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走进不确定的时代
行天丰雄
从1990年以来的20多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后"二战"时代最重要的结构变化。
显然，世界经济总是在交织着无数意外事件的网络中运行。这一时期遭遇的一切，都是那些或近或远的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日积月累而成。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历史转型期，向来以某种同步发生的至关重要的因果关系链为标志。
世界新秩序自"二战"结束时建立以来，维持了半个世纪。世界经济得到了扩张，文明也有了迸步。尽管国家和区域间出现了各种冲突和紧张局面，但不能否认，在这半个世纪里，我们可能享受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棒的和平与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的突出表现为，世界经济领域内新的事件接踵而至，随着彼此间的相互作用，逐渐形成了三条主要的明线。首先，是增长模式改变；其次，是金融和信息的全球化；最后，是重心的转移。这三条线索，就像一部交响乐里的通奏低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在世界经济中持续共鸣，并由于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浮出水面。世界经济史上，资产泡沫的破灭不仅发生过多次，更曾袭击过很多地区，2007年危机无疑只是其中之一。然而，本次危机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时，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上述三个趋势带来的历史性结构调整。结果，2007年危机的后遗症仍然怀之不去。甚至在2016年，我们也能看到世界范围内大量问题的存在，诸如经济停滞、财政崩溃、货币冲突、金融不稳定、收入不平衡和社会动荡等。
极有可能的是，到21世纪中叶，世界经济必须在探索如何处理这三类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艰难发展。当下，世界能否创造出一种新秩序并再度稳定增长，抑或我们将不得不面对混乱和不确定，都不得而知。
增长模式转变
"二战"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十分自然地，受损最小的美国在战后恢复中发挥了领导作用。美国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提供对外援助、进出口和对外投资；另一个是建立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即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维持有赖三个国际机构。第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黄金保证美元价值的黄金-美元本位取代了金本位，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成员国将其货币汇率钉住美元，并保证具对外经常性交易的自由化。作为回报，基金组织时刻准备提供短期融资。第二个是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通过发行成员国政府担保的债券，让私人资本在国际市场流动。世界银行用这些资金向成员国政府发放长期基础设施贷款。初期，这些贷款被用于战后重建，后来转变为扩大产能。20世纪60年代之前，用款国家主要是西欧和日本，其后转向新兴国家。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的活动，携手区域性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一起为经济力最转向新兴国家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第三个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后来的WTO)。它通过一系列贸易谈判，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无可替代。同样现实的是，正因为我们拥有美国作为稳固的超级力量，这一切才变得可能。
美国的增长和贸易赤字
"二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占到了40%。对美国经济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需求项目足以弥补军事开支的损失，并维持国家经济增长。美国转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首先，美国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了巨大的国际需求。布雷顿森林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这方面发挥了出色作用。其次，美国能够产生强大的家庭消费需求。使其成为可能的，是三个积极因素的结合，即美国人对更多更好消费的强烈欲望、美国公司满足这些欲望的动态战略，以及支持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尤为重要。整个战后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倾向于宽容对待剌激经济增长的主张。不仅如此，华盛顿采取了各种剌激家庭消费的措施，包括政府部门提供的住房信贷，以及汽车贷款、信用卡等。结果，美国家庭不仅收入得到了提高，而且通过不动产和股票等增加的资产价值，提高了借贷能力，从而拥有了强大的购买力，增加了支出。
