杜：1962年4月出任法国总理，1968年7月因"五月风暴"事件被迫辞职，1969年4月戴高乐辞职后，于6月15日当选总统，直至1974年4月2日病逝。1973年9月访问中国，成为两方国家元首访华第一人
③瓦菜里·育斯卡尔·德斯坦：1969"在6月至1974年5月"任法国财政部部长(经济和财政部部长)，1974年5月至1981年5月任法国总统，1988年6月至1996年3月任法国民主联盟主席。因主持起草《欧盟宪法条约》，被誉为"欧盟宪法之父。"
虽然做得干净利落，但对我们来说，却是给出了更多证据说明体系中的偏向：美元作为第N种货币，被高估了。法国的举动，不出意料地增加了对英镑的投机压力。即使考虑美元所有短期内的实力，英镑的再一次贬值，几乎肯定会酿成一场普遍危机。我非常钦佩罗伊·詹金斯担任财政大臣时的英国政府在面对连续数月的贸易赤字时，为避免市场压力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决心。在旅欧期间，直到9月一个下雨的周六他邀请我参观他的乡下草堂时，我才感到我们脱离了险境。午餐前喝雪利酒时，他告诉我英国最新月度贸易收支情况。他严肃地说出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然后微微一笑，补充道"是顺差，你知道的。"
1969年10月下旬，不仅英镑没有贬值，反而迎来了更受欢迎的德国马克升值。由于选举期间的不确定性，以及似乎经常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前出现的外汇市场敏感性，等待新政府明确决定的投机资金流向马克，促成了德国政府浮动马克的决定。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盟，将马克平价上调了9.39个百分点。
于是，在这三个月的空当中，法、德两国政府通过各自独立的决定，办成了约一年前颗粒无收的波恩会议上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未能协调好法郎贬值与国家颜面关系的戴高乐将军，没再插手这件事，并于1969年4月解甲归田。德国换上社会民主党执政后，自信满满的卡尔·席勒①走马上任，成功实现了马克升值。而在此前的"大"联盟里，升值在席勒与其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伙伴间极具争议。
①卡尔·席勒：德国著名凯恩斯主义者，1966-1972年任西德经济部部长，1971-1972年担任金融部部长，故有"超级部长" 之称。他是继西德担任经济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之后对西德社会市场经济贡献最大的学者型政治家。
同时，特别提款权的谈判因为一项成功的重大举措而引人注日。自1970年1月起的3年时间内创造95亿美元等值的特别提款权的协议达成了。这个数字略低于我的最高期望值，但也还不错，足以证明政府在寻求储备的有序增长方面并非无动于衷。
然而，对美元的关注再次成为焦点。随着经济在1970年年初走向衰退，货币政策在1969年秋新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的领导下宽松了。短期资本流向报复性逆转。我们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增加了，但考虑到市场萧条，顺差被认为是暂时的。国际收支整体陷入赤字，当年总额接近100亿美元，是以前任何年度的几倍。
更不祥的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新兴工业大国日本正全力进入世界市场，因为日本与变化无常的资本流动无关。在准备为当时一次不寻常的美日重要商界领袖会议发言时，我被日本的变化速度深深地震撼了。翻阅一些已分发的国务院标准简报后，我评论的恰当主题就清晰了。美国政府关于日本经济的官方手册，将其描述为脆弱的、易受损的、有周期性国际收支困难的倾向。这种描述显然不再符合事实，尽管它可能是两三年前才写出来的。当然，美国商人知道这与他们在市场上看到的情形不一样。但我一点儿都不敢肯定，日本代表能完全理解这种抱怨。
那时我开始痛恨我上班前一大早打来的电话。一个能干的财政部公务员，佩奇·纳尔逊，干着一份不会遭人嫉恨的工作一一早早赶到办公室，查看外汇市场、接收美元最新走势报告。电话铃一响，我会猜测，这是佩奇就某外国央行对黄金的兑换要求在寻求指示，如果不是黄金，就是要求鲁萨债券，或者是某些外国货币的互换提款以阻止美元贬值。如果没有电话，我就知道是好消息，可以等我到了办公室再告诉我。但以海外美元积累的速度，电话铃声时常响起。
到了1970年年底，政府因为其他原因而苦恼。衰退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没有那么长久，但复苏看上去也没那么强劲。最糟糕的是，消费物价持续上涨，直逼扩张时期的水平。"滞胀"这个别扭的字眼，似乎正适合当时的情况。根据后来的标准，4%左右的通货膨胀率，看上去没有高到足够引发讨论价格管制的地步，但当时确实发生了。
到年底，一些人在讨论"休克疗法"的可能性，以冻结工资一物价几个月的形式，使得我们回到更稳定的路径。美国财政部里的一些人建议肯尼迪部长这么做。阿瑟·伯恩斯则从美联储的角度，公开呼吁采取有力的收入政策和管制。
在所有这些不愉快中间，对我及货币事务来说，发生了一件大事。作为经济顽症的替罪羊，戴维·肯尼迪辞职了，来自得克萨斯的约翰·康纳利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我们财政部没人认识康纳利。查理·沃克从他得克萨斯的熟人那儿得到的所有证据表明，康纳利是温文尔雅版的林登·约翰逊。作为约翰逊的门徒，他曾是约翰·肯尼迪政府的海军部部长，回到家乡后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遇刺时，他和总统坐在一辆车里，也中弹并受了重伤。康纳利深谙为宫之道，在受命重组政府的工作中，给尼克松留下了很深印象。他是民主党人，但显然不是一位为人不齿的正统自由主义者。总统被他坚毅、充满活力的个性所吸引，就像后来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
他有一个劣势：不是国际金融界响当当的人物，甚至在国内金融界也算不上。我们谁都不知道该去期待什么，而我则知道他在很多方面令我惊奇。我原以为，一个新人，尤其像他这样一个地道的政治家，会将其老关系安排在自己身边，但他没有。我们所有人都被保留原职。我还以为，我俩在就货币体系的奥秘进行交流时会有困难，但我们并没有。
我仍然记得，我在第一次做重大简报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很快就略过了我对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爬行钉住、更宽的变化幅度、特别提款权的复杂性以及其他晦涩难懂细节的流水账。我承认我极为担心我们迟早得寻求汇率上的大幅调整，而调整会遭到强烈反对，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对于这些方面，他显然不需要我的指导。他对于什么在刺激着个人和政府，有一种本能的把握，而且他知道我们将遭遇艰苦的谈判。
1970年年底，随着整体赤字的上升以及更多黄金的流失，我请求采取某些财政部以前几乎肯定从没有实施过的举措。在今天灵活汇率的背景下、那样做再自然不过，但在当时可是一枚潜在炸弹。我有意绕开了财政部庞大的国际部门——那里很难保证我的请求不被泄露，我让财政部一位高级经济学家，约翰·奥滕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检索他所能找到的所有证据和文献，然后告诉我他是再认为美元在"根本"上被高估了以及被高估的程度。约翰是一位腼腆的前任教授，那段时间他基本上是一个人工作。几年前我把他带入财政部，而且我知道，他有很好的国际经济学素养，异常清晰的思维，并且能够对该计划保密。过了一段时间，他用一沓厚厚的备忘录向我反馈说，所有他能测算的不同方法都表明，美元将需要贬值10%-15%才能恢复均衡，具体贬值幅度取决于多少国家将与我们一同贬值。
有了这一判断的支持，更因为经常项目进一步恶化的事实，我为康纳利准备了一份书面分析，里面谈到了我们的处境和我想到的应对方案。我那时无意仓促决定，但我们需要一些应急方案。我们的黄金库存正跌向100亿美元关口，还不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半。我们所能接受的下跌幅度，有着心理上和其他方面的限制。贸易和流动性头寸也许还没到无力回天的地步，但趋势显然是不利的。在没有彻底改革体系的情况下，对于协商出足够大的平价调整来应对形势的前景，我是悲观的。我还认为，除非关闭黄金窗口，否则谈判不宜启动。因此，我的结论是，如果时机到了，我们应该主动停止黄金销售，为重大汇率调整以及体系必要的改革做准备。此外，这些决策应该同国内价格冻结及配套的财政、货币政策相结合，以抑制通货膨胀。
