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付拉美债务危机
保罗·沃尔克
概述
经历了五年多的酝酿，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在1982年夏天的几周内全面爆发。债权国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贷方商业银行与至关重要的债务国，展开了一次举世瞩目的合作努力。它们共同平息并化解的危局，不但可能扰乱工业化国家的金融稳定，还会削弱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增长前景的局势。即使在十年之后，拉丁美洲自身的创伤也未能完全愈合。对其中的一些国家(以及受到类似影响的非洲国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就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而言，是失去的十年。
然而，即使考虑了所有的痛苦，影响却不完全是消极的。20世纪90年代伊始，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甚至包恬阿根廷，一批曾明显缺乏潜力的重要国家，进入了发展阶段。它们的治国理念、经济政策，甚至它们的政治体系，对其间守了数十年的僵化模式来了个彻底地改变。它们不再盘踞于保护主义高墙的背后。曾几何时，它们庇护国内垄断或卡特尔，通过政府普遍拥有和控制企业来寻求舒适和安全，抵制外资对企业的所有权及对相应的资产和能源的权利。
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被摒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关税的大幅削减以及其他进口限制的放松，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完全取消。政府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措施，以前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有企业，如航空、电话公司一一甚至一些银行(在南场上，那些墨西叫最大的银行比一些更大也更为知名的美国机构更值钱)被出售。受优待的制造商享受的补贴被削减，更现代的资本市场开始发展起来。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参与合资企业更为便利，偶尔甚至可以涉足石油化工和原油开采这样的敏感领域。
它们在态度和路径上深刻变化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也许体现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上。拉美国家之间，以及可能最重要的是，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已成为日常政治对话的一部分，而这在仅仅几年前还是无法想象的。
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认为无法证明，但似乎对大多数资深观察人士都显而易见的是，债务危机的痛苦经历，为拉美领导人重新思考其旧模式、确定更有前途的新方向，提供了必要的冲击。
当然，成功与否并不确定。有一两个国家曾经在摸索解决债务问题的过程中，出现过成功的假象。巴西是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也是历史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一一他们常说的上帝特别眷顾的国家。十年的债务牵绊后，巴西似乎陷入了迷途的危局，困顿于通货膨胀、停滞以及不自然的悲观情绪。
毫无疑问，东欧国家以及苏联解体后的新生共和国，在探索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可以从拉美学到很多教训。但显然，它们与拉美的情形并不相同。前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还包括苏联，其通常的债务负担相对较轻，承担起来可能也相对容易。但与此同时，在面临调整的需要时，它们更加措手不及。长期以来，拉美国家一直有着与资本屯义市场体系广泛适应的制度、法律体系和思维习惯。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的改革努力已经进行了多年。
最有意义的教训可能就是这一点。从根本上重塑一种经济需要时间，同时需要考验民众和政治家的耐心。但是，拉丁美洲的经验也表明，艰难的过程应与更为广泛的民主与政治自由相匹配。
危机的起源
记忆是短暂的，现在，我们都倾向于把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视为第三世界的问题了。但它发生的时候，它和第一世界的问题没什么两样：第一世界发现其银行系统突然遭到了崩溃的威胁。毫无疑问，1982年的紧急措施，以及后续的12个国家、数百家银行和好几个国际机构相互协调的曲折过程，都源于最重要的本能一一自我保护。
假如我们在另一个方面有着更长久的共同记忆，那我们的处境会好得多。国际债务危机，尤其是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不是什么新鲜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跨境"贷款数额巨大，我们易于把它看作高度发达的市场和现代通信发挥作用的结果。但一个多世纪前的借贷数额，相对当时的银行规模而言，可能同样是巨款。
距离20世纪20年代末的最后一个重要篇章一一国际贷款在短时间内激增(又在30年代初迅速崩溃)己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当我们认真回顾世界大萧条的创伤时，国际债务问题更多的是以欧洲为中心而非拉丁美洲。债务问题显然是当时金融和经济崩溃中的一个复杂因素。但对于金融作手而言，两代人的时间太过久远，所有那些过往，在70年代都被世人抛到了九霄云外。
60年代，我还是个"二战"后的经济学学生时就接触到这个问题，但我们都没有仔细研究过。那时的问题不是债务过多，而是战乱后放贷的不情愿。我还记得，研究生时期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研讨会上，我曾了解到当时的传统观点：如果由私营放贷者提供用于非短期贸易融资的国际贷款，不论数额大小(由私营放贷者提供此类贷款，从一开始就被看作是一个有争议的提议)，都应该转交银行完成。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信贷的扩张主要通过在市场上出售外国债券实现，那种做法的教训是，不存在一种快速有效的途径，能在危机时在广泛分散的债券持有者间组织一次协调"演练"，以保值并稳定市场。这是一桩人人为己的买卖，以牺牲其他放贷人、借款人的代价保全自己、最终是自己也牺牲了。
这个教训反复萦绕在我头脑里：大规模的国际贷款，如果要做，就应该由银团来做，它们可以专业、谨慎地评估风险，而且，如果糟到不能再糟，它们能够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合作进行债务重组。我以一个中央银行官员而非常生的身份学到的教训是，指望那些箴言第一条，即银行将谨慎且深谋远虑地评估风险，是不可能的。但我确实认为，国际借贷在战后世界里复苏了，且大部分确实是由银行操作的，这是幸运的。也许讽刺的是，20世纪80年代债券持有者的结局比银行要好，但根本原因是债券数额相对过小，可以通过定期支付利息来偿还债务。
第一次石油冲击前，除贸易融资外，国际银行贷款相对很少，即使有也高度集中在最具国际化意识的银行。1974年年底，所有银行给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贷款总额为440亿美元，其中约1/3由美国的银行发放，后者当时引领了银行业各个领域的国际化潮流。基本可归类为发展中国家的东欧国家，其未偿贷款总额约为140亿美元，几乎都由欧洲的银行提供。这些贷款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其政府担保。
这些很受限制的贷款业务，发生在借入款项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每年保持6%~7%的增长率，在拉美和一些亚洲国家里相当普遍。按任何历史标准，这都是抢眼的表现，也剌激了美国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所谓"期望值正在上升的革命"的说法。无论是否可持续，努力保持那种增长，成为抗美和其他地区领导人的一个政治需要。到70年代后半期，东欧一些国家也有了开放意识，虽然不像1990年之后那样如火如荼，但也足以对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增长抱有一丝乐观。所有这些导致了更多的借贷意愿。
1974年之前，许多国家需要支付比之前高得多的石油账单，大大增加了对贷款的潜在需求。同时产油国向银行存入大量资金，而银行想把这些钱派上用场。1979年年底，正当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时，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总额达到了2330亿美元，几乎是五年前的5倍。其中美国仍占约35%的份额，它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余额为820亿美元，也是1974年年底的5倍。在美国几乎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对东欧的贷款总额增长速度甚至更快，从140亿美元增长到640亿美元，因为一些西欧国家政府想鼓励对东欧开放。
这次贷款爆发式增长，开始涉及大量传统国际贷款人核心集团以外的银行。美国许多区域性银行被拉了进来，还有日本所有的大银行，以及我们后来了解到的许多散布在欧洲和中东的不知名机构。但是起带头作用并通过其业务让其他参与者宽心的，是25至50家富有国际经验和追求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银行。它们才是新富起来的产油国想打交道的对象，而对中东的统治者来说，这些大银行是公认的稳定和作续的堡垒，就像它们在西方最大公司眼中的位置。然而十分凑巧的是，银行在贷款给传统的公司客户方面却开始失去其竞争力。一些重要的美国公司发现，它们可以通过在市场上以自己的名义发行浮动利率票据(即商业票据)的方式募集短期资金，由此避开银行。一些银行因不动产借贷业务损失惨重。所以，在存款负担下，银行必须找到新途径以尽快发放大量贷款。
当然，将产油国具有潜在放动性的短期存款，转化为对有融资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数年期的贷款，使得银行面临风险。有市场利率上升的风险，银行将因此不得不向其短期储户支付更多利息。这种风险，几乎总是通过"浮动"利率一一在欧洲美元存款利率(行业术语为LlBOR，是"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缩写)加上一定息差一一贷款转嫁给借款人。有银行可能失去其仔款的流动性风险。但对实力雄厚且自负的大银行来说，这种风险在上去并没有那么大。存款市场规模庞大，银行认为只要它们愿意支付利息，就总能筹集到资金。然后还有借款者主权国家不能或不愿还款的信用风险。这种风险很难置之不理，信用的判断所需要的技术和经验，与评估公司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相当不同。但一开始，这些贷款数额相对借款国的资源而言并不是很大。它们的经济在快速增长，还款记录也不错。