然而，好日子不会一直持续。美国的消费品制造商失去了国际竞争力。繁荣的经济带来了自满情绪、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导致了低成本国家的快速追赶。最初是日本和德国，后来是中国、韩国，这种追赶是一个致命打击。美国的消费品制造商，再也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于是开始依赖进口。美国的贸易平衡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恶化，正缘于耐用消费品进口的急剧上升。早在60年代，美国的贸易账户就出现了赤字，原因包括高估的美元、美国市场准入的自由化、贸易伙伴对进口的限制，等等。某种意义上，美国当时的赤字，是美国为世界经济恢复所做贡献的证明。然而，随着赤字常态化，美国变成了净债务国，且这一处境进一步恶化，世界的顾虑也开始增加。人们担心：有利形势不可持续、美元信心危在旦夕、美元将贬值、长期利率将飞涨、美国经济将崩溃。
不过，担忧没有变成现实，原因有两个：一方面，尽管美元债务变得庞大，美元发行者美国，作为最强大的经济体，其地位根本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其他货币来替代美元；另一方面，美国的贸易赤字，与其他无关，恰恰意味着出口国的额外需求。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之所以能靠出口带动增长，都得感谢美国的赤字。这些顺差国家将积累的美元用于美元资产的投资，比如美国国债。换句话说，美元再度回流到美国，并帮助拉低了长期利率。结果，美国家庭得以继续借到便宜的资金，并花费更多的钱。
无论是依赖向美国出口而经济增长的国家，还是拥有庞大赤字的美国，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甚至还享受着这种奇怪的双赢关系。尽管对美元的未来警告不断，如此古怪的局面，居然持续了数十年。这段历史确实很有趣。说到底，没有人真的相信，那样的局面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同样也没有人真心想要力挽狂澜。
不可持续的全球失衡
2007年的危机，几乎彻底改变了形势。首先，美国家庭不能再借钱消费。资产价格也因房产泡沫破灭而下跌。于是，凭借资产市场价格将持续上升的假设而不断借钱花的美国家庭，遭遇了一个美妙周期的终结。恶化的就业市场增加了压力，美国家庭消费跌入结构性停滞。其次，美国对外赤字的累积，表明了出口国家顺差的累积，即全球失衡的加剧。鉴于美国财政部10万亿未偿付债券中的一半内海外持有，外国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国国债的信任，成为美国面临的严峻问题。2007年危机导致美国财政状况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显著恶化，凸显了全球失衡的严重性。
顺差国也无法独善其身。2007年危机使需求崩溃，暴露了出口拉动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外汇储备的积累增加了国内的通胀压力，导致汇率政策很难实施，丧失了国内货币和结构性政策的灵活性。
总之，骇人听闻的观点已经出现：奇怪却良性的循环，即由债务增加支撑的美国家庭的强劲消费、增加的进口和恶化的经常账户、顺差国的出口拉动型增长及其外汇储备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美国的低利率、强劲的消费，最终都变得不可持续。被这个世界享受了太久的轻松增长路径，最终进入了死胡同。
金融和信息的全球化
20世纪末期，改变世界的头等大事是全球化。1989年苏联解体，世界变成了一个由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主导的所在。最重要的是，世界实际上成了一个单一市场。在这个单一市场中，所有经济活动的要素，即商品、服务、人员、货币、信息和技术，都能够自由流动。尤为突出的是，金融和信息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历史上，金融的作用在于支持实体经济研动，诸如生产、消费、贸易和投资。随着经济的增长，金融的规模也在增加。然而，20世纪末期发生了一个逆转。换句话说，是实体经济国金融之间重要性的位次倒了过来。
促成这一历史性反转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膨胀的全球流动性，二是金融工程。我前面提到，战后世界经济的增长，本质上得益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及其导致的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也就是说，世界的增长基于扩大的全球失衡。扩大的失衡，要求更大的流动性来提供融资支持，而更大的流动性又产生了对更高收益的更多需求。
金融工程的发展，因计算机和通信工具的革命性进步而成为可能。计算机处理能力以天文速度增长。包括卫星在内的通信技术进步，也令人激动万分。于是，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输进入了新阶段。信息革命给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强大冲击，又以金融领域最为显著，因为金融也是一个数字上的世界。
金融工程完全运用了信息技术，并创制了一系列金融新产品，比如衍生品和证券化工具。新产品的外延确实惊人。如今，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73万亿美元，贸易总额是37万亿美元，而未结清的金融资产高达300万亿美元。换言之，世界经济迅速进入了一种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毫无疑问，金融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收入和就业增加。同时也应该承认，新产品的多样化起到了稳定市场和分散风险的作用。
然而，金融的主导地位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两个重大挑战。其中一个是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自信和风险意识的丧失。人们开始相信，开放和高效的市场总能修正人类错误，因此，重要的是，别去干预市场。另外，金融工程的发展，助长了错误观念的形成，以为玄妙的金融术能够控制一切风险。这些发展导致了疯狂的金融投机，以及金融变成一种赌博的事实。无疑，2007年危机恰恰发端于此。