那些内容，对康纳利而言没有一项会是一个大的意外。但我的应急备忘录，显然为其他一些重要官员提出问题提供了一个由头。备忘录还只是草案，我小心地收回所有副本以避免泄露。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位精力旺盛的白宫新助理彼得·彼得森①，被安排评估外国经济政策。尽管他并未涉足我们国际货币政策领域，但他写了一份在政府内部广为传阅的报告，这有助于解释并突出美国日益弱势的贸易和竞争地位。
①彼得·彼得森：1971年担任尼克松总统的国际经济事务助理，1972年2月至1973年2月任美国商务部长，兼任国家生产力委员会主席和美苏商业委员会主席。此后，先后出任Bell&Howell、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1985年，与史蒂夫，施瓦茨曼共同组建有"私募之王"之称的黑石集团，同年，担任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直至成为名誉主席后于2007年退休。2006年，因其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对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支持，该所更名为彼得·G·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08年，他作为创办人和主要资助者的彼得·G·彼得森基金会成立，他是对美国政治影响最大的亿万富豪，也是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倡议的"捐赠誓言"的签署者之一。
我对避免一次重大危机抱有希望，但那种希望在1971年冬春之际变得渺茫。随着美元的持续外流，我们了解到，一些欧洲国家之间已经在讨论其货币对美元联合浮动的想法。法国的反对和其他国家的热情不足，使该想法没能实施。但无论如何，在没有深思熟虑的规划的情况下，它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壮举的。人们开始在春季抛售美元换取马克，德国的储备中，我们不受欢迎的美元汹涌而至。在没有联合浮动可求助的情况下，德国在5月初单方面允许马克浮动来应对这一情况。
那次行动顶着巨大的市场压力，既与卡尔·席勒坚定的自由市场哲学保持一致一一他合并了强大的德国金融和经济部门供己驱策，又迎合了联邦银行里很多人对如何维护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深度关切。埃明格尔和其他人更早前对美元流入的担忧，被极大地强化了。他们害怕德国基础货币将增长得太快，届时联邦银行将无法维系价格稳定导向的货币政策。德国人实际上在说，他们无法调和"其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权及资本自由流动"传统与固定汇率要求之间的矛盾。尽管当时没有做出过如此明确的解释，但其含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决定退出这个体系了。
德国的决定，受到了美国政府内外很多人的欢迎。在他们看来，这是朝着更加灵活的汇率迈出的重要一步，并为有效地重估美元提供了一条路径。我没有这么乐观。在不彻底摧毁体系的情况汇通过那种头痛医头的措施来实现我们需要的调整，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投机的进一步刺激将只会带来扭曲我们初衷的风险。
贬值
1971年5月，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货币会议(IMC)年会上，主要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的大佬们会聚一堂。于是，在世界高端金融领域的众多重要人物面前，康纳利这位新任财政部部长粉墨登场。他从头到尾参加了所有的会议以及丰盛的午宴和晚宴。在发表传统的闭幕演讲前，他平静地揣摩着他的听众及他们的想法。作为一位财政部部长，这很不寻常。演讲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重申美国的立场，但口吻却更为苛刻和强硬：必须做点什么了；美国不能再独力"包销"这个金融和贸易体系；既然我们想要继续一个开放体系，其他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和美国一起开放它们的市场、提供援助并分担防务开支。
我在起草演讲稿时，也在结尾含糊地谈到对更多汇率灵活性的要求。当我再看到演讲内容时，它有了一段大相径庭的结尾，纯粹是康纳利的口吻"有助于任何问题解决的方式，是对所有参与国一些必要的不可更改的立场的理解。基于这一点，我想不带任何傲慢和冒犯非常明确地宣布："美元不会贬值、黄金价格不会改变、通货膨胀会得到控制……"我问他，是再真的确定要把话说得那么死。我提醒道，毕竟不用多久，我们就得以美元贬值收场。他结束所有讨论的那句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我今天不可更改的立场，我不知道它今年夏天还是不是。"
于是他就这么讲了，而且讲得如此震撼，听众们都坐回了原位。实际上，他由于流感有点儿发烧，不然他可能会做得比他想要的还要震撼。但毫无疑问，他令人印象深刻一一这位新人将要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大展身手了。
到了6月份，我感觉康纳利开始相信，采取行动的时候快到了。在政府和国家内部，关于经济政策的一场论战正在上演，并在经济状况持续不佳期间反复出现。当时(就像我写这些文字的此刻)政治关注的焦点，主要在毫无情力的复苏和顽固的通货膨胀。康纳利显然赞成包括价格冻结在内的更为激进的政策，但是他没有成功。在月底，作为政府的首席经济发言人，他宣布了当时受欢迎的"四不"原则：不实行价格管制、不成立工资和物价评估委员会、不减税、不增加联邦开支。
那个时候，我主要是与两位信任的同事一一财政部部长助理约翰·佩蒂和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威廉·戴尔——一起工作，我已经开始着手为暂停黄金兑付制定一些操作方案。不久，我们有了一本厚厚的简介和一份白纸黑字的计划：取消美国出售黄金政策的机制、对美国所需要的美元汇率变化幅度的分析、为增加贸易美国应该从贸易伙伴争取的开放类型、美国以后如何恢复某种程度的官方可兑换，以及货币改革的临时性计划。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列成白纸黑字的计划，显然是种安慰，这是向未知领域跃进的一步。春季几个月度的贸易数据一出来，就拉响了恶化的传报。随着贸易收支第一次陡降为赤字，所有的"应急计划"好像很快将派上用场。
部长康纳利当然注意到了所有这一切，并且他很快就开始敦促总统采取行动。他想让我在一个重要方面对计划做些补充，并要求我们就如何对美国进口物品征收一个特别的税种或关税，即一种进口附加税做好准备。尽管有过几个国家为保卫其货币平价而采取这类行动的一些先例，我还是为美国将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前景而不安。我认为，这与实现汇率调整的努力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且只会被解读为怀有敌意和保护主义。我希望我的意见令人信服，康纳利的要求会被搁置。但当他坚持要很快看到一个备忘录时，我不能再拖延了得从法律和贸易专家那儿争取一些支持。
应总统的要求，财政部部长康纳利还承担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①与时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乔治·舒尔茨的一些汇报工作。到1971年8月初，我被告知，总统确信有必要采取行动，但他觉得，他不能在国会休会期间自作主张。
①保罗·麦克拉肯于1969-1971年任该职务。1974年年末，在国务卿基辛格的授意下，主持了一个委员会，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交了名为《促进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报告。该报告被视为美国政策偏向新自由主义或货币主义的转折点。
