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与我和行天丰雄刚开始工作的20世纪50年代相比，当今的世界①，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和战争，在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标志的国际经济领域，信心、稳定和希望开始复苏。
①本书第一章到第十章均为20世纪90年代初英文原版内容。在译者于杰先生的努力下，两位作者为本次中文新版增补了文字。因此，在前十章文字中，“今天”“当下”等词汇均指20世纪90年代初，不再另作注明。一一编者注。
我们都对目前的局面很不满，但我们也都没指望那些大型的经济和货币研讨会，或一系列此类会议，能像"二战" 结束时一那样，为一种达成共识的体系缔造一个新的框架。相比之前战胜国同盟痛惜战争破坏性的时候，世界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几年的辛勤开拓，新的国际体系框架得以建立，为一代人的经济发展和协作打下了基础。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的努力支持下，该体系推动了政治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奇怪的是， 在上述目标貌似成功的同时，美国却开始有些迟疑，怀疑其是何有能力继续担当领袖之责。
的腾飞是新形势的缩影。它已由贫穷的战败国变成了经济强国，巨额储蓄远超国内需求。日本为消化其产品和资本输出，严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市场，但对于维持和管理为其带来繁荣的自由国际体系，却不确定自己所能发挥的作用。其间，欧洲实力不断恢复，正致力于更广泛的一体化，并对东方打开了大门。与此同时，美国持续关注区域性挑战，应对全球事务的精力自然会消减。
国外回来的一位老友曾对我说，他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就像一部努力使美国国际地位衰落得体面和有序的长篇小说。我觉得他的褒扬带有讽刺性，暗示我们并不成功。回想起亲身参与的战后货币史，这种言论着实刺痛了我的神经。但美国也已意识到，自己在管理货币事务和美元方面日益被动。
战后，我们建立了基于固定汇率和自由贸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它刚刚如期运行，货币协议就面临压力。20世纪60年代，我们机智地采取了一些临时情施，希望巩固、加强该体系，并尝试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但权宜之计就是权宜之计，加L越南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在1973年寿终正寝。其间，理查德·尼克松及其财政部部长约翰康纳利①，努力将美元贬值变成政治功绩。也确实了不起。但长远看来，这反映了其他问题。任何货币的贬值，尤其是连续贬值，通常是发生状况的信号。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 很多经济学家和一些权威人士、比如康纳利之后继任财政部部长的乔治·舒尔茨②，想推动世界向他们信奉的浮动汇率市制方向发展。而大多数人由于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好接受这一权宜之计，不从权宣的角度判断，浮动汇率制的早期情况很难令人十分满意，波动太多，在吉米·卡特担任总统的1978年，保卫美元最终成为国内政策的重要事项，从而引发了国内反通胀战役。我也因此受命加入美联储，对抗通胀。
①约翰·康纳利(1917-1993)：历任美国海军部部长、得克萨斯州州长，1971年2月担任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部长，1972年6月辞职，在其财政部部长任内以关闭黄金窗门而知名，即"尼克松冲击"。1973年由原民主党转投共和党，在1980年角逐共和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失败后离开政府。1986年因1981年于休斯敦合伙开办的房地产生意失利，申请破产，之后曾于1990年12月海湾战争期间，前往巴格达劝说当地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候赛因释放扣押的西方人士，后者在会晤后同意释放人质。