金融规制
另一个挑战是金融监管和规制的加强。金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变确实是戏剧性的。新产品、新市场和新参与者层出不穷，金融的世界彻底改变了。然而，新的金融世界的监督和管理，所需要的规则、制度和机构方面的准备，却惊人地滞后。虽然80年代末，巴塞尔委员会采用了资本要求，世界的主要趋势仍然朝着金融自由化发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1999年的废止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管理当局的疏忽是必要改革延缓的主要原因。不能忽视的是，根本问题在于，当下金融不再被视为公共产品，它就是纯粹的商业活动。金融公共性的丧失，并不仅仅对经济领域的行为准则问题有着重大影响。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单一的金融市场，被一个巨大且复杂的交易网络所覆盖。纽约次级债券市场的沦陷，瞬间就波及了世界其他地区，并导致信用紧缩和全球范围内需求的崩溃。地产泡沫的破灭，在我们的经济史上不是什么新鲜事，时至今日，却演变成新时代的一场危机，皆因其活跃的舞台不同了。
所以接下来，处理新危机的方式自然也应该是新的。这不仅仅是经济周期中的存货周期问题。我们需要介入诸如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金融机构的风险抵抗力、市场机制规则这些领域。美国在2010年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巴塞尔协议Ⅱ》和《巴塞尔协议Ⅲ》也已经实施。此外，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们也看到，可能给金融世界带来另一场革命的金融科技(Fintech)正在迅速兴起。
力量转移中国崛起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手全球化、让世界大感压力的另一个现象，是力量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这一转移，从生产、投资、贸易和消费这类领域开始。由于工资增长，发达国家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领域失去了竞争力。它们于是投资于新兴经济体并转移生产，进口产品。这一过程改善了新兴经济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消费。中国已经实现了其中的很多方面，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单一经济体。下一阶段是软经济力量，如科技、管理和金融的转移。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新兴国家不是窃取就是购买发达国家的这类软实力。逐渐地，它们也有了发展自身软实力的能力。变迁的最后阶段，转移将发生在霸权的核心领域，即军事、外交和文化。
根本上来说，这样的转移，是经济发展史上不可避免的过程。然而，其之所以在1/4个世纪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和中国都脱不了干系。我之前提到，美国太过依赖家庭消费和金融服务业。结果，随着经常账户赤字攀升，美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净债务国，对美国的信心被逐渐侵蚀。但我不得不赶紧补充的是，关于美元崩溃的惊悚预言从来没有实现过。2007年的危机是金融危机，并非美元危机。相反，某种程度上，正是2007年危机，让世界意识到了美元作为国际流动性中心的关键作用。然而，2007年危机也确实暴露了美国经济的脆弱性，并对美元作为全球关键货币的信誉有所破坏。去美元化进程正在放慢速度。
美国的退步，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在中东地区的过度扩张给美国带来了巨额军事和经济成本，降低了美国作为全球领袖的声望。美国开始承认，自己无法再继续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了。
另一方面，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了历史性逆转。他接手了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混乱经济。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核心是观念的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大众的物质需求得到了解放。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天才。他成功化解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不满情绪。中国后来的发展，就是邓小平政策辉煌的成就史。在精英领导的带领下，又有着对美好生活强烈渴望的驱动，13亿人正奋力将这个国家推向前所未有的强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令自身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单一经济体。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动态力最平衡，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间的总体关系里也有表现。欧洲在1999年实现了单一货币：欧元。然而，经济一体化和政治非一体化间的内在冲突，却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2010年春，外围成员财政崩溃，严重破坏了欧盟的国际地位。日本的影响力也因自身的长期停滞而削弱。新兴经济体中，亚洲、拉美、中亚和中东的几个国家，继中国之后，也实现了惊人增长，因而成为2007年危机后的主要增快引擎。
新世界秩序和中国的挑战
后"二战"时代，世界接受了美国作为霸权领袖。的响，美苏之间那时存在冷战。但是苏联从未公开表示，共同家目标是取代美国而跃升全球霸权领袖。所有人都知道，苏联永远都不会这样做，也不会实现地位转换。后来，日本和德国成了经济强国，欧盟更是在20世纪90年代扩大并加强了一体化，但它们也都从未被视为美国的挑战者。
