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还是一个新的民族主义
保罗·沃尔克
自从行天丰雄和我结束了我们的普林斯顿研讨会后，几乎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所有这些强化了贯穿我们生活的时运变迁的感觉。现在回顾一下我们的思想，并展望一下未来。
在前面的篇幅中，我们记录了"二战"以来，在国际货币事务和我们更广泛的经济生活中反复出现的一些错误的开始、误解，以及一些其实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制崩溃；石油危机动摇了我们对经济安全的认知；美国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胀；巨大的债务负担变成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国家增长的拖累；汇率大幅波动。保护主义压力在缓和了数十年后，现在看上去正在增强。
但对于所有这些问题，今天最引人关注的，是我们已经实现了什么。那些建立战后世界的人们的愿景，大部分已经实现。冷战的突然结束，也成了不容更改的震撼现实。对美国及其同盟者来说，这当然是其坚定不移地维持军事防御的回报，本书对此不作讨论。但同样现实的是，没有战后经济秩序的成功，那样的努力不可能持续并赢得胜利。从来没有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人一一在北美、欧洲以及东亚一一像之前的45年里那样，享受过如此规模的繁荣程度和个人自由提升。
支撑这一成就的，是三位一体的基本理念，即政治民主、尊重人权和对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体制的依赖。它们几乎在每个地方都处于主导地位。如今，这种高度发达的三位一体模式，若要在拉美、东欧，最重要的是在前苏联范围内复制其成功，有着大量新机遇。即便在中国和非洲，建设性变化和进步的迹象也很明显。
作为"二战"后及后来数十年主导世界的国家，美国是自由贸易秩序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推动力量。这一点，几乎被身为美国人的我当成一种信念(一种在这里有事实依据的信念)在关键时刻，美国提供了官方支持的保证，这是我们很多协作成功的基础。对于我们这些在大萧条和战争之后才成年的人来说，所有这些都显得相对简单、直接。美国毕竟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钢材和大部分的汽车。我们已经发明了电视和l计算机。我们可能也发明了商学院，其在美国的发展无疑很成功，有着管理科学前沿的盛名。
我刚开始工作时，来自其他国家的生产率小组在美国随处可见。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后者那时正如湖水般向我们涌来。尽管说不了几句英语，他们却决心学习美国的银行和金融制度。而我们现在知道，在如何改善并保将其产业的产品质量方面，日本人所受的启蒙恰恰源于美国教授。
现在的情况看上去截然不同。仅就统计角度而言，按照当前汇率，德国、日本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比美国高。这些统计数据无疑有误导性，考虑到食品和住房方面相对低的花费，在任何大型国家集群中，普通美国居民仍然享受着最高的生活标准。而且，其他较贫穷国家在"二战"重创后的恢复和增长，毕竟也是美国政策有心促成的日标。因此，这意味着政策的成功而非失败。
然而，貌似明显的是，美国并没有竭尽所能地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持自己的经济实力。或许，对于起点远低于美国的其他国家，生产率增速高于美国在所难免，也还能够接受。但20年里，美国的生产率每年总体增长仅1%多一点，不及战后初期的一半，这无法令我们满意。美国的商学院集中教授越来越专业的金融操作技术，感觉上蓬勃依旧，但制造业却不那么理想。我们曾经以为，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唯一的限制在于它们的购买力。现在，我们怀疑自己是再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在某一方面，局面几乎完全逆转：现在是美国在比照日本，好奇它的管理技术、质量体系，以及在商业和政府决策过程中中长期视野的价值。在我们的金融体系被作为稳定和效率典范这一点上，我们的态度更谦卑了，也许理当如此。
美国贸易赤字的规模和持续时间，以及美国长期的低储蓄率，无疑表明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最近几年，为支持美国的投资和政府赤字，美国不得不从国外借款或者出售一些资产，总额接近美国国内所有个人储蓄总和。即使算上海外借款，美国在厂房和设备的投资也仅仅与日本，一个人口是美国一半的国家旗鼓相当。说得过去的观点可以是，美国仍有着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基础研究方面，我们也绝对领先。但根据研发支出相对我们总产出的比例，美国已远远落后于德国和日本（约1/3），这同样是事实。按照生产率和最近的增长趋势，20年或30年内，日本经济总量实际将超过美国。
我并不想夸大这一点，此类趋势也不会永远继续。有理由怀疑我们测算自身大型服务业的正确性，而且，在一些制造行业，还出现了竞争力表现提升的好迹象。个人而言，我不同意美国经济下滑不可避免的说法，无论这种下滑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在这个世界涌现大量，新机遇的当口，美国人的心态却趋向不满和保守。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个必经阶段。长期萧条过程中缺少一个有代表性的强复苏，以及数年的过度举债之后明显而昂贵的金融紧缩，这两个因素给我们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安。但挫折感和转向保护主义的诱惑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看上去同美国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的经济表现相关，这也是一个事实。