康纳利决定动身去他得克萨斯的牧场，但又一次美元投机潮的爆发，让他在那儿没得到半点儿清静。国会下属委员会要求政府浮动美元的报告，更强化了投机行为。我在回复中写道，基本上我们认为该下属委员会(并暗指其激进的主席亨利·罗伊斯)的言论，并不代表国会的主流意见。这完全正确，但并不能真正有力地否决上述报告。我很清楚一件事，我们正处在市场恐慌的边缘，无论是否情愿，美元将被迫与黄金脱钩。如果我们准备采取主动，暂停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并将此作为一次深思熟虑且有建设性的一揽子改革的第一步，就务必在9月前做出决定。我打电话给康纳利，告诉他我的这些想法。他当即决定给总统打电话并赶回华盛顿。
他一回来，我就被告知，总统已经安排主要经济官员周末在戴维营召开一个会议。有意思的是，根据总统的决定，国务院无人在受邀之列。我曾经与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纳特·塞缪尔斯合作得很愉快，但他正在度假，所以只能简要地通知他。亨利·基辛格也缺席了，我后来了解到，他正在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秘密谈判。
我知道我们将在会后的周一前关闭黄金窗口的概率很大，所以给查尔斯·库姆斯打了电话，他多年来一直在纽约联储负责国际事务。库姆斯的大部分工作生涯，都花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至关重要的部分上。他帮助策划过保卫英镑的行动，与中央银行官员俱乐部一起处理过货币互换安排，并且和他的国外同行们建立了密切和相互信赖的关系。他一直对这个体系的衰弱耿耿于怀，并且对他认为的政府未尽全力保卫这体系感到很不痛快，也暗示对我感到不快。我认为我欠他一个吐露心声的最后机会，于是我打电话给他说"决定在本周末就要做出来了。你到我这儿来，我保证为你安排出一些和康纳利部长见面的时间，如果他不是和总统见面的话。说出你的想法，因为这是你能说出想法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当库姆斯星期五早上到财政部时，在我办公室外打了个电话，然后垂头丧气地回去了。纽约的外汇交易室已经打电话通知他，英国刚刚要求把持有的约30亿美元兑换成"黄金"。如果英国一一和美国共同创立该体系并为捍卫本国货币如此努力的国家一一要将它们的美元兑换成黄金，那么显然，游戏确实结束了。给库姆斯的消息明显有些断章取义，后来我被告知，英国的要求只是某些"保险"组合，以确保其美元的价值，但并不一定是黄金。
一个后来流传的故事，说是英国的要求加快了我们脱钩黄金的决定。这个说法不真实。对黄金的要求主要来自其他一些小国。根据我的判断，当时促使决定做出的势头是无法停止的。但是，很多人感到，近期兑换黄金及为美元储备提供担保的要求发挥了作用一一这样就没有谁能说美国的决定是草率为之。
我们在星期五下午早早赶到了戴维营。总统立即要求财政部部长康纳利解释：我们为什么是这种处境，以及计划是什么。康纳利总结了市场形势，然后信心满满、条理清晰地抛出了我们讨论已久的一揽子措施。尽管总统说的不多，但会议进行的方式无疑表明他准备支持康纳利的建议。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关于该计划唯一真正激烈的争论是进口附加税。我记得，讨论主要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之间，结果是观点确实不接近。我想，总统早就确信这次讨论既是一个重要的谈判策略，也是一个吸引公众支持的方式。
阿瑟·伯恩斯发言坚决反对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即暂停黄金兑付。他主张我们应该努力"合作"协商出一种汇率调整方式，包括一个对黄金贬值的提议。只有在这种努力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们才有理由返回来并暂停对黄金的可兑换。我对他的想法抱有极大的同情。所有在场的人员中，他和我对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运作的态度最坚定，而且对维持一个合作框架的主要性的认识最深刻，不管这个框架是组织间的还是个人间的。但当被直接问及时，我不得不告诉总统，我认为在保荷黄金窗口开放的情况下，协商一个新汇率根本就是意个不可靠的选择。
我不相信，康纳利当然也不相信，我们能真的去对日本人和欧洲人说："看，和我们说了七年的一切刚好相反，我们想对汇率来一次大的调整。赶在周一开市之前，我们就在这个周末把它安排好。"他们肯定会拒绝，即使我们已愿意对黄金贬值，他们还是会马上被置于一种无法忍受的境地。他们怎么会继续持有并在市场上购入美元却不把美元兑成黄金？我们又怎么可能避免信息泄露和大量投机？我们又该如何应付那种失败和丧失主动权的情况——在不立刻暂停黄金兑付的情况下。
在尼克松先生的顾问中，阿瑟·伯恩斯的个人资历最老，后来获得机会更私密地向总统陈述其想法。我不知道是再有什么新观点，但在我看来，结果是早就注定的。
在戴维营的决策形成过程中，我对两个问题感到失望。首先，我没有获得货币体系长期改革适当方向研究小组任何真正的支持。其次，总统在其公开表态中不打算重申我们不改变官方黄金价格的意图。我安慰自己，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处理根本的改革问题。当时，黄金问题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它一定会马上发生，而我们需要一个坚定的立场。
在戴维营，大量时间被用来处理一件在我看来不重要的事情。竞选时，总统曾向纺织品制造商允诺了更多保护以抵制进口，但日本人在一份可以兑现其他承诺的协议上拒不妥协，令他受挫并感到愤怒。戏剧性的新经济计划似乎为单方行动提供了适当的借口。困难在于，律师们只能在古老的《对敌贸易法》中找到法律上的依据，而将此作为限制日本产品进口的法律基础十分牵强。但根据此项法案采取行动的威胁，真的很快促成了一项协议来兑现总统的竞选承诺，总统显然把这个承诺看得比黄金问题要重。
这次会议分成几个小组。一个组处理价格管制，一个组处理附加税和贸易事务，还有一个组是处理货币变动。我有幸能争取到迈克尔·布拉德、菲尔德的帮助，他当时是一位年轻的财政部律师，后来成为美联储的总法律顾问。我曾让他负责两个最具争议也是法律上最有困难的领域一一价格管制和附加税方面的一些初步法律工作。在他的帮助下，一份描述该计划及其法律正当性的长篇新闻稿，在星期天上午做好了。
按照康纳利的指示，我带着匆匆起草的演讲稿前往戴维营，总统将在演讲中宣布整个计划。我猜测它是一个典型的贬值演说，旨在稳定金融市场并安抚各国中央银行。演讲包括我认为是固定的姿态式认错，以及保持内部约束的承诺、应对通货膨胀、合作改革并改进货币体系。除了一些技术性要点外，其他内容从未见过天日。
这次演讲总统显然是重视的，而且他和他的首席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存在分歧。演讲稿和我在星期天看到的那份截然不同。你瞧！暂停黄金兑付一一我曾把它看作是对体系的威胁，而正是这个体系，我倾注了大部分工作生涯来捍卫一一已成了大胆的新举措。国际性危机为"本来可能会因一个突然且令人尴尬的变化而受到批评的"国内政策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理由，45天前的说法是，不会出现价格管制，现在在一个价格评估委员会后突然来了一个冻结；以前的说法是，不会减税，现在是要实施一些税收削减。我们将暂停黄金兑付的公告在演讲快结束时宣布了，那将把投机者们置于绝境，而结合附加税，我们将再度控制局势。
演讲发表后，在1971年8月15日星期天晚上，我对运筹帷幄的政治家们所能做的事有了很深的领悟。我曾担心，暂停黄金兑付会被美国人看作是耻辱：美国已经被外国人搞垮了，美国人喜爱并珍视的美元正在被摒弃，我们应当转向国内、提高关税、削减援助并撤回驻军。但尼克松先生的表现，以及康纳利部长随后在星期一新闻发布会上的大派头，将一切更多地变成了一个胜利、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且，从这一切在国内的表现来看，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和降低的通货膨胀，为1972年的大选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0年之后，我怀疑了。在一切尘埃落定后，其从某些方面看是一个失败。加速体系瓦解的通货膨胀压力并未长期消退下去;随着管制的取消.1副]投压力更趋严重，折磨了美罔长达10年甚至更久。货币体系也未能以一种看起来真正满足各方的方式恢复过来。而我们多少仍在抱怨不公平的军串、援助和|贸易的负担。