②乔治·舒尔茨：1972年6月至1974年5月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此前历任美国劳工部部长、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后于1982年6月至1989年1月任里根政府的国务卿。
那次对付通胀的一个代价，就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高利率——一个很好的教训，即我们为什么不能让通胀失控。这场反通胀战役，使1982年始于墨西哥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变得错综复杂，随后导致美元国际价值强劲上升。债务危机和汇率波动带来的种种问题，促成了各国货币当局合作的亮丽篇章。在当时的环境下，拉美债务管理、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纵然可谓必要且有建树的突破之举，本质上却是被动的。
本书大篇幅讨论了汇率，问题也有点儿复杂。经济学家们有时持这样的观点， 即汇率完全是技术性问题。在考虑了实质性因素，例如通货膨胀、生产率、利率方面的差异后，汇率变化就是补差找平式的调整。我可能是老脑筋，始终认为：坚挺的货币通常是好事儿， 是活力、实力和竞争力的表现。当然， 这种观点可能夸张了点儿。在里根的任期内， 他的一些幕僚就这么鼓吹强势美元的好处，有时到了吹嘘的地步。这些好处后来都被证明是暂时的，但他们的直觉没错。
当然，货币贬值一般意味着进口成本上升、出口所赚外汇减少。换句话说， 国家更穷了而不是更富了， 这不是值得雀跃的事。回顾这段历史：20世纪50年代， 美元坚挺，但除了几个例外年份， 美元从那时起就走上了贬值之路。到现在(1991年)，美元对日元汇率只有20世纪50年代时的1/3，对德国①马克②也只有40%了，这一点就表明了美国世界地位的变化情况。
①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德国"均指1990年东、西德合并前的西德。
②本书中，德国马克均指两德统一前的西德货币。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灭自己士气，而是要直面挑战。"二战"后的美国地位，总体上是不正常且不可持续的。美国在战争中毫发未损，工业力量实际得到了加强，而潜在的竞争对手则元气大伤， 需要美国帮助以重建家园。美国后来的衰落(如果这个词恰当的话)并不是绝对的，仅仅是相对其他经济体而言。对其他国家来说，几近白手起家地追赶美国，是自然而迫切的事情。战后美国贸易伙伴的增长，其实是美国的政策有意为之。
而且，美国的生活水平仍然是最高的，领导能力独一无二。海湾战争清晰表明，当美国自身及朋友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美国有能力作出连贯且有远见的反应。美国能够指挥盟军，协调行动，而其他任何过家都办不到。更为长远地说，在东欧、前苏联乃至全世界建立民主制度、捍卫人类精神、振兴市场经济的重大新机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信念的坚定性及其政策成功与否。
问题在于，美国及其伙伴是否利用这些机会以及怎样利用。海湾战争中，美国被迫要求各盟国分担战争费用，标志着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内， 美国的态度及其经济地位有所变化。在我看来，还有其他一些更不样的征兆， 意味着美国领导能力的下降。尽管美元贬值了，间外贸易壁垒也减少了，我们反而开始疑心自己的竞争力。虽然美国仍然是最开放的世界经济强国，我们却逐渐发现，自己在与国内的保护主义角力。与国际金融机构交往时，我们更多关注短期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在这些机构内外，我们既想削减对它们的财力支持，又想在其中保持最强大，甚至是支配性的影响，显然二者不能长期两全。相反，其他一些国家，尤其在日本，经济地位大大增强。但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曾经的美国那样强大到无可匹敌，而且，对于能够获得广泛支持的新世界秩序， 它们是否具备远见卓识， 这一点仍不明朗。
所有这些， 本书都做了探讨。美国的相对衰落， 有多少是自然的， 有多少是有利的，有多少是由于自身问题造成的?我们本该在日本的帮助下，更加努力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带来的汇率稳定吗？该体系的崩溃， 与过去20年中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和更大的不稳定，是否存在一定联系？不具备"二战"后的美国那样有号再力和l包容性的领袖，我们又该往何处去?
写作本书时，我有一种感觉，1990年开始于美国和其他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可能会持续并茧延开来。明年(指1992年)或以后几年，任何地区，缓慢复苏之外进一步好转的希望都很渺茫。尽管衡量经济活动的客观指标， 并未表明此次萧条特别严重，但是美国民众的情绪，显然传达了他们对长期经济前景深深的忧虑， 其关切程度也许是我从未遇见过的。某种程度上， 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 美国正处于总统大选期间。所有这些，提供了非同寻常的机会和诱惑：一方面，机会意味着，就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我们在哪里，以及我们想往哪里去进行集中讨论；另一方面， 对快速调整并打开局面的追求， 诱惑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只顾眼下，却对下届选举后会怎样漠不关心。本书既非政治宣言也非竞选文件。在我们寻求一个持续繁荣与和谐的世界秩序的目标时，唯愿本书能为美国、日本及其他国家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提供启示。
行天丰雄
每当我回顾自己参与的美、日两国间谈判历史时，都忍不住会有一种感触，那种提醒我时运变迁的感触。45年前(1945年，即"二战"结束时)， 美国人或日本人都没有预料到我们后来在世界上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初，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和日本首相吉田茂①，代表两国结成盟友，这是一个超级大国与一个正从战争废墟中挣扎起步的新生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同盟关系不仅一直成功保持，并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在谈论美日同盟间的日渐不满与失和时，结盟的根本意义，值得我们双方深思。在我看来，两国同盟关系，基于几个不可分割的核心因素。一个因素是，日本接受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另一个因素是，美国默许日本自由参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可以说，该同盟关系运行得很漂亮。美国可将日本视为忠诚而顺从的追随者， 亦即美国全球战略的支持者；同时，有赖美国实力赋予的稳定环境，日本放手扩大出口，其石油、粮食和原材料进口的稳定性也得以保证。
①吉田茂(1878-1967)：1946年5月至1947年5月担任日本首相，且自1945年9月直至其首相任期届满，同时担任日本外相。1948年10月至1954年12月再度出任日本首相，这期间自1948年10月至1952年4月兼任外相。执政期间，吉田茂始终把对美关系看作是使日本重新获得大国地位的政策基石，是美国"道奇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战后初年，美国牢固树立起世界监护人的国家形象。这既是身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自信心使然，也是保护西方世界利益的责任感所致。日本成为美国导师门下最用功的小学生，不仅出自对美国战后援助的感激，也出于对实现与美国同等富裕、高效和自由的殷切渴望。因此， 在所有学习和追随美国的国家中，日本付出了最艰苦的努力。
美日同盟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它实在太成功了：即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仍将维护同盟关系视为理所当然。美国在勇敢、自豪地扮演自由世界卫士的角色时，经济活力逐渐受到军事、社会保障和私人开支的消极影响；日本则充分利用同盟营造的稳定经济秩序，通过其国民的智慧和辛苦努力，迅速搜取全球经济大国地位。与此同时，由德、法两国主导的欧洲共同体意识到，为应对日本和美国，其竞争力亟待提升。欧共体在经济融合过程中成效显著，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地位得以巩固。
随着形势的变化，美国同盟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它不再是超级经济强国和远东经济弱肉之间的同盟，而是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中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同盟。二者产出合计占世界总量的40%。
最近几年，美日同盟摩擦不断， 一方面的根源似乎是两同在同盟关系理解上的分歧。两罔都承认同盟的巨大价值。尽管如此，日本期望保持其经济自由，但越来越不满足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美国想继续担任世界卫士，却不乐意日本经济上继续坐大。换句话说，美、日都想保留同盟关系中符合自身利益的一面， 同时剔除妨碍自身的另一面。普遍的私心，使得两国忘记了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如今的全球格局与20世纪50年代已截然不同。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并仍努力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但事实是，美国不再是可以凭一己之力领导世界的霸权国家了。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共同承担管理世界经济的职能。这种三极格局，很可能维持几十年以上。另外，也许会出现一个更多元的势力结构，其中，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将发挥更大作用。但至少到21世纪初， 国际关系和世界本身，仍将受几个主要国家间的对抗、合作、竞争的动态局势所主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坚信，由于高度的相互依赖、在连接两国的亚太地区潜在的广泛利益，美日同盟仍是两国最主要的双边关系。
要在适应全球新环境的同时巩固美日同盟，两国任务紧迫。美国必须充分认识到，它和日本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的。要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美国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日本则必须像美国那样开放自己的市场，并认识到， 其生存发展，取决于与世界其他国家互利的国内政策调整。作为当今世界的正式成员，日本必须放弃几个世纪前的封闭岛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