一组统计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即使对其中数据的准确性有所怀疑。单纯从数字看，美国普通产业工人今天的真实时薪、周薪要低于25年前的水平。资深经济学家会告诉我们，统计学家可能没有正确测算医疗改善、计算机效率或其他改善生前质量等要素一一但他们也未测算上升的犯罪、更拥挤的城市和惨水的教育标准等问题的成本。综合考量所有因素，再怎么讲，也很难否定这一事实：普通美国人，在几乎一代人的时间内，进步极其有限。
我想，前面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解释这个悖论，即作为一个国家，为什么在我们的国际责任越来越轻时，我们感觉到的责任越来越重了。近年来，国防开支在一个越来越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明显小于战后大部分时间的水平，然而，即使在苏联解体前，削减军事开支的压力却更大了。有一段时间，相对于美国的体量，美国提供的发展援助在国际组织中近乎垫底。今天，美国提供的援助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2%（主要是给以色列和埃及），但与马歇尔计划高峰年份时提供的占国民生产总值2%的比例相比，我们的牢骚却更多了。
即使是现在，国防开支有望被审慎地削减到以往的水平以下，我们看上去在指望其他国家承担着帮助新兴民主国家发展的大部分担子。
关于我们的信誉，客观的观察家仍然承认，美国拥有所有先进国家中最开放的市场。但变化的方向却不那么让人放心：同10年或20年前相比，是我们的壁垒一直在增加。根据目前的各种估计判断，美国接近30%的进口货物受制于某种数噎限制。大部分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一直在朝着更开放的市场发展。无疑，就算是没有了关税和配额壁垒，美国可以及亚洲和欧洲的公司，要想打进日本制成品市场仍然是极其困难的。但如果日本社会和文化本质上仍坚持出口驱动和进口抑制，我看不到不公平贸易举动增加的证据。事实上，日本的制成品进口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增加。
尽管这里提及的美国问题更显著，但低增长和保护主义压力的问题不只限于美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缺少力度。失业和通胀是比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更大的问题。4午五年努力之后，被寄予厚望的进一步降低贸易壁垒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目前仍不确定的事实，可能是某种情绪更不稳定的标志。
可以合理地提出这个问题，即所有这些是否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规则终结以及随后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汇率波动有关，且因这些因素而恶化。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一直相信，美国在形成"国内"政策时，可以通过更多的关注汇率稳定的要求而做得更好。当然，在越南战争早期阶段，当严重的通胀在60年代中期开始时，通过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保卫美元上本可以帮助稳定经济。回头看也很清楚，在70年代初美元两次贬值前后，如果我多做点捍卫境外美元的事儿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很好地避免了通胀，而不是陷入如此的囹固。70年代后期，外汇市场上的危机最终帮助给予通胀一全面打击。
但那时候已经晚了，我们花了漫长而艰难的岁月，才找回通胀又再次被控制了的感觉，至少是一定程度地被控制了。价格稳定上的更大信心，使得美国货币当局幸运地获得了处理当前疲弱商业行为的一个必要灵活度。更大的教训是，信心宝贵，一旦失去，很难再获得。
强劲升值的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前五年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信号，但什么是合理的反应却并不清晰。像第八章里中详细讨论的，美国通过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缓解美元极度强势的努力，看上去可能是杀敌一干白损八百，特别是还需要同步控制通胀。在我看来，更应该发挥作用的是财政政策。短期内，我们确实不确定，紧缩财政是通过导致更低利率从而降低美元价值，还是在管理美国经济的过程中提升人们对经济政策信心而使美元进一步坚挺。但最终我相信，更低的利率可以将美元降到更其实的价值。更小的预算赤字会减少我们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从而降低宽松货币政策的风险。不幸的是，直到今天，财政纪律还是没有实现。
美国的经验明确表明一一很多其他闰家的经验证实一一不论具经济价值是什么，灵活使用财政政策存在政治困难。这种困难非常明显地限制了国际经济政策合作的可能性，尽管有些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也应该发挥补充角色。
缺乏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紧密协调，汇率的灵活性就成了一种必然。但现实中的浮动汇率，并未产生其忠实的支持者想象的那种外汇市场的稳定和有序状况。直到最近的几年，实际的趋势是趋向更大的波动性，而不是更小。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间的日内波幅为1%甚至更多都很平常。在几周或几月内，累积变化有时达到10%或更多。美元对日元或德国马克价值的周期变化范围为50%或更多。在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趋势实质上在融合且成功控制通胀的情况下，这样的波动尤其令人失望。
目前还不清楚汇率的上下波动如何影响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增长、价格和生产率水平。总的来说，最专业的计量经济学家的统计数据和公式仍未能得出结论。那没让我感到太过惊讶，在一个这么多事情同时发生的世界上，很难确定某一个因素的作用。但事情的逻辑启发我，长时间之后，经济效率的成本一定是巨大的。