产油国对自己资金的那些风险就没有这么随意了。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它们出于宗教或政治原因，对非洲或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国家的直接贷款，或者委内瑞拉对中美洲贫穷的小邻国发放的贷款。产油国直接放贷上可预见的迟疑，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引发了对顺差国向逆差国回流资金过程中将遭遇瓶颈的担忧。1974年年初的华盛顿能源大会，显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结果证明，任何官方行动都是不必要的。
当时新任财政部部长比尔·西蒙和他的同事们，都强烈反对政府下预。我猜测，和意识形态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工业国家不想承担风险，且公共部门在任何事务上都反应迟钝。在诸如此类的一个错综复杂的新领域要求多国合作时，情况更是如此。你瞧，银行市场看上去很快在自行高效地运行着。
市场既有资金又有愿意借用的人(借款人可能格外愿意)，因为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这些银行并不倾向于烦琐地对贷款附加大量政策条件。今时今日，在任何情况下，私营放贷者自主权国家提这类要求都会招致不满。与传统的银行实践相反，这些贷款日益成为帮助国家渡过国际收支和预算赤字困境的通用贷款。这些贷款主要是以美元计价，为银行监免了借款人用其本国贬值货币偿还贷款的风险。
可能不太容易理解的是，即便一个主权国家可能有办法在国内筹措资金，但不能保证找得到需要的外国硬通货来偿还美元贷款。这将取决于它创造出口顺差并稳定信心的能力，这可不是想当然的事。
传统上，银行家们接受的培训，是为便利贸易而发放期限不到一年的贷款。如果发放更长期限的国际贷款，则限于特定业务或收益情况可分析的开发项目。那种分析为贷款过程强加了某种有效约束。但真正可靠的项目是有限的，而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的需求却在飞涨。放松老标准的诱惑让人难以抗拒。
当时，相反的观点在两个争夺美国商业银行领导地位的主要对手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大卫·洛克菲勒本人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推动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全球性扩张。但该银行也是个相对谨慎的放款人，洛克菲勒担心，在回流数十亿石油美元的过程中，银行将被要求承担过多的风险，或自愿承担风险。沃尔特·里斯顿带领花旗集团，走向了进取型的国际借贷和赢利增长之路，在规模上，花旗银行在美国的银行中遥遥领先。他对回流美元的挑战无所畏惧，并高调坚称，政府应该把手拿开，因为市场能成功。
几年时间里，事实似乎为争论做出了决断。资金回流通过私人银行市场出乎意料地进展顺利，并伴随着美国政府自己不少的叫好声。实际上，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过程似乎更有势头了。对国际市场上声名显赫的银行而言，放贷资金看来很容易获得，贷款损失则可忽略不计，银行家和监管者开始容忍更高的银行资本杠杆操作。无疑，激进的咨询顾问们向保守的银行灌输的现代管理技术，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大额国际收支贷款为发起银行带来了大笔预收费用，当那些收入确认时，放贷官员将能获得可观的奖励(以及晋升)。比起传统贸易贷款那种为棉花运输劳神费心，或者分析一个国内制造商的资产负债表，这可容易多了，也更令人血脉喷张。
而且，20世纪70年代后半叶，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一切运行良好。1977年和1978年，许多石油进口国，比如巴西，开始逐步降低国际收支赤字，国内经济也恢复快速增长，而产油国自己则将其大量收入花在大规模的新型现代化项目上。毕竟，那才是调整过程应有的运作方式，是时候相互庆祝了。后来成为债务危机中心的墨西哥属于特殊情况，那里发现了海量石油，很难一一准确地说，几乎不可能一一抑制对该国潜力的狂热。当然，新发现的石油，是解除对墨西哥债务负债忧虑的一剂良药。
总体来说，数字本身似乎令人安心。按照判断一家银行承受损失能力的最简单尺度：贷款占银行资本的百分比衡量，到20世纪70年代末，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贷款已经稳定下来。到1977年年底，约150家美国的银行对第二世界发放了巨额贷款，那也贷款合计达到其资本的150%，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到了1979年，这一比率小幅增至165%。任何潜在问题的关键点，都布在于不多的几个最大的所谓货币中心银行。70年代末，为统计目的划归那一类别的9家银行，向发展中国家发放了约相当其资本额250%的贷款。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这些比例似乎也正趋于稳定。
可能还没被认识到的，是作为债务人经典止痛膏的通货膨胀，正在多大程度上掩藏着潜在的压力。那些巨额贷款是用美元计价的，而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了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即欧洲美元基本利率。实际后果是，从真实的、经过通胀调整角度来看，借款人仅支付了很少利息，甚至根本没付。
借款国的债务负担，常常通过其每年支付的利息与该国出口原材料、农产品或其他物品的收入比率来判断。1977年，拉美国家的这一比率为10.5%，高于五年前，但很难说其有不祥之兆。对于想要坐下来思考这件事的人来说，更为头疼的是，一且通货膨胀率下降而真实利率上升，将会发生什么。
要问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监管机构在哪儿，还真是个问题。是否拉了警铃，如果没有，那为什么没有？我清楚记得当时的气氛，真诚、老道、谨慎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并不像政府中某些人一样对正在发生的事漫不经心。尽管我当时并不在场，无法证明这件事的真实性，但阿瑟·伯恩斯曾忆及他1976年在华盛顿召集过一帮重要银行家，警告他们在国外有可能重蹈这些银行最近对国内房地产过度放贷的覆辙。他的担心换来的答复是，他们比他更了解银行业务。这种说法固然没错，却替代不了明智如伯恩斯博士的长远眼光。他曾经历了大萧条，并一生致力于商业周期的研究。
和银行一样，几年过去了，管理者也对"银行贷款敞口和风险相对于资本"趋于稳定的趋势感到很放心。同时，我们也都看到了另一面：拉丁美洲增长的好处和新贷款突然中断隐含的危险。根据长期公认的管理原则，看起来，这种危险恰恰发生在最大的借款国一一墨西哥、巴西，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大多数美国大银行由联邦政府颁发许可，而且多年来《国家银行法案》有一个具体规定，即对一个大规模借贷者的放款，不得超出银行资本的10%。到20世纪70年代末，眼看若要触及上限，这些最大的放贷人便面临一个选择：中断向其最大的国家客户提供新贷款。
借款者动用了外交手段，国务院发出了警告，而银行则提出了抗议。所有人都在主张维护拉丁美洲秩序和发展的最高利益，而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面对法律(包括违反时的刑事处罚)的白纸黑字，时任货币监理署署长的约翰·海曼①不得不竭尽巧思。在与我和其他人商量之后，他做出了所罗门式的决断：如果一个政府性组织，比如墨西哥的国有石油公司，在国内有独立的融资渠道，美国的银行可将之视为10%的墨西哥贷款限额以外的独立借款者，即使这家公司的借款也是由中央政府担保的。这种做法缓解了压力，突然之间，墨西哥和巴西可以将来自美国的银行的借款，分摊到多个实体上以规避限制。
①约翰·海曼：1977-1981年担任美国货币监理署署长，其间同时担任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代理主席和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首任主席。政府生涯外，系投资银行家。1981年离开政府后，重返华尔街从事投行业务。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据1863年美国国家货币法授权成立，负责美国国民银行及在联邦注册的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隶属于美国财政部但独立运作的监管机构，也是美国联邦政府五大监管机构(其他四个为CFTC、FDIC、SEC和美联储)之一。该机构署长由美国总统任命，并经美过联邦参议院通过，任期5年。
它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吗？我当时觉得它是合理的，有趣的是，多年后，国会(在里根政府敦促下)出于其他原因放宽了对单一借款者的限制。但是，如果有人深究20世纪80年代储蓄和贷款业务的各种问题，他会更加认同就风险承担制定并实施一些关键限制的做法，尽管这些限制在特殊情况下显得轻率和专断。
稍早些时候，伯恩斯同意向我试着设计一种更周全的机制，以便在海外贷款业务领域指导我们的检查人员和银行。这种想法目的在于在银行敞口增加的过程中实现渐进式约束，而不是陡然停止信贷，或我们点明某个特殊国家不值得给予贷款，除非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相当于一种观念新颖的交叉分类制度，同时考虑了借款国的经济实力与银行的敞口。根据国家经济状况、银行实力及其贷款风险敞口的综合情况，将分别亮起绿色、橙色或在极端情况下的红色信号。就像一些商业银行为支持其信贷判断所采取的做法类似，我们开始进行大量国别分析，以支持我们的预警系统。
我个人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机制框架，但在其实施后的几年里，我们发现它对减缓放贷几乎不起作用。整个流程有意设计得很细致，显然是太过细致了，以至于领域内的银行审查人员难以把握分寸，或者是银行无法有效回应。十多年之后，我看到有关银行审查人员在国内地产贷款上太严还是太松的争论，于是想起了我们的多色示警图。官僚机构对鲜亮的红色或绿色信号反应最敏感，而试图在两者之间亮起差异细微的不同色度，几乎就像把圆的变成方的一样难。
不幸的是，在这方面，商业银行的官僚机构并不比公共部门的官僚机构更容易指导。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所有系统似乎都在"运行中"。许多国别分析家受雇，但无论采用哪种正式评审程序，贷款官员知道国外贷款不曾发生过大损失，当然拉丁美洲也没有。正如沃尔特·里斯顿始终强调的，他们将那些记录视为银行贷款最安全的分类。当然，贷款到期时，通常被"展期"，或者以新的贷款置换，但毕竟即便是给美国政府的贷款也是这么操作的，不是吗？
对负责放贷的高级职员而言，第二个相关事实是这些贷款的收费可观。随着越来越多的银行加入这场游戏，竞争变得十分激烈，以至于普通贷款息差一一伦敦同行拆借利率的资金批发利率与银行自第三世界借款国收取利率的差额一一有时降到0.5%，甚至更低，很难提供足够合理的银行资本收益。但是资金市场上那些将贷款打包并牵头银团的大银行，以及负责这一业务的银行高级职员，可以从他们收取的附加费用中大赚一笔。因此，在飞往拉丁美洲的航班上，坐满了准备去签署贷款协议的年轻人。
对借款国而言，这是个老掉牙的故事。热衷并渴求增长是人类本性。如果获得贷款易如反掌，你多半会用它，有时甚至违背自己更为审慎的既有判断。对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或财政部部长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银行信贷模式，就像是收到了信封里的一张信用卡一一在授信额度的量级上多了三个或四个零。而一个不幸的事实是，军事需要，甚至当地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小规模贪腐，为获取贷款提供了额外动机。
