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作者序

基于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一系列非正式讲座，本书应运而生。该学院重点关注政府和公共政策艺术，因而会聚了杰出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和人口学家。但若要教育成功，就不仅是上述人群的简单加总了。教育必须掌握某种方法，融汇教学内容，以便处理国内、国际政策的复杂问题。同时更重要的是，有天赋的年轻人需要政府工作所能带给他们的挑战和激情，只有那样才能鼓励他们将大部分工作生涯致力于公共事务。

为推动上述目标，作为一生工作经历都贯穿着世界金融事务的参与者， 我们应邀于1991年春季举办一个联合专家研讨会，讨论过去半个世纪中， 国际货币事务的发展情况。

我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位，通常是两人同时，亲身参与了本书所述的大部分事件。我们之间的出发点以及有时表现出来的理解， 是不同的。我们的思考， 体现了不同的国家立场、知识背景以及政治和官僚体制的束缚是怎样影响这些事件并将谈判复杂化的。

除了这些，在我们回顾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管理和落幕、20世纪70年代巨大的石油冲击、制服通货膨胀所付出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 以及为应对汇率不稳定在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中重复的努力时，更为震撼的可能是我们的基本共识领域。

我们这些经历对世界货币体系发展的启示，被留在了第十章的反思中。我们熟知过去体系的挑战， 矛盾与困境，成功与失败，这些一手经历并非与未来无关。这是我们要将自己的经历著述成书的原因。

本书直接采用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研讨会上的文稿形式。这种粗糙机械的方式， 需要进行大量创造性的人工润色，有时更要求我们的合作者具有非同常人的耐心。

我们选择劳伦斯·马尔金担任编辑确实幸运。他明晰了语言、重排了段落、删除了冗余、提出了恰当的问题并建议做相关的补充。所有这些他都做到了精确， 但这还不是全部。简言之，没有他对本书出版的热情，没有他对整件事的执着， 没有他对我们讲稿所做的编辑，就不会有现在这本书。我们早就知道，他是经济和国际金融领域一流的专业记者和作家。现在，我们自豪地视他为我们的朋友和同事。

我们的研讨会， 由普林斯顿经济学系干练的阿蒂什·高希主持，他确保既能让我们对相关问题发表演讲，又能令学生们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在讲座的全部准备过程中， 我们还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三位出色研究生的协助。威廉·格兰姆斯和丹尼尔·格拉尼勒是北美年轻的政治学者，对日本在世界事务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日语流利，深谙政治经济学。拉米·阿米尔将他对经济政策和科研培训的兴趣，投入到了对错综复杂的事实的追踪和统计资料的准备中。勤勉的迈克尔和伊丽莎白·弗里德伯格，则快速、高效地将演讲录音， 整理成连贯一致的文稿。

我们普林斯顿的秘书玛丽安娜·多纳特，将晦涩难懂的文字改写成了易读的文稿， 令人惊叹。迈克尔·布拉德菲尔德、萨姆·克罗斯、罗伯特·所罗门和埃德温·杜鲁门，他们都是美联储的老同事，自愿审阅草稿的相关章节并调查了一些事实，确保我们记忆无误。纽约的安克·德宁，在督促其中一位作者将工作全部完成的同时，还愉快地协调了本书的大量工作。

一位作者^①欠了弗吉德里克·H·舒尔茨一份特殊的人情，这里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现在身为普林斯顿国际经济学系第一位弗吉德里克·H·舒尔茨教授^②。更重要的是，1979年至1982年这段关键时期，弗吉德里克·H·舒尔茨担任美联储的副主席，在他为国效劳的过程中， 给了美联储主席莫大的支持。

①此处指保罗·沃尔克。

②弗吉德里克·H·舒尔茨教授是以弗吉德里克·H·舒尔茨名字设置的教职。

而没有出版界两位著名专家持久的关注，本书也将无缘问世。来自其华盛顿律所的罗伯特·巴尼特，凭借他的专业意见和热情，帮助我们战胜了惰性。他坚持认为，我们应当继续数年前由阿尔贝托·维塔莱①最先开辟的道路。后者一开始就坚信，货币和国际经济政策的实践者，必然有些值得一谈的东西。

更宽泛地说，我们两人都清楚，还有很多做出贡献却未能在本书中提及的人。过去几年，我们在各自的政府中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当公共服务面对挑战时，众多能人所付出的智慧和精力。我们也都无法恰当地表达，对那些伴随我们成长和升迁的良师益友和同事的谢意。他们有些人在书中提及，但并不全面，更多的人则未能提到。总而言之，没有他们就没有机会写作本书。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与他们的合作， 我们得以确信，政府所遭遇的挑战，能够而且必须促使最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并带给他们极大的个人成就感。

当然，我们对本书的内容负责。

保罗·沃尔克

行天丰雄

1992年2月

①阿尔贝托·维塔莱20世纪90年代系兰登书屋首席执行官，此前为意大利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