一个开放经济秩序中的经济活动，最终更多出自"如果国际贸易和投资遵循比较优势模式，世界就会更好"的理念，比较优势是，在考虑了国家间不同的资源、劳动力供给和技术水平以及资本的可得性等因素，各罔、地区应集中在其相对有效率的生产活动上。但当国家间的相对成本和价格受到20%-50%甚至更大的汇率波动影响时，要看到企业如何有效测算持续的竞争优势在哪里是很困难的。没有对冲所有不确定性的确定或无成本的方式，唯一确定的受益者，是那些操纵交易并发明了眼花缭乱的新工具来减少风险或便于投机的人们。
但这些风险和成本，似乎正在促使发达国家经营性业务的产业投资，转向为本地或区域性市场生产。换句识说，现实世界的决策经常是防御性的，旨在规避汇率不确定性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而不是效益最大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开放市场的一些主要好处被削弱，后者维系着世界主要生产者间的激烈竞争。
毋庸太多置疑，因独立于不同经济表现的汇率大幅度波功，经济管理变得非常复杂，或者是经济管理极大地加剧了汇率波动。小国可能最为脆弱，但大国也无法免于巨幅波动的冲击。一个相关的例子是，美国产业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极强美元迎受的混乱之苦。而且，商人观念里与普遍的不稳定汇率相联系的非理性和无助意识，很容易转变成避免海外竞争的政治压力。
总之，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在拥有一个多半未受控的浮动汇率体系的同时，也经历着低增长、高通胀和强大的保护主义压力，这一现实在我看来并不意外。其他因素自然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突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低储蓄、弱财政约束趋势。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很难相信我们已经找到像一套理想的国际货币安排这样的机制。
战后时期的美国经验，说明了一个现在看起来被普遍接受的相关观点。在帮助应对以往通胀的后果或严重的国际失衡方面，尽管货币贬值（或升值）可能是合适甚至是必要的，但它不能代替更基本的政策去恢复竞争力、提高生产率和储蓄以及维持稳定。反复多次的贬值，实际上意味着必要政策决定的一种放弃，最后只会让维持增长和稳定的工作变得复杂。
本书记录的我所经历的诸多讽刺的事情之一是:自1971年美元反复贬值后，到对日元下跌60%及对德罔马克下跌53%的价位时，美罔的贸易和经常账户逆差却比20世纪60年代想象的要高很多。相反，在一些主要的工业化罔家中那些汇率强势升值同家，同时有更高的储蓄、更强大的生产率和更具竞争力的产业，而且最后是最强势的贸易差额。
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并向前看，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似乎是恢复一种固定汇率制度，有一个国际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力控制下的特定平价和游戏规则。实质上，这是二十国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花了多年时间讨论的问题。我承认，这是对高度系统化的体系里知识凝聚力和逻辑的一种怀旧心理。但即使有这种倾向，我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在今天这个更加复杂的世界上，这样的安排是一个现实的可能。
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即使有着一个强大、自信、稳定、全球视野的国家为其提供储备货币、为其运行而奉献多年这样的潜在便利。确实，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国原本可以做得更多，以保护和维持处于体系中心的美元的稳定性，而在我看来，就其自身利益而言，美国也应该这样做。但在更长期的历史框架中，考虑到经济力量在美国、日本和欧洲间更均等地分配，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体系的稳定性，过于依赖一个单一国家的政策及其货币是不现实的。
由一个善意且强大的国家力量维系的一国稳定的货币，一个理论上的替代选择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世界中央银行，能够发行自己的货币，并执行公认的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初步执行那些职能的一部分。但与真正的中央银行相比，基金组织是在一个太多制约的框架内运行，严重受制于其主要成员通过繁复程序达成共识的能力。经过如此多谈判努力之后才诞生的特别提款权，其相对而言不被使用正说明困难。主权国家政府把如此多的权力委托给一个超国界的世界中央银行，或者，市场出其负债视为真正且方便实用的国际货币的观点，坦白说，在今天乃至在未来的时间里，都不具有现实的规划基础，尽管在理论研究上有吸引力。
在一组政治上和经济上紧密联系的国家内，不同的答案倒是相当可能。欧洲共同体，与那些怀疑的专家看法不同，已经成功地在区域内运行固定汇率制超过十年了。它这样做的同时，几乎完全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且面对的是区域外更大范围内的利率、汇率的剧烈波动。在三年多的时间中，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间的官方货币价值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成功变为可能，事实上是因为区域内有一个主导的经济力量和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货币：德国和德国马克。除了仅有的几个例外，共同体内部的国家实际上愿意把它们的货币钉住德国马克这棵大树。他们这样做，是确信固定的欧洲内部货币价值，是一个经济上统一的共同市场的关键补充，后者的运行依赖于成员国间庞大的贸易流。只要德国经济保持强大、其货币是稳定堡垒，其他欧洲汇率机制成员国国内货币政策面临的束缚，有着反通胀、应对不稳定的价值。