危机发生后，我从墨西哥官员那儿听说了一个让人悲哀的故事。大约在1980年或1981年年初，墨西哥的高级财经官员对该国债务增加的速度深感忧虑。他们鼓足勇气找到洛佩斯·波蒂略总统，敦促后者削减债务，并在此过程中放缓非常危险的经济增长步子。总统说他会考虑。之后他征求了几位朋友的意见，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咨询了一些银行，问其是否也担心墨西哥债务。银行表示不担心。于是，总统告诉他的财经官员，他不接受他们的建议。
仅在1981年，墨西哥就陆陆续续增加了150亿美元的债务，未偿还余额几乎上升了35%。贷款息差实际上下降了，证明了银行家们的漠不关心。随着危机的临近，曾经发出警告的官员们被解雇了。这就是对过早拉响警报的回报。
对大多数拉美国家而言，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而不是此前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了将其变得异常脆弱的新一轮借贷浪潮。此后不久，美联储出台了新的货币政策，真实利率为负的日子结束了。讽刺的是，一个在第一次石油冲击后发现新石油资源、变身产油田的国家①，居然率先爆发了危机。墨西哥是做过头了。面对失控的信贷扩张、加速的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上升的进口在全球油价跌落峰值后开始超过石油收入，在1982年2月还急于放贷的银行家们，到6月就后悔了。
①此处指墨西哥
尽管实际数字滞后了六个月或更久，但危机的到来却不难察觉。三年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获得的银行贷款增加了50%，到1982年年底，总额超过了3620亿美元，其中1/3由美国的银行发放。墨西哥对外国银行的未偿债务在6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0%。九家美国货币中心银行，单是发放给墨西哥的贷款，平均约占其资本总额的45%。而发放给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则接近它们资本总额的两倍。
贯穿1982年上半年的问题，并非墨西哥是否正面临危机，而是如何应对危机。一个民粹主义的政府，一再拒绝放缓其经济增长；银行信贷的唾手可得，意味着该政府也看不到放缓增长的必要性。个人和滥用的政策同时被批评的洛佩斯·波蒂略，正处于其六年任期的最后一年，显然不愿认错。1982年2月，市场以抛售比索的方式明确敲响了警钟。这引发了一次贬值和一个有限的紧缩方案。虽然哪一项行动都不真的令人信服，但小型危机有其积极方面。由席尔瓦·埃尔索格任财政部部长、米格尔·曼塞拉任墨西哥银行行长的新的财经班子搭建起来，他们是绝对一流的。两人多年前就开始在中央银行任职。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也是如此，两人和他联系密切，而他，按墨西哥的惯例，已经被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指定为下一任总统。
席尔瓦·埃尔索格和曼塞拉开始访问华盛顿，大约每月一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财政部和我汇报不断恶化的形势(在席尔瓦埃尔索格的记忆里，对美联储的拜访始终与柠檬酥皮派联系在一起，那是美联储白助餐厅周五菜单上的例行甜品，也是我的最爱)可以想到，我们的建议无非是向基金组织申请贷款、采用务实有效的计划改革国内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减少墨西哥资本外边到安全港美国及其他地方所造成的失血。他们的答案，就像我之后在请求处理我们的预算赤字时美国财政部部长们的回答一样简唱：他们的总统不会同意。墨西哥第一次根据基金组织严格且不受欢迎的方案接受监管时，刚好是六年前洛佩斯·波蒂略就职的时候。他不会在任期快要结束时重复这段经历。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等待新总统，而新总统要到7月份才能被选出来，并且五个月后才真正正式就职。
这样，就是争取时间的问题了。为了在心理上把控整个局面，我们怀着极大的不安，同意向墨西哥银行发放一到两次隔夜互换贷款，以支持其美元储备的月末数字。我们会在每月储备增加的前一天把钱转过去，第二天再把它收间来。我们的不安并非出于对财务损失的担心，而是因为"粉饰存款"，对债券银行和墨西哥人自己掩盖了墨西哥所面临的整体压力。在财政部的默许下，我为这些行动向公开市场委员会作了辩护，前提是席尔瓦·埃尔索格愿意以个人名义向我们保证、一旦新总统能自主落实基金组织的救助计划，墨西哥就向后者提出申请。在9月1日之前是办不到，那一天，洛佩斯·波蒂略才将以离任总统的身份发表传统的告别演说。这是一段漫长的过渡期一一大漫长了。
随着新的银行贷款的最终枯竭，美联储同意，在7月份墨西哥大选后，启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长期存在的、数量为7亿美元的互换安排。那是一笔真正的贷款，而不是那种隔夜粉饰操作，其目的是在墨西哥官员与基金组织开始平静讨论时，帮助墨西哥渡过夏季这个难关。我们明白，只有到了9月份或之后，附带一份严格的新方案的基金贷款公告，才可能发布在这个设计最周祥的计划中有一个小小的难题：信心没有了。原本预计能支持一至两个月的资金，被从墨西哥的外汇储备中吸走了，秋风扫落叶般大规模飞向了海外。
危机
危机来敲门是在8月9日那一周的开头，那时我正光临怀俄明州的一个渔场。那天上午，我捉什么都极其困难。下午，大陆伊利诺斯银行的主席来拜访。他坐飞机过来告诉我，他的银行面临很大的麻烦，不得不请求美联储支峙。第二天，我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说墨西哥就快没钱了，所以我几乎没捉到一条鱼，便赶回了华盛顿。星期五，席尔瓦·埃尔索格和他不知疲倦的债务处理同事安赫尔·古里亚①，在我的办公室梳理了形势并指出了应对措施(席尔瓦·埃尔索格，有个众所周知的昵称"Chucbo"②，后来对一屋子忧心忡忡的银行家们表示，他们大可对墨西哥债务放心，毕竟，有耶稣和天使在照管)。
①安赫尔·古里亚：曾于1994-1997担任墨西哥外交部部长，1998-2000年成为墨西哥财政部部长，2006年6月1日担任OECD秘书长至今。
②在墨西哥，该词是对耶稣的别称。
如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获得新的银行贷款，墨西哥显然将无法清偿任何到期债务。放贷银行需要尽快被告知这一情况。同时，如果墨西哥让人相信其已备好明确的方案且愿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那么就有可能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央行获得短期应急贷款。动用官方资金向私人银行偿付借款，或者说白了，帮他们摆脱困境，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官方资金需要作为短期过桥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期贷款和新的银行贷款一安排出来，就得马上归还。
后来，美国财政部官员受到不少批评，因为未能在债务危机爆发前认识到它的程度和影响。但是他们当时近乎无能为力，而且毫无疑问，当危机有可能转为现实时，他们尽了全部力量。按照唐·里甘的指示，他的副手蒂娟·麦克纳马在8月14日那个至关重要的周末，为寻找和协调美国政府资源工作得十分辛苦。
要获得同等规模的农业贷款相对容易。目前致力于帮助农产品出口的PL-480计划，为之提供了现成的工具，就像这些计划早前几次发挥的作用一样。一个更为重大的突破，是获准提前支付墨西哥后续向战略石油储备出售汽油的10亿美元。这涉及很多技术性问题，以及一个隐含的高得离谱的利率，反映了满足预算局和能源部官员们美国人交易本能的需求，他们对处于危险关头的更重大问题没有任何感觉，而且对随后可能的政治批评也缺乏起码的敏感。可以充分理解，那些必须支付利息的墨西哥石油官员们非常恼怒。将近一天的时间里，整个一揽子计划似乎要谈不下去了，直到美国谈判代表把实际利率削减了一半。
财政部愿意和美联储一起增加对墨西哥的贷款安排。我还邀请了我的一些外国同行，形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央行贷款一揽子计划。最后，该计划金额达到了18.5亿美元，实际上比我们原定的15亿美元目标还高了一点儿，其中一半来自美国。英格兰银行的戈登·理查森①和瑞士国家银行的弗里茨·洛伊特维勒，本能地理解危险所在，后者还恰巧是中央银行家们所偏爱的会议场所一一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主席。他们出于经验和善意，立即参与进来，协助我们寻求欧洲主要中央银行参与过桥贷款。日本银行行长前川春雄("迈克")，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其他中央银行会议的积极、可靠的参与者，他迅速获得了日本政府对参与行动的批准，日本的规模仅次于美国。到了周末，整个计划全部就绪，原则上已经准备宣布，尽管还有许多难题尚待解决。最紧迫的是对各中央银行过桥融资令人满意的担保，这样，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落空了，它们也能有一定的追索权。
①戈登·理查森：1973至1983年任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行长，1976年加入英国枢密院，1979年获颁地方军勋章，1983年获终身男爵身份和嘉德勋章。此后，曾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咨询委员会，担任过朝圣者信托主席。他也曾是三十人团体成员，后来成为其名誉上席。
总之，这是国际金融合作的著名范例。对于后续所有的巩固措施来说，这些协议确实是建立在财经官员们，也许更为实际的是在中央银行官员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借助经验、职位和训练这些优势，他们能够在深入了解和坦诚的基础上相互交往，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显然，我们无须花费大量时间向彼此解释这个紧急状态的本质。我们各自国家银行体系所受到的威胁，可能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银行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没有一个重要国家会认为与己无关。不仅如此。甚至是那些感觉远离金融危机的国家，也能意识到墨西哥的困境及其发展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危机。幸运的是，新上任的墨西哥财经官员，也多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所熟知，并有着与我们相同的顾虑。
有了短期过桥贷款和原则上达成协议的其他贷款，我们决定邀请世界各地的几百家主要商业银行的行长，参加18月20日在纽约联储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的安排、时间和语言，都很重要我在纽约联储同墨西哥的官员们待了一个晚上，在场的还有托尼·所罗门(他离开财政部后，我说服他担任纽约联储主席)、蒂姆·麦克纳马和美联储的两个重要人物：特德·杜鲁门和萨姆·克罗斯，他们叫人注定要多年专注于拉丁美洲债务问题。甚至在晚餐时，我们都不得不应付更多关于墨西哥对外金融崩溃的坏消息以及一些新的意外，比如，发现同一船石油，不止一次地被用来担保发放给墨西哥的贷款，以及至少有一笔银行承兑的授信额度，可能不符合美联储的规定。
我们决定向所罗门在会议上介绍席尔瓦·埃尔索格，以这种方式表明我们的官方关切和兴趣。其他一些国家有级别较低的官方观察员参会。我们还决定，银行应当被要求同意"暂停偿付"——一个比"延缓偿付"或"违约"少一些恐慌感和攻击性的词儿，后两种做法从技术上将触发迫使银行取消抵押赎回权的法律行为。