但前面的故事还在继续。1971年将要经历的是一个漫长而火药味十足的谈判过程，比我在戴维营预期得要长得多。我天真地以为，一两个月之内，也就是说，在9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前，我们就能完成一次汇率调整，并开始探讨改革事宜。实际情况是，在大联盟谈判中，我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教训。康纳利从开始就认为，需要花上数月时间，才能让其他几个国家从情绪上充分接受汇率大幅调整。我们发现，即使关闭了黄金窗口之后，几个关键国家仍在强烈抵制其货币对美元向上浮动，这样会使得它们的货物在国际市场上更贵。特别是日本，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通过在市场上买进大量美元以阻止日元升值。我的一位日本政府同行后来说，他们曾误解了我们的意图，行天丰雄在本章的描述中证实了这一说法。日本人以为，我们只是不想卖黄金。他们原本非常愿意购买并持有美元，不想汇率调整。但是当然，那恰恰是我们所做决定的核心。我们真正不想要却又确实强加给我们的，是官方黄金价格的改变，而黄金价格是数届政府曾发誓不妄动的。
8月16日星期一，我赶到伦敦与我的英国同行们会面并解释我们的做法，包括我们不愿意改变黄金价格。与会人员大多是老朋友，我从他们的语气中感觉到，对美国没有拿出拯救体系的完备方案，他们感受更多的是苦恼而不是气愤。这多少是有意为之。我们认为没有什么方案是我们的伙伴愿意接受的。
约翰·康纳利后来干脆直接说"美元也许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我为这种说法感到难堪，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有责任稳定美元。但我们的贸易伙伴当时显然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我们认为必要的事：为了结束让他们很是不满的美元外流，必须进行大幅度的汇率调整，他们要实施贸易自由化，同时对我们的海外防务费用提供更多帮助。
谈判的真正启动是在9月初。当时我在巴黎的一个会议上告诉十国集团的副部长们，我们认为美国需要调整的国际收支幅度：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不得不从逆差转为顺差，变动幅度将达到130亿美元。在进行估算时，我们认定美国的贸易收支正在快速恶化，如果没有纠正措施，经常项目赤字将很快达到40亿美元。我们在这个数字上增加了对资本输出的估算，资本输出在一段时间内已达到了约60亿美元的水平。我们告诉我们的伙伴，美国愿意解除所有对外支付的特别管制和限制，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少量顺差。
当时我们还没有谈到汇率，但我的外国同行们却吓坏了。他们立刻想到，美国的经常账户如此大幅度的变动，将意味着远超他们预期的更大幅度的汇率调整。实际上，几乎没有贸易伙伴真想看到自己的贸易地位出现任何严重恶化，而这种恶化却对应着美国的必要改善。我记得很多欧洲人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辩称我没有真正倾昕他们的顾虑，他们实际上是想让基金组织代表告诉我，美国人的测算错得离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回复是，他不知道需要130亿美元，但基金组织的测算表明，调整数字是个大的量级。我真该吻他一下。
不久后在伦敦召开的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更是争论不休，表现在大摆姿态并向新闻界放出美国苛索无度的风声。不出所料，矛头主要指向附加税，在这方面我们极易被指责为保护主义。在货币方面，其他国家总是持续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元对黄金贬值，否则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几周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的调子更具有建设性。康纳利的演讲似乎为走向谈判更清晰地指明了道路，而且，他特意主动提出，如果其他国家同意将自由浮动作为美元找到一个新(汇率)水平前的过渡机制，美国就取消令人憎恶的进口附加税。
考虑到各国对浮动汇率的反感，我们没指望这个提议会被接受，但对一个激进得多的方案曾经有过简短却激烈的争论。康纳利的演讲草稿完成后，乔治·舒尔茨非常坚决地请求这位部长改变整个演讲的重点：他想把这个过渡性浮动的提议向前推进一步，相当于美国单方面宣布，浮动的货币本身应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新时代的基础。演讲的前一天晚上，他匆忙重写了一份，而我被派去和他讨论这个稿子。我们在举行会议的喜来登公司酒店的房间讨论到清晨。在我自己的概念里，舒尔茨式"重磅炸弹"显然是不容协商的。它只会进一步破坏谈判气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受欢迎的。第二天上午，康纳利有两个选择：要么用舒尔茨修改过的稿子，要么用我们原本准备的演讲稿。他用了原始版本。但舒尔茨有生之年，终将再度面对这个问题，那时他的身份是财政部部长。尽管他的策略和方法非常不同，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浮动汇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结束后，货币谈判进展缓慢。康纳利显然认为，如果要恢复真正的均衡，现在正是最大化汇率调整、强化美国对欧洲和日本贸易自由化进展要求的有利时机。
我记得，第三工作小组召开了一个会议，评估我们130亿美元国际收支变动规模的需求，重点是哪些国家愿意接受其本国收支相应的恶化。讨论逐渐暴露出各种困难。德国，会上立场坚定鲜明且通常热衷此道，表示准备接受大约20亿美元或更多的盈余下降。英国则借口长期虚弱，说他们无法做出任何重要贡献。法国，指出其早前的贬值，拒绝行动。荷兰和比利时(曾经是购买黄金最为积极的国家，理由是它们这样的小国，购买黄金对整个体系无关痛痒)同样坚持，因为实力太弱，在当下改变不了局面。日本人担心会被要求在提升汇率方面做出最大贡献，所以自然尽量保持沉默。
秘书处迅速记下了所有数字，以起草一份粗略的平衡表：我们的130亿美元在一栏，其他国家的回复在另一栏。后者，我记得合计只有大约30亿美元，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的必需量，也低于我们自己的估计。这反映了谈判的形势。
在外汇市场上，货币已经按照我们需要的促进汇率水平调整的方向波动，但除了大多数国家抵制一个大规模汇率调整外，各个币种之间的大幅扭曲也在与日俱增。特别是法国，通过外汇管制和货币市场干预，坚决抵制法郎升值。马克上涨则自由得多，危及德国在欧洲及对日本的竞争优势，日本在当时甚至正成为德国主要工业竞争对手。附加税引起的怨气非常大，丹麦实施了自己的进口附加税，以表明报复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
危及开放的贸易体系以及货币改革前景的康纳利棒球战术，是否太过激进？在美国国内，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顾虑增加了。阿瑟·伯恩斯就再这种观点，而且并不掩饰。秋天过去了，政府部门中不断提及这个问题的同事过来拜访我，并要求说明我们的谈判计划。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实在是无法令他们满意。康纳利把他的牌捂得死死的，在关键时刻去印度尼西亚做了一次长途旅行，遍览各地，返回时途经日本，人还没到，其难伺候的名声先到了。他的造访在日本人中间引发了极大关注，他们预期康纳利会对谈判强烈施压。但他对没有被问及货币问题很满意。在临行前的典型戏剧化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提醒所有人他之前"台风康纳利"的形象，并表示"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到来就像春天轻柔的清风。"
最后，康纳利作为主席提议在11月底于罗马召开一次众所期望的十国集团部长级会议。本次会议动议来自总统，对于康纳利在多大程度上被推动有很多疑问，特别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情判断。在一个版本的说法里，总统的动议可能是在回应基辛格、伯恩斯以及其他人对康纳利战术影响我们与盟国关系的担忧。康纳利后来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是他自己感觉行动的时间到了。但是毫无疑问，那种猜测的部分原因，是总统出于其他原因正在计划一系列与其主要北约伙伴的会议，在那些场合他们肯定要讨论这个问题。总统向来更关注安全和其他问题，那种会议安排并不必然成为我们谈判的优势。