这个安排的一个基本困难，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践一样，就是严重依赖一国和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即德国联邦银行的政策、环境及判断。就在我写这部分内容时，源自落后东德、重建的德国价格、工资、预算和利率等内部压力，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那是一种历史性的特例情况，而且欧共体的其他成员，似乎为承受畸高的德国利率对它们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后果，至少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但这种情况证明，为什么共同体的很多成员国感觉，在长期的框架内，在影响利率、货币政策及引申开来的经济方向和甚至作为整体的共同体兴衰的决定上，走向共同责任是必要且恰当的。
形势的发展逻辑，即期望固定汇率及对协调货币政策和恰当政治权威的继起需求，促使欧共体接受20世纪末之前成立区域性中央银行和一个共同货币的概念。严苛的条件被设定了出来。一个国家，在其通胀水平、预算赤字和利率，不能同时满足严格的标准就不能采用共同货币。给予欧洲中央银行的基本授权被谨慎地表述为：促进价格稳定。而且，尽管新欧洲中央银行将利用共同体成员同各中央银行建立自己的管理机构、执行其政策决定，整个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立意是显著独立于国家或政党政治影响。确实，假如欧洲中央银行能够按计划成立，它可能优先于政治当局任何同等焦点事务和基于欧洲范围作出的决策。那它本身将引起很多有意思的问题，主要是将各国的财政政策同一个单一的区域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及最终的公共责任和政治问责的恰当形式问题。
那些问题的全面解决得留待将来。经济上讲，确定无疑的是这个世界正逐渐进入区域化。这方面，欧共体是到目前为止做得最好的。它已经远远突破了一个统一对外关税的简单概念，进入了一个处理竞争问题、金融监管、环境和更多领域的更广义的共同体。目前，一个统一货币的目标已经确定，一些成员国又坦率地期望一个更强大的政治联盟。
美国已经同加拿大谈判了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正在和墨西哥进行同样的谈判。这至少暗示，该区域可能扩展至拉丁美洲，那里有更多的区域性协议已经在实施。所有那些情动已经促使一些亚洲国家思考，出于防御竞争考虑，它们也应考虑一个东亚贸易区，尽管他们对日本有着历史性的不信任。
这些新兴的经济和贸易区域，本不被美国战后的计划者们待见。后者视其为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发展起来的"帝国优惠制"的范例，而双边贸易协议网络是德过和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所有那些确实被视为歧视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带着政治敌意和经济无效的种子。诚然，是在布雷顿森林休系和关贸总协定谈判之后不久，美国支持建立欧洲共同市场。但其被视为多边准则的一个可容忍的例外，其成立的理由，是欧洲和解及建立一个强大的西部欧洲这个压倒性的政治目的。
今天，借助学术界和务实政治家越来越多的智力支持，一个关于区域性贸易区的更普遍的经济理论正在发展。该理论认为，在一个处于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眼下的乌拉圭国合谈判正处于危险当中)的世界上，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是通向更自由贸易的唯一可选的路径。因为自贸区将可以特别包含紧密的贸易伙伴，并集中关注于区域内稳定汇率的努力，避免由浮动汇率带来的世界贸易巨幅动荡。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就此而言的美国，都不曾设想北美范围内的统一货币。但实际情况是，这两个邻国同美国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都很大，已经有想法保持其货币同美元的稳定。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区本身证明是持久的，那么看到两国最终再度将其货币钉住美元，正如墨西哥比索战后大部分时间钉住那样，我不会吃惊。
尽管区域性的贸易区有着所有这些优点，但这种发展趋势让我感到不安。就它们的特点而言，自由贸易区和共同市场是个两面神。和善自由的一面朝内，对着集团内成员国。在区域内，壁垒被取消了。如果实际效用是阻止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那将是一个明确的收获。但阴暗面是对那些区域外国家的歧视。如果，问题就是这个"如果"，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金融和货币壁垒不高，那威胁就不需要当真。但在欧洲和美国，有些人把这些贸易区视为保持甚至增加外来者壁垒的手段和正当理由。比如，一种看法认为，如果我们在美国对廉价墨西哥劳动力开放市场，那么我们应该限制亚洲人进入，或至少是不再进一步的多边自由化。一些亚洲国家对此的反应表明，这种潜在威胁看上去是真实的。作为自我保护的一个选择，一个贸易区的自然反应是建立另一个贸易区。
实际情况是，过去被排斥在区域性安排以外的日本和一些小国，受到的潜在威胁像是最严重。今天，最大的风险也许在别的地方。如果对区域型贸易区的集中关注和区内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内部紧张，减少了新兴东欧民主国家和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在发达工业世界中寻求市场的机会，说得温和一点，它将是不成功的。说到金融和技术援助，它们的重建和最终繁荣必须依靠进入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市场，这反过来将激励他们需要的新投资和新技术。