一切都进展得很迅速，总体而言是顺利的。纽约的会议上我不在场，席尔瓦·埃尔索格和古里亚显然对业已形成的僵局做出了清晰的解释，并用他们的理解打动了银行。他们强调他们的目的是寻求基金组织贷款，尽可能打消人们对墨西哥意图的疑虑。有所触动的银行家们几乎没提什么问题，也没有人特别反对对其债权"暂停偿付"的请求。席尔瓦·埃尔索格立刻机敏地将此对媒体解释为默许。没有银行质疑这种解释，而接下来的会议则计划商定一个相互同意的方案。当然，银行实际上也没什么其他可行的选择。不过，就是在那时，确定了协议将通过与一个银行委员会的自愿谈判达成，随着危机的扩大，这种模式也被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所采纳。
我是说一切都进展得合理顺畅，但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里，解决困难过程中的复杂和挫折一一法律的、银行业的、人际的，却一言难尽。我个人很幸运，能够有所倚重，纽约有所罗门和克罗斯，华盛顿有迈克尔·布拉德菲尔德，我招揽他为美联储总顾问，以及特德杜鲁门①，作为国际研究的头儿，他比其他人更擅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来，接替了所罗门纽约联储职务的杰拉尔德·科里根，也投身于这个工作，他至今还在处理这个问题，他早前曾是我在华盛顿的助手，还担任过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私人银行家中，花旗银行的威廉·罗兹②在当时及后来的时间里，在组织和协调私人商业银行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西班牙语流利，曾在拉丁美洲工作。在漫长而又频频受挫的几年里，他总能巧妙地说服银行和借款人接受，协商的金融清算而不是强迫出现违约，才符合他们的利益。
①即下文中的埃德温·杜鲁门，特德系"埃德温"的昵称。
②威廉·罗兹：1957年起，担任了花旗的多个高管职位，最终成为花旗集团、花旗银行董事长。1984年担任花旗银行重组委员会主席。
我已经谈及财政部在美国国内发挥的作用，以及我中央银行的同事们在国外发挥的作用，这些作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戈登·理查森(现在是勋爵)和国际清算银行的协调。官方介入在当时和以后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完全符合经济学初级教材解释的一个中央银行的主要功能：充当国家银行系统的"最后贷款人"。这一观点指的是，当贷款意愿缺乏预示着一场金融恐慌时，中央银行能够填补这个真空，在必要时为此创造货币。事实上，那就是我们在一个国际范围内共同做的事，这使得事情复杂了许多。但最后贷款人面临的中心问题是相同的，无论是国内解决还是国际解决，答案永远要求判断力。
19世纪英国财经作家沃尔特·白芝浩①写下的耳熟能详的教科书名言：自由地放贷(他说，以高利率)以恢复流动性，但如果问题关乎清偿能力，千万别这么做。说白了就是，如果银行只是现金短缺，它需要的全部借给它，但如果它是基础不牢(资不抵债)，那就一个子儿也不借。
①沃尔特·白芝浩(1826-1877)：英国记者、商人、散文家，1960年起担任其岳父詹姆斯·威尔逊创办的《经济学人》杂志主编直到辞世。其代表作为1973年的《朗伯德街：别于货币市场的描述》(Lombard Streef：A Description of theMoney Market，朗伯德街系伦敦金融中心)，本段名言即出自该书，被称为"白芝原则"，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更为频繁地受到各国央行官员引用，确实配得起"教科书"一词。
之后几年中评估债务危机时，关于拉美国家面对的是流动性问题还是偿付能力问题，有很多的讨论，这意味着对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当然，国家偿付能力这个概念是非常微妙的。沃尔特·里斯顿在其如日中天之时曾说过，一个国家是不会破产的。这话与实际经验不符，因为多年来已出现了多起官方违约。但确实没错，国家没有有效的资产负债表，而且除了最极端的情况，重要的是一个政府偿付的意愿，而不在于它的偿付能力。但即使抛开政治考虑，破产与缺乏流动性之间的差别，在教科书中要比现实世界中更容易分得清。做了一段时间的中央银行行长之后，我无法确定我是再曾见过一个纯粹的流动性问题。通常，重大的流动性问题因某种偿付能力问题引起，否则就不会缺少有意愿的放贷人。说白了，如果你的信用无懈可击，你几乎总能筹集到资金并顺利运营。
既然如此，我们对墨西哥的未来及其偿付意愿还是有信心的，但我必须承认9月初的多伦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前夜，这种信心多少有些动摇。洛佩斯·波蒂略为了挽回他已狼藉的声名，并没有体面地同意对一份基金组织协议的需要，而是在他的最后报告中一一总结其总统生涯的演讲，进攻性地发泄了其民粹主义的本性。墨西哥的银行由于涉嫌煽动并助长资金外逃，将被国有化。外汇管制也将被实施。这些对米格尔·曼塞拉来说都太难了，于是他辞职了。在多伦多参加基金组织会议并对这个演讲毫无预辑的席尔瓦·埃尔索格，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辞职。可以理解的是，墨西哥的银行在海外分行的美元存款挤兑加剧了。墨西哥的银行一度在工作日结束时不能满足储户对美元的需求，这导致复杂的自动国际清算机器到了崩溃边缘，威胁着整个体系的信心。
在贷款协议还没有一点儿眉目时，我的那些中央银行行长同行们就让我判断，可以用多少商定的过桥融资来帮助墨西哥的银行维持美元流动性。我被堵在多伦多一家酒店的房间里，同意发放足够的资金以便结请支付体系。接着，只有在墨西哥的银行的美元储户一一大部分是其他银行而非个人一一同意维持原有的基本存储关系不变，并且不取出他们的资金破坏该体系的情况下，资金才会一点一滴地补充进墨西哥的银行。墨西哥的银行同其储户中间说服工作的紧张程度只能凭想象了，但压力最终减退。而几个尾期后，即将上任的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的顾问班子，在一位名叫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的人带领下，可以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了。当时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时年35岁在计划和预算部供职的技术专家萨利纳斯先生，六年之后会成长为接任德拉马德里的下一届总统。
1979年，雅克·德拉罗西埃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其任命无疑得益于他担任法国国库主任，尤其是1975年就修正基金组织协定与埃德温约谈判时留下的良好印象。我当时完全不认识他，他年轻一些，我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时，他的官阶也低一级。在处理债务危机时，我们走到了一起。我很快发现，他不仅有胆识、有头脑，而且这些品质在应对当时的国际金融问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处理当时乃至席卷拉美及其他地区危机的那些机构中，基金组织处于正中心。德拉罗西埃在债务国和银行之间扮演的角色，很像一个置身于国际大舞台的破产法官。但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章法或实践可循的领域，所以他不得不摸索着制定新规则。他做这些工作时，展现了非凡的技巧和坚忍的毅力。
为墨西哥制定的调整计划的许多内容，尽管可能在细节上有困难之处，几乎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药方：大幅削减预算赤字、加税并削减补贴、限制工资、极力减少货币供应量。所不同的是存在共识，即如果没有足够融资弥补不可避免的经常项目赤字，直到墨西哥重新站稳脚跟，没有一项措施能起到作用。调整计划所需融资，超出了基金组织自身或其他官方放款人能够或愿意提供的数量。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银行将不得不提供其余资金。如果银行不这么做，那么它们现有贷款的利息将希望渺茫，更不用说偿还贷款本金了。
从概念上讲，这一点足够清晰。问题是去说服单个的银行意识到共同利益，而不选择退出这个新的一揽子贷款计划。如果以为它们可以搭便车一一也就是说，赚取其贷款的正常利息，而且甚至从基金组织及一些更大的、承担更多风险的银行预付给墨西哥的基金中，获得部分贷款偿还，那么许多较小的银行可能被吸引退出一揽子计划。退一步讲，一家银行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的敞口太小，相比提供任何新资金，它会宁愿承担损失并从不明智的冒险中退出，转投其他国际金融领域。而向墨西哥发放了巨额贷款的大银行，则会倾向于提供贷款，以避免因墨西哥违约而损失惨重，而不只是帮助其竞争者摆脱困境。
在化解潜在僵局时，德拉罗西埃做了些前所未有的事，还有一些事为应对债务危机确定了基木融资框架。他坚持要求，如果商业银行不首先承诺所需银行融资的一个"临界规模"，即预期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第一个墨西哥计划中约为50亿美元)的90%，就不批准基金组织对墨西哥的任何计划或贷款。这一要求的结果是促成放贷银行间高度的团结。他们就新贷款如何在彼此间公平分配进行了冗长的谈判，而他们问的这些谈判，常常看上去与他们同墨西哥人之间的一样艰难。德拉罗西埃或者我(有时两人同时)时不时与一些放贷银行见面，保证问题会公开、沟通是顺畅的、对协议达成的重要性是有共识的。整件事耗时数月，但最终，1983年年初德拉马德里就职后，一切都有了进展。
详细的叙述是值得的，唯一的理由是第一个墨西哥计划为之后的许多类似事件确定了一种模式；一个又一个的拉丁美洲债务国(以及其他非洲和亚洲的)发现贷款市场关闭了，而且它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极少的拉丁美洲国家一一乌拉圭和哥伦比亚是主要的例外——在没有一个正式的基金组织计划的情况下勉强撑过去。甚至银行当时的模式都是相似的。
所有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一个中央银行的正常义务和权限。最初的墨西哥危机爆发后，我忧心忡忡，唯恐政府不能理解和支持已采取和将需要采取的动议。我和蒂姆·麦克纳马拼凑了一份备忘录，强调指出其他国家肯定会步墨四哥危机的后尘。当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把政府所有部门的相关官员召集到了一起。现场实际上没有太多讨论，从外交政策、经济层面以及金融因素看，促进协调挽救危机的努力看来已经足够清楚了。
后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债务国启动的所有单个计划中，阿根廷1984年的一个计划因其对其他计划的影响，最使我感兴趣。由于煽动性的军事独裁政府交替，阿根廷几十年的经济政策是一片混乱。所幸，该国资源蕴藉、农业丰饶，且不乏受过教育的聪慧人士。"二战"前夕，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和资源都与加拿大很接近，但所有这些都被贝隆政权挥霍殆尽。由于没有连贯、持续的经济政策，阿根廷沦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高通货膨胀率反复出现，生产率水平也极为低下。20世纪80年代初，困扰军政府的痛苦分裂、政治动荡以及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的失败，使局面变得更加艰难。之后，1983年的民主选举带来了新的契机。劳尔·阿方辛成为总统，他是老的城市激进党成员，该党有着模糊的左翼倾向。经济上，他的政府有一阵不稳固，因其经济部部长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那些商业银行体现出来的"反动"国外影响，采取了一种强硬姿态。