罗马会议前一天晚上，我仍然不确定康纳利是否已经改变了其黄金价格"不可更改"的立场。实际上和从事该领域的所有美国官员一样，我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且不提所有对我们颇受指责的名声(或者说纯粹是固执)的担心，很难看到官方金价提高除了造成不稳定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期望一个足够大幅度的汇率调整去纠正美国的赤字，看上去前景渺茫。对美元进一步调整的预期必然上升，同时出现的，则是黄金价格进一步变化的预期。这样一来，美国要恢复任何形式的可兑换、避免黄金市场投机以及设计一种新的货币体系，都将更加困难。
尽管在戴维营或是总统的演说中，都没有对那种立场做出清晰明白的确认，但康纳利在其所有公开表态中，都坚决反对改变黄金价格。在财政部内部，康纳利特别要求另一位副部长，也是一位精明的擅长税务的律师，埃德温·科恩，对我们的谈判处境做了一次独立的评估。如果我们不是相互尊重的友好同事，当时的情况会十分棘手。就如所发生的那样，连贯性和新思想的结合，没有产生任何对立，也没有任何惊人的新方法。
但是，到罗马会议再开时，我已不愿意自己去迎舍那种需要：如果汇率调整能继续推进，就对黄金价格的改变做出一些姿态。在回答我关于他是否认为终极解决的时机，已经成熟的问题时，康纳利告诉我说，他得到了在他认为合适时改变黄金价格的授权。同时，在不提及金价的情况下，我将再次向我的外国同行们简述我们的立场。
我向十国集团的代表们提交了一份只字未提黄金的备忘录，但其中却第一次表明，我们希望美元对其他工业国家货币间的汇率，以美国与各个国家间的贸易额为测算基础，平均变动11%。在我们看来，甚至是这个变动幅度，也不足以得到我们需要的130亿美元的国际收支改观，但倒足以让我们取消进口附加税，前提是欧洲和日本在我们提出的贸易自由化和防务支出分担事务上能够真心协商。
最后，鉴于这个汇率校正并不充分，我们不会重新开放黄金窗口，这一点必须达成谅解。看上去特别令十国集团震惊的，是我说我们将在会后公开这份备忘录。我立即被指责破坏国际货币合作，而他们反应之大，促使我给康纳利打电话建议收回备忘录。但正如所料，我离开会场没多久，就发现很多实质内容已经泄露出去了一一但不是美国方面泄露的。
一些基础报告过后，十国集团会议进入秘密会议阶段，只有重要人员出席，不许带助手。于是，我职业生涯中对我而言最有趣的一次国际会议开始了。按照字母顺序，康纳利恰好是十国集团轮值主席，这意味着某种中立角色。留给我的身份是美国主发言人，但座位距康纳利主席只有一步之隔。讨论一开始，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部长就宣称，除非美国准备做出"贡献"，否则没什么可谈的。他们定义的"贡献"，就是美元对黄金贬值，即提高35美元的黄金价格。
还是熟悉的众口一词，最后，康纳利低声同意我抛出议题，我问道："好吧，如果，仅仅是假设，我们愿意讨论黄金价格。如果我们把黄金价格提高10%或15%，你们怎么做？"显然，康纳利认为15%有些过了，因为他立即接着说道："好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让我们假定是10%。你们大家会怎么做？"
没有回答，没有讨论，没有试图转换话题，没有要求休会；近一个小时里，只有沉默。有人抽烟，有人和他们的同事耳语，有人坐立不安，但没人想在会上带头发言。
最后，出来发言的是卡尔·席勒。德国，因其对通货膨胀的关注及强大的对外收支，长久以来是美国汇率政策上最好变通的贸易伙伴。席勒说德国可以承受美元10%的贬值，"而且还可能再加几个百分点"。立刻有人问他："你说'几个'是什么意思？"他答道："用德国人的话来说，'几个'不是指'一个'，它是指'两个'。"
我们所有人上了一堂语言课，也知道了德国将接受12%的汇率调整。这似乎还不够接近我们希望的总体结果，但真正的谈判明显正式开始了。德国人将它的欧洲伙伴推入了困境。英国人和意大利人声明，他们无力参与任何重大的调整。法国人则保持沉默。
然后是休会，各种小组会议，以及打往各国首府的电话。我们所有人都推测，最重要的是打给总理蓬皮杜①的电话。几个小时过去了。由于第二天显然不可能就汇率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康纳利提醒与会者贸易问题还没谈。所有的参加者都已经被要求携贸易官员与会，但欧洲人普遍不这么干，声称这是欧洲共同体而不是单个国家的事务。雷蒙·巴尔②，后来成为瓦菜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时期的法国总理，当时正以欧共体贸易特派员的身份坐在会议室外边。康纳利知道后，坚持要求巴尔进来。巴尔则坚称他没有任何授权，除非他得到欧共体部长委员会一一作为决策机构的成员国部长会议的授权。欧共体的财政部部长们都在那儿坐着，于是康纳利不失时机地建议十国集团休会，好让欧洲的部长们能够履行一次委员会职责。他们当然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做这么破天荒的事，因而能做的一切，就是达成一项谅解:贸易问题仍在会议议程上，贸易代表们将在口后开会讨论。
①蓬皮杜此时已是总统，应为笔误。
②富蒙·巴尔(1924-2007)：法国右派政治家，经济学家。1976年8月被德斯坦总统任命为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也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唯一同时担任这两个职位的人。他倡导严格控制通货膨胀和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强调工业"重组"("巴尔计划")，是欧洲货币体系的推动者。
尽管存在所有这些体会和踌躇，但大家普遍感觉，僵持数月后，达成协议指日可待。约翰·康纳利己竭尽全力。虽然新闻界大力抨击了他"牛仔"式的好斗，但其中很多报道无疑是他的谈判对手操作的。而私底下，他的一些部长同僚对他却怀有某种钦佩，这些人自己也是老练的政治动物。在会议期间的正式晚宴上，康纳利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晚宴地点是一座位于罗马七丘之一山顶的文艺复兴时期宫殿。这位来自得克萨斯的牛仔，回顾起想必也常常聚集在我们此刻用餐之处的罗马先驱们的文明使命，以及他们的法律、学术选产和通用的货币一一他的演讲显然是即兴的，没有讲稿。不知不觉，他将部长们面临的世俗挑战，放到了西方文明的长河中，至少回溯了2000年！
当这次冗长和累人的会议结束时，在无人能够决定在公报中说什么的时候，部长们同意由康纳利独自向媒体做简报，相信他将传达谈判的公平性，并不偏向任何一国的利益。这意味着一种信任。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但他却相当气派地完成了。他先站到了一个巨大的意大利式的高台上，以吸引那被记者和麦克风围得水泄不通的豪华宫殿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注意。关于黄金讨论的报道仍是假设性的，但几乎没有财经记者怀疑谈判的走向。(其中一位记者，恰巧是现在本书的编辑，当时立刻发送了标题为《即将到来的美元贬值》的报道。)
下一次十国集团会议安排在华盛顿，在圣诞节前一周召开。但是，关键的谈判并没有发生在美国，而是在早些时候的蓬皮杜与尼克松亚速尔会晤中。多年来，法国一直是美国在货币以及大部分其他国际谈判中主要的反对者。(有几次我曾幻想，表达一个与我们其实意图恰恰相反的美国立场，这样我就可以"优雅地"同意法国的反对意见。)蓬皮杜先生可能不及戴高乐将军有声望，但是作为一名前罗斯柴尔德银行家，他对货币事务怀有浓厚的兴趣。如果要让法国人做出对美国观点的让步，协议上必须有法国的印记。而且，从我们的角度，我们确信与法国协商一致会带来更普遍的共识。
尼克松总统并没有太把货币问题放在心上，之后我被告知，蓬皮杜先生一开始就以一个关于黄金和罪恶的美元本位的戴高乐式演讲主导了讨论。尼克松耐心地听他说完，等待识题转到他所关心的共同防御和安全问题。康纳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和我，则坐在另一个房间里，起草一份几乎覆盖所有问题的协议大纲。
美元贬值幅度这个关键问题，被留待两位总统第二天讨论。考虑到法国在这一议题上相对强烈的态度，我知道那会对我们不利。鉴于我们在黄金问题上让步的巨大象征意义，而法国又强调调整的必要性，在我看来，蓬皮杜应该会同意10%是一个合理数字。但与这位总统的讨价还价没有持续太久。蓬皮杜最终让步，黄金价格可以从35美元/盎司提高到38美元/ 盎司，即上涨8.5%，因为38美元是一个整数，适合作为当前货币体系中一个相当关键的数字。我试图指出这个价格转换成法郎并不是一个整数，却只是徒劳，这是即便法国也承认美元中心地位的佐证。尼克松先生显然想了却此事，于是我走开去找我们亚速尔军事基地一位陆军中士的妻子，她被派来为我们打印协议。