很显然，正在进行的关贸总协定谈判的成功与否，对维持和提高一个开放、繁荣的世界经济前景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每次国际会议、每次峰会和七国首脑会议以及国内外媒体的讨论里都提及过。然而，这些言论和文字没有解决现存的争论问题，这些问题都附带着大量的政治考虑，尽管相对那些没有直接涉及但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言显得很小。失败的风险会特别大，恰恰是因为失败正适逢这样的氛围，即混杂着疲弱的经济增长、不断增加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和更强烈的绕过现存国际贸易秩序的意愿这些因素。在那种环境里，失败将不只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明确的可能，即贸易保护主义力量将占上风。
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回顾的发展和困境，要求其他具有建议性的回应，这些回应至少可以被纳入一个适度的议程中。
关贸总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目前的第24条规定，避免滥用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歧视区域外经济体，包括禁止对区域外经济体提高平均关税水平。但这里对非关税壁垒的约束没有其他约定里的有力。为了保持关贸总协定精神与欧洲和北美洲领导人表达的意图一致性，反对非关税壁垒的规则应明确、严格且具有强制性。理想的情况是，任何现存的区域性配额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都应转为关税，并逐渐降低。
太平洋共同体。美国和东亚贸易区之间的繁荣前途多于潜在对抗将是跨越太平洋两岸的更大的理念。这个盆地区域环绕着日本、东南亚、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洲国家。这一广大的区域占全世界贸易总量的比例已经超过40%，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里，其以实际年均增长率约8.5%的幅度扩张。这里有一些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一一同时也有贸易保护最严重的市场。这里也有不时出现且如今几乎是不断的双边贸易冲突、相互猜疑乃至一直误解的困扰。日、美之间指名道姓的争吵和指责是最明显的，但这不属于特例。
这个区域可能是太大、太多元，以至于无法考虑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为促进区域合作的政治框架思路已经形成。我们相互之间的贸易依赖，和不断增长的直接投资规模是人所共鉴的。确实，那些区域关切，为共同解决争端、抵制保护主义压力和对外国投资待遇达成共同谅解，提供了机会。关注那些本质上超越国家政策的改善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机会，能帮助把我们常常是情绪化的贸易冲突置于一个更广的视野里去解决。而且，迟早，中国也能成为一个伙伴。
汇率和国际货币关系。在区域内，我们应像欧洲国家已经做的那样，以趋向稳定为目标，但不必以欧洲同样的方式。各区域有着不同的问题和传统，但欧洲、美洲和东亚均具备重要的特点，包括一个主导货币和强大的区域内贸易模式，那将有利于汇率稳定。区域性安排一一可能在欧洲以外并不正式一一将与一个完全清晰的国际体系差得很远。但它为更有效地减少区域内汇率波动提供了一个基础。最终，新的独联体国家也会考虑、货币区的问题。
我预料的这种协调不需要一个刻意的组织机构。实际上，在我的概念里，五国集团或七国集团的能力正体现在其非正式性和灵活性上。前面的篇幅写得很清楚，我不认为精心设计的统计指标方案有实用价值，也不认为一个专门的秘书处会有特别的用处。我也不希望削弱各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从而殃及总体经济政策中最灵活的工具的有效性。确实，如果没有一些方法使得中央银行远离党派压力.让中央银行集中注意力干价格稳定，确定汇率的诸多努力很可能失败。
在这个框架中，在我看来可能的事情是，形成一些合乎逻辑且大致的判断，即什么汇率波动范围在区域内是合理且可接受的，什么范围不是。我正在考虑的范围，远远超出卢浮宫协议里规定的触发磋商的边界，即上下5%。同时，与卢浮宫协议不同，各国政府应准备好，通过不只是外汇市场干预的手段，支持一个大概的、共识的浮动区间。短期内，他们得准备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来支持协议，在中长期内，也得有改变财政政策基本取向的意愿。哪个国家应该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以及什么时间行动的判断，应该根据当下的经济形势决定，同时参考国际机构的智慧。
整个想法要有任何意义的话，政府将得承认：汇率面临的强大压力将是政策行动需要的一个主要指标。约定的汇率区间也得为大众所知。官方关于目标区域的表述将影响市场预期，有助于稳定交易活动。那确实是欧洲内部已有的经验，那里的汇率被固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任何国家或地区，只有在执行货币政策和设计总体经济政策时，真正认真考虑到目标区的问题，前述那样的成果才能实现。
最后，为了分析完整的考虑，在此我要解释国际经济事务中非本书重点的其他事情的重要性。在金融领域，已经做的工作需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加强力度，以便为金融机构建立更协调的资本和报告标准，为新兴民主国家提供过渡性技术和金融支持。
无论是在具体细节上还是在制度建设上，所有那些都不等于是主张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同时，它相当简单直接且便于管理。加上关贸总协定谈判的圆满成功，作为我个人，对利用这些准备工作抓住面前的大量机会很有信心。
存在的危险是，虽然苏联崩溃了，核威胁减少了(如果不是消除的话)，美国的军事力量看上去是安全的，但我们却可能抓不住这些机会。我们美国变得专心于自己的事务了，全神贯注于国内压力和负担，包括犯罪和毒品、医疗支出和老化的基础设施、教育短板和反复的衰退。美国在欧洲的伙伴和日本有它们各自的当务之急。