1984年，一个能干且富有想象力的新经济官员队伍走马上任。他们认同在国外资金援助下实施紧缩计划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必须求助于基金组织。他们为该计划设计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新核心内容，兼具象征性和实质性。他们将用一种全新的货币——奥斯特①来代替过度通胀的比索。虽然这种改变涉及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但计划的其他部分，尽管在范围和意图上显得激进，还是不乏先例的。
①奥斯特(Austral)，1985年6月14日起在阿根廷流通，1992年1月1日该国货币名称再次改为比索。
尽管都是常规内容，整件事却印上了"阿根廷制造"的标志，而我是那种遇到可以将效果和影响最大化的机会时，就会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行动的人。德拉罗西埃有办法快速促成此事。最初的反应十分可喜。我接受了11月份访问阿根廷的邀请，部分出于好奇，但也希望能够提供精神支持。经过40年的极端动荡，在阿根廷，没人会对任何事抱有信心，但即使是对商界、银行界和劳工组织的简短拜访(还有一天下午与来公司放松、毫无戒心的阿根廷人的闲聊)，也感到一种希望也许还有自豪感回归的其实感觉。
胡安·苏鲁耶，一位巴斯克血统的经济学教授，作为经济部部长，是该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的举止和做派都与一位魅力非凡的政治家截然不同：含蓄内敛，简朴的生活作风一如其政策，但是智力超群并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计划。我认为阿方辛总统对计划的内容是信赖的，但面对持续的军方干涉，又面临在阿根廷培育民主制度和习惯的艰巨挑战，他当然更是一位十足的政治家。可能是因为中期国会选举未能实现他曾期望的激进党取得绝对多数的结果，他对采取下一个必要措施以巩固奥斯特的稳定犹豫了太久，导致这项经济计划失去了势头。最后，必要的预算紧缩难住了他。他面临税收过程中的极低效率，以及长期大额补贴中内生的政治绑架。生活在一个被保护的环境中的行业领袖们，对引入更多竞争的开放经济没什么热情。将膨胀臃肿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或者至少提高其效率的希望，由于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破灭了，最著名的例子是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YPF)，一家垄断的国有石油公司。
一两年之后，这个起初大有希望的计划全线溃退。一个实现飞跃性进步的绝佳机会已经失去，落入了完全老一套的拉丁美洲模式之中。其他试图仿效苏鲁耶做法的国家，通常更侧重表面功夫，而并不触及硬预算约束和信贷核心问题，也没能取得快速成功。
几年后，拉丁美洲在许多方面取得的进步要明显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期看上去不可能的字，在政治上变得可接受，在方向上也几乎无可置疑。到90年代初，阿根廷和墨四哥在私有化方面进展顺利。进口壁垒减少。阿根廷重新将其货币钉住美元，墨西哥也差不多稳定了它的比索。智利在经济自由化方面走得更远，而委内瑞拉的情况差不多。那些负责经济事务的人，得到了国内和国际商界近乎一致的公平赞扬。同时，他们强调其成功是建立在早期的努力基础上的，尽管有过错误的开端，但那些努力仍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教育和制度建设。
整个债务危机过程中、一个有趣的方面是战续趋向更多民主、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开放的潮流，以及趋向与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的潮流。由于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危机中跌至谷底，这种潮流自然成为那些关心政治改革以及人权问题的人的一种担忧。那些担忧促成了无数多边债务减免谈判。这些来自学界、国会以及后来的华尔街本身的建议，尽管细节上各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基本要素。普林斯顿的彼德·凯内姆第一个发表了明确的观点。这些建议提出了一些概念上简单却难以实施的交易方式：放贷人将通过减少其贷款的本金或利息(或者二者都减少)作出重大让步，同时还需要工业国家为剩余债务提供某种官方担保，债务减免只适用于那些同意制定稳定和调整计划并实施这些计划的国家。
所有那些建议，似乎在哪些国家有资格获得减免、哪些没有的问题上，会引起近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举个例子，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样有效管理大部、债务负担的那些国家，是否有资格减计其债务？工业化国家的立法机关将同意那些"事实上将部分地帮私人放款人脱困的"必要担保一一这种想法像是不靠谱的。那些必需的谈判的极端复杂性是令人生畏的，而且最终会带来失败、极度失望，以及负面政治反响的高风险。
至少我是这么看的，不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们不能令时光倒流，但事实是，在大多数面临经济困境的国家里，新拉丁美洲的政治领导证明了，能够应付在经济逆境中培育民主的挑战。我们根据其自身特殊情况分别处理每个国家的问题，而且我愿意相信，这种作为我们债务战略特征的个案解决方式，实际上有助于促进政治上的现实主义态度和自力更生精神。
那些借款国自身从未寻求组织一个债务国卡特尔一一在减免债务的要求未获满足时，威胁通过集体违约来击垮金融机构。诚然，以其他国家为要挟获得谈判对手让步，是极其敏感的，但拉美国家一贯反对把它们自己结成一个有力的谈判集团的观点。我认为，它们是放眼未来，从各自利益角度尽可能与其债权人合作。毫无疑问，许多拉美国家之间长期的相互猜疑和对立，也妨碍了它们的协调立场。而且，由于幸运或是其他原因，似乎总有一个重要国家表现得不错，并认为加入其他国家与其债权人强烈对抗会损失很多。
几个特例证实了这一规则、在新的左翼总统阿兰·加西亚的领导下，秘鲁于1985年采取了一种对抗性举措。他立刻单方面宣布，他将把不超过秘鲁出口收入10%的资金，用于支付贷款利息(而且甚至这个水平也很少达到)。在不长的时间里，这一措施颇有争议地帮助了秘鲁和加西亚。他无疑希望这将成为其他债务国的榜样。但加西亚的政治观点以及据称专横的个人作风，限制了他对其他拉美国家领导人的号召力。商业银行和债权国政府，都不想因为要求违约的法律救济而将问题激化，那会给每一方都带来没完没了的麻烦。但在加西亚任期结束之前很久，秘书的经济就陷入了崩溃，成了没人想仿效的例子。1990年7月继任的阿尔韦托·藤森，则持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国内国外都制定了更为传统的政策。
巴西人也曾有过一位特别好斗的财政部部长一一迪尔森·福纳若，他的谈判方式就是威胁不付利息。1987年的一段时间里，他确实就暂停了利息支付，却只发现，相比他在前面拒绝支付利息而节省下的资金，更多的巴西资本正从后门流出这个国家。他这种方式的难点在于，对国外债权人权利的缺乏尊重，也会让巴西本国的富人感到脊背发凉，而巴西有不少富人。他们开始担心，下一个出现在没收名单上的，会不会是自己的金融资产。那种特殊的尝试很快就结束了，但巴西却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这几个拉美的主要债务国(曾被伦敦《经济学人》杂志称作MBA国家①，调侃那些曾经轻率地贷款给这些国家的年轻银行官员们)中垫了底。
拉丁美洲国家，无论大小，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种天生的强烈反感。作为指定的世界性货币合作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和监督稳定计划方面具有道德权威和经验。但也许无可避免地，它也表现出一个严格的军纪官形象，强迫其成员作出牺牲并实施紧缩措施。我想我们都应该受到批评，因为没能更早地把世界银行和地区性发展银行积极纳入这一过程，因为它们的标签是，以恢复增长和发展的需要为最终目标。
①墨阿哥、巴西、阿根廷三同同国国有英文首字句组合也恰好是MBA (Mexico 、Brazil 、Argentina)。
对我而言，部分困难在于机构人员的角力。调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地盘，而其官员不愿意冒着自身宏观经济调整和紧缩的信息被模糊的风险，去邀请世界银行官员加入他们的行动或做出独立分析。另外，那些机构之外的很多人，如我们，怀疑基金组织的人员是否在一个过于狭窄的参照系内工作。基金组织的调整模式是明确的：贬值以使出口有竞争力、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应对通货膨胀、使国家预算摆脱赤字以为私人投资腾出空间、限制工资以加速转向稳定一一就是这些。这些要求与非常具体的"绩效评价标准"挂钩，这样每个季度的贷款拨付，都将取决于基金组织客户是否满足其调整目标。在借款国看来，这种方式看上去自然是冒犯的，甚至有点儿武断，它们觉得自己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特殊性，没有被充分了解。我们中一些经历过努力实现自愿接受的货币和预算目标的人，会对它们的关切表示同情，但无论冒犯与否，基金组织的人会提醒我们这些糊涂的理想主义者，留心他们辛苦得来的经验：严格的定期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以免纵容一两个季度的"失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积淀下来，从而j变成一种无效政策。我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有道理的，而且最终绝大多数借款国也同意这一点，因为无论如何，它们都没有其他途径获得其需要的那种支撑。基金组织不但提供了精神支持，也提供了硬通货，这两者是通过其本身放贷和其对银行行为的影响来实现。
大银行的银行家们通常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想挽救贷款的价值，他们最好抱团。基金组织采取的方法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清楚：有着大笔贷款等着收回——或损失的债权银行，在投入足够新资金以帮助其用款客户度过艰难的调整期前，稳定计划不会被批准，基金组织也不会提供贷款。
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问题，即银行是否被要求违反那个"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古老警示。然而，我很清楚，事实上任何情况下，银行收到的利息比他们提供的新贷款要多。如果他们真的想保守，他们就该提供新贷款，坐收利息，并将其中一部分留作储备。这样，从哪个角度看，他们也比压根儿收不到利息要强。一些外国银行做了类似的事，甚至比这走得更远。也许我们应该坚持让美国的银行也这么做。
我要代表美联储说的是，如果新贷款是基金组织批准的调整计划的一部分，并因此合理带来了未偿还贷款的优化前景，那些新贷款不该被批评为鲁莽。这就像银行要经常作出的困难判断一一是再向一个麻烦缠身的公司或个人提供新贷款，以帮助其渡过难关。但在国际主权贷款中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国际破产法院没有最终追索权，以处理不同债权人的索赔。德拉罗西埃还没走得这么远!