那份协议已成定局，我们开始为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主楼里举行的十国集团最后谈判做准备。它曾是(现在也是)一座维多利亚时代中等规模，装饰华丽的砖结构建筑，正位于林荫大道，现在则被现代化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大楼和圆柱形的赫希洪博物馆建筑群簇拥着。史密森协会也许因其丰富的历史艺术品收藏，对文化和传承的贡献、对科学探索的热情，被视为重建货币体系的恰当场所。重要的是，这座古老的所谓砖堡里配有很多小房间，正适合非正式会谈。
其中一个房间被用作研究解决一个关键的遗留问题。在尽可能大幅度地升值日元汇率问题上，美国和欧洲有着共同利益。不仅日本非同寻常的贸易竞争力越来越明显，而且，作为磋商中的事项，日元升值的幅度显然会影响其他国家一一尤其是德国一一接受一次货币重大调整的意愿。
尽管我们竭尽所能，但日本大藏相水田三喜男最终抵制了17%或以上的日元实际升值幅度(行天丰雄在本书中生动地详述了此事，我才失望地得知，本来是有可能再加上3个百分点的一一我的了解晚了20年)。德国最后突破了席勒在罗马的报价，同意马克对美元13.57%的升值幅度。然而，一些欧洲同家仍为1个左右的百分点而僵持不下。为了缓解这些国家中一些人的顾虑，我们开发出加权平均计算汇率变化方法的目的不仅仅是评估一个相对美元的调整幅度——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格局培养出来的思维习惯，而是要评估相对所有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调整幅度。我们能够证明，考虑到日元和马克的升值，一些较小的国家，只要维持现有的黄金平价，就可以实现其货币有效的小幅贬值。但是，最终，意大利和瑞典仍然坚持本币对黄金贬值1%。
当然，新的黄金价格早在亚速尔就和法国达成一致，我们两国稍微一唱一和后，所有国家就都接受了这一价格。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通过普遍协商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汇率调整。加拿大坚决反对放弃其之前已经采用的浮动汇率，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与我们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根本无法实现任何汇率调整。
确定平均有效汇率变化的权重选择，有主观武断的成分。我们在那天结束时测算出，对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汇率，美元贸易加权贬值幅度略低于8%，或者说比奥廷9个月前测算结果的一半稍高。除去权主很大的加拿大，测算的结果是12%，也是我们在公告里强调的数字。无论哪种测算方式，结果都远低于我们认为为恢复美国外部收支的稳固平衡所需要的幅度，即使我们已经在贸易对话中成功开放了日本和欧洲的市场。但是欧洲共同市场和日本的壁垒还在发挥作用。随着汇率调整的确定以及进口附加税的取消，我们几乎没有谈判的筹码了。接下来几周的贸易开放谈判，主要限于一些柑橘类水果，这是政治需要，因为美国游说团体闹得厉害，但在国际收支中的影响不大。
史密森会议上采用的一项改革，在今天的欧洲内部货币安排中得以延续。围绕新平价(或者叫"中心汇率"，大多数国家这么定义)的汇率波动边界定为上下2.25%，比布雷顿森林体系中1%的变化范围的2倍还多。那是法国针对我们3%要求的让步。
就像在戴维营一样，会议期间整天充斥着关于汇率的争吵，几乎没有精力讨论长期改革问题。那些(关于长期改革的)讨论是后来的事儿。当时，普遍认为(如果不是"愉快的")美国不会准备通过自有黄金或借入外国货币来捍卫新汇率。暂时达成共识的，实际上是一个美元本位一一没有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谈判快要结束时，尼克松总统从白宫过来称赞谈判结果。财政部部长们、中央银行官员们，以及他们的随员，齐聚在旧航空航天博物馆里，面对站在悬挂着莱特兄弟和查尔斯·林德伯格飞机下面的媒体记者。总统宣布会议已经达成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货币协议"。
这一评价经常被带着嘲笑反复提及，但就我所知，如此众多的国家就一组汇率一次达成协议，确实是史无前例的。我们所缺乏的是使其整体运作的必要承诺。一听到总统的评价，我的一位助理就提醒了我这一点，我转身对他说，"我括望它能坚持3个月"。而实际上它持续的时间更长。6个月以后，提问让英镑浮动，尼克松总统被告知意大利可能是下一个脱离其史密森平价的国家，他私下对其白宫下属说"我(删除某语气词)才不在乎里拉①呢。"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越来越近了。
①里拉是2002年欧元流通前的意大利货币。
行天丰雄
1971年的事件，给了日本一个非常强烈且具启发性的信息。这些事件告诉我们，日本经济已经与世界紧密相连，我们一直追求的那种孤立的经济管理方式不再合适了。我们当然知道国际货币体系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但在我们看来，主要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基本收支平衡难以处理的恶化。这种恶化而其萎缩的贸易顺差和日益增长的资本外流引起，导致了美国短期负债的巨幅增长；换句话说，大量美元为外国人所持有。
美国官方短期负债，于1964年首次届过美国黄金持有量。如果不可能的事情真的发生，即所有美元官方持有者恐慌并行使具兑换黄金的权利，那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依赖的美国黄金储备，理论上将会枯竭。形势继续快速恶化，到1971年，美国黄金储备降到了110亿美元，而大约250亿美元的官方短期负债是前者的两倍多。换言之，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手中的美元，只有44%有黄金保证。美元信誉因此迅速恶化。
这不是造成不稳定的唯一因素。利率与通货膨胀的差别，反映出主要经济体之间不一致的经济周期，造成了巨额且波动的资本流动，特别是通过欧洲市场。同时，一个印象越来越强烈一一即将就职的厄克松政府、已将美国经济重心从外部调整转移到确保充分就业和增加企业利润。这一政策改变被称作"善意忽略"，我认为它给了国际(经济)稳定致命一击。
日本这一边，我们现在事后诸葛亮地认识到，日本国际收支的基础结构在1960年年中已经非常稳固，虽然在1967年还曾遭遇波动，且实际上经历了相当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但也正因此，我们当时认为自己仍很脆弱，当外部账户在1970年和1971年开始出现大量盈余时，我们还以为这是那些年国内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的结果企业利润在恶化，股票价格在下跌，生产则是停滞的。美国转向国内扩张的政策，引发对日本出口产品的强大需求。在诸如美国长期的码头工人罢工这类特殊因素阻碍美国出口时，预期将发生自愿出口限制的日本纺织品生产商，正加速向美国派发商船。
由于基本形势如此不明朗，我们以为恰当的对策不是去升值日元，因为那只会加剧日本国内的疲弱。我们倾向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提振国内经济，并进一步放开进口。坦白说.我怀疑这种观点并没有反映日本人的真实想法，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一种讨价还价策略，以便应付要求日元升值的外部压力。然而，大多数日本人对日本的国际收支结构缺乏信心，同时害怕升值会抑制经济增长。只有一些经济华家和商人表示反对，但他们的声音不够响亮。当美国和欧洲开始批评日本的顺差和低估的日元时，我们也没有因此意识到形势已变得多么严峻，我们相信仍然可以边过采取国内措施提振经济，摆脱对我们的批评。