我的意思不是说那些问题可以被忽视。它们显然需要关注而且应该得到关注。但在我看来，那种认为那些国内关切总会与我们的国际责任冲突、理应从一个合作的国际秩序中退出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国际合作有很多的正向溢出效应。简单的切实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用于国土安全的支出锐减，减少的数量，将数倍多于援助东欧新兴民主国家和新的独联体国家建设性、平稳过渡的可能花费。这是一个无风险的判断，在一个合作的框架内，其他国家将承担比其过去数十年里更大份额的必要援助，特别是日本会感到其责任并按责任行事。
这不只关乎金融或财政预算。更重要的是一个有着开放贸易、更成功的金融和汇率稳定、在新旧经济体中更多国际投资的世界，对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言意义重大。这对美国的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来说是重要的，对我们期望生活的世界格局来说是重要的。当然，因为其重要性，我们需要对美国国内的大事作出反应。但我们这样做的同时，也需要为政策提供一个民意支持的基础，这些政策能够具备外向视野；这些政策体现出，美国自己最终的成功将与其他国家的成功联系在一起。
毫无疑问，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更加分散的世界，一个日本和欧洲都将拥有更多话语权和话语权资源的世界。美国可以为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施予强力的时代也许过去了，但其领袖和榜样的作用仍将是决定性的。我认为，建议一个特殊的责任仍由美国担当，并不完全是一种怀旧情结。这个责任，通常是安排会议日程、召集会议、提出行动动议，以及，如确实必要，甚至偶尔承担一个更大份额的必要资源。当萨达姆·侯赛因威胁中东时所发生的剧烈动荡、当所有人都指望美国作为那个地区更广泛和平的促进因素后所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给出的教训。
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简单的美式和平岁月过去了，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美国已经被国际责任和不公平的外贸实践或国内问题耗尽、榨干。相反，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要做的是恢复那种力量和稳定上的自信感。那么，我的判断是，其他国家，老盟友和新兴民主国家、富裕国家和仍在为富裕而奋斗的国家，将依然欢迎来自美国的一个建设性领导。未能承担这个责任将危及我们面前所有的光明前景。但一个简单的恒实是，在这个真正史无前例的时刻，这个挑战恰在我们的应对能力之内。
行天丰雄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日起，国际货币体系的话题就一直流行，但我们得区别任何体系中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因素。一个是货币、特别是储备货币发挥的作用;另一个是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安排。
经典的金本位制度下，黄金是唯一的储备货币，它同所有货币都有一个固定兑换比率。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黄金和美元都是储备货币，它们之间的比价定为35美元/盎司黄金，美国政府保证黄金和美元之间的可兑换。换句话说，美国政府使美元实际上等于黄金。美元和其他货币之间的汇率是一种可调节的钉住，其他国家只有在其国际收支根本失衡且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后，才能改变其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浮动汇率制中，我们有多种储备货币：美元、日元和德国马克(当且如果创立一种单一的欧洲货币，马克将被取代)。我们考虑一种不同体系的原因是，我们抱怨现行体系，且怀念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其鼎盛岁月的成功。保罗·沃尔克已经指出，要求一个国家担负维持和运作一个体系的所有责任是奢求，但那正是英国在19世纪末维持金本位制和美国在1945-1965年运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做的事情。那时，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拥有主导力量，如同世界霸主，且它们都有强大的外部经常项目头寸，提供融资支持相应体系走过正常的商业和贸易起伏周期。这种融资并不需要仅仅以经常项目顺差为基础，它们经常出现贸易逆差，但其海外投资利润和其他国际收益远超这个逆差。两国也都维持过恰当的国内政策，没有出现通胀或通缩的大幅被动。当这些条件消失时，这种制度就崩渍了。
我们的经历极其清楚地表明，目前的体系，或者无体系，准确地说并不是哪一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维持不下去时，它是必然的结果。目前的无体系状态的问题是缺乏汇率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这可能会伤及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增长。对这是否真是一个理论上的有效相关性进行技术性分析，会很有趣，但现实世界以往的经历像是实际上确认了这种相关性。只考虑1960-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和1973-1987年的无体系阶段：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是4.8%，在第二阶段，它降低到2.6%；年通胀率从4.3%加速到6.8%；那些国家的出口量在"布雷顿森林"期间年增长8.8%，但在第二阶段只有4.2%，同时年进口量增长率从9.3%下降到3.7%。在目前无体系情况下，世界经济的表现无疑是更差了，每个国家的外部账户都是波动加剧，而且保护主义的威胁肯定是增加了。