许多计划根据那些协议得以推进，也有许多新贷款得到了批准。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借款者角度看，根本问题显然未得到解决，而放款人则感到了某种疲惫。有一种政治倾向认为，借款人的负担要比放款人的要大，毕竟后者首先轻率地拿他们的钱去冒险了。银行可能会在谈判桌前大吵大闹，但它们最终从利息中收回的现金比贷出去的要多。多数美国银行在提取风险准备金方面动作缓慢，因为那会直接损及利润，所以它们似乎在逃避轻率放贷的正常后果。即使如此，在合作新贷款计划时，尤其是一些美国银行看起来是在寻找限制其敞口的办法，个体银行间或各国银行间的摩擦加剧了。更有甚者，几家更激进的银行试图采取一种审慎(或者并没有说得这么审慎)的敲诈方式，威胁从一个或另一个新的一揽子贷款计划中撤出，除非与借款国有关的某种具体抱怨或目标得以解决。
这些都令人丧气。当时的形势，在逻辑上似乎要求银行在建立其风险准备时，至少在利率方面自愿作出一些重大让步。但作为管理者，我们觉得，我们实际上不能在不损害其放款意愿的情况下，通过强制实行低于市场的利率或是大额准备金，而把损失强加给银行。随着时间的流逝，银行的附缩小了息差，但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如果，银行更早一些自愿作出更大让步，整个计划会更为成功。相反，冒着影响借款人合作的风险，在重组贷款上，银行试图挤出最后的0.125%息差，或将贷款期限缩短一两年，这样谈判似乎总是变成了一场棒球游戏。最后，无论是雅克·德拉罗西埃还是我，或者我们俩一起，不得不与银行家坐到一块儿，劝他们同意。
詹姆斯·贝克在1985年年初与唐纳德·里甘调换了职位、将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职务给了里甘，自己代替里甘出任里根政府的第二任财政部部长。上任之币，他向我提出了上述所有那些问题。在其家族历史上，他曾是得克萨斯州一家大银行的董事，但我猜测是他的政治本能而非银行业血液使他说出了这句话，"你知道，这看起来不对。银行这时候必须承担一些损失。"但在他考虑这个问题时，他也和我一样，找不到一个办法，一方面促使银行承担有限的损失，同时又期望银行提供新资金以支炜其借款国恢复健康。由于我前面提及的原因，由国会一些人提出的请多更宏大的方案，他也没有看到什么希望。但疲劳感和受挫感，以及增长和发展正在萎靡这个更重要的事实，是回避不了的。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更宏大的计划，那我们便是一无所长，什么也赢不了。于是我们一起集思广益。
我的出发点是，我们所有的分析都建议，基于世界经济增长、开放市场以及控制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合理假设，在不超出银行和官方机构能力的情况下，应提供足够的私人及公共融资用于支持拉丁美洲增长的恢复。在美联储之外，这种推论似乎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私人分析家的广泛认可。然而，对这种情形真会实现的信心在逐渐减弱。银行厌倦了在缺少法律责任的条件下，展期债务并重新安排偿付的无休止谈判。从长远看，它们的借款人至少是日益灰心，获得足够新贷款支持经济增长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这就是新任财政部部长1985年10月在首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演讲的背景、演讲勾勒出一个新的"持续增长计划"，即所谓的贝克计划。演讲稿是在飞往韩国的航班上起草的，但思路的转变则更为曲折。其目的在于突出并强调确保足够融资以支持拉美复兴与增长的必要性。
在华盛顿，我们已经与世界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测算出了融资数额。根据他们擅长的对改革计划的经济评估，它们愿意更积极地提供长期发展贷款。商业银行则被要求提供比短期融资期限更长一点儿的资金，当然，条件是基金组织批准了适合的计划。基金组织本身则被鼓励在制订计划过程中，与世界银行更密切地合作。
贝克计划受到了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所有各方的热烈欢迎。但当它超越道义支持，兑现实际承诺时，商业银行就不那么热衷了。财政部和美联储与它们一起，探讨了各种提供适当担保的方式，但这些讨论更多的是以宽泛的意向书收场，没什么实质性成果。
1986年，墨西哥政府和其银行家们之间进行了多次重要谈判，内容是提供一些新贷款，并就1982年危机之后发放的贷款重新协商。这些谈判的过程全面展示了各种持续的困难。整个计划涉及春天以来最艰难的谈判，我曾被临时通知，让我本人去拜会德拉马德里总统，旨在帮助阻止一次全面崩溃。席尔瓦·埃尔索格的突然辞职，突出了墨西哥政府内部的混乱和争执。他的继任者是古斯塔夫·佩特里西奥利，即现任驻美大使。在基金组织一世界银行会议期间，银行融资还未确定。我最后决定，和世界银行新任行长巴伯·唐纳伯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德拉罗西埃一起，约上12家世界最大银行的董事长，去他们那里听听银行的说法。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原来他们内部有争议。其中一两个人有着另类的提议，迟至当天还在拒绝墨西哥可以接受的一揽子计划。当一搅子贷款计划的数量和形式迫于最后期限的压力下解决后，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银行对新贷款收取的利率了。我们回到正在召开基金组织会议的酒店，在其中一个房间里商量这个问题可否解决。在困难的几个月全部结束后，这个问题对我似乎毫不起眼。在其房中等候的佩特里西奥利，要求一个对伦敦同业拆借利率上浮0.75%的息差，而银行要求0.875%，一个0.125%的差距。按美元计，60亿美元的贷款每年的利息大约差1000万美元，而且那1000万美元将分摊到数百家银行。
银行的董事长们就坐在那里，就那么长时间地坐着，但他们就是不同意。最后，对明显的折中妥协方式，实际上只有一个反对意见。为了避免一个太明显的先例，这个一揽子贷款计划可以分开执行，根据具体贷款的条件，其中部分息差是0.75%，剩下的为0.875%。墨西哥和银行的技术专家被安排制定具体细节。但气氛被搅得太差，以至于下级官员无法就哪部分贷款适用哪种利率达成协议。各方最终都不太高兴地接受了所有贷款0.8125%的息差。据我所知，这是一个以往的贷款协议中从未有过的价格精准程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某种笑柄。但无论是否被嘲笑，它成了未来重组协议的一个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先例。当然，正是每一个协议都会成为先例这一预期，导致了谈判桌上的相持不下。
到1987年春天，贝克计划已陷入困境，对它的热情也杳杳无踪。当年少气盛的花旗银行新董事长约翰·里德①决定掌握主动并将自己从旧体制中解脱出来时，标志性的最后一击发生了。用银行业的技术术语讲，针对花旗银行的第二世界债务，他一下子"拨备了"或者说储备了30亿美元，占那些债务总额的20%。这意味着对该银行盈亏线的巨大"冲击"，此举让美国银行业以史无前例的损失结束了这一年。按照里德向我及后来向他那些不太高兴的银行同僚们的解释，他的理由是：证明银行能够承担潜在的损失，消除萦绕在市场上的顾虑，并为以后几年的高利润扫除障碍。这种方式让人们难免产生一个印象，即标明他在美国银行业的领导地位。
①约翰·里德：具备科技背景的美国金融家，1965年加入花旗银行，1984年担任花旗公司，花旗银行董事长兼CEO，1998年任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联席CEO，2000年2月辞职。在花旗工作期间，他成功研究了自动提款机系统(ATM)，使花旗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大规模使用计算机、传呼机的银行，并率先启动了信用卡，大大扩展了花旗的业务范围。2003年9月至2005年，在里查德·格拉索高薪丑闻后，以1美元年薪担任纽约证交所过渡期主席并短期兼任CEO，为纽交所转型成上市公司制定了全新的治理规则。2010至2014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校董会主席。
在银行分析师和投资者的圈子中，这一举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得到了广泛赞扬。无疑，我的大多数管理者同行也是这么想的。股票市场将其视为利好，推高了花旗银行的股价。其他银行感到不得不仿效里德的创举。正如里德自信满满的推测，我无法批评一个看起来如此审慎的举措。但对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拉美贷款在二级市场上的命运，那些贷款在这个市场以低于面值的价格买卖。它们的价格在往下走。推究其原因，却是合情合理。如果在大银行的带领下 ，银行自己都认为1美元的贷款只值75美分，那么，如何指望它们再发放新贷款呢？如果银行停止放贷，它们的债务人将不能继续支付利息，而且，鉴于后者的信用已经受损，它们也没什么动力去付利息了。这些贷款的价值还会进一步下降。很快，银行不但实现不了创纪录的利润， 还需要更多的坏账准备并冲销坏账。
几个月后，我离开了美联储。但此后一两年，发放给拉美的新贷款几近枯竭，我却并不感到惊讶。有一段时期出现了大量实验性做法，包括债转股、退出债券①以及其他的工具一一有些情况下涉及自愿注销至少部分债务。然后，1989年初，在新政府的旗帜下，财政部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②宣布，在1982年墨西哥危机中开始采用、并在贝克计划中得到发展的措施结束了。当然，布雷迪没有说得那么直白。他说的是：是强调债务削减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应该开始免除本金或利息，而不是提供新贷款了。协议仍将是逐个谈判，而基金组织对调整计划的批准，仍将是减计资产合法化的关键。但那些官方协议不再依赖银行同意的融资计划。此外，布雷迪计划，加强并扩大了已由日本大陆相宫泽喜一和其他人提出的想法。
①退出债券，亦称有权不接受债务重整的债券。
②尼占拉斯·布雷迪：1988年9月至1993年1月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熔断机制之父"，令其名声大噪的正是下文提到的1989年3月的"布雷迪计划"，主要做法即是由发展中国家将现有债务转换为其新发行的美元债券，或称"布雷迪债券"。
实质上，那就是真正地接受现实。我个人对政府积极支持豁免私人银行而非官方放贷人提供的债务心存疑虑，部分是因为我担心，那些仍有足够手段偿债的国家，将会要求同等对待。然而，布雷迪当时的直觉是，在融资谈判中，官员不须再扮演银行的婆婆了，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1992年年初，布雷迪计划的方案，已经与两个拉美大国及菲律宾协商过了。当新动议宣布时，墨西哥仍在贝克计划的谈判之中，于是它根据布雷迪计划的那些要点，很快做出了修改。毫无疑问，谈判的债务和利率削减数额，要比其他方式大得多。只有几家银行，十分有趣的是花旗银行也在其中，总体上倾向于发放新贷款而不是减计旧的。墨西哥的债务总额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个差异是不是墨西哥方案取得经济成功的关键，却是有疑问的。在委内瑞拉，只要石油价格没有明显下降，削减债务的经济动机就一直不够强烈。