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公告，在东京时间1971年8月16日上午10点发布，当时已经开市。美国驻东京大使馆金融专员给我和日本银行发了一个预警。我当时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细见卓的特别助理。他打来电话说"东京时间10点，尼克松总统将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演讲。"我说"什么内容？"他回答"我不知道，你最好听一听。"那时还没有有线新闻网(CNN)，所以我问他哪里可以听到讲话的广播。他说美国之音会播出。美国之音只用短波广播，于是我让我的秘书赶快找台短波收音机。幸运的是，她找到了，我听了演讲。副相是对的，这无疑是一次主要讲话。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友好的电话，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打给了他的同行柏木雄介一一日本大藏相高级顾问，提醒对方要发生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姿态，也是私人情谊和信任重要性在我们紧急关头的证明。
我们将这次讲话称为"尼克松冲击"，所有日本人都大吃一惊。市场被美元抛售淹没了。大战省紧急召开会议，会上暴露了尖锐的内部分歧。想立即关闭市场并停止美元购买的人，与想保持市场开放的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前者说美国和欧洲市场都在歇市①，并质问为什么日本市场还得开着买美元，一旦美元贬值，政府会蒙受巨大损失，而美元肯定会贬值，但是，其他人反驳说，如果日本关闭市场，当市场再次开放时，日本将别无选择，只能让日元浮动或升值，而这正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而且，他们为保护商业银行拿出了有力论据。商业银行账面上拥有大量美元资产，这些美元是它们在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强烈劝说下接受的。如果市场被关闭，它们将无法卖出这些美元资产，并遭遇巨额损失。那些想保持市场开放的人深信，日本的外汇管制制度是如此完美，卖不出多少美元。
①当时美欧正处于周日晚上。但是到了欧洲时间8月16日上午，除法国外，欧洲主要国家都宣布关闭市场一周。
最终，那些希望保持开市交易的人占了上风，我们继续以360日元/美元的汇率购买美元。显然，日本方面对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的真实意图，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在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反复保证美国不会贬值美元时，日本人过分天真地相信了他们。就在几个月前，康纳利部长还重申了那个保证。因此我们以为，美国真正的目标并非贬值美元，而是让美元脱离黄金，并努力尽可能快地稳定其币值。我们相信，维持360日元/美元的平价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将被视为一个合作的举动。于是日本银行继续以360日元/美元的价格买进美元，两星期后，它已经购买了约40亿美元。日本官方储备在月初时不足80亿美元，所以那意味着我们已使储备增长了近50%。8月28日，我们最终决定放弃继续购入美元，并决定开市时让日元浮动①。
①原文直译是"我们终于放弃了，重开市场让日元浮动"。在此期间，日本并未如欧洲国家那样关闭市场，为避免歧义，经与原作者沟通，本译文稍作变动。
这个数量有多大呢?按照360日元/美元的汇率，40亿美元相当于约1.5万亿日元。当时以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账户为基础的货币供应最Ml约为24万亿日元，所以不难想象，中央银行如此大规模干预性购买的重要性。毫不奇怪，日本银行和大藏省在随后的激烈辩论中被批得体无完肤。批评者认为，这比巨额美元的买进，大大增加了经济中的日元供应量，从而为1973年和1974年的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我并不相信干预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的确，1971年在下半年和1972年一季度，货币供应量比前一年度激增了约1/4，但直到一年后，在1973年的第二季度，通货膨胀才真正抬头。对于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它们无疑遭受了巨额的账面损失，因为仅仅4个月后，我们按360日元价格买入的40亿美元的价格，已经跌到了308日元。我们的批评者称，政府牺牲纳税人的钱，挽救了那些私人银行。我发现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并不是很站得住脚，因为中央银行不是必须在任何特定日期结请其外汇账户。外汇账户是存续的，持有的外汇储备将在需要时对外支付，所以，不存在本币的盈亏，应该说，储备中这额外的40亿美元，在两年后非常有用。当时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而日本不得不支付大量美元购买更加昂贵的进口石油。那些美元正是在"泥克松冲击"后日本仍开市交易时获得的。
我们后来得知，8月15日之后，日本的银行和商号从国外借入美元并在东京卖出。日本官方总体上低估了这些机构在国外的融资实力我们学到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是，我们的外汇管制远不完美。这对那些官僚们是一个震动，直到那一刻，他们还以为他们对私人银行及其外汇交易实施了严格控制。
"尼克松冲击"后，经济一片混乱。股市指数急剧下跌，从7月底的202点跌至10月份的176点，跌幅超过10%。但是出口并未下降。尽管形势还不明朗，但大藏省意识到捍卫360日元/美元的老价格已不再可能，与此同时，由于对经济将遭受灾难性影响的强烈恐惧，人们极力抵制日元大幅度升值。大藏省试图逐步让日元上浮，以避免商人和政客的尖锐批评。于是，我们继续在市场实施干预，日元价格从8月28日起逐渐攀升。10月1日，汇率是333日元/美元，到了11月，是329，而12月18日当天，即《史密森协议》发布的前一天，汇率是320。这意味着，相对过去的黄金平价，其升值幅度为12.3%。
我们并不确定美国在这次货币调整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藏省已做了自己的研究，我们知道自己将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入这次多边货币调整。11月15日，大藏省在其高层会议上决定，接受美元对黄金贬值6%的方案，同时西德马克升值3%，日元升值6%。这将意味着日元币值对美元总共升值了12%。我们测算，这将在美国经常项目收支中产生约65亿美元的变动，或是美国所谋求结果的一半。我们提议升值幅度12%的原因是，市场已经使日元升值了约10%，经过我们进一步测算，10%的进口附加税所产生的影响，大致相当于日元再升值2.2%。
我们知道，日本将不得不与美国和德网讨价还价，而且美国的价码也实在太高。我们试图与法国联合，接着是与德国，但都失败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日本的情况过于特殊，没有国家愿意和我们联合对抗美国的重压。这真是相当令人沮丧的收获。后来我们才发现，美国在和欧洲人组成联盟，抱团对付日本。然而，我们没有审时度势并努力找出我们如此孤立的原因，相反，我们采取了一个非常被动的防守姿态。史密森会议由此成为日本人心路历程中一个相当不幸的分水岭，至少令官僚们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孤立感。
史密森的讨价还价，应考虑日本与美国关系这一更深层背景。经济问题通常是这种关系中最为突出的方面，除此之外，1971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对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还是一种联盟关系，而且可能最适舍描述为大哥与小弟的日美关系稳定性，造成了相当的压力。日本当时一个极大的担忧，是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日本保持与美国联合，以应对中国过于迅速地登上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然而，就在7月15日，尼克松总统经济声明前一个月，当他宣布访问中国的计划时，他给了日本人第一次冲击。10月，当美国和日本正在联合国共同发起一项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了中国。10月15日，日本同意对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实施自动限制，从而结束了十分艰苦的谈判，这也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挫败感。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美国开始将日本视为经济对手，并决定对日本强硬。我相信，尼克松政府也在考虑，在越战后的亚洲，利用中过牵制日本的可能性。对我们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亨利·基辛格似乎与约翰·康纳利不谋而合，这令我们感觉美国拆了日本的台。美国正在对日本打一种中国牌。当康纳利11月初赴日协商汇率事宜时，他为基辛格访华的糟糕时机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欧洲共同体作为一个极其排外和带有歧视性的区域，正不断巩固自身的地位，苏联和中国正日益成为非常重要的力量，而日本将发现自己处境十分艰难，除非它更加紧密地与美国合作。