我们当前这个无体系的糟糕表现是不是要求一个新体系？体系本身不是终极目标。其持续性真正取决于各国能否利用体系以最大化它们的国家福利、促进增长、价格稳定和就业等。各国需要被说服，在考虑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成本收益之后，体系带来的额外利益给了它们一个留在体系内的鼓励。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一个多种货币储备的体系中叫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代表了当今世界三个最大经济体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也互不相同，因为它们各自保持自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且经济足够强大以让其货币汇率浮动。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为保持汇率稳定而放弃了对国内政策的一些控制，欧洲货币体系内的所有非德国家的确就是这样。
创建一个以美国、德国、日本为基础的体系的问题是，它们中没有一个具有英、美在过去曾拥有的显著的支配实力。另一个问题是，这三种主要货币的相对国际地位并没有反映它们的经济基本面。比如，美元的地位可能因为一些非经济因素而过重了，诸如美国的安全角色、其庞大而开放的市场的经济作用以及美元在国际银行体系中的历史性使用。当每种货币的国际储备份额同其各自代表的经济体指标对比时，这种差异甚至更为明显。以1989年的数据为例，美元占世界储备的60%，德国马克19%，日元9%。但198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为4.9万亿美元，出口3220亿美元，相比之下，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9万亿美元，出口2650亿美元，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2万亿美元，出口3230亿美元。货币储备地位和各国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差异，是在这些货币间建立一个稳定关系并奠定一个新货币体系基础的不利因素之一。
我己经说过，我得承认除了接受眼下的多货币体系之外，似乎别无他法。用黄金、一个新发行的特别提款权，或任何其他新创造的资产取代现行体系，看上去是完全不现实的，且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产生的新一轮通胀将吞噬整个世界经济。黄金价格将不得不被极大提高以保证足够的储备取代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另一个选择是，我们将不得不创造巨量的特别提款权，那是政治上不可接受的，经济上同样也是不现实的。
那意味着，这三个主要货币国首先需要努力实现尽可能多的外部账户差额，不论是像美国那样处于逆差还是像日本那样顺差币期望三国都是零差额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它们减少那些不平衡的持续努力将稳定这个体系。它们还必须持续努力以保持其资本、金融市场的开放、效率和信誉，这将意味着日本、德国需要比美国付出更多的努力。有了这些努力，这些货币的国际作用和其发行国经济基本面之间，可以实现一个更好的平衡。让我明确一下，我不建议三个货币区或集闭。相反，我认为，分散货币集团的制度化没有全球价值，尽管欧洲和北美有一个朝向区域化的趋势我不反对一个更紧密的区域合作，只要那些区域仍然对区域外经济体保持无歧视的开放。但如果前述那两个区域设法更可化为货币或经济集团的话，亚太地区将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一种更巨大的压力，甚至是一个威胁，这可能将导致其区域联系的加强。我不想看到那种情况发生，因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活力源泉，是其多样性和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开放性。
在今天的政治气候下，制定出维护三个主要货币间一个稳定汇率关系的安排，甚至更困难，而且似乎是不可能的。尽管目标区、参考范围和诸多技术性想法将被永远讨论，所有这些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当真实汇率达到边界时，某些机制在那个边界预先设定了防御措施。因此实际上只有两种汇率安排：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要在三种货币间建立一种固定安排，许多问题不得不解决，没一个是容易的。
有可能在这三个货币之间发现一个均衡汇率而非奢谈取得一致意见吗?一一这个汇率不仅要满足他们三个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且也得是国际上所接纳的，这样才能够持续。
这些汇率也能够足够灵活，以对外部冲击和可能只影响(三国中的)一国的经济基本面变化(如吸纳东德对马克的影响)做出调整吗？当此类事情发生时，经常是必须调整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训之一是，一个新的体系将必须包括平稳、快速调整的机制。
为了坚守三国商定的平价，他们能够放弃其货币政策上的自主权，并同意在不得不干预时投入无限量的干预资金吗？比如，当美过出现对外逆差且美元在市场上下跌时，日本和德国责无旁贷地买入美元以坚守三个货币之间的平价。
有可能为结算账户商定一个交易资产的方法，从而使义务干预成为可能吗？除非美国同意以外币、特别提款权或其他非美元资产向日本、德国支付以结算其逆差，再则后两者当然不会仅通过累积不断贬值的美元而进行无限量的干预。
巨额的资本流动影响汇率，尤其在今天的去管制和全球化的市场，有可能控制它们吗？这提出一个关联度更高且特殊的问题。尽特汇率无疑是比咖啡豆或羊毛价格更为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上，货币就像一个商品一样被交易。其结果是，这存在着几乎是持续性的过火风险。在市场内部，交易者是更喜欢被动，因为他们能比从稳定的市场赚更多的钱。相反，商人更偏好稳定，因为有利于他们提前做计划。