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两国为恢复对其经济管理、经济稳定和发展前景的信心，都经过了相当漫长的努力。它们能够再度利用对任何国家来讲都是最重要的资本来源：本国居民的储蓄。那些资本开始从纽约、迈阿密、苏黎世或者其他境外地区，大量流回国内。墨西哥甚至开始采取规模很小但意义重大的举措：从国际债券市场借贷。即使是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年份，墨西哥也从未在该市场拖欠一次偿付。
到20世纪90年代初，多数银行对除短期贸易贷款之外的所有拉美国家贷款，提取了50%-100%准备金，远远超过了花旗银行1987年的惊人之举。80年代无数的宝贵谈判时间，事实上成功地消除了一场同际银行业危机的可能性。花旗银行的比尔·罗德斯在这电谈判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银行在90年代初面临强大压力一一而且它们确实如此一一那么原因是80年代的国内贷款过度，而不是拉美债务压力。
我认为，雅克·德拉罗西埃和他基金组织的同事，世界银行的汤姆·克劳森①、巴伯·科纳布尔和厄尼·斯特恩，以及重返政府部门扫任美联储顾问、承担了与拉美国家间不可或缺的联络工作的埃德温·约所花费的那数千小时时间，给拉丁美洲带来了新的进步意识和希望。我知道，一些才华横溢、思想开明的拉夫新领袖已被推到了前台。墨西哥耀眼的年轻二人组合一一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和他的财政部部长佩德罗·阿斯佩，与中央银行的米格尔·曼塞拉和财政部里精力充沛的安赫尔·古里亚组成财经团队。曼塞拉坚定而富于理智，而古里亚到现在为止一定是处理国际债务问题最长时间纪录的保持者。作为一群经济官员，他们在理解力、持续性以及胆识等方面，足以匹敌世界上任何人。阿根廷的多明戈·卡瓦洛②，委内瑞拉的佩德罗·蒂诺科，以及智利的安德烈斯·比安基虽然稍后登场，但也留下了显著的个人印记。这一名单还可以长很多。
①汤姆·克劳森(1923-2013)：1981年7月至1986年7月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离开世界银行后，重返美洲银行担任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直至1990年担任美洲银行执行委员会主席，在该行期间，他帮助美洲银行发展为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
②多明戈·卡瓦洛：1991年2月至1996年7月26日担任阿根廷经济部部长，因其任职期间实施的兑换计划备受赞誉，该计划在1991-2001年期间美元与比索的汇率固定为1:1，使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从1990年的1300%以上降至1992年的不到20%，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几年里几乎为零。但是，在他的理念下，阿根廷也遭遇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当时他实施了著名的"围栏"措施，限制储户从其银行账户中取走自己的全部资金，但允许他们用来从事银行交易，由此导致了2001年12月21日的阿根廷骚乱及总统费尔南多·德拉在阿当日的辞职。2015年他被判处贪污罪，但他随后上诉，目前仍在等待确定的判决。
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可以一再上演，后来将焦点转向了东欧、俄罗斯和新的独联体国家。似曾相识的战旗冉冉升起；还不还债再度成为硝烟弥漫的论战话题。处于新计划初期的波兰，优先考虑减轻债务，并得到持有其大部分债务的官方债权人的同意。但当时的国际信贷市场却将它拒之门外。而相对来说债务更多的匈牙利，决定侧重于持续性、还债和进入信贷市场，而且确实持续从国外筹得了新资金。
哪种方式更有前途呢？尽管特定环境的重要细节存在差异，我的立场是明确的。没有能力还债无可厚非。如果正在为经济改革做出合理努力，必要的债务延期或重组要求，通常会得到理解和满足。但在我看来，坚持将取消债务作为一种倚重的援助形式，或者拒绝偿付，极有可能是帮倒忙。
在原苏联版图内，债务偿付中断是一个生活现实，对处于经济混乱中的新国家来说通常是这样。但那些在1992年估计为600亿至800亿美元的债务，就其经济潜力而言，还是可以管理的。按人均计算，这些债务只占拉美国家债务负担规模的1/5，或者不到1/5，而且那些新的共和国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它们成功的关键将是释放那些资源，恢复某种意义的稳定，并提高效率和生产率。无疑，这一过程中，最起码需要官方和私人的新贷款、国外的新投资甚至是纯粹的援助提供动力。在那些方面，我想它们的领导人从拉美经验中所学到的，应该与他们从工业国家学到的一样多，或者更多①。
①三位第三世界债务问题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要点见附录。一一作者原注。
行天丰雄
债务危机是一个将要伴随我们多年的全球性问题的第一阶段。它的复杂在于它与很多重要问题紧密关联：发展战略、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角色以及银行的行为和监管。我们学到的主要教训是，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界中。过往经历提醒我们，发达同家和发展中国家、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市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在摸索一个可行方案的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不是最后的成功。
现选解决方案的大部分工作，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五年中，我至少参与了部分方案。前五年，保罗·沃尔克已经介绍过，是一段非常时期，日复一日地严峻考验财政机关，能再维护国际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活力。1985年，由于形势开始再度恶化，这场关键的金融灭火行动明显不够。许多债务国赖以为生的主要商品价格开始下跌，而主要国家一一美国、日本和德国一一这些第三世界的产品市场，其经济增长率也在下降。债权银行很不情愿继续向拉丁美洲贷款，以帮助他们的第二世界客户渡过难关。特别是美国大的区域性银行，已经因其石油和农业客户的经济崩溃甚至破产遭受了损失，不得不尽可能多地救助这些客户。欧洲，尤其是德国和瑞士的银行，对拉丁美洲也变得谨慎起来。私人银行对15个主要债务国的贷款余额，1985年下降了40亿美元，1986年则又下降了18亿美元。
这进一步打击了债务国。1984-1986年，重债务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从310亿美元上升到490亿美元。它们的偿债比率在这三年里从24%升至27%，这意味着，它们每年大概有1/4的出口收入，被用以保证支付其债权人的年度利息，这些债权人主要来自工业国家。它们的欠债总额与年度出口收入比值，从165%提高到204%，或者说直逼公认的一国危险水平。为了向债权人履约，它们实际支付的资金，比其得到的急需用于发展的资金还要多。债务国1984年的资本净流出为100亿美元，1986年则翻了一番还多，高达240亿美元。
这就是美国财政部部长于1985年10月宣布贝克计划的背景。对债务人而言，这是一种增长导向的改良主义方案，但它也要求商业银行三年内增加200亿美元的新贷款；同期，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将贷款规模提高50%。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实现我们许多人希望的结果。私人银行直接拒绝对这些国家继续放贷。债权国政府无所作为，这是贝克计划的严重缺陷。所有这些结果，造成了借贷双方心态极其严重的恶化。
1987年7月，激进的秘鲁新任总统阿兰·加西亚表示，秘鲁将把债务偿付开支限制在出口收入的10%以内，并呼吁其他债务国也加入，但他没有得到支持。墨西哥形势再度恶化，1986年联邦预算赤字几乎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3%。政府对濒危国企的补贴不断飘升，由于1986年夏季13个州的州长选举，紧缩政策也被摒弃。财政部部长赫苏斯·席尔瓦·埃尔索格被撤换。其继任者古斯塔夫·佩特里西奥利，强调考虑、国内因素，并通过挑衅式地提醒债权人"死人还不了债"，小小警告了我们一下。经过大世努力，最终，墨西哥在1986年7月接受了一项经济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同意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10月份，来自美国、日本和欧洲的放款银行，同意向墨西哥提供60亿美元的新贷款，避免了另一次危机。
但事情还没完。1987年2月，巴西突然宣布，它将暂停支付其900亿美元未偿债务的利息。因为它的贸易顺差在萎缩、外汇储备在减少。但最重大的意外是，花旗银行的约翰·里德宣布，将拿出30亿美元作为拉丁美洲贷款的损失准备金银行与债务国之间的新关系出现了：这是第一次，银行不再看好其债务人的未来，并从发放贷款维持客户稳定发展，转变为保护银行白身的财务情力。显然，需要新办法了。
美国参议院的比尔·布拉德利①已经提出了一项债务计划，要点是利率削减3%，且每年免除3%的债务余额。其他专家，包括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②和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代表查尔斯·舒默，提出的观点涵盖了一些免除债务的内容。美国财政部当时十分反对免除债务。银行冲销了它们的损失，财政部就担心潜在的税收损失。但是就法律层面而言，它害怕免除墨西哥的债务，将鼓励其他债务人不偿还债务，从而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那么，政府怎么能不支持困难重重的农民和按揭贷款人的请求呢？实际上，道德败坏并没有漫延。国内借款人显然不会将自己的地位和外国借款人等同，银行股东则默许银行的政策。
①比尔·布拉德利：美国大学联盟锦标赛(NCAA)美联社年度最佳球员，NBA全明星，1977年职业篮球运动员生涯结束后，于1978年以35岁的年龄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之后的参议员选举中接连获胜，直至1995年宣布不再参选。
②杰弗里·萨克斯：著名的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休克疗法"之父。其受聘玻利维亚政府经济顾问期间，针对该国经济危机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纲领和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经济自由化，经济私有化、经济稳定化。由于这套举措拥有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使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甚至导致出现"休克"状态，从此"休克疗法"这一医学名词被引入经济领域，用来称谓一整套激进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转型方式。