国家若要扮演世界霸权领袖的角色，需要在六个领域具备领先优势，即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和价值观。在20世纪，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同美国一较高下。
我们所处的21世纪则不同。中国有清晰的国家目标去挑战美国的单一霸权，并在倾全国之力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逻辑的显著特征是，其坚信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是历史必然，所以时运站在中国这一边。中国可以耐心地等待熟透的苹果掉下来。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的立场，明显反映了中国的务实。对中国而言，目标是消除美国的单一霸权，而国际货币体系则是霸权的一部分。中国正逐步加大对"美元中心"货币体系的抨击，并强调，看到作为全球公共品的国际流动性供应，居然受到关键货币国家国内政策因素随心所欲的操纵，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应该致力于创设国际性的关键货币，比如特别提款权(SDR)，就是这样一种能够由国际性的公正判断来控制，而且也能够对所有国家实施约束的关键货币。
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观点，但想法也很正常。然而，问题的关键是，这正是使用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体系中，被结构性植入的矛盾。这个世界已经被这个矛盾折磨了50年，但仍然找不到解决之道。中国完全了解局势，并承认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持续存在。中国无意用人民币取代美元的世界关键货币身份，中国非常清楚作为关键货币国家的负担。
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政策有三个关键点。第一，预期现有体系将至少持续几十年。中国将充分利用这个体系，努力维持由投资和消费引导的合理高增长。人民币汇率将控制在稳定水平。庞大的外汇储备将积极用于由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引导的对外贷款和投资。中国并不期望美元崩溃。美元资产并非中国的风险，而是战略财富。第二，人民币的逐渐国际化。一种方法是，创造环境让国外的市场参与者发现使用人民币的需求和好处。这种举措已经在周边区域的交易中展开。另一种方法是，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实用性和吸引力。这将通过汇率灵活性、资本交易自由化和可自由兑换等手段实现。但这个过程需要谨慎地稳步展开，且得花上十年的时间。第三，人民币主要市场的建立。不消说，一种货币要发挥国际货币作用，必须以一个接受它的自由、高效的广阔市场为前提。对于某种意欲成为全球关键货币的货币而言，该货币的主要市场应该是全球金融中心。美国于19世纪末在经济实力上超越英国，但美元却是在"二战"后才取代英镑成为全球关键货币，原因是，为代替伦敦金融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花了很长时间。中国的愿望是，让上海成为人民币国际中心，而香港则成为"欧洲人民币"中心市场。
我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上的理解和政策都非常现实，且诸事皆在按照中间的路线图推进。美国对中国的汇率政策一直颇有微词，但美国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没有太多谈判筹码。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减少日本的贸易顺差，使用了包括日元升值、市场开放、扩张性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等王牌施压日本。由于日本经济依赖对美国的出口，日本在美国的压力面前无能为力，但仍然不愿意对美国的投资本日出口开放本国市场。对美国，日本无王牌可打。而当下的环境里，中国的处境相比80年代的日本要强势得多。
然而，中国经济目前确实面临不少严重的挑战：由危险的债务累积支撑的过度投资和过剩产能、对缺乏效率且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延迟、地方政府脆弱的财政状况、不断扩大的社会差距以及腐败滋生等。
不确定的时代
总之，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单一霸权领袖。自2020年起，人口的下降和老化，能源、水、原材料、食品和环保等因素的制约，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现实的约束。包括法治在内的社会政治改革的方向和速度还不明朗。我前面提及对世界领导者所要求的六种实力，但迄今为止，中国还不拥有能俘获世界信任和尊重的领导者特质。
换句话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将不是处于一个轮流领导的体系，而是一个不确定的体系。对这样一个体系的必要治理，必须能够成付其内在风险和不确定性。G20的建立，以及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就是在正确方向下的初步尝试。关键点是，在美国和中国的引导下的主要国家必须明白，国际合作是实现其各自国家目标的先决条件。我们需要建立具备有效的相互监督和约束责任的政策协调机制。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如果找们能够开始朝这一目标行动，我相信我们将为自己找到一个新世界。
我担心，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不会很快结束。我们要面对历史性文化冲突，这一风险确实存在。一言以蔽之，看来，21世纪是一个动荡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