康纳利要求日元升值24%①，德国马克升值18%，而美元则毫无变动。三周后，在罗马的十国集团会议上，美国将要求降到日元升值20%，马克升值15%，并第一次提出美元贬值10%。在12月17日，史密森谈判的第一天，美国的要求又稍微降低了一点儿，即日元升值19.2%、马克升值14%，美元则贬值8.25%。
①本段所涉汇率均指货币对黄金价格。
美国最终与日本谈定16.9%。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数字？在史密森会议期间，康纳利在与其日本同行、我们的大藏相水田三喜男最后的双边谈判中，坚持日元18%的升幅。和康纳利一样，水田也不是个官僚，而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学生时期，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曾因信仰被日本战前军政府的警察数次逮捕，之后成为一名保守派政治家。他在日本战后金融发展非常关键的时刻三度出任大藏相，其中一次就是在史密森会议期间。
康纳利和水田的最后谈判，在全体会议的一个短暂休会期间进行；我当时是负责国际事务的副相的特别助理，兼任水田的翻译。我们待在史密森学会的一间狭小房间，像是用于存放该学会标本的地方，架子上排放的各种瓶瓶罐罐中泡着有趣的东西。康纳利对环境不加理会，坚持日元升值18%。不可能，水田说他一口咬定17%以下。康纳利问为什么。
水田三喜男回答："因为17%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吉利的数字。回想1930年，当日本重返金本位时，日元升值了，幅度就是17%。经济被推入萧条。那位做出重返金本位决定的大藏相①被暗杀。"
我不知道康纳利是再回想到自己在肯尼迪总统达拉斯遇刺时的经历而被这番话所打动，或者他当时究竟有没有思考水田的话，但他很快答道："好吧，你能接受多少？"
"308日元。"水田三喜男说，换算过来是贬值16.88%。
"成交。"康纳利答道，问题解决了。
康纳利在与日本的谈判时一度非常强硬，但当美国转而与欧洲人打交道时，他也认识到日本的重要性，而且他从未将日本推入难堪的境地。他确实是一位杰出的谈判家，一位出色的交易能手，而且，他相当热爱他的工作。
但我也必须提一下水田的高明之处。史金森会议后，他透露，其实在离开东京远赴华盛顿之前，他就得到首相佐藤荣作②对高至20%升幅的批准。我无法保证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两位都去世了。但甚至在与康纳利敲定协议后，水田还担心德国的卡尔·席勒会试图阻挠该协议。席勒曾坚持日元至少得比德国马克多升值4%，但水田三喜男和康纳利的交易中只有3.3%的差幅。水田担心席勒会反对。一直等到12月18日下午，席勒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抛出最后提议，也就在那时，水田才公开宣布他接受16.9%的升值。康纳利说："非常感谢你，大藏相先生。"这是整个系列谈判中，我第一次也是最们一次从康纳利口中听到这些话。会议休会，水田迅速从房间里消失了。他躲到了日本代表团在史密森学会的房间里，而且没有参加起草公报的会议，唯恐这个协议在最后关头流产。
①此处指井上准之助，1932年2月被日本血盟团成员暗杀。
②佐藤荣作(1901-1975)：1958年6月至1960年7月任大藏相，1961年7月至1962年7月任池田内阁通商产业大臣，1964年11月至1972年7月出任日本首相，。其亲兄岸信介也曾担任日本首相。两人成为日本历史上唯一一对兄弟首相，岸信介的外孙即为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佐藤荣作是日本历届首相连任期限最长记录的保持者，其任期内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把琉球群岛(今称冲绳)纳入日本管辖范围，1974年还因提出无核三原则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日本首相。
康纳利和水田建立了很好的私交，并互赠私人礼物。水田三喜男赠给康纳利一件雕刻精美的漆木日本魔鬼面具。"这据说是保护女性的魔鬼。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在府上，康纳利夫人和令千金们会一直平平安安的。"他赠礼时说道。康纳利则机敏地回答："哦，是吗？我以为它是过来吞噬美国经济的经济动物呢。"作为回礼，康纳利送给水田一双定制的得克萨斯牛仔靴，为此他必须量一下水田的脚。他让水田脱降掉鞋站到一张纸上，而财政部部长本人则用一支铅笔勾出水田的脚形。水田有点儿不好意思，他说："日本人有句俗话，大脚男人脑子小。"康纳利则说："不，不，您无须为此担忧。相反，美国倒有种说法，女士们喜欢脚大的男人。"
但是，在日本官僚体系中，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份协议是如何达成的，史密森协议被视为一个严重的失败。他们曾相信自己能够挡开让日元大幅升值的要求，而且真心认为最终的升值幅度太大了。似乎有一种以羞辱本国为乐的自虐倾向的日本媒体，指责官僚们在谈判时没有更明智，并声称我们遭遇了可怕的外交失败。但实际上商界欢迎这份协议，并不是因为希望升值，而是因为他们更担忧外汇市场的长期不稳定。当然，他们更喜欢一次幅度更小的升值，但也并不认为16.9%幅度过大。我后来被告知，早在1971年10月，日本的大公司已经在它们的内部测算和规划中使用310日元/美元的汇率，几乎就是我们最终的谈判结果：308日元/美元。甚至在正式谈判汇率问题前，这些大公司就试图对日元进行一次快速调整，到一个更高的汇率、所以它们没有因谈判结果显得被动。对普通大众而言，汇率变化。事实上对他们的日常生前没有多大影响。整体经济在1971年第四季度触底后迅速反弹，股票市场在1972年1月13日触及历史高点。
尽管日本的国内经济在复苏，贸易顺差却并没有减少，而这将很快引发进一步的升值。我们当时以为，经过这次调整后，日本应该可能在一个美元本位基础上重建固定的平价体系。随着1968年双轨黄金价格体系的采用，黄金不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尽管有着1971年所有的那些大事件，但史密森协议后所发生的，可能只是诸多汇率干预点的一个细微改变。参与谈判的所有国家(除了加拿大)，都希望回到以它们商定的汇率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制。但希望回归一个以美元为基础的固定汇率体系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元并未恢复它的信誉。此外，史密森谈判从未触及根本问题，因为参与谈判的每个国家都沉溺于某种讨价还价，而未认真考虑对汇率体系本身的影响。如果史密森谈判能以严肃的理论和理智的态度对该体系进行讨论，也许一切就不一样了，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浮动汇率几乎不可避免。
最后，1971年的危机给了日本很多教训。首先，它暴露了日本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及无法抗拒的市场力量的严重低估，甚至是无视。它也在日本人中间留下了深刻印象，即日本处于巨大的国际压力下，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而不幸的是，这种印象强化了我们的防御姿态，在此后多年里依然固守。所有这些事件的演变，没能给予日本急需的鼓励，以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经济调整和汇率调整明显缺乏完善机制时，在国际上扮演一个积极和具有前瞻性的角色。国际货币形势因此朝着更为混乱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