为了在提供新型方案时避开危险路径，财政部部长贝克在1987年的威尼斯峰会上提出了一种新方法。他建议银行和债务人在个案基础上合作，并从囊括了不同方法的菜单中做出选择：债转股、投资类票据、退出债券、新贷款、资本化利息以及很多其他涉及金融创新的工具。这些方法中有一些取得了成果，尤其是1988年著名的墨西哥交易，当时墨西哥将部分旧债务打折拍卖，换成新的墨西哥政府债券，后者向美国财政部无息债券全额担保。但总体而言，这个菜单方式仅仅提供了有限的新资源，债务国没有获得大规模新资金。很多银行仍然不情愿因免除部分债务而产生大量账面损失，只要能获得利息，他们宁愿将这些债务保留在账上。
1986年秋、日本的银行开始发挥非常显著的作用。在对拉丁美洲的银行总敞口中，美国的银行占37%，日本的银行15%，英国14%，法国10%，德国19%，加拿大8%，瑞士3%。日本的银行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参与者。在它们发放给拉美国家的370亿美元贷款余额中，给了墨西哥110亿美元，巴西90亿美元，阿根廷50亿美元，巴拿马40亿美元。而当其他大多数国家的银行在收紧时、只有日本的银行增加了在拉美的放贷。日本的银行的敝口从1984年的290亿美元，上升到了1986年的370亿美元。它们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日本的大量贸易顺差，以公司客户不断增加存款的形式，为银行提供了流动性，同时帮助银行转型为国际竞技场上的积极竞争者。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也放大了日本银行放贷的美元数额。
1987年5月，美国主要银行的领导人来到东京，包括花旗银行的约翰·里德，大通的威拉德·布彻，摩根的刘易斯·普雷斯顿①和美洲银行的汤姆·克劳森。他们见了我们的大藏相和中央银行行长，并敦促日本的银行更加积极地合作。这些美国大银行陷入了其拉美债务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们不得不遭受某种程度上由过度放贷导致的损失，这意味着它们无法继续向拉美发放新的贷款；另一方面，它们又不能抛弃拉美，那里是它们重要的市场。因此，说服日本的银行与它们合作并共同承担债务国负担，对美国的银行来说至关重要。
①刘易斯·普雷斯顿：1980至1989年任J.P.摩根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使摩根公司成为整个拉美债务危机中唯一一个保持AAA信用等级的美国大型贷款机构，1991年9月1日出任世界银行行长，直至1995年5月4日去世。
大藏省提出，保持生产性资本流向拉美是当务之急。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认为鼓励银行与债务国、国际贷款机构及它们本国政府合作非常关键。日本政府开始通过大藏省寻求解决债务问题的新方法，最终提出了所谓的"宫泽计划"，以我们大藏相的名字命名。计划的主旨是，引入或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和债权国政府的参与，而债务国则被要求执行实质性调整方案。国际和国内机构将提供融资，以使债务国的保证更有分量。银行将被要求在"向债务国提供新贷款或通过降低利率来削减债务"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在1988年7月的多伦多峰会和同年9月柏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提出了该计划。让我们极度失望的是，其他七国集团成员强烈反对，尤其是美国、英国和德国，它们的理由是，多边或国内公共机构的过多介入，将导致风险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这是很危险的。加拿大保持开放立场，法国则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创设新的特别提款权并对债务国优先分配。经过非正式讨论，这些援助第二世界债务国的提议，显然没一个行得通。我和七国集团的其他代表们深度参与了这些讨论，政治家们对私人银行近乎刻薄的强烈反感，实在令我吃惊。我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财政部部长说道"既然整件事都是银行的杰作，我们何不让它们自食恶果？"我想这是政治家们那段时间的普遍心理。
到了1988年冬天，形势丝毫没有改善，此时，即使是美国财政部也意识到，需要新的大胆的举措。它提出一个新想法，对传统思维有重大突破。不仅直截了当，而且几乎全部着眼于债务削减。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计划，银行将免除部分债务，但不会提供任何形式的新资金。那取决于债务国，它们可以重返国际资本市场，或者，也是最重要的，通过调整它们的国内规划、法律和规章制度，将其居民持有的外逃巨额资金吸引回国。这一计划貌似非常合理，却很不现实。
因此，我们开始研究不同的建议，美国的、日本的，还有其他国家的。我们这些官员，特别是来自七国集团国家的，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完善它们，并与国际金融机构和私人银行进行了大最磋商。我们提出了一项在1989年4月七国集团会议获得官方同意的计划。其被称为"新债务战略"，糅合了日本计划的要点。它是一项四个主要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计划：债务人、银行、债权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首先，债务国必须就一项中期调整计划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以控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私有化国有企业及调回外逃资本。基金组织将监督计划执行，作为回报，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提供新贷款，在债务国设立一项作为担保的基金。实际上，正如保罗·沃尔克所言，基金组织同时扮演了破产法官和贷款机构的角色，而它担保新贷款的确切事实，将给其他新的放贷人带来信心。银行面临三种选择：债务免除、偿债削减或发放新贷款。债权国政府也被希望向债务国提供融资，主要通过其类似进出口银行的公共机构。债权国政府还被要求清理会计程序和税务法规中的障碍，从而便利银行注销债务。
截至本文写作的当下，墨西哥、菲律宾、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摩洛哥和乌拉圭，已经同意了基金组织的中期调整计划。经过四方参与者长期的艰苦谈判，最有意义的成果当数1990年2月与墨西哥达成的交易。这次交易最有趣的部分与银行有关。一旦被给予处理其第三世界债务的选择方式，有50%的银行选择通过降低利率以削减债务，40%同意免除部分债务，仅有10%选择提供新贷款。
回顾这次债务重谈过程，债务国和债权国双方显然都必须承担重要责任。毋庸置疑，债务国最初的发展战略，不是计划有问题就是执行出了状况。大部分所借入的款项，并没有用于提升其出口竞争力。说白了，它们投资的项目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外汇收益，实际上，大部分都亏钱。就债权国而言，出于种种原因，许多银行都过分热衷自身的短期商业利益，从而忽略了中长期内，其借款人有效掌控并利用这些资金的资历和能力。放贷行为无疑也受到其政府的鼓励，尤其是在石油危机之后，但是其中一些放贷政策仅指望增加利润。贷款大部分以美元形式发放，使得借款人完全受制于放款国家的货币政策，美元利率达到历史最高时，债务危机爆发，这并非巧合。正如我们从保罗·沃尔克那儿听到的，在与记忆中最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斗争时，对外贷款的质量并非他考虑的首要因素。我们也可以指责我们的管理机构，在允许欧洲市场无限制扩张时过于仁慈了。直到1980年，欧洲市场的扩张还备受警惕，但面对第二次石油冲击，我们却非常宽容地听凭其发展，近乎放任自流。正是这一市场催生了所有那些银团贷款，一个推动银行贷款急剧扩张的手法。
后来梳理债务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一种普遍道德风险的威胁——"债务疲劳"，借贷双方均受此折磨。借款人自问，他们为什么要牺牲经济增长，而只是去满足放贷人的贪婪。放贷人，则因为不得不在债务人信用逐年恶化的同时继续对后者贷款而心生懊恼。我们所有人之所以开始同意某种债务削减不仅不可illï免甚至可取和必要，这种债务疲劳是原因之一。
但是有三种途径去减少债务存量，而且我相信只有三种。第一种，当然是偿还债务。这是最典型实际上也是很正常的途径，但在这咱不可行。第二种，是将债务转成某种无须偿还的投资。对此有很多设想，比如将债务转换成私营公司的股权。这个方式重要性显著，因为它能削减债务，却并不危及新资金流入实施债股转换国家的可能性，但它需要辅以审慎的货币政策。
第三种方法是免除债务。这是一个简单而重要的减债想法，却也造成了一个两难困境。债务国需要新资本，但给转身又去借债的债务国免除债务，这存在着内在冲突。免除债务意味着旧贷款糟糕到不得不取消。如果事实如此，如何令放贷人相信新贷款是没问题的？只有当放款人相信，他们的新贷款和剩余的旧贷款、质量将同时好于注销的旧贷款时，这一问题才能解决。对借款人来说，最传统的信用提升方式，是通过良好的经济表现，展示进行国内调整努力的坚定承诺。我认为，信贷市场会欣赏这种展示，并感觉放贷给这样一个借款人，有更好的偿付机会。
同时，这些国家也明显需要为经济重建和发展持续注入资本。它们如何获得资金呢？首先，通过多出口少进口积累贸易顺差。其次，可以吸引海外投资者的直接投资。再次，也可以从银行获得新贷款。最后，它们还可以通过重获因其不负责任的政策而外逃的本国居民资本，来得到投资基金。实际上，债务国需要同时使用四种方法。
但是，复杂的金融技术永远无法单独解决债务问题。保罗·沃尔克强调，最终答案来自债务国本身，但我必须补充一点：所有四方一一债务国、债权国政府、债权银行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应当共担成本和风险。政府过去乃至现在仍然极不情愿将私人风险转给公共放贷人。我当然理解这种考虑，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1984年，公共机构放贷在第二世界债务总额中占38%，私人放贷者则为62%。1990年，两者所占份额变化为各一半。无论你是否乐意，风险早已从私人部门持续转向公共放贷人，一味反对这种趋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整个合作过程，致力于在不造成一国破产或世界金融体系瘫痪的情况下，实现平稳减少拉美国家债务的共同目标，这个过程肯定会继续。像墨西哥、智利和委内瑞拉这几个国家，的确付出了艰苦努力，也取得了实质性进步，但其他国家的表现并不乐观，这种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一问题也不会止步于拉美地区，当类似问题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东欧出现时，我们学到的所有经验教训，将适用且同样重要。