这些极其重要但通常又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在我们认真思考三个货币之间的同定汇率安排之前，必须被解决。因此我的结论是，在当前的"三币"体系下，我们只能继续浮动汇率。但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其管理，因为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汇率会浮动，但它们拒绝稳定。因而我认为，建立美国、日本和欧洲(如果欧洲同意，可能是德国作为欧洲的代表)的三驾马车模式将是有帮助的。中央银行在这个三驾马车里当然得有代表，因为我们处理的正是货币事务，财政部部长也必须参与，因为他们代表当选政府。财政部部长能够探讨一些政治动态，而不会有太多别的事情；中央银行行长专于市场讨论，其他的则不多。我们各方还需要派出第三位代表，可以从更客观佳至一个理论的角度观察形势，他可能是一位学者。当然，如果国际机构，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作为真正中立的裁判，它们的参与也会很有帮助。这个组织应定期开会，紧急情况一出现也要开会。
这个三驾马车应就主要形势情况，努力为其货币间合理且可持续的汇率达成协议。根据我个人在七国集团会议的经验，我的感觉是，只要我们讨论汇率，如果代表们不理会限定的国家利益给予他们的政治束缚，他们就能够用常识就任何时间内货币的合理价值进行非常令人愉快的讨论(比如，写作本书时的现行汇率大约125日元和1.5马克兑1美元，将在这个组织中取得广泛共识)。如果他们承认市场主导汇率同经济基本面不符时，他们可以一致同意采取纠正态势的情施。除了监督汇率，三驾马车将就宏观和微观经济政策进行定期的相互压力测试，以实现更好的国际平衡和可持续的无通胀增长。
关于会议的召集和程序，我有一个大胆的、明显有别于当下模式的建议。我相信，如果三驾马年的讨论内容被原原本本公之于众，那么其决策将获得更多合法性和力度。虽然我同意保罗·沃尔克说的"非正式和保密性保证了讨论的坦诚"，但所有那些五国集团和七国集团会议最让人有挫败感的是，尽管我们讨论、讨论、讨论，但当决定要执行时，国内对我们在小的、封闭的论坛中达成的基本协议没有广泛支持。一个可以激发并动员公众支持的方式，是让公众了解，代表们就影响其经济的决定讨论了什么。尽管代表们不是在聚光灯下一个完全开放的论坛开会，但他们知道他们的言论将记录在案。经过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成功开始和误解之后，我希望并相信，随着公众和政治家们逐渐知道他们的代表在这些论坛上说的内容、其他代表就各国政策问题谈的内容，一个针对决定的更广泛的支持基础将发展起来。
在这样一个公开论坛上，代表们无疑会承担不同的压力。诚然，他们可能会显得更民族主义，并且在本国观众面前表现出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但当他们意识到其观众不只是自己国家的人而且是全世界时，那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他们知道他们言论的力度和有效性将内一个全球性的陪审团来评判。他们也会清楚，纯粹自私和狭隘的言论，不仅会招致国际嘲笑，而且还有必然损及其国家利益的报复行为。
他们关注的焦点也许随着会议而改变。在一种情况下，主要关切可能是全球通胀；在另一种情况下，也许是恶化中的国际失衡或全球资本短缺。所有的会议上，每个代表也将集中于本国可以做什么以改善局势，或者通过调整汇率，或者是边过改变国内政策。一个对所有讨论部非常关键的条件：当每个代表向其他代表说明白己的情况时，他必须解释，从全球角度看，为什么其国家政策也是有益处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判断谁对谁错就变得非常容易，这样会给所有参会国带来有益的压力。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各国政府还得承诺，对这个三驾马车提出的任何审慎决定给予最大可能的尊重。这将是另一个困难事务，因为各国有不同的宪法安排。在日本的议会民主制下，政府代表议会中的执政党。这样的话，政府决定的内容有更好的机会被议会批准。换句话说，政府在国际论坛上的承诺分量更重。在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中，国会的独立权力更大，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的承诺，面临着在立法机构需决的危险。鉴于三驾马车的对话将是政府间的，不同的宪法结构将产生一个根本问题。比如，我个人的经历里，不论是七国首脑会议还是日、美官员双边会议，听到美国代表说"尽管政府赞成削减预算赤字的手段，但控制赤字事实上由国会决定，而政府不能控制国会"时，我就烦透了。当你的对手告诉你说，他不知道他的承诺是否依然有效时，你会觉得相当无望。但一个人还得在真实世界里活下去。我们需要得到保证的是，政府给出确定公开的承诺，政府将做出它们真诚的努力去执行会议的决定。
无疑，我的提议牵涉了相当大程度的理想主义。但没有非常革命性的内容，因为我接受现有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并希望基于广泛共识使之稍微更平稳、更有效率。要找到一批完全无情感、公平客观的代表是不容易的，但如果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并学会如何通过努力平衡国家利益和全球适应性来开展我们的讨论，我们将取得进步。
最后，无论如何，我期待着能够在一个理想社会里运行完美的事情。我设想一种情形：这三个国家同意取消其货币使用上的所有限制，保证将没有外汇和资本管制。然后同意使所有这三种货币在彼此国家成为共用法定货币。三国将不必放弃它们的货币自主权，不进行干预以支持它们的货币，也根本不承诺任何固定汇率。只要它们认为有帮助，它们当然可以商定在外汇市场或其宏观经济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将把所有这些留给市场，后者将很快决定这三种货币各自的层级、作用和价值。在这样一个安排下，我相信这三种主要货币间的汇率将趋于更加稳定，因为市场将对每一个基本经济变化作出更迅速、更平稳的反应。目前，我承认这是幻想，我也不是在郑重地提建议。但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合作意识和国际善意，可以使得一个体系成为可能，这将帮助我们更紧密地聚拢，不只作为经济参与者，最重要的是作为人，